濂洛风雅论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论琴高濂阅读答案”。
【 内容 提要】：“濂洛风雅”是以 理学 为精神底蕴、代表“濂洛诗派”审美倾向和 艺术 风格的诗作。从周敦颐、程颢到杨时、陈渊等的诗歌创作，显示为濂溪范式、明道范式和道南范式的承传延衍过程。“濂洛风雅”所表现的诗歌语言风格、诗歌审美境界以及独特文化心理意识、社会 心理意识，在比较深刻的层次上反映了理学家的灵魂，它的各种范式都融入了各自的学术个性。
【关键词】 濂洛风雅 濂溪范式 明道范式 道南范式 阳柔
宋元之际的理学家金履祥编有《濂洛风雅》六卷，选入宋代四十八位理学诗人的韵文，从书中的“濂洛诗派图”可见，此书以师友渊源为统纪，以周敦颐八传而至王柏为正传，其余源流所渐，也多属濂洛一脉。清代张伯行继金履祥之后，删繁就简，辑《濂洛风雅》九卷，入选者为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游酢、尹焞、杨时、罗见素、李侗、朱熹、张栻、真德秀、许衡、薛瑄、胡居仁、罗洪先，这十七位理学诗人基本上是濂洛关闽学派的代表人物。金、张二氏是根据儒家道统思想，选辑诗人及作品，其所谓“濂洛诗派”，是指以周敦颐为开山、以朱熹为中心的一派理学正传，所谓“濂洛风雅”即指这一派理学正传的“风雅之遗”。而本文所论“濂洛诗派”，特指濂学与洛学两派理学诗人。其实，濂学有学派之名，而无学派之实，周敦颐孑然独立，其学术在当世少为人知，其诗歌在体制上尚缺乏开宗立派的特征。循名而责实，“濂洛诗派”之“派”其实在洛学一脉。本文以二程为濂洛诗派的宗主，以二程的门弟子组成的诗人群作为濂洛诗派的主干，将以理学为精神底蕴、体现了这一诗派审美倾向和艺术风格的诗作定义为“濂洛风雅”。具体说来，周敦颐诗歌是“濂洛风雅”之初澜，二程及其门弟子的诗歌是“濂洛风雅”之主潮，南渡后的洛学后学之诗为“濂洛风雅”的余波。本文将“濂洛风雅”的时间下限定于高宗一朝。因为“濂洛风雅”由杨时、游酢等携以归闽，由胡安国、胡宏、张栻携入湖湘，由周行己、许景衡、刘安上等“永嘉九先生”携以入浙，转相流播，随着时局、地域、士风和学风的变化，就延衍出闽学、湖湘学、浙学诸派诗风，理学诗派产生了新变。至南宋绍兴年间，“濂洛风雅”之能指已不足以涵盖理学诗坛群体蓬起、众派回流的景象。“濂洛风雅”产生于宋代中州地区的地理人文环境，发源自理学诗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映衬了古典诗歌情境化审美向近世诗歌义理化审美的转型。其形成与 发展 积淀着这一时期的深刻 哲学 内涵，蕴含着理学家对本体宇宙和人世情态的生命体验，感应着他们的道德诉求和宗教需要。可以说，“濂洛风雅”展示了理学家的诗意生存状态，它以审美的方式参与了新儒学的重铸。纵观“濂洛风雅”的演变过程，可以窥见宋代理学家的“心灵史”和一个 时代 的社会文化景观。一 “濂洛风雅”的中和气 河洛地区处于黄河中下游，位居九州之中央。这里开阔平缓的地势、蕴藉温润的山水是形成濂洛诗派诗人平和心态、“中庸”人格的地理因素。河洛地区 历史 文化积淀深厚，灵秀简约的南方文化和博大厚重的北方文化在这里交汇。其特有的地理人文环境造就了“濂洛风雅”的中和之气。正如杨时《酬林志宁》所云:“阴阳所交风雨会，和气自古生英雄。”（《龟山集》卷三九）道的内涵构成了“濂洛风雅”中和气的本质。二程说:“圣人之言，冲（一作中）和之气也，贯彻上下。”“‘其为气也，配义与道。’道有冲漠之气象。”（《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一《师训》）“大圭黄钟，全冲和气。”（《河南程氏遗书》卷六）程颐在论《诗》之“子之燕居，申申夭夭”时还说:“申申是和乐中有中正气象，夭夭是舒泰气象，此皆弟子善形容圣人处也。为申申字说不尽，故更着夭夭字。令人不怠惰放肆，必太严厉。严厉时则着此四字不得，放肆时亦着此四字不得。除非是圣人，便自有中和之气。”概而言之，所谓中和气即广大和乐、中正舒泰的圣人气象。程颢的为人及治学即秉有中和之气，他的“逆觉体证”之道是以《中庸》的“致中和”为入门途径。朱熹就说:“大程夫子当识其明皆中和处。”