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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中日关系史中民间交流的特征与作用
日本所 张进山
一、引言
在国与国的相互交往中，因某种原因、目的或需要，在某一时段内以民间形式从事某种交流的个人或团体屡见不鲜。而像战后中日之间长达50余年的民间交流那样，发展成为一种以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和谋求彼此长期和平友好、共同繁荣为目的的有组织、有系统、有特色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不仅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两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史上也实属罕见。这种被誉为“民间外交”、“友好运动”的战后中日民间交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植根民众，经久不衰，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动和发展势头，在战后两国关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着特殊作用。在人类社会业已步入21世纪，中日复交迎来了30周年之际，回顾过去半个世纪里中日民间交流的发展轨迹，总结其经验，分析其背景，找出其特征，归纳其作用，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特征
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和时空虽为战后的中日民间交流，但由于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后处于美军占领之下，需依法接受国际上的战后处理，而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紧接着又进入国内的解放战争，因此，受这种客观形势的影响，两国的民间交流并非真正的自战后马上开始。确切地讲，它是始于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在过去的50多个春秋里，中日民间交流已由涓涓细流变成滔滔江河，已由充满荆棘的山间小路变成宽阔坦亮的平展大道。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它架起了跨越海洋的友谊桥梁；为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它发挥了掘进机、推进器的作用；为确保复交后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它又起到了润滑剂、平衡器的作用。但50多年间，因国际风云的不断变幻和两国各自国内政情的变化，战后的中日民间交流在不同时期内所追求的目标各有侧重，其表现形式和特征也不尽相同。概而言之，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一)打开关系的摸索期(1949——1960)
随着二战的结束和新中国的成立，中日两国本应基于平等的地位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早日缔结和约，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然而，由于日本政府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同蒋介石签订“日台条约”，建立所谓外交关系，推行反华和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给发展中日关系设置障碍，致使两国一度处于没有任何往来的完全隔绝状态。在此情况下，为启动中日交往的大门，两国的民间交流开始了艰辛而又漫长的探索之路。
1.建立组织，集结力量。早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一些基于中日两国人民两千余年的传统友谊和历史的经验教训，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日本有识之士看到中国革命成功的大局已定，便于同年5、6月间率先发起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中日贸易促进议员联盟和中日贸易协会，继而又于10月10日召开日中友协筹备会议，并经一年准备后于1950年10月1日正式成立，以期同新中国开展贸易往来，进行友好、文化等交流，尽早恢复中日邦交。
中日贸易促进会主要由社会党、共产党的成员及进步学者、工会活动家和企业主组成:中日贸易协会是一个纯产业界的团体；中日贸易促进议员联盟则是有日本众参两院310多名议员参加的超党派国会议员组织，1957年曾增加到418人；中日友协是一个涵盖日本各界及各阶层的全国性民间友好团体，其分支机构遍布日本全境，1959年即达239个，充分显示了广大日本国民中蕴藏着发展中日友好运动的巨大力量。至50年代末，日本又相继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地方议员联盟、中国归还者全国联络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渔业协议会、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等许多致力于日中友好的民间团体和组织。它们的成立，为日后打开中日关系，有组织、有系统地长期开展广泛深入的日中友好运动集结了力量，奠定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其中有些后来虽已合并、更名或解散，但绝大部分至今仍活跃在中日民间交流的第一线，发挥着中日友好的骨干作用。
2.摸索开拓，曲折前进。50年代的中日民间交流，大致经历了初、中、后期三个阶段。1949年末，日本的中日贸易促进会首先设法同中国的外贸部取得联系；1950年1月与新中国以记帐易货贸易方式签订第一笔委托贸易合同。但由于中方是政府行为，所以，它尚不能算完全意义上的中日民间贸易往来。而真正的中日民间往来，则始于1952年5月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3名国会议员的访华。他们不顾吉田政府的阻挠，取道巴黎经莫斯科到达北京，并同中方的贸易团体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反响。3名议员的壮举，不仅打破了日本当局的对华“禁运”，启开了两国间人员和贸易往来的大门，也打开了中日友好的道路。1953年10月，中日签订第二次民间贸易协议；同年2月，中国红十字会同日本赤十字社、日中友协等三团体达成护送在华日侨回国协议；至50年代末，约35000名在华日侨和约3600名旅日华侨陆续返回各自的国家，约3000具二战期间被抓到日本折磨致死的中国劳工的遗骨被分批送回中国。后来，作为这项工作的延续，50年代中期被中国政府宽大处理而获释放的1062名日本战犯和1958年被从北海道的深山中发现的中国劳工刘连仁，也都是在上述团体的协助下被送回各自国家的。由此可以说，1949年至1953年是战后中日民间交流“冲破阻挠，开始接触”的初始阶段，通过这种初期接触和交往，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解决了当时两国间迫切需要解决而官方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为迎接中日交往新时期的到来起到了探路的先锋作用。
