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安全形势分析_中国安全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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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分析和应对战略初探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了确保我国国家安全,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应制定以下应对战略:第一,确定清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第二,划定合理的战略边界;第三,发展必要的国防力量;第四,加快和平崛起的步伐。关键词: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分析;应对战略;

中国是亚洲诸国中邻国最多、地缘矛盾最多、最复杂的战略主体,也是当今世界上惟一没有实现统一的大国。维护国家利益,求得人民幸福,是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所在。

一 国家安全、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

国家安全内涵的认定,实际上涉及到国内安全、国际安全两个层次。国家安全与每一个人的安全相联系,但并不等于其简单相加。[1]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国家是阶级工具,因此国家安全首先是一国统治阶级(表现为政府)的安全感受问题。但是,国家又不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还是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公共福利的建设者。正因为此,我们才称现代国家为民族国家。从领域来说,国家安全涉及到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因此,要制定一个比较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并不是说在21世纪我们主要的就是搞经济安全战略或者文化安全战略,也不是说我们还是要备战,搞纯粹的军事安全战略。所谓的安全战略是一个有效的协调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战略。一方面,这种战略重视国内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为国家的不断发展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这种战略重视现实的国际利益冲突的可能,通过外交和军事的手法减少国家发展的阻力,赢得有利的国际环境。国际安全战略为国内安全服务,国内安全战略最终保障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战略是一个关系到各部门、各阶层的一个系统工程,和国家发展战略成为相并列的两大国家战略。这样的一个安全战略才是一个真正的“大战略“。安全战略不应该只偏重于国内安全或国际安全的某一方面,更不应该成为只注重经济安全或者文化安全而忽略的直接关系主权安全的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的战略。

二、中国安全形势基本特点

作为美国一直未能最后征服的大陆,亚洲给美国留下了太多的回味和遐想。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亚洲是其挥之不去之痛。中国生长在这块大陆上仅仅是天意,而其安全不仅天然地受其特有的地缘关系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战略的制约,两者决定了中国安全环境的基本态势。[2] 态势一,中国是亚洲诸国中邻国最多、地缘矛盾最多、最复杂的战略主体。中国周边共有邻国20个,其中,陆上接壤14国,隔海相望6国,涵盖了各种地理条件。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没有实现统一的大国,多年来,又是与别国领土争端最多的国家。尽管近年解决了部分争端,但是,仍存在着更为复杂的领土和领海纠纷,且海洋权益不断遭受蚕食。中国与俄日印3大战略主体共处,掣肘因素颇多。俄国处于经济持续恢复阶段,普京加强集权、重振军备,国力日渐发展,对华能源战略已透露出俄国未来的战略运筹信息。日本重新武装步伐加快,1999年的“周边事态法”将中国大陆、南海和台湾等纳入防卫视野,2000年,决定组建对付“中国海军舰艇的活动”的“护岛部队”,2004年确认中国为“安全威胁”,实现了安全战略从“防御型”向“进攻型”的转变。印度于90年代初及时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在21世纪争当世界一流强国的目标,为此,实现了军事战略由80年代确立的“区域有限威慑”向“区域全面威慑”的转变。

态势二,新型核力量崛起我国周边,既对我构成威胁,又成为引发连锁反应或外来干涉的现实条件。印、巴两国相继拥有核武器后,2002年底,朝鲜宣布解除核冻结,退出《核不扩散条约》,重新启动宁边核设施,向核俱乐部迈出新的一步。从长远看,上述三国同为我近邻,尽管三国与我关系亲疏不同,但是,其共同之处是:它们拥有核武器都是对我国安全的直接威胁。从近期看,三国对我的安全意义异曲同工。首先,印巴拥有核武器使之成为双方敢于冲突的后盾。双方的任何冲突既直接影响我国利益,又可能引入外来势力介入与干涉从而破坏我国西部脆弱的安全基础。其次,布什宣布朝为“邪恶轴心”后,朝鲜的危机感加重,朝鲜此时加速核武装进程将使半岛局势随时恶化,可能提前引入美国对朝鲜半岛的干涉。美朝较量直接关系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朝强硬政策的任何非理性发展都将使我直接面对美国的军事力量。