（《伊川学案•附录》）程颢的《秋日偶成二首》就是圣人气象的发抒。与一般诗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不同，程颢在《秋日偶成》中描述了与四季节候变化相顺应的内省体验，表现了主体意识进入宇宙万物中达到的物我一体的精神境界，反映了北宋理学家开朗明快的心理氛围和浪漫情调。《秋日偶成二首》云: 寥寥天气已高秋，更倚凌虚百尺楼。世上利名群蠛蠓，古来兴废几浮沤。退居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诗歌中情感体验的最高境界是生命体验，而理学家的生命体验包含着对心性本体的内在观照。在观照生生之仁的同时，从自家心性里体会出自得之乐，这是理学生趣盎然的诗意所在。朱熹评程颢《春日偶成》、《秋日偶成》道:“看他胸中直是好，与曾点底事一般，言穷理精深，虽风云变态之理无不到。”（《濂洛风雅》引）朱熹认为，此诗表现的胸襟与曾点“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情怀相类似，其见识已达极至之理。在静观万物、思入风云中，程颢体验了道通天地的乐趣。所谓“静观”，是指以平静的心理状态把自我置入对象之中的一种直观体验。它是悟道和审美的起点。“万物”是指 自然 事物的色相、秩序、节奏与韵律及其在自我心灵中的影象。只有通过超越现实利害关系的“静观”，才能体悟到无形的“道”是有形的天地万物的本体，认识到自然万物孕化于春天般的“仁”境之中。正如程颢所说:“静后，见万物自然皆有春意。”（《二程遗书》卷六）所谓“颜回乐”和“贫贱乐”，是一种“其心三月不违仁”的安贫乐道的生命态度，是啜菽饮水而不改其乐的自得情怀，是立足现实境况、超脱于富贵贫贱的满足感、快乐感和自由感。程颢把葆有这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刚健气象的儒者称为“豪雄”或“风流人豪”，说明他所认同的强悍生命是以克己的坚强意志为底格的。“濂洛风雅”不仅浸润了尚柔的孔子的彬彬气质，而且秉承了圭角崭露的孟子的浩然之气。濂洛诗人表现直觉智慧的诗篇多冠以“偶成”的题目。“偶成”不仅表示一时兴会的创作状态，而且意味着当下即是的生命洞见方式。濂洛诗人虽然缺乏南方人的机敏和灵动，但传统儒家所欣赏的“外圆内方”的个性结构特点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濂洛风雅”的中和气就基于道学人格、道学气象中对立因素的统一和谐，表现为人生态度上的不激不厉和情感上的无恶无怨。程颢等人诗歌中温厚和乐的好性情是情趣与理性的结晶，是伦理中的潇洒、纲常中的浪漫、老成中的童心。“濂洛风雅”达到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基础上形成的诗歌中和美的极致。可以说，“濂洛风雅”的中和气的形成是理性节制情感的结果。“濂洛风雅”表达的情感经过理性筛选、过滤，呈现为宁静、和谐、蕴藉、无冲突的境界。如程颢《题淮南寺》就是对悲秋情怀的淡释: 南去北来休便休，白苹吹尽楚江秋。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对愁。这首诗有一种洗涤人意的清纯。“道人不是悲秋客”以否定句式消释了时令变化带来的生命虚脱感，而“一任晚山相对愁”更凸现了诗人意志的凝聚和内敛、精神的冷静和超然。再如杨时《秋晚偶成二首》也表现了“思想的诗人和诗意的思者”（海德格尔语）的理性精神: 纤纤晚雨洗秋容，庭树萧然策策风。万籁自鸣群物外，四时长在不言中。坐临流水襟怀冷，卧对浮云世虑空。寂寞一廛吾自适，《客嘲》从更议扬雄。风飘淅沥闹诸邻，却扫衡门溷世尘。大气清明秋意态，夜光浮动月精神。流年渐觉侵双鬓，生理从来付大钧。临水便同濠濮趣，翛然鱼鸟自亲人。这两首诗是以程颢《秋日偶成二首》为范本的作品。诗中“流年渐觉侵双鬓”的淡淡忧伤经过“生理从来付大钧”的理性陶洗，达到了物我相亲、悠然自得的境界。诗人将自得其乐的观物意趣以思理出之，显示了诗人平和淡泊的人格范型及其和谐宁静的内在世界，正是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的气象。