中期的1954年至1957年，是中日民间交流“双向互访，扩大交往”的阶段。这一阶段，随着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日内瓦国际会议和万隆会议的召开以及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开始，中国的国际威望明显提高。在日本，民间团体和广大国民要求进一步扩大中日交往，着手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呼声日益高涨。迫于美国的压力，接替吉田内阁的鸠山政府虽基本未改变日本政府以往的对华政策，但对双方扩大并增加官方色彩的民间交往则采取“支持和协助”态度，为扩大中日交往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1954年9月底，两个日本大型超党派议员团40余人云集北京，同时参加中国的国庆典礼；10月，以卫生部长、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为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访日代表团赴日。这些不仅表明迄今由日方单向访华历史的结束和中日双向互访的开始，也表明互访的规格提高，步伐加快，官方色彩趋浓。在人员交往方面，日方从1952年至1954年底总共才有5个代表团访华，而1955年一年代表团即达9个，人数计800人，其中还包括前首相片山哲；从中方看，1954年只有10人访日，1955年增加到112人，1956年则达142人。而且，中方人员中多数是以民间团体代表身份出访的政府人员，如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农垦部部长王震等。在经贸方面，双方于1955年签订了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和第一次中日民间渔业协定；于1955、1956年相互在东京、大阪和北京、上海举办了商品展览会。在文化交流方面，1955年双方签订中日文化交流协定，1956年日本成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使得两国的文化、科技交流活动增加。
后期的1958年至1060年，则是中日民间交流“反击逆流，以退为进”的阶段。1957年2月上台的岸信介政府积极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支持蒋介石“收复大陆”，破坏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履行，百般阻挠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谈判的进行，污蔑刘连仁为“非法居留”嫌疑，包庇纵容右翼暴徒制造“长崎国旗事件”，导致中方不得不“停止一切对日贸易活动和其他交流”，使来之不易的中日往来的大好局面面临严峻的考验。“国旗事件”后，中日间的人员往来又从双向互访退回到日方单向访华，民间贸易额也一路下滑。为反击岸信介的反华逆流，中国政府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在宣布暂停对日交流之后，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以调动日本民众把中日友好运动推向更新、更高的阶段。1959年3月，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访华，发表“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重要讲话，表示赞同中方的“政治三原则”，希望早日恢复中日邦交；同年9月，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访华，表示同意中方所提“政经不可分”原则。受其鼓舞和影响，日本国内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和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国民运动。1960年5、6月间，这一斗争运动达到高潮，日本各在野党、社会团体和各行业工会连续举行五、六百万人的大规模罢工、罢市和游行示威活动，迫使岸信介于7月辞职下台。
(二)推动复交的积累期(1961-1972年)
进入60年代，在国际上，因美苏两国从1959年开始首脑互访，国际形势有所缓和；1964年中法建交，西欧各国纷纷加强同中国的往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要求承认中国并恢复其在联合国席位的呼声增强。在日本，广大人民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争取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持续高涨，要求政府在对美政策上有更大的自主权，在对华政策上发展友好关系，重开两国间1958年中断了的各种交流与往来。迫于形势，1960年7月取代岸信介组阁的池田首相部分调整对华政策，在推行“政经分离”政策的同时，采取向前看的姿态，鼓励重开中日双向交往，支持发展两国贸易，默认双方进行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交流，主动委托民间人士同中国政府进行沟通。对于池田政府的对华举措，中国既坚持原则，又表现出极大的诚意和灵活性。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迎来转机，民间交流迅速恢复，且有所前进和发展，开始走向半官半民、亦官亦民的新阶段，进而通过“渐进积累”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1.渐进中积累，逆境中发展。针对池田内阁对华态度的转变，考虑到“国旗事件”后因两国交往中断给日本经济，尤其是日本中小企业造成的实际困难，继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则“政经不可分”原则之后，1960年8月，周恩来总理又就中国的对日贸易方针提出了“贸易三原则”，把中日民间的贸易方式由“协议贸易”变为“友好贸易”。1962年9月，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受池田首相的“全权”委托访华，同周总理就以“渐进积累”方式发展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达成“君子协议”；同年11月，廖承志和日本前通产大臣高碕达之助代表中日双方签署《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即“LT贸易”，开辟了新的半官方性质的贸易途径；1964年8月和1965年1月，“LT贸易”在各自对方的首都互设联络代表机构；1964年9月，中日双方实现互派记者，使中日关系迈向了半官半民的交往阶段。另外，1963年10月中日友协的成立和1958年日本著名人士西园寺公一开始举家常驻北京，也为中日民间交往增加了固定的联络窗口和新的沟通渠道。