态势三,美国强行切入中亚使我国首次在陆地直接面对美军事力量,对华东西海陆威胁已成现实。登陆亚洲大陆一直是战后50年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朝战、越战曾延缓了美国强行“登陆”的企图,但是,“9•11”事件使美国借阿富汗战争,率领北约插入了欧亚大陆的心脏,占领了亚洲诸大国惟一的联络区,扼制住了亚洲最后的“能源希望之地”,掌握了控制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节奏的主动权,从而实现了瞰制中俄印巴伊等亚洲大国的目的。美军占领阿富汗后,在我西部埋下贴身隐患,使我在东西南三面受敌,我陆上防御首次直接面对美军事力量,美国对华已构成直接威胁。

态势四,固有的安全疾患隐性发展,亚太国家与美国联盟复苏,我国安全“东急西重”现象突出。我国固有的周边安全问题一直是“多项并举”。一是台独势力的恶性发展。美台军事关系的跃升助长了台独势力的发展,增加了祖国统一的变数。二是南沙及其海洋国土被蚕食。美国军政官员有关南沙群岛的表态、与有关国家频繁的海上军事演习直接威胁着我对南沙的主权诉求。三是“藏独”、“东突独”隐性发展,战略对手肢解中国的意图阴魂不散。日本高官公开表示:“中国必将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我热切期待着中国的崩溃。”美国一位著名学者写道:“中国在新疆的麻烦,对美国是一个诱惑„„只有当新疆穆斯林分子走武装斗争道路时我们才能利用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现有的安全隐患将因美国的介入而恶化。首先是冷战后亚洲地区的“联盟战略”经过调整已再次复兴:美与东盟有关国家的军事联盟正在复苏;美日联盟向共同参战迈出新步伐。其次是美印、日印关系的发展从军事交往切入,这种权宜之计的合作对华只有负面影响。再者,美日在台湾问题上的默契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变数;美印在西藏问题上的合作也达到了默契的程度;日印合作在地缘和领土问题上构成了对我国最佳的斜线战略牵制,日首相森喜朗2000年8月访印时明确表示了联印制华的企图:“关于日印关系,只要看一眼地图就可一目了然,这在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对称夹击中国的战略构想对日印显然已了然于胸。

态势五,中国安全力量基础薄弱。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安全的概念也超越单一的、纯军事的内涵,综合安全观成为全球共识,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与文化,还包含资源、环境、信息等领域。其中,信息安全和经济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战略力量的基础,以军事、外交力量为核心的传统安全力量仍然是国家安全的主体。在着重于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的安全力量构成呈现出“基础势弱,主体失衡”的特点。

基础势弱主要表现为:经济对外依存度提高,涉外经济安全矛盾日益表面化;科技发展势头渐强,核心知识产权总量有限;信息技术基础薄弱,安全主权受制于人。目前,我国原油年进口约为7000万吨,一半以上来自中东、非洲、东南亚地区,其中4/5经由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运输,而该运输线掌握于他国手中。据国际能源机构按我国内原油产量不变的情况预测,到2010年,我国石油消费量的61%、2020年的76.9%要依靠进口。这种外向经济的依存度表明,我国与潜在对手的经济关系、与石油供应地的关系以及对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防护正在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进而是政治和军事安全的重要因素。美日防务指针及其他国家的海洋战略对华客观上已形成左右中国对外经济命脉、制约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力量。在科技发展上,尽管发展势头良好,但是,我国高技术自主开发能力有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更少。在信息安全方面,我国的情况更为严重,90%以上的软、硬件核心技术都掌握在美国人手中,我国的信息系统几乎处于无防御状态,究竟美英等国在我国信息设备植入多少陷阱,我们还不得而知。

