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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国企行政级别 回归打工仔本位2009年06月02日 08:09南方报业网【大 中 小】 【打印】 已有评论90条日前，广州市召开深化国企改革发展工作专题会议，下发了《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动国企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及《关于进一步深化广州市国企领导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等4个配套文件。提出要深入推进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改革，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着力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董事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优化国有经济结构布局等八大改革措施。
在改革方向上，国有资产去行政化的方向早有定论。取消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指导性政策，更是在2001年就已经颁布。这一政策到今天才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足见阻挠改革的既得利益之顽固。但当前的突破也足以证明，纵使艰难曲折，改革仍在继续，且不可逆转。
国有企业管理者职业经理人化，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步。一直以来，国有企业管理者由党政系统进行任命，企业分行政级别都是国有企业缺乏市场主体性的集中体现。很简单，一个“厅级”企业，其管理者必须从“厅级干部”中产生，但市场竞争根本不产生厅级干部。这就意味着，国有资产的管理者未必是市场中的优胜者，而必定是“官场”中的优胜者。当然，“厅级”企业在市场中的话语权必定大于普通人创办的中小企业，市场规则也由此受到损害。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在总量上的成绩单虽然光鲜亮丽，但结构性问题却是无法掩盖的。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的企业人格被长期压抑，导致竞争性领域国企大面积破产，产生了下岗职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亦官亦商、官商不分的特殊身份，使得垄断行业的国企得以同时充任裁判员与运动员，通过向行政部门输送利益及向行业上下游设立门槛等方式，令市场规则被破坏，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可见，国有资产去行政化是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要求。
与国有企业管理者职业经理人化相比，国有资产证券化将把国企改革引向更深刻的产权结构层面。在广州“进一步推动国企改革与发展的意见”的八大改革措施中，第一条便是“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每年制定企业上市计划，推进企业上市”。这不仅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更有利于优化国有资产产权结构。从重庆的经验看，国有资产证券化，有利于将国有资产的监管者由原来的国资委，扩大到由证监会、交易所、行业协会、上市保荐机构、会师所、律师以及机构投资者、中小投资者和媒体的舆论监督组成的“多位一体”监管网络，从而形成对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倒逼机制”。此外，在目前股市低迷之际，逐步将国有企业上市，也有利于让大众得到资产溢价，分享改革开放的益处。
但值得重视的是，国有资产证券化仅仅是通过“再市场化”，为国有资产找到新的所有者，却回避了国有资产原始所有者缺位的问题，首先，国有资产本来归全民所有，国民通过购买股份的方式，购买国有资产，就出现了重复购买的问题。其次，当前财富的分配状况，本身存在分配机制扭曲的情况下的贫富悬殊状况，在此基础上，国民对国有资产的购买力差距极大，倘若以目前的购买力为基础重新分配国有资产，难免存在二次分配不公。但是，我们又不能将国有资产以“资产券”的方式直接平均分配。一则在权力结构扭曲的情况下，国有资产产权的平均分配难以完成，二则这样做容易导致经营管理的无序状态，将导致国有资产的赢利能力大幅度下降，令“资产券”迅速贬值，三则，这难以避免资产的管理者通过信息不对称，采取“内部人控制”的方式将国有资产私有化。
解决以上问题，最便捷的办法，就是把每一个国民的平等的国民权益，都确立为基金账户上的份额，通过将国有资产股份注入国民权益基金，建立两层的委托代理机制:即国民通过占有国民权益基金，平等占有国有资产，而国民权益基金则进驻国有资产的董事会，负责国有资产的管理。以这种方式或者类似的措施，寻找国民权益与国有资产之间的利益联系，实现国有资产与公共事业的利益输送机制，应当成为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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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民有本质，才能有国有企业彻底去行政化
提倡民有本质，才能有国有企业彻底去行政化
作者：阿西
据《广州日报》6月1日报道，广州市《关于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正式出台。《意见》提出要取消国企行政级别；并规定三年内净资产回报率达不到国内同行业平均水平的低效资产，要主动退出投资。这应该看做是国有企业结构性的改革，尤可视作是对近年来争论不休的“国退民进”的重新正视。
也许有人会说国有企业的改革纷繁复杂，在中国始终就没有停过步伐，对国有企业不再进行行政式的管理，就是“国退民进”的继续吗？对此，笔者认为应该肯定回答。这甚至要比国有企业简单退出某些领域，或者对私有企业放开某些市场管制更为重要。因为任何资产的定性，都离不开这一点：其所有者和经营者以何种方式进行管理，乃至在市场上被如何看待。
可以这么说，我国经济体制在区分了国家资产和国民财富的不同之后，何时能彻底实现二者平等对待，取决于国有企业彻底去行政化。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其实还很不够。
比如我们公开地称呼老百姓的企业，从来就不说民有企业，而只说民营企业。一个“有”字和一个“营”字的差别，其实是巨大的。即便不考虑各种政治观点和经济学理论，就论一般的汉语常识，都知道“有”才意味着是自己的；而“营”最多意味你管理，你经营。
改革开放之前，属于国家的企业，都叫国营企业。改革后，发现这不对。因为据说这造成了所有者缺失，以至于产权不能界定。于是乎“国有”的称呼便应运而生。叫“国有”了，这样在清晰界定产权之后，还可以保证依然由国家指定代理人经营，包含原来的称呼含义。而改革三十年来，关于老百姓经商，经历了从小到大，从草根到宪法承认的过程。可是国有、民营一样都是企业，都是市场的行为主体，却还有着“有”和“营”，两种不同的公开称呼。这与“所有合法企业主体都应该平等享受国民待遇”的理想还有差距。
可见如何建立民有的制度环境和现实语境，变“民营”为“民有”，就如同变“国营”为“国有”一样，能得到一致认同，而写进宪法是远远不够的。这或者将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因为国有企业行政化，在全国范围还大规模存在。现在热谈国有和“民有”，也许还只是概念之争，但这个方向却不容置疑。
这需要我们进行深刻和具体的变革，是一场在本质上建立国有资产和国民财富同等地位的变革。什么时候不提“民营”了，而只说“民有”，就像不提“国营”，而只说“国有”一样，那么名正言顺地担心不同资产和财富的所有者缺失，也许才能说真正建立了这样的制度，这样的制度才深入人心，成为我们经济生活中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说广州国企改革，管理者不再是官，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第一步，只有最终提倡民有本质，才能有国有企业彻底去行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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