上述政策举措的提出和各种交流窗口与渠道的开辟，把中日民间交流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1960年7月，由刘宁一率领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团的访日，标志着中日民间的双向交往重又开始，进而带动了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宗教、文艺等领域民间交流的迅速发展；“友好贸易”与“LT贸易”的双管齐下，犹如一车之两轮，同时推动着中日贸易的不断扩大，形势十分喜人。然而，由于1964年底上台的佐藤荣作推行比岸信介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对华敌视政策，破坏中日已签贸易合同的执行，阻挠中日友好运动的发展，致使60年代下半期的中日关系再度出现冷却局面。但由于两国间已有良好的民间与半官方多个交流渠道作保障，也鉴于迄今长期积累的斗争经验，中国政府和中日两国人民并未因此完全中断双方的交流和往来，而是斗争中求发展，逆境中求进取，不断推动中日交流向更高的层次和目标迈进。据统计，双方的贸易额1963年即达1.29亿美元，恢复到50年代的最高水平；1966年则猛增至6.03亿美元，3年内增加了近4倍。受佐藤政府的干扰，1967年至1969年虽略有下降，但仍保持隐中有升的较高水平。在人员往来方面，两国民间的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互访团队和人数也不断增加。仅1965年，日本就有185个团体、4472人访华；中国也有55个团体、397人访日。其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次，是同年41个团体的500名日本青年应邀访华，同中国15个城市的数万名青年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友好大联欢。正当双方为翌年举行第二次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积极做准备的时候，却因佐藤政府对日本青年拒发护照而使计划落空。中日两国青年致力于中日友好的热情，预示着中日复交的曙光已露；而佐藤政府的倒行逆施，则表明其已日幕途穷。
2.掀复交高潮，刮友好“旋风”。进入70年代，围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加拿大、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在内的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使中国的国际威望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提出“中日贸易四原则”和“中日复交三原则”，从政治的角度阐明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的政策主张。上述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中日民间交流发展成为要求两国复交的声势浩大的国民运动，高潮迭起的友好互访“旋风”迫使日本执政的自民党把恢复中日邦交提到议事日程，推动了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70年代初，日本各界要求日中复交的呼声日趋强烈，“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日中邦交正常化国民协议会”、“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等各群众性的复交运动组织相继成立。在这些团体和在野党的大力推进下，旨在恢复日中邦交的国民运动在日本各地风起云涌，蓬勃开展。如，1971年10月21日，日本全国举行有100多万人参加的大示威，要求佐藤内阁下台，立即恢复日中邦交；1972年3月1日，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日本工会总评议会联合举行有2000多人参加的“实现日中复交国民大会”，强烈谴责佐藤内阁的反华政策，敦促日本政府早日恢复中日邦交；1972年4月11日，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工会组织和日中友好团体及西园寺公一等各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起组成“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联络会议”，把要求日中复交的国民运动推向高潮。
中日复交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日本各民间团体和在野党在积极掀起中日复交国民运动的同时，也竞相派团访华，纷纷提出对华政策主张，推动中日复交的访华“旋风”骤然四起。自1970年11月至1972年3月，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日中友好协会、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民社党等相继派团访华，分别同中日友协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表明在中日复交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其内容后来被归纳为“中日复交三原则”，有力地推动了中日复交三原则”，强调“日中复交已不再是可争论的问题”，“而是件要实行的大事”。由此可见，即使在自民党内，佐藤的反华政策也已不得人心。田中内阁成立后，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
三、被誉为“日本的基辛格”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自民党议员古井喜实等人，更是不断穿梭于东京和北京之间，在两国政府间穿针引线，铺路架桥，为中日复交的实现立下了汗马功劳。
面对政界、社会及友好团体的访华“旋风”，日本财界也不甘落后。1971年9月，以大阪商工会议所会长佐伯勇为团长、由日本关西五大经济团体领导组成的大型代表团访华；同年11月，由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商工会议所、日本经营者团体联合会、经济同友会四大经济团体的领导组成的东京经济界代表团也紧随其后，联袂访华。关西、东京两大代表团的访华，显示了日本经济界主流带有战略性的动向。受其影响，日本各大商社的社长也纷纷访华，主动表示接受“中日贸易四原则”，放弃派人出席“日台合作委员会”，要求加入“友好商社”的行列，直接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他们的访华，对日本政府的对华决策也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与日方的访华“旋风”相对应，中国也相继刮起了访日“旋风”。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推“双王旋风”和“孙平化旋风”。