主体失衡表现为:军事实力中战略威慑强于常规力量,常规力量只适于陆上国土防御,信息化作战能力尚待提高。我国现有的军事力量与打信息化战争的要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尽管武器进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新武器受制于人的局面同时并存。以色列在“哈比”无人机问题上对于维修部件的暧昧态度不仅反映了我军事技术受制于人的现实,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我国军事实力不强导致其他国家可任意践踏基本国际诚信的残酷事实。

三、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分析

近些年来,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经历了许多风浪,其中最主要的是中美关系摩擦不断。有人认为,中国的安全环境从90年代后期起开始恶化。恶化的原因来源于两方面:台湾的国家化和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不利于中国大陆的调整。这种分析的方法论可取之处在于同时考虑了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不足之处在于分析的不全面。科索沃战争后,对于中国国家安全形势的分析成为了热点问题。一反原来重视经济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处于紧迫的境地。撞机事件加强了这种观点。这种研究方法的不足在于把国家安全定位于国际安全的层面上,忽视了国内安全中的一些突出方面,例如经济安全形势仍很严峻,少数地区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仍然猖獗等等。正确分析我国所处的国家安全形势,是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大问题。

从国际安全的层面来看,我们面临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干预的可能性要少于经济威胁和文化渗透。也就是说,我们的国际安全形势是比较好的。中美关系虽然因为美国执意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而显得紧张,但两国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都不希望发生大规模的毁灭,其竞争自然集中在经济竞赛和军备竞赛,其冲突自然表现为地区摩擦和内部渗透。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不是战略性的调整。发达国家在中国所拥有的经济利益使他们也不愿意和中国搞的太僵,这一点有力的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在政治安全上,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从制度上加强了中国的自我保护能力。中国所推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政治安全的保障;从军事安全的角度看,中国所拥有的核力量和日新月异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也使得别的国家不敢轻易的发动攻击。中俄所建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中国的安全环境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但是,中国安全环境的改善主要是短期和中期意义上的改善,主要是指直接的军事入侵没有了。

中国所处的军事安全形势中的不利因素主要包括台湾尚未统一和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前者是一个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紧密结合的棘手问题。由于美国在对台湾的所谓“安全承诺”上越走越远,台湾岛内的分离主义势力日趋猖獗。台湾当局在“中华民国”的名义下搞实质的“独立”,不断推进所谓的“国家化”,使得统一需要克服的难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种形势的不断发展严重的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后者是一个纯国际安全的问题。中国与许多周边国家在历史上有着疆界纠葛,有的甚至发生了战争。以印度为例,印度把中国作为其安全战略中的重点对象没有改变,其几乎所有的主要外交活动都在围绕着中国展开。南沙问题是一个影响到国际安全形势的火药桶。许多国家不择手段的开采使得南沙地区形势日趋紧张。钓鱼岛问题是影响到中国国际安全的又一重大隐患。日美同盟的存在和日本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性使我们的军事安全战略受到很大牵制。日本军国主义的猖獗更为中日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不详的阴影。因此,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国际安全形势中军事威胁还是需要高度注意的。从政治干预的情况看,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分离主义势力提供支持,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指手划脚,试图从政治上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制裁。在中国国内安全状况良好的情况下,这方面的威胁是不足为惧的。中国国际安全形势中的经济威胁和文化渗透相对发展比较快。例如,日本窃取了中国的景泰蓝工艺技术和宣纸技术。经济和文化的不利安全形势使国内加强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工作必须予以更多的努力。

中国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关系中一个具有长远影响的问题是国内发展所引起的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的互动关系问题。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中国实力的不断壮大,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力量差距”逐步缩小。这种缩小使一些国家,特别是与中国具有利益冲突的国家感到不安。因此,在中国国内发展促进了国内安全的同时,我们有必要认识到给国际安全带来的一定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又进而试图影响中国的国内安全,通过破坏中国的国内安全最终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一条恶性循环的锁链是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必须要努力克服的。一方面,我们必须推行有效的国内安全战略,保障政权稳定,经济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要推行有效的国际安全战略,减少由于崛起所带来的国际形势的负面变化,从而促进国内发展的不断前进。两种缺一不可。