濂洛诗人写于痛丧友朋之际的挽诗也以肃穆简静的风格显示出悲哀中的镇定，体现了“发而皆中节”的气象。如程颢《哭张子厚先生》、杨时《邹公挽词二首》等都是体度庄重、气象雍裕之作。“濂洛风雅”的中和气还表现为理性对欲望的节制。理学并不用道德的绝对必然性否定人的合理欲求，只是要求人的欲望要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规范，符合“无过无不及”的中和标准。宋人普遍具有的逸乐习惯与享乐意识也存在于“濂洛风雅”中。如程颢多有写掉臂游行之乐的诗篇，其《是游也得小松黄杨各四本植于公署之西窗戏作五绝呈邑令张寺丞兴宗》云: 中春时节百花明，何必繁弦列管声。借问近郊行乐地，潢溪山水照人清。心闲不为管弦乐，道胜岂因名利荣。莫谓冗官难自适，暇时还得肆游行。功名不是关心事，富贵由来自有天。任是榷酤亏课利，不过抽得俸中钱。有生得遇唐虞圣，为政仍逢守令贤。纵得无能闲主簿，嬉游不负艳阳天。狱讼已闻冤滞雪，田农还喜土膏匀。只应野叟犹相笑，不与溪山作主人。诗中之“嬉游”、“行乐”与一般文人的声色之娱不同，它既指向陶醉于自然山水的愉悦，又包含一种淡泊名利、与道俱往的生命感受。“濂洛风雅”中的乐感只有与仁、道相即相融，才能成为理学的最高情感体验境界。“濂洛风雅”的演进与宋代理学文化和道家道教文化的发展相终始。宋初，王禹 提出的为理学文道观开先河的“文以传道明心”的主张（1），就是以儒道哲学和美学精神的融合为底蕴的。宋代理学和道家道教两大文化思潮的合流，使濂洛诗人们融儒士的道学气象与道徒的缥缈风神于一炉，兼综庄严崇高的道德感与超脱飘逸的情趣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濂洛风雅”的平和、明朗、高旷、乐感的风格特性。概而言之，理学和道家道教文化的异质相济是“濂洛风雅”中和气的内涵之一。“濂洛风雅”中理学和道家道教文化沟通之实质，在于非功利的价值取向和表现主观心性的情感特征。濂洛诗人以孔颜之乐为人生价值观念的主导，吸收道家道教崇尚自然的思想，在诗歌创作中保持艺术精神的多元选择，使得“濂洛风雅”表现出清净自然的生活态度、虚静自得的心理状态、闲和高远的风格趋向、意在情先的构思方式。这也就决定了对濂洛风雅审美内涵的考察，不宜从诗法诗律等形式层面上进行，而必须采取美学与哲学相融合的视界，亦即把濂洛风雅置放于安身立命的价值维度之中。二 “濂洛风雅”的范式演进 “濂洛风雅”作为濂洛诗派的创作实践的结晶，植根于宋代理学文化的土壤，整体上具有相对统一的风貌，但在诗歌的主体理性、价值深度、文本质素、品格气象和体验方式等方面仍然具有个体性或群体性的维度。从周敦颐、程颢到杨时、陈渊等的诗作，显示了一个被理学逐渐符号化、语义化的诗歌范式的演进轨迹，即濂溪范式、明道范式和道南范式的承传延衍过程。周敦颐作为理学开山鼻祖的身份是南宋以后才凸显出来的，他的富有启发性的思想对理学发展的 影响 是通过闽学才得到放大的。周敦颐的濂学不是一个自觉的学派，他的身边也没有形成一个理学诗人的创作群体。就周敦颐的角色定位而言，他是循吏、诗人、高士和理学家。与二程以后的理学人士之专注于学术相比较，周敦颐更多地致力于政事宦业和诗歌创作。理学切入周敦颐的诗歌不是采取抽象概念或哲学思维的方式，而是将“主静”、“无欲”的精神指向化为诗歌所表现的光风霁月的人格气象和澄静清幽的诗歌意境。所谓濂溪范式就是用简俊清幽的诗境表现清和人格的诗歌型态，而道学的修养构成了清和人格的主要内涵。如《静思篇》:“静思归旧隐，日出半山晴。醉榻云笼润，吟窗瀑泻清。”《游大林》:“水色云含白，禽声谷应清。”《宿崇圣》:“公程无暇日，暂得宿清幽。始觉空门客，不生浮世愁。”《宿山房》:“久厌尘氛乐静元，俸微独乏买山钱。”《同石守游》:“朝事谁知世外游，杉松影里入吟幽。”《濂溪书堂诗》:“田间有流水，清泚出山心。山心无尘土，白石磷磷沉。潺湲来数里，到此始澄深。有龙不可测，岸竹寒森森。书堂构其上，隐几看云岑。倚梧或欹枕，风月盈冲襟。”与邵雍不同，周敦颐的风月情怀主要是一种外向性的审美感受，显示着清澄宁静的精神状态，其中不包含对道的根源性体验。他诗中的“风月”、“流水”、“白石”、“禽声”、“松影”等意象都具有“清”的特征，都是自然境界与清和人格的象征符号。