所谓“双王旋风”，分别是指1971年3月作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的王晓云和同年8月出席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葬礼的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访日时，掀起的中日复交热潮。“双王”在日逗留期间，马不停蹄地走访日本各地，就中日复交问题广泛地与日本各界代表进行接触，交换意见，对推动竹入义胜、三木武夫、东京和关西两地财界首脑访华，尤其是大平后来作为外相为中日复交在田中内阁中所起的关键影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所谓“孙平化旋风”，则是指田中内阁成立后的1972年7月率上海芭蕾舞团访日的孙平化再次掀起的中日复交热浪。在为期一个多月的友好访问期间，他同“MT贸易”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积极开展对日上层工作，以不同形式会见田中内阁的主要大臣、各在野党党首、财界首脑和各有关团体负责人。特别是通过4次会见大平外相和一次会见田中首相，双方一致确认了中日“解决邦交正常化的时机业已成熟”，田中首相决定应邀访华。这次“孙平化旋风”，为田中首相9月正式访华和实现中日两国人民盼望已久的两国邦交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三)促进缔约的高涨期(1973-1978年)
1972年9月，田中首相应邀访华，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随后，自1973年5月至1974年4月，双方又相继签订了海底电缆协议和贸易、海运、渔业、航空等政府间协定，为两国间的人员和贸易往来提供了方便条件和有力保障。但从立法程序上讲，联合声明代替不了双边和约，为化干戈为玉帛，确保两国永不兵戎相见，世代友好，要求日本政府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便成为70年代初期以后两国民间交流和友好运动的主旋律。
1.举大型交流，撒友好种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从客观上改善了中日民间交流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两国间的往来不仅数量陡增，且范围扩大，花样翻新。“友好之船”、“友好之翼”等大型交流活动接踵而至；“友好城市”、“友好公社”应运而生；名目繁多的各种友好交流团体层出不穷。这一切都表明，中日友好是时代的潮流，更加深入人心。
中日复交不久，为发展两国地方自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访华的日本朋友曾几次提出想与中国的城市结为“姊妹城市”。对此，周总理极为赞许，并建议把其称呼改为“友好城市”。自1973年天津与神户、上海与横滨结为友好城市起，友好城市便雨后春笋般发展。到1984年底，中日间的友好城市(含友好省、县)已达74对，占中国同世界各国所结友好城市总数(共143对)的一半以上，成为中日两国人民之间进行友好交流与合作的又一新的重要渠道，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另外，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在农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在中日友好团体和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下，1978年10月，“中日友好人民公社”在北京宣布成立；翌年5月，西安与京都也在西安市郊举行了“友好公社”命名大会。这种以友好为大前提的“友好公社”，不仅得到了日本友好团体、自治体、政党和企业在物资设备方面的支持，且有大量的中国青年农民得以赴日研修，学到了许多先进的专业知识。
“友好之船”、“友好之翼”这种大型交流方式，也是中日复交后的70年代出现的新生事物。其特点是载人多，且可利用航行期间组织有针对性的学习和相互交流。据不完全统计，到1979年，来自日本的“友好之船”就达40余次，“友好之翼”接近60次。在这种大型交流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79年春夏之交由中日友协派出的“中日友好之船”回访日本。以廖承志会长为团长的“中日友好之船”由600人组成，团员来自中国政府部门和15个省、市、自治区。这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友好使团，而且也创造了历史上海路交往的记录。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该船先后停靠下关、大阪、名古层、东京、室兰、新泻、富山、鸟取、福冈和长崎10个港口，史无前例地绕日本列岛一周，航程达6356公里。代表团相继访问了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33个，走访167个市、71个町、3个村，参观工厂247个、农业单位155个、学校及其他设施763个。“中日友好之船”撒下了友好的种子，同时，团员们也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目睹了勤劳智慧的日本人民创造性的劳动，体会到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2.伸“反霸”正义，促缔结和约。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中日复交时双方已达成协议，并载入《联合声明》。它不单纯是为了从立法上结束战争状态，更主要的是着眼于未来，确保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但由于自民党内一股势力企图以破坏友好条约的签订来达到其反华的目的，尤其是苏联一再对日本施压，进行牵制，日方则对是否把联合声明第七条的“反霸条款”写进条约犹豫不决，甚至持异议，致使条约谈判费时多年，历经田中、三木、福田三届内阁，才于1978年8月得以正式签订。这期间，两国的民间友好团体伸张正义，力主“反霸”，把运动的主要目标设定在促使日本政府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上。
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日两国世代友好的基础和保障，也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强烈愿望。1974年10月15日，藤山爱一郎等20余名日本各界著名人士发表国民运动书，要求政府及早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2月8日，日中友协在东京神田共立讲堂举行“实现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国民集会”，从北海道到冲绳的各团体代表和著名人士2300余人出席，并向政府递交了呼吁书。