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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边塞诗中所体现的民族融合现象
边塞诗产生于唐代民族融合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中,以其独特的写作题材、艺术风格以及真实流露的思想情感在唐代诗歌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受到唐代多民族融合的影响,边塞诗在不同的创作题材中,都与唐代少数民族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使诗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边塞。少数民族地区广阔雄壮的自然风光令诗人感慨万千;民族争战的残酷画面冲击诗人敏锐的脑神经;投笔从戎的英雄情结与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关心天下苍生、祈求国家安定的人文情怀诉诸笔端;民族友好往来、边塞中原和亲的喜悦……这些错综复杂、分分合合、激荡人心的民族关系与社会现实透过边塞诗这面明镜清楚地映照出唐代民族文化前进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边塞诗中的地域文化
所谓“边塞”,无疑是就中心地带而言被边缘化以及关塞等区域。由于被边缘化而理所应当地不被过度幵发和利用,边塞也因此占有广阔的区域面积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曾这样描述唐代疆域之辽阔:[1]古今疆域,始大于汉,最阔于唐。……唐全有汉地,分天下为十道、十五采访使,南北万里,东西万七千里,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一百五十一,又有通四夷羁縻路,一曰营州,入安东;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勸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鹤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共府州八百五十六。在辽阔的疆域内,最引人入胜的是那神奇的地理环境之中孕育了大自然赐予的大好河山,引得无数文人墨客流连忘返,无限退思。唐代边塞诗中的自然风光具有独特的异域民族风情。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日升日落,月盈月缺,大漠孤烟,每一处微小的景物都可以成为边塞诗人们进行写作和行情的对象。而边塞诗中的自然意象中也常融入了诗人细腻的情感,具有了灵性。尤其是在唐代民族争战频繁,社会局势不稳定的情形之下,借景行情则成为边塞诗人常用的写作手法之一。
(一)西北边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陕西省组成了我国西北309.3万平方公里的广大边疆地区。西北地区民族众多,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的民族用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元素装点着中华民族西北边疆的地域文化,默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裕固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回族、蒙古族、、塔吉克族、达幹尔族、满族、宪族等众多少数民族都在广阔的西北边疆地区生活过,古代如塞、氏、宪、乌孙、匈奴、肃慎、契丹、回鹘、突厥、党项、吐蕃、鞍鞋等众多少数民族也在这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他们在与自然共处的岁月里,探索人类文明,创造民族文字、文学、艺术等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形式,与汉族人民在和谐的主旋律中,民族文化逐渐多元化,为中华民族悠久而辉煌的文化宝库增添了风格各异、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瑰宝。这其中,独属于西北边疆地区的地域文化让后世人记住了中国西北偏远地区不同于中原文明的鲜明特色。在国力强盛的唐代,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文化透过民族融合逐渐影响了唐代的民族文化,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人文环境的独特性使得唐代西北边疆地区形成了独具研究价值的民族地域文化,它的魅力吸引着唐代诸多文人的关注,促进了文学领域内丰硕成果的诞生。其中最为典型的文学体裁便是边塞诗。
唐王朝与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往来较为密切,无论是战争冲突还是友好往来。西北边疆的地域文化作为唐代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反映在边塞诗中。
诗人陶翰在其作品《出萧关怀古》中写道:“大漠横万里,萧条绝人烟。孤城当激海,落日照祁连。” [2]诗人的物是人非之感在古今对比中表露无遗。回首曾经的历史岁月,诗人感慨时光飞逝,昔日繁华热闹的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熟悉的一景一物,亲切的面孔都已不知去向,人生之中只剩下了悲苦与凄凉,塞外的风光有一种凄冷的不同于以往的美,然而身处塞外,诗人却没有欣赏美景的心情。
