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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地理基础
（摘要）：黄仁宇先生治史，不就事论事，复述史实，更反对机械呆板的直线演进论和中国史所一以贯之的道德教化，而是注重从技术的角度归纳中国历史所以如此的原因。本文论述黄仁宇就历史中的地理因素所做的阐释，并就此进行方法论意义上的探讨。人类必须结成社会才能发展经济文化，而社会又一定要建立在某种自然地理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类历史的展开，必定是建构在地理的舞台上。就地理对历史的影响而言，西方学者早就注意到其重要性并就此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阐述。如，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里，用了整整五章的篇幅分别论述了法律和气候的性质的关系；民事奴隶制的法律和气候的性质的关系；家庭奴隶制的法律和气候的关系；政治奴役的法律和气候的性质的关系以及法律和土壤的性质的关系。①《论法的精神》（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又如，在黑格尔的煌煌巨著《历史哲学》里，地理就是贯穿全书的经络，黑格尔不但是在分类论述各个地区和各个国家的时候运用地理，而且更重要的是深入探讨地理对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精神风尚的影响。②《历史哲学》（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19世纪以来，西方更是形成了地理环境学派、地理经纬度社会观、宗教地理学、政治地理学以及经济地理学等门派、观点和学科。黄仁宇先生作为一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长期浸淫于西方学术文化氛围，自然深得其中三味，体现在他的学术著作中，便是对地理规制历史作用的重视。
黄仁宇就地理规制历史的作用的论述
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里，黄仁宇描述了至圣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异同。两位圣人相同的地方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始终相配合，正如《史记》所说：“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但二人的差别也明显。在性格上，孔子轻松愉快，孟子凡事紧张。孔子令门生言志，曾皙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咏而归”的踏青图最得他的赞赏；孟子则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生活上，孔子“食不厌精，烩不厌细”，孟子则毫不忌讳的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在人性善恶上，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人性的善恶，但从“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和“观过，斯知仁矣”两句话中可知，他是持性恶说的；孟子则直截了当，“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在对待礼仪上，孔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凡事中轨中距，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的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对颜渊的死虽然痛哭流涕，却依礼反对其厚葬；对阳货的为人不屑，为了礼尚往来，在其不在家时回访；孟子则率性而为，齐宣王称病时他也称病；见了梁惠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拜访他则他也以其道还治其人；对各国君主的赠仪，依自己喜好或受或不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二者的距离，正可以用孟子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来概括。
黄仁宇如此详细的转述二者的不同，并不是要指出孟子对孔子的继承和扬弃，以及儒学之道的传承嬗变，而是要追问“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之间会有这样一段距离？为什么春秋阶段与战国阶段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别？为什么中国会如此早熟---在纸张都未发明，文书尚用竹简木片传抄之际，即出现至圣亚圣，而且与孟子同一世纪即出现了秦始皇，且对此后的中国有决定性的影响？”③《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黄仁宇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页。作者在否定其它见解的同时自问自答，一针见血的指出答案正是中国历史的地理特点。黄仁宇认为，地理因素决定了中国初期的早熟的统一。中华文化发扬于黄河流域，黄河通过黄土地带，因而携带了大量的泥沙，随时有阻塞河床，冲破河堤，淹没人畜，损害耕作物的可能，因而各小国纷纷在黄河附近筑堤防范，也不免有时以邻为壑，将灾害恶意的加诸邻国。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其只要议题之一就是解决各国间因堤防而起的纷争。就此达成的协议，在各种古籍中记载为“无曲防”，“毋曲堤”，“毋雍泉”或“无障谷”，意在各个国家间在利用黄河水资源，防范洪涝灾害上要统一认识，协调行动。但一纸协议，终究敌不住军事政治的考验。公元前332年，赵国与齐魏作战就将黄河决堤以浸淹对方。孟子感慨万千：“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为壑---吾子过矣！”黄仁宇认为，“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④《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黄仁宇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页。
作者： 冥凰2005-8-3 07:21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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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候风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向统一。古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农业的丰收与否全赖雨量的盈亏，因而形成降雨的季候风就显得尤为重要。《史记 货殖列传》记载：“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到灾荒时，邻国如不加救济，就构成类似国际法上的“阻籴”行为，即可能导致战事的发生。葵丘之盟，也有“无遏籴”的条款。黄仁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大国控制资源愈多，对赈灾恤邻更有效，参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并。”⑤同上，第9页。“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赢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⑥同上，第10页。
在论述汉武帝时，黄仁宇提到汉朝北方绵亘两千多里的国防线和15英寸雨量线相吻合，由于线的西北常年雨量不到15英寸，农业无法经营，游牧民族出入此地，威胁强迫中国统一对付。自卫青、霍去病之后，“15英寸雨量线间两方的厮杀，还要继续约2000年，直到康熙帝以新式火炮打败了葛尔丹迫他自杀，才解除了游牧民族骑兵的优势，可见得历史并非全是人为，我们2200年后叙述秦皇汉武更无法忽视天候地理因素之重要。”⑦同上，第28页。宋朝的澶渊之盟，黄仁宇也认为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着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着力量的平衡。”⑧同上，第154页。
对王安石的改革，黄仁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王安石的新法的宗旨是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然而推行商业经济，在数目字上管理，必须具备的诸如私人财产权的确立和自由的转让等基本条件在当时更本无从谈起，因而只能落得个失败的下场。黄仁宇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官僚主义，是亚洲大陆主体的产物。其政治体系既要管束亿万农民，又要对付森林地带和草原地带的少数民族，就只能注重数量无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变而成为一种轻而驾巧带商业性的组织。”⑨同上，第161页。