以此为开端，日本各地的友好团体和群众组织纷纷举行集会和报告会，发起签名请愿运动，强烈要求政府签订“明确反霸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1975年5月12日，日本社会党第六次访华团与中日友协共同签署反对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联合声明；同年7月1日，日中友协本部在东京举行由关东各县代表1000人出席的要求尽早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紧急集会，并派出52名代表分6组前往首相宫邸、外务省和自民党总部请愿；1976年10月22日，日中友协本部向众参两院议长递交由30个都、道、府、县中3.1万人签名的请愿书，敦促日本政府把“反霸条款”写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1977年11月28日，福田内阁改组，园田直出任外相，为停止不前的中日缔约谈判带来转机。与此同时，日本的在野党也纷纷加入敦促缔约的行列。尤其是1978年6月2日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召开有230余名议员出席的临时大会，并通过决议一致要求政府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从而把这一国民运动推向高潮。在日本广大国民和各界的强烈要求与敦促下，福田首相顺应潮流，勇下决断，派园田外相访华，中日双方于1978年8月12日正式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并于同年10月23日在东京举行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最终完成了缔约的全过程。
(四)全面发展的繁盛期(1979—1989年)
70年代末，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生效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为中日民间交流走向更高的层次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条件。而80年代几乎每隔半年一次的两国政要互访，从侧面反映出中日友好已成为双方政府的既定国策，也给两国民间交流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使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
1.友好成国策，“三会”得沟通。80年代，中日民间交流的全面发展，得益于双方政策都把中日友好视为基本国策。1978年10月访日的邓小平副总理把中日友好视为“中日关系的大局”；1972年12月访华的大平首相同华国锋总理一致确认，中日两国要“坚持和发展长久的和平友好关系”；1980年5月访日的华国锋同大平再次表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方针不变”；1982年6月访日的赵紫阳总理提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三原则；同年9月访华的铃木首相倡导两国建立“植根于两国人民的根深蒂固的信赖关系”；1983年3月访华的中曾根首相强调，“发展日中两国良好的、稳定的关系，是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与中国合作，是日本的基本国策”；同年11月访日的胡耀邦总书记同中曾根首相商定在中日关系三原则中再加上“相互信赖”，使之成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四原则；1988年8月访华的竹下首相指出，“维持和发展同中国的良好关系，是我国外交的重要支柱之一”；1989年4月访日的李鹏总理同竹下首相一致表示，两国“今后要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在技术、投资等领域继续扩大经济合作关系”。上述双方领导人富有成效的互访和一致的政治见解，是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发展的经验总结和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内容的充实与发展，有力地推动着包括民间交流的两国友好关系的全面发展。
中日民间友好的历史悠久，基础雄厚，交流频繁，始终是促进两国关系顺利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强大动力。中日复交后，两国官方之间虽已建立起政府成员会议、外交事务当局定期协商等定期会议制度，但民间尚无建立这种固定的定期会晤机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多年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的一些老朋友的倡议，在双方领导人的支持下，中日民间于80年代初相继设立了“中日民间人士会议”、“中日友好交流会议”和“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等三个固定的交流渠道。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82年10月在东京召开，其主旨是着重讨论两国关系和国际形势问题，从民间的角度努力推动中日两国长期稳定友好关系的发展；中日友好交流会议首次会议于1982年8月在北京举行，其主要目的是两国友好协会之间，就如何开展友好工作总结、交流经验，讨论中日友好工作当前的重要课题和应采取的措施；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是根据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访华时两国领导人的一致同意设立的。委员会由老、中、青三结合的两国著名政界、经济界人士和学者组成，首届会议于1984年10月在日本箱根举行。其作用是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关系四原则”的精神，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广泛的角度出发，探讨中日睦邻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途径，并向两国政府提出有益的发展规划和建议，努力开创21世纪中日更加友好的前景。该机构既不同于官方的政府成员会议，也有别于完全由民间人士组成的其他两个会议，它实际上具有半官半民的性质。上述“三会”的创立，是中日两国首脑和人民对历史及未来共同思考的结晶，集中反映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强烈愿望，有利于彼此沟通，消除误解，促进中日友好事业的不断发展。