周敦颐诗中隐含着自由和责任的矛盾冲突，他一方面说“时清终未忍辞官”（《经古寺》），实践着儒家士大夫的社会价值取向;一方面又常常“为恋林居作退谋”（《同石守游》），向往着在林中幽居里得到精神的放松。克服这一矛盾的 方法 就是时或从浮世抽身作山水之游，让自然生机恢复自我的本真性情。正如其《题惠州罗浮山》所云:“红尘白日无闲人，况有鱼绯系此身。关上罗浮闲送目，浩然生意复吾真。”罗浮的浩然生意如同一副灵验的清心剂（2）。其《同友人游罗岩》云:“闻有山岩即去寻，亦跻云外入松阴。虽然未是洞中境，且异人间名利心。”他以道教的“洞中境”代表理想的精神家园，认为罗岩之游虽然不是返回真境，但也能隔断尘氛，让人忘怀名利。他的归隐之念并不是对宋代官僚体制的对抗性反应。在他看来，异化自我的是一己的名利之心（3），而不是官场的等级秩序或游戏规则。对自己身处的太平时世，周敦颐是满意的。其《牧童》云:“东风放牧出长坡，谁识阿童乐趣多。归路转鞭牛背上，笛声吹老太平歌。”在诗歌的传统中，牛背上的牧童是自在自由的生活方式的象征，牧童的“乐趣”、“童心”指示的是人的本真状态。这句“笛声吹老太平歌”说明生活的自由自在是以秩序为保障的，自然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事实上，周敦颐在自由和责任、自然和社会之间，选择的是责任与社会。其《任所寄乡关故旧》云:“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这是一首自道其人格操守的诗。“骨性寒”、“旧儒酸”的根本在于“无欲而静”的性情。官场事冗，不是诗意化栖居的所在，但清廉为官，以“无欲而静”之心酬酢事物之变，使他在山林之外也获得了身心的安闲。程颐曾说:“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易之气望之可知也。”（《二程文集》卷上《附录》）程颢受胡瑗之教，养成了平和乐易、深厚温雅的气质。其诗风之醇厚和易和他的人格是如此和谐，以至于我们可以用罗兰•巴特式的话语说，程颢的诗决定了他的生活。至于朱熹曾说程颢志节慷慨，不是块然自守、循规蹈矩之人，这是就其洛学的开拓气象而言的。当然，程颢的温厚气质乃是学道有成的表现，理学对诗人的最大影响就在变化气质上。程颢的诗能用浅白明当的语言反映理学澄澈的智慧，在儒家 教育 体制中，很适合用作儿童文学启蒙和道德启蒙的读物。蒙书《千家诗》除以程颢《春日偶成》为开卷第一篇外，还选入了他的《郊行即事》、《偶成》、《题淮南寺》、《游月陂》，另外，朱熹《入瑞岩道间得四绝句呈彦集充父二兄》其三也被误认为是程颢所作，诗题被误作《秋月》。这几首诗使程颢在宋代以后成为最广为人知的理学诗人，使明道范式获得了最为广阔的延展空间。洛学的形成使理学得以实体化，而理学的实体化使程颢比周敦颐更具有理学家的身份意识，其诗中的自我形象散布着由道学充养而来的平静温和的光辉。所谓明道范式，是内向性道德体验与宇宙的活泼生机相交融的诗歌型态，是诗与思在理学家心灵深处的共生型态。它用理学的中和精神观照自然物色，表现了理性与感性合欢的和乐境界。在明道范式中，“道”或者说“天理”以创发的、“润物细无声”般的方式滋养着主体的情性，使得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颢资性过人，充养有道，和粹之气，盎于面背，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亦未尝见其忿厉之容。遇事优为，虽当仓卒，不动声色”（程颐《明道先生行状》，《二程文集》卷一二）。如此性情和人格带来一种焕发着道学气象的诗的表达，正所谓“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欧阳修《答祖择之书》，《文忠集》卷六八）。道学气象反映了理学家“私欲尽去”的学养和襟抱。诗与思在宋儒内心本源处的比邻而居，使得理学诗成为表达道德理性之美的最恰当的文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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