从国内安全的层面来看,中国经过50多年的发展,经济发展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社会文明的发展也不断进步。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成效显著,经济发展持续稳定。由于坚持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思路,中国国内在改革过程中没有走的过快,没有出现大的动荡。国内安全形势处于不断改善的进程之中。但是,这不能说国内安全是可以高枕无忧的。国内政治安全的问题主要是民族分离主义的问题和统一问题,和国际安全形势中的某些负面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它们的解决变的更加棘手。腐败也是一个严重威胁到政权生存的国内安全问题。国内文化安全除了西方文化的渗透之外,社会普遍出现的精神贫乏和认同危机是最大的安全问题。拿成绩最大的经济发展来看,也还是问题不少。中国经济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入所暴露出来的许多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确实令人忧虑。

四、中国国家安全应对战略初探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的安全态势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在各战略主体的博弈中自身的安全战略运筹。国家安全战略性质确定之后,能否解决下述问题,关系到对未来战略态势的把握。

第一,确定清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表现形式可能会模糊,但是,其本质并未改变。今天,确定清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安全战略的运筹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在经济上,“互补不是替代,让步必须对等”,坚持国家独立自主是永恒的原则。在军事上,战略运筹的精妙之处在于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正因为有了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才发生了1999年我国驻南使馆的被炸。这种看似无关的事件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它反映的正是战略时空内涵变化之后战略筹划的本质。

第二,划定合理的战略边界。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防御性的,其战略前沿与中国的自然边界重合。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时空内涵对国家安全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设置合理的战略缓冲区是适应变化的基本原则,防御性的安全战略对于战略反应的要求则更高。美国因其战略的进攻性一直遵循着“战略前沿随战略利益而动”的原则。美国的扩张史表明,它始终将战略前沿抵近别国疆界。美国的战略抵近政策实事上已经成为安全侵入。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战略防御缺少必要的合理条件。国家安全战略边界与国家自然边界的重合使战略主体失去了必要的运筹空间。未来,中国的安全战略运筹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第三,发展必要的国防力量。无论从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还是保障国家战略的实施,认清威胁的来源及其战略企图,进而做必要的准备是必须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国防实力的现实已经出现了巨大反差。在缺乏资源选择权、市场定价权和高科技主导权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更需要国防力量的保护。只有具备强大的国防力量、稳定的社会政治基础和相应的经济实力,才能平等参与严酷的国际竞争。否则,具有再古老文化的国家也难避免古希腊、古波斯、古巴比伦的命运。这样的警钟一定要长鸣。

第四,加快和平崛起的步伐。“没有实力的国家在外交上是没有发言权的。”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搞好国内的事情,处理好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处理好不同群体利益分配的关系,处理好资源、效益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等等,力争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健康的发展,尽快依靠自己,依靠和平崛起起来。只有自身实力增强了,所有问题包括安全问题也才能得到圆满解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总之,中国的国家安全挑战来自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又往往结合在一起,使我们时时面临着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国土主权与周边环境等等困境的制约。在国际安全中的政治和军事安全处于良好状态的形势下,我们的中心应该偏向于国内发展,用国内发展来促进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国内发展是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的根本。运用有效的国际战略,充分保持和发展良好的国际安全形势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对外任务。而国内安全是国内发展的保障,只有加强政权建设,整顿经济秩序,才能为国内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在处理涉及到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相结合的问题时,需要外交内政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在维护好国内安全的同时,不引起国际安全环境的恶化。具体来说,就是要继续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又及时提升自己的国防经济实力,维护自己的应有权益,走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的统一之路。

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几点思考

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和平发展,与周边安全环境息息相关。环视亚太,聚焦周边,中国既面临较好的发展机遇,又存在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神圣使命;如何因势利导,化解风险,趋利避害,赢得挑战,更考验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睦邻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宗旨。

一、目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较好的时期之一

从主流和趋势上看,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机遇大于挑战。目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较好的时期之一。

第一,中国没有陷入周边矛盾的漩涡。20世纪90年代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不断调整外交方针,很好地处理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以亲和、亲善、亲睦的和平形象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使中国的周边环境大为改善,并在大国关系新一轮调整中处于较为主动的地位。