2.交流多样化，往来呈盛况。两国领导人对中日友好的高度重视和民间“三会”定期会议机制的确立，使80年代的中日民间交流在保持原有传统形式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和发展，形成了多渠道、多领域、多形式、多层次交流的空前局面。其主要特点有:第一，更加大型化。继60年代500名日本青年访华的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和70年代开始的“友好之船”、“友好之翼”之后，中日之间的交流更加大型化。最具代表性的，是1984年金秋3000名日本各界青年应邀访华，同中国各地青年举行的大规模友好联欢活动。它再次掀起了中日友好的新高潮，成为中日交流史上的一次空前壮举。第二，政党化。进入80年代后，日本的各政党相继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际交流关系。其中，自民党根据竹下首相的建议，从1989年起开始实施一项为期10年的日中青少年交流“长城计划”，每年都派10名年轻的国会议员偕200名青少年访华，同中国的青年政治家进行交流。90年代初自民党分裂后，这一计划由自由党接手，至今一如既往，为促进两国青年政治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低龄化。中日之间人员往来的年龄结构趋于低龄化，青少年的比重日益增加，如，日中青少年访华的团队层出不穷，不仅1988年12月的“第六次日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大会”，一次就派遣1200名日本青少年访华。第四，行业化。自70年代开始缔结“友好城市”、“友好省、县”以来，两国地方自治体之间交流的发展势头不减，1987年其数量已突破100对，2000年则达200余对。与此同时，行业间的对口交流也蔚然成风。如，“友好学校”、“友好港口”、“友好报社”等相继涌现，科研、体育、教育、文化、医疗等机构之间的行业对口交流异常活跃。第五，“草根”化。随着中日关系的日趋密切和相互交流的日益频繁，这种平民化的“草根”交往活动也与日俱增。如“关西日中朋友会”、“名古屋日中朋友会”、“向中国赠送日语教材之会”、“日中技术留学交流协会”、“日中友好以信交友之会”等市民自发性的群众团体，既无社会名流参与，也无来自企业界的财源支持，几乎不被社会所知，全靠会员们的义务劳动所得或街头募捐来从事各种中日民间交流活动。至于中日个人之间或家庭式的友好交往，就更是多得不计其数，不胜枚举。第六，文化交流多彩化。随着1979年中日政府间文化交流协定的签订，80年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园地中又新增加了茶道、花道、俳句三株艳丽的奇葩；鉴真和尚坐像回国“省亲”及其纪念堂在扬州的落成，空海大师的纪念堂、纪念碑和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在古都西安的修建，既是对古代中日友好伟大人物的讴歌、怀念，也是对今人和后人的鞭策、激励；中日自1978年首次实现互派留学生开始，两国间留学生、研修生、考察互访的专家学者不断增加。尤其是进入80年代中后期，私费赴日留学的中国学子急剧增加，中日间掀起新的留学热潮。第七，经贸往来复合化。1978年中日长期贸易协议和1982年中日科技合作协定的签订，使中日贸易关系由迄今的单一进出口交易向经贸科技全面合作的方向发展。从轻纺产品的来料加工到石油、煤炭、有色金属等领域的大规模合作开发，从单项的装配贸易到综合性的长期补偿贸易，从企业技术改造到电力工业、港口、交通运输、农业等方面的基础建设，从采用各种具体支付方式到接受贷款、合办企业、劳务出口、发行日元债券等，中日间的经济合作全方位展开，两国的贸易额迅速增加。据日方通关统计，中日间的进出口贸易额已由1979年的66.53亿美元猛增至1988年的193.28亿美元，整整翻了两番。
(五)走向成熟的务实期(1990—2000年)
进入90年代，东西方冷战结束，中日关系也迎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日复交20周年的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和明仁天皇访华，标志着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的1998年，江泽民主席作为国家元首实现历史性访日，同小渊首相签署《中日联合宣言》，把中日两国带入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在此背景下，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和往来也更趋于友好务实，平等互利，合作互惠，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关系日益走向成熟。
1.任凭风浪起，友好不动摇。90年代初，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日美摩擦加剧。而中日两国则政治关系良好，经济合作顺利，双边贸易猛增。1989年北京政治**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口“人权”问题挥舞“制裁”的大棒向中国发难。对此，日本政府虽持消极态度，但仍冻结了对华日元贷款，“劝告”日本公民暂停访问北京，给中日关系继续深入发展蒙上了阴影。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和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和日中友好团体为敦促日本政府早日解除对国民赴北京的限制，恢复对华日元贷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北京尚处于戒严状态之际，自民党中国研究会会长大石正光就率先访华，“对中国发生的事情表示理解”。接着，包括自民党元老、实力派人物在内的日本政界人士便纷纷发表意见，强调“日中关系与日美不同，日本不应追随美国，而应采取独自的政策”，“下决心恢复对华日元贷款”。与此同时，由日本50家旅行社组成的80余人的中国旅游观光考察团、以会长伊东正义为团长的超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以理事长森田尧丸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以理事长清水正夫为团长的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等也相继访华，表示“这件事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敦促日本政府早日解除对国民赴北京的限制，恢复对华日元货款。于是，日本政府有别于其它西方国家，率先于1989年9月25日宣布解除对日本国民赴北京的“自肃劝告”，于翌年7月宣布恢复第三次对华日元贷款，使中日关系重又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在对华政策上，日本朝野上下表现得如此行动快速，步调一致，说明中日友好已成为广大日本国民的共识，两国的民间交流更趋于务实、成熟。
2.往来讲务实，互利谋发展。90年代中日民间交流日趋务实、成熟的主要标志和特点是，其一，友好交流的内容更加具体、扎实。回望90年代，中日交流的友好活动不再仅限于形式上，而是在开展交流的同时也参加诸如改造沙漠、植树造林、修复古迹、扶贫助学等具有现实意义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具体、扎实。仅以横滨日中友协为例，他们除经常组团访华或接待中国访日团组外，还通过举办中文讲座、太极拳讲座、演讲会、电影会、诗吟会、文艺晚会、与中国留学生的交流会、往中国的大学派遣短期留学生等活动，增进两国人民“心与心”的相互理解，加深彼此的友谊。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没有任何资金来源的情况下，他们仅凭街头义卖和募捐，自1991年以来就已向中国的灾区、贫困地区捐赠慰问金、文教费、建希望小学等近500万日元，用于中国的扶贫救灾和发展教育事业。这仅是90年代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他们的义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他们的精神已在中国儿童的心灵中播下友谊的种子，为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人员往来急剧增加。