诗人张摈在《过萧关》时也不禁感慨:“出得萧关北,儒衣不称身。陇狐来试客,沙鹤下欺人。小戍残烽火,晴原起猎尘。”[3]战争之后的萧关一片萧条,让人哀婉叹息。战争在人类文明史发展的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在苦难中
学会了坚强、忍受,不同的势力范围相互侵犯,有胜利也有失败,在这样长期的摩擦中,黎民百姓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用鲜血和泪水换来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步。这不禁让后世人深切地体会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于是每当我们吟咏古人饱含真情、反映现实的诗句,总会生发出无限感慨,这感慨之中充满着复杂的情绪,并非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明白。
而不同于前二者的悲观,诗人朱庆余在路过萧关之时,被眼前富有生活情趣的场景所打动,不禁起了兴致写道《望萧关》:“儿童能探火,妇女能缝旗。川绝衔鱼鸾,林多带箭麋。” [4]原来边塞人民是如此乐观向上地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寻找
属于自己的小幸福,这着实令人感动。诗人应该算是个充满情趣、乐观向上的豁达之人吧,在战火纷飞的乱世,挣眼看到的除了血腥和残暴,剩下的仅仅是荒凉的景象,这难免让人感到伤感与惆怅。或许战争的润灭人性早已让诗人那根脆弱的神经变得麻木不堪,也或许是诗人感到无能为力,过多的悲苦和无奈只能显示自己作为文人的无能为力,也可能是眼前儿童妇女面对困境依然坚强地面对,这种顽强的生命力令世人为之动容,于是诗人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下了看似平实的诗句,而诗句背后的深意只有留给万千读者自己去领悟和体会了。
(二)西域地区
西域地区少数民族政权聚集,民族冲突频繁,少数民族文化大量传入中原,对大唐王朝的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边塞诗人将这里的民族融合写进了诗中。
诗人王维在《送元二使安西》中写道:“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5]玉门关作为当时通往西域的重要门户,在残酷的民族战争之中呈现一片萧条,这让为有人送行的诗人感慨不已。自古多情伤离别,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过送别的经历,那种恋恋不舍的滋味在当时是道不明也说不清的。而这首诗中的离别场景又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中,诗人复杂伤感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诗人岑参在《玉门关寄长安李主簿》一诗中写道:“东去长安万里余,故人何须一行书。玉关西望肠堪断,况复明朝是岁除。”[6]在动荡时期,渴望在新年来临之际收到故人的书信都是一种奢望,诗人伤心欲绝。在社会动荡的特殊时期,亲人相互之间的问候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倘若能够收到心中恼念之人寄来的一封信,那该是多么抚慰人心啊!诗人在玉门关苦苦守候,希望能够收到故人安好的消息,可是现实往往令人绝望。当诗人踏在西域的疆土之上,被这不同于中原大地的美景所震撼:“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7]塞外广阔的疆土之上,满地的白草被呼陳的北风刮起,还未到冬季,边塞已经下起了大雪。荒凉空矿的边疆,因为战争的关系没有了人烟,也没有了生物,剩下的只有一片萧条与冷漠,像是与世隔绝一般的死寂,让人惶恐。银白色的大雪覆盖草地,这样恢宏大气的景象在中原是看不到的,然而悲哀的是美景犹在,观景的人却早已消失不见。
现实主义代表诗人杜甫向来关注社会现实,面对被战争洗劫过的边塞,他创作了《前出塞九首》和《后出塞五首》,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影响之大,不愧是忧国忧民的“诗圣”。
二、边塞诗中的民族交往与融合民族融合多发生于征战连年的社会动荡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冲突中碰撞出火花,在唐代残酷的边境战争中,民族文化也在发生着神奇的化学反应。边塞诗人当然不会错过这绝好的创作时机,他们时刻关注边塞战事,甚至不惜投身沙场,用一首首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边塞诗行写唐代历史与文化的变迁与进步。当时与唐王朝邻近且来往密切的几个少数民族主要有吐蕃、契丹、奚、突厥等。这几个少数民族都经历了复杂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它们在自身的努力下逐渐强大,在政治、经济、文化很多方面表现出突出的竞争力。野心勃勃的首领带领人民锐意幵拓新的势力范围,民族的综合实力也伴随着民族争战与往来而得到明显提升。这也为其日后在与唐王朝相互争夺领地和资源的矛盾冲突中时常占据有利位置奠定了基础。在长期的民族交往过程中,唐军虽凭借雄厚的国力多次吓退敌军,但少数民族的自信勇武、晓勇善战也确实让唐军多次感受到强大的压力。
(一)唐与吐蕃的交往