在其他著作里，黄仁宇也多次提到地理对历史的影响。如在他的《中国大历史》里，第三章的题目就是“土壤、风向和雨量”。
注重地理因素的方法论意义
为什么黄仁宇如此重视地理的作用？是不是他也掉进了地理决定论的泥潭呢？探索作者的思想历程，笔者认为，这里面更多的体现了方法论意义。首先来看一下地理决定论。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有一派学者认为，人们行为上的差别主要是由不同的自然环境或与此有关的因素所形成。多少年代以来，希波克拉底、修昔底德、博丹、孟德斯鸠、拉采尔和亨廷顿的说法虽然不同，但都认为一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情况，对形成人们的外貌和生活起着作用，并淘汰那些与此不适合的东西。“地理决定一切”，代表这派的主要观点。⑻《人文
类型》（英）雷蒙德 弗思著，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其中孟德斯鸠可谓地理决定论的集大成者。在其经典的《论法的精神》里，孟德斯鸠用了大量的篇幅分析法律和气候的性质的关系。孟德斯鸠认为，人们在寒冷的气候下，便有充沛的精力，较强的自信，较大的勇气，较少猜疑策略与诡计，而闷热的地方则使人心神萎靡。身体的懒惰自然产生精神的懒惰，心灵一旦接受某种印象，就不再能加以改变了。由此他认为：“所以东方的法律、风俗、习惯，甚至那些看来无关紧要的习惯，如衣服的式样，和一千年前的相同。”P231在炎热的国家里，烈性的酒会凝结水分渗出后所遗留的血球，而寒冷国家则可以加速血液循环，因此禁止迦太基人饮酒的法律是处于气候的法律。P234不同气候的不同需要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种类的法律。当人们想象燃烧的时候，立法者的想象也同样热了起来；当人民变的多疑的时候，法律也就多什么都怀疑。P239气候不同，法律对人民的信任也不同。P240快乐的气候产生了坦率的风格，带来了柔和的法律。甚至在阐述奴役权的起源时，孟德斯鸠也认为酷热的气候是罪魁祸首。P246 247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以及一妻多夫制也受制于气候。P259 262法律和各民族谋生的方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从事商业与航海的民族比一个只满足于耕种土地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律，范围要广得多。从事农业的民族比那些以牧畜为生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内容要多得多。从事牧畜的民族比以狩猎为生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内容那就更多了。然而，就是领袖孟德斯鸠，也并不是固执的认为地理决定一切，这一点在他的另一本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在《论法的精神》中，他也指出：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就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宪政、风俗、习惯。结果就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一般的精神。在每一个国家里，这些因素中如果有一种起了强烈的作用，则其他因素的作用便将在同一程度上被削弱。大自然和气候几乎是野蛮人的唯一统治者；中国人受风俗的支配；而日本人受法律的压制；从前，风俗是拉栖代孟的法则；施政的准则和古代的风俗，在罗马就是规范。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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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并非地理决定论者，正如作者所说：“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有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⑩《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页。历史学在黄仁宇那里并不仅仅是记忆，其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在研究历史的时候，黄仁宇强调不能局限于历史如何演进，而是要探究何以如是展开的因果关系。地理在他那里，就成了何以如此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仅仅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非地理决定论。正如作者所说，“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地理在黄仁宇眼里，也具有一种技术的质地，和“潜水艇夹面包”、“数目字化管理”等一起，构成他的方法论的武器。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黄仁宇强调地理对历史的影响，不如说他借助地理这个门径，登堂入室到历史的大殿。
在方法论意义上，就重视地理作用而言，黄仁宇与黑格尔是一致的。在《历史哲学》的目录里，黑格尔指出：“自然加于历史发展的影响不应该估量得太高，也不应该太低。”⑪《历史哲学》（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假如把自然的联系同道德“全体”的普遍性和道德全体的个别行动的个体比较起来，那么，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所，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⑫同上，第82页。“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个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作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性格正是这个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的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⑬同上，第82页。在后面的论述中，黑格尔以地理的分界为线索，分别论述了阿非利加洲、亚细亚洲和欧罗巴洲的人文历史情况以及四部分，即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和日尔曼世界的历史哲学。在这里，黑格尔少有的将其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的宏伟殿堂建构在山水土壤构成的人间家园上，他的“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马克思语）辩证法也似乎镀上了唯物主义的金光。当然我们不能说黑格尔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动摇、转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仅仅可以推断，黑格尔只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运用着地理，就象哈特为了改善法理学的方法，解决法理学的问题，而把语义分析哲学引入法学研究一样。⑭《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张文显著，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精辟的论述：“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⑮《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一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在人类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曾经而且现在还深深影响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将地中海作为旧世界中心，而今日海湾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态势也必将影响世界格局今后长期的构建和消长。但是，人类已经走出了钻木取火、逐水草而居的蒙昧、野蛮阶段，而进入到知识经济的文明时期，“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已开始不再把人类看作是环境可以任意塑造的东西，而是看作如一个地理学家所说的‘改变地貌的力量’，人类不是消极地住在世界各地，而是改变环境的积极力量。”⑯《人文类型》（英）雷蒙德•弗思著，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二○○三年三月十二日星期三
请各位大虾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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