随着中日关系的日趋成熟和全面发展，90年代，两国间的人员往来也与日俱增，日本来华的人数一直居于各国之首，成为中国最大的客源国。据统计，仅旅游来华的日本人1994年就逾100万，远远超过第二位的美国(46.98万人)。1996年突破150万大关，达到154.88万人。大量的日本人来华，不仅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也成为中国旅游创汇的主要来源。尤其是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两国政府达成5年间实现15000名青少年交流的协议后，中日两国的人员往来更是明显增加，其中，尤以2000年5月由日中友好团体和各界代表组成的5000名日本民间友好使节团的访华最为引人注目。在世纪之交的阳春季节，如此规模庞大、代表性广泛的日本使节团的到访，受到江泽民等中国政府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亲切会见，并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国的各界代表举行了隆重的欢迎联欢大会，从而把中日友好的高潮带入了人类社会美好的21世纪。
其三，文化科技交流成效显著。在技术交流方面，据统计，到1992年止，仅通过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渠道赴日的中国研修生就达4300人，同时，也有2400名日本专家来华进行技术合作。如天津港聘请神户港湾局局长鸟居幸雄为专家，帮助解决天津港压船问题取得明显成效；中国农业部门聘请日本水稻专家原正市传授水稻早育苗稀植栽培技术，使中国北方寒冷地区结束了不能种水稻的历史；中国地膜覆盖研究会聘请日本专家石本正一，使中国的地膜载培技术迅速普及，到1986年其面积已居世界首位，仅1985年就净增农业产值28亿美元。在文化教育方面，中国的赴日留学人员迅速增加，形成了公费、私费留学生竞相增长的局面。据日本文部省统计，1998年在日本大学就读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共22323人，占留日外国学生总数(51047人)的44%，居世界各国留日学生之首。到1993年止，已有8000余名中国留日学生学成回国，成为我国科研、教育及科技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其四，经贸合作数质量飞跃提高。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的发表和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以及中日长期贸易协议的再次续签和中日投资促进机构的设立等，为中日扩大经贸合作提供了可能。尤其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增强了自身的综合国力和对日出口能力；日元的升值和日本经济战略的转变，促使日本把国内过剩的资金和生产成本过高的企业转向海外。而中国及时抓住机遇，提供优惠政策，吸引日商来华投资；日本企业则通过增加对华投资带动对华出口。这种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良性循环态势，使90年代中日民间的经贸合作无论在质量或数量方面都出现了飞跃的发展。中日的双边贸易额从1989年的146.63亿美元猛增到2000年的831.70亿美元，增长了4.67倍。其中，日本的对华技术贸易也有新的增长，自1990年至1999年，中国共从日本引进技术设备5280项，总额达163.22亿美元。另外，由于中日进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两国贸易长期不平衡的问题也基本得到解决。按中方统计，1990年至2000年，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突飞猛进，实际利用金额达253.1亿美元，平均年增长24.95%，相当于前20年累计金额28.2亿美元的近9倍，结束了80年代增长缓慢的局面。同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项目，也由过去偏重于一般制造业逐步向IT产业等高技术领域转变，科技含量趋于提高。总之，在双边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8年保持中国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中国也连续7年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进出口产品结构方面，两国正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在中国引进外资和技术方面，日本一直名列前茅。中日民间的经贸合作已趋于合理、成熟，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三、作用
在战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中日关系从不正常状态转为正常发展，从民间往来转为国家间交往，从友好、单一贸易转为经贸合作、全面发展，并逐步走向务实、成熟，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对此，民间交流发挥了巨大而又特殊的作用，无数仁人志士费尽大量心血，献出毕生精力，写下了可歌可泣、动人心魄的篇章。它像一根醒目耀眼的主线，始终贯穿于整个战后中日关系史的进程之中。良好的中日关系来之不易，民间交流功不可没。
(一)贸易入手，以经促政。经济是基础，是连结两国人民和政府的纽带；贸易是催化剂，推动着中日政治关系的改善。正是50年代初的记帐式易货贸易启开了中日交往的大门，使得包括政界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敢于克服重重困难同中国交往；正是四次民间贸易协议(协定)的签订，带动了50年代要求中日复交友好运动的勃兴；正是“友好贸易”、“友好商社”才未使“长崎国旗事件”后的两国交往完全中断，催生出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正是“LT贸易”使两国关系进入半官半民的阶段，促进了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复交后的两国关系之所以得到全面顺利的发展，经贸合作的巨大潜能和磁石般的魅力，是其重要因素之一。当然，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也会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频繁的政治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也往往服务于经济。1989年北京政治**后，日本率先冲破西方的对华制裁，很快同中国恢复了包括经济在内的全面关系，即是证明政治与经济互为促动，互为因果关系的有力佐证。