距今约2000年前,居于西北地区的部分西差人南迁至青藏高原,与当地土著融合,成为吐蕃。从隋朝开始,吐蕃逐渐强大,占据着青藏高原的广阔高地,与隋朝保持着友好往来关系。后政权出现危机,遭遇贵族叛变,直至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松赞干布平定叛乱,领导吐蕃人民实现了西藏的统一,并于唐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建吐蕃王朝,实力不断扩大。
吐蕃王朝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成为青藏高原上的王者,而统治者的开明勇武又使得吐蕃在日益强大的同时,注重文化实力的提高。松赞干布与唐王朝的交往在历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举世闻名的事件莫过于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的联姻了。唐蕃和亲固然是彼此间文化交流、资源互通的有利途径。文成公主入藏为吐蕃带去大唐王朝丰厚的财富:贵重的金银器皿,做工精美的丝销,先进的生产工具及实用的医药、历法、营造工技方面的书籍。吐蕃对大唐王朝先
进的文化所吸引,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国古代传统文化。[8]“公主恶其人赫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租裘,袭执绮,渐慕风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汉藏联姻大大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唐蕃交往史上最辉煌的一座丰碑。
事实上,唐与吐蕃在联姻之前的一段时期中,也曾发生过不愉快的战争冲突。松赞干布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向唐求亲,唐未应却反许婚于当时西北地区名为吐谷浑的少数民族首领。于是引发了之后吐蕃、吐谷浑与唐军三者间的战
争。吐蕃经过再三征战与求婚,终于换来文成公主入藏的好消息。
唐蕃联姻之后友好往来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唐王朝爆发安史之乱,吐蕃军队发起对西北边陲的大肆进攻与掠夺。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传》记载“安史之乱前后边塞的变迁:武德初,薛仁杲奋有院上之地,至于河虏;李轨尽有凉州之城,通于蹟外。贞观中,李靖破吐谷浑,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置四镇。前王之所未伏,尽为臣妾,秦汉之封域,得议其土境耶!于是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缯帛为军资,有屯田以粮糗粮,牧使以娩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以却于强敌。院右鄯州为节度,河西凉州为节度, 安西、北庭亦置节度,关内则于灵州置期方节度,又有受降城、单于都护庭为之藩卫。及凌关失守,河洛阻兵,于是尽征河呢、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谓之行营。曩时军营边州无备预矣。乾元之后,吐蕃称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房掠伤杀,或转死沟奎。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郊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9] 在战争中惨遭牵连、受苦受难的黎民百姓可谓苦不堪言。面对连年征战给百姓带来的沉痛灾难,诗人们无不痛心疾首,在其诗歌中纷纷表达停止战乱、恢复生产的强烈愿望。
(二)唐与契丹、奚的交往
契丹、奚族是位于唐王朝东北边境的少数民族。唐初,契丹、奚曾臣服于突厥,贞观初附唐,后又背叛。武后时深入河北,杀掠吏民。宣宗即位前后,两度出兵,均失败。21年,可突干引突厥兵入寇营州,唐大败,至22年河北节度使张守挂大破契丹。《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载: 开元二十一年闰三月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与契丹战于都山(营州西南),败死。时节度薛楚玉遣英杰将精骑一万及降奚击契丹,屯于榆关之外。可突干引突厥之众来合战。奚持两端,散走保险,唐兵不利,英杰战死。余众六千余人犹为战不已。虚以英杰首示之,竞不降,尽为虚所杀。[10] 对于唐与契丹、奚之间伤亡惨重的激烈交战,史书上的记载看似平淡,读来却会让人陷入深深的伤感、悲痛与无奈,甚至会产生一种民族屈辱感。唐军将领郭英杰带领军队勇往直前,最终不敌契丹、突厥的合力攻击,加之第三方奚族的夹击,最终尽为虏所杀。这里虽没有《西凉伎》中可恶的贪生怕死之徒,但往往真英雄以如此悲壮的方式向世人告别,就此永远地离幵,这样的悲剧才更加具有一种让人撕心裂肺、不可言状的痛。
(三)唐与突厥的交往
贞观时唐开始大力经营西域。天山南北诸国原先多附西突厥,唐初西突厥衰落,小国附唐。唐乘机以武力统一南北天山,设安西、北庭都护府统治之,目的是阻止吐蕃扩张,遏制突厥、大食。《乐府诗集》卷二十《唐凯歌》解题云:“岑参序曰‘天宝中,匈奴回绝寇边,逾花门,略金山,烟尘相连,侵轶海滨。天子于是受钺常清,出师征之。及破播仙,奏捷献凯,参乃作云。’”唐代与突厥的战争也在唐诗中得到生动的体现。