(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中日民间交流，亦称中日“民间外交”，是在50年代两国尚未复交，按照国际法仍处于战争状态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非官方交往方式。中日民间交流总是站在中日友好运动的前列，开中日交往之先河，为打开两国关系铺路架桥。它犹如优质强劲的汽油，运用中日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伟大力量，先从经济、文化交流做起，经过不断积累和创造条件，逐步迫使日本政府这台官方机器同中国政府进行接触，以推动中日官方关系的前进。如，帆足计3名国会议员不顾日本政府的阻挠率先访华，打开了中日交往的大门；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的签订，为两国间贸易的开展提供了可能；双方民间团体护送在华日侨和蒙难日本的中国劳工的遗骨回国，解决了两国间迫切需要解决而官方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中日民间渔业协定的签订，使两国的渔民得以安全有序地进行海上作业；中日民间团体签订的中日文化交流协定，把两国间的交流扩大到文化、科技领域:李德全、廖承志、郭沫若、雷任民、王震等中国要员冠以政府职衔率民间团体访日，有意突出政治和官方色彩，打破了日本政府不与中方进行官方接触的禁区，等等。尤其是随着两国民间交往的扩大和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日中友好运动的蓬勃开展，迫使50、60年代的日本历届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到中国的因素及其存在。其中，从50年代起参与中日民间贸易的、具有官方背景的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就是在这种“民间外交”的作用下而产生的。
(三)半官半民，以民代官。50年代的“民间外交”推行“以民促官”的结果，促成了60年代中日间“LT贸易”机构的建立和常驻代表处的相互派遣，以及“民间大使”西园寺公一的常驻北京。根据周恩来总理同战后多次出任日本内阁大臣的松村谦三之间达成的“君子协议”成立的“LT贸易”，双方都得到政府的支持，实际是半官方的常设机构。中方的廖承志办事处直接受国务院的领导，工作班子由外交部、外贸部等政策部门的成员组成，外贸部的地区政策第四局负责对日联络事务。日方的高碕达之助事务所的正式名称为日中综合贸易协议会，其成员主要由曾任内阁大臣的政治家和通产省、大藏省的官员及财界人士组成，与日本政府联系密切，实际是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通产省外围团体。自60年代初至1972年中日复交，“LT贸易”不仅直接参与拓展中日综合贸易，而且为双方政界人士的互访、政府间的相互沟通起到了斡旋、中介和解决难题的“小使馆”的职能。如1963年双方经政府批准的利用日本输出入银行贷款的成套设备进出口合同的首次签订、1964年两国开始互换记者的实现等等。与此同时，它还同要求日中友好、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运动相配合，为70年代初“双王旋风”、“孙平化旋风”登陆日本，日本的“友好旋风”、“政党旋风”造访北京，直至田中首相正式访华最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实际上发挥了官方职能的特殊作用。正如当初高碕奇达之助先生所言，在促进中日关系方面，“LT贸易”机构要像掘进机挖渠道一样，双方同时从两端向中间挖起，最后打通渠道，使之水到渠成。
(四)官民并举，相辅相成。自70年代初中日复交，两国关系步入正常发展轨道后，中日民间交流的队伍迅速扩大，渠道不断拓宽，机构逐渐增多，形式日益多样，作用愈加明显。“中日民间人士会议”、“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日友好交流会议”等民间对话机制的相继设立，中日长期贸易协议的签订，各地方政府及行业间对口交流关系的纷纷确立，同官方的对话机制、政府间双边协定及政府交流机构等并肩而立，并驾齐驱，彼此促进，相互补充，形成了官民并举，官民并茂，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即使是在两国保持正常关系的情况下，中日间的民间交流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它像润滑剂和平稳器一样，时常调节着官方双边关系的平稳运行，越发显示出雄厚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为推动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长期、健康的发展，起着官方或其他任何渠道都无法代替的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中日两国比邻而居，有着长达两千余年友好往来的悠久历史和长期的民间交流传统。战后，由于种种原因，两国之间竟有27年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民间交流是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启开了中日交往的大门，并通过“渐进积累”推动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中日复交后，民间交流的阵营迅速扩大，与政府间的交流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促进了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全面发展；冷战后，随着形势的变化，中日民间交流顺应时代潮流，互惠互利，脚踏实地，始终不渝地致力于中日友好和两国的繁荣与发展，为两国关系逐步走向成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应有的贡献。
“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展望未来，中日民间交流前景广阔，前途无量。而欲锦上添花，则任重道远，尚需双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首先，两国政府要高度重视，把民间交流置于事关中日世代友好、携手共进、互利发展、共同繁荣的重要位置，给予应有的协助和必要的支持；其次，民间双方友好广泛深入地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其三，要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扩大人员往来，缩小彼此间的文化差异，增进相互间“心与心”的了解，以期增信释疑，真正实现感情上的正常化；其四，随着两国关系的日趋成熟，必然会带来新的问题、矛盾和摩擦，民间双方应从大局出发，遵照《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的基本原则，以坦荡的胸襟，冷静的思维，平和的态度，理性的举措，不懈的精神，努力协助双方政府妥善处置，把有碍于友好的苗头消灭在萌牙状态，确保中日关系长期、顺畅、健康的发展；其五，中日友好寄希望于两国人民，更寄希望于两国青年。民间双方应进一步扩大两国青少年之间的交流，加紧培养后继人才，使中日友好的大业蓬勃兴旺，世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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