在激烈的民族战争过程中,大唐王朝凭借其雄厚的国力不断征服周边少数民族,对其俯首称臣的少数民族将领也越来越多,推行幵放民族政策的唐统治者大度地任用少数民族将领管理民族事务,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冰释前嫌,礼尚往来,在长期的交往中,异域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融合,激发了边塞诗人强烈进行文学创作的欲望和才能,由此产生了众多表现民族友好交往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边塞诗歌。高适《营州歌》:“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八十岁能骑马。”[11]长年生活在辽阔边疆的少数民族,热情好客,激情满怀,享受酩釘大醉后的肆无忌惮,痛饮后的载歌载舞,尽情娱乐。八十岁的胡人千钟酒下肚后,仍能自如地骑马扬鞭,飞驰于广阔无堆的塞外,颇具英雄气概。崔颢《雁门胡人歌》:“高山代郡东接燕”,率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奉陪封大夫宴得征宗时封公兼鸿妒卿》;反映少数民族与汉族将领娱乐《胡:歌》、《赴将军歌》;王昌龄《整篌引》写少数民族首领被冤柩谪的事件。
边塞诗在记叙民族交往的同时也反映出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唐代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又被历史和时代的耕种者播撒了大量生动活拨、亟待成长的文化种子,它们在大唐王朝幵放大气的自然环境中生根发芽,笛壮成长, 为唐代民族文化的繁荣增添勃勃生机。汉族文化也在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感染,文化融合的影响力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生活的不断进步中。
向达指出:唐代长安在民族融合的背景下,炉然成为异域文化大汇集和相互交流的国际大都市。在唐统治者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下,少数民族的服饰迅速盛行于长安,饮食受到汉人的欢迎,乐舞活动成为唐长安自上而下的一种主要娱乐方式,绘画艺术也被唐人吸收和借鉴。越来越多的异族人留住于长安,胡风风靡一时。大唐王朝的民族文化在原有基础之上与时俱进,成果丰硕,可谓异彩纷呈。
唐王朝最终通过战争、和亲等交往方式稳住了局势,掌握了主动权。这也再次证明了民族融合在民族交往过程中的必然性,揭示了希望和平共处的民族共通心理。同时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互帮互爱的主流思想文化,反映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荣誉感。历史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止过,即使在民族争战频繁,民族矛盾冲突不断、民族交往复杂的大唐王朝。我们应该看到在血腥与痛苦背后历史车轮在转动中伴随有片刻歇息的缓慢前行。
总之,边塞诗中的民族交往是个漫长而复杂、曲折前进的历史发展过程。唐代的文人们用各自不同的眼光、感知和态度对民族融合中的民族文化这一宏大的历史主题各行己见,畅所欲言。这些或华丽或质朴的文学符号记录着历史的变迁, 反映了唐代社会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差异性与统一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唐代边塞诗中的民族融合是真实可靠和影响深远的。民族融合有着强大的向心力,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互相影响,共同进步。这对后世人更加清楚地了解和明晰我国唐代民族文化从诞生、发展到兴盛的历史演变过程有着很大的帮助。参考文献:
[1]王士性:《广志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页。[2][6][7]《全唐诗简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03 页、第489页、第360页。
[3][4][11]《校编全唐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50页、第2686页、第570页。
[5]《王维诗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288页。[8][9](后晋)刘煦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卷196 [10](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601页。
[12]葛晓音:《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13]王廷珍、袁家浚:《唐诗与音乐》,《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9年
[14]江云岷金丹元:《论唐代外来文化激活感性思维》,《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
[15]赵克尧:《盛唐气象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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