在中国周边,存在着许许多多复杂的矛盾,影响全局的主要有三大矛盾。一是围绕美国的战略指向产生的矛盾。现今,美国安全战略的矛头指向是国际恐怖势力和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家,中国直接作为美国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可能性不大。二是恐怖与反恐怖的矛盾。在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加剧的今天,中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正义、公正立场,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三是民族宗教矛盾。周边民族宗教矛盾的高发区是南亚、中亚和北高加索地区。中国虽然也存在着此类矛盾,但处在有效控制的范围内。

第二,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全面改善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先后恢复、改善和发展了同所有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与这些国家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使许多周边国家成为中国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历史遗留的边界划分问题相继得到解决。1994年9月,中俄两国签署了《关于中俄国界西段协定》,使中俄长达4300多公里的边界得以明确划定。中国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也相继签订了边界协定。1999年12月,《中国和越南陆地边界条约》在河内签署。2000年12月,《中国和越南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在北京签署。即使对于较难解决的中印边界问题,中国也表现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的极大诚意,正本着互谅互让、和平相处的原则,解决棘手的边界划分问题。在有争议的领土和领海问题上,中国也采取了积极务实的建设性姿态。在南中国海主权归属问题上,中国政府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中国海有关争议。中国的这一系列举措,为营造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提升。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2001年7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正式签署。这个条约集中体现了中俄关系取得的积极成果,确立了中俄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是指导新时期双边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中俄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标志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3年5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对俄罗斯的正式访问中,提出了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四项原则,即加强相互支持,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互利合作,实现互惠双赢;拓展友好交往,加深传统友谊;密切沟通协作,促进和平发展。两国元首还共同签署了新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中俄关系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发展。2003年,双方决定将“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升格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里程碑。在政治上,中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是第一个非东南亚的签约国;在领海问题上,双方发表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进一步稳定了南海局势;在安全上,双方发表了《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拓展了合作领域,启动了反恐合作;在经济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5年正式启动,计划2010年建成。届时,该贸易区将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自由贸易区。2004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

中印关系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的访华具有标志性意义。双方发表了全面合作宣言,将中印关系确定为“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印度首次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中印军事交往逐步展开,经贸合作快速发展,不断为两国关系注入新的活力。

多边外交成效显著。崇尚“远亲不如近邻”的中国,积极开展周边多边外交,努力构建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中国东盟“10+1”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的两大成果。通过“10+1”合作机制,中国同东盟发展了良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密切了与中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营造了较为有利的中亚环境。

第三,中国通过自身的真诚努力,避免了热点问题的激化。多年来,中国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解决地区矛盾、缓和热点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采取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增加从东南亚进口商品、加大对东南亚国家资金援助等一系列措施,为抑制金融风暴的恶性蔓延,帮助危机国家振兴经济,稳定地区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1998年,南亚大陆因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先后多次进行核试验而被紧张的气氛所笼罩。中国迅速作出反应,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与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磋商,成功地举行了关于南亚核危机的国际会议,形成了防止核危机恶化的国际机制,避免了核危机的升级,缓和了南亚局势。近两年,中国更是以满腔热情和极大耐心,积极推动朝鲜核问题的解决。继2003年4月在北京举行了朝鲜核问题的中、美、朝三方会谈后,2003年8月、2004年2月、2004年6月,先后三次在北京举行了关于朝鲜核问题的中、朝、美、韩、俄、日六方会谈,使朝鲜核问题步入了和平解决的轨道。

第四,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共同点在不断增加。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共同发展的现实需要,把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使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和信任显著增强,发展同中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不断高涨。目前,中国同众多周边国家双边或多边关系呈现良性互动态势。在政治上,不同国家、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对话机制日益完善,成为推动双边关系良性发展的强大动力。在经济上,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相互依存度显著加深。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同周边贸易占60%以上;在中国吸引的外资总额中,周边外资占70%以上。在安全上,双方互信合作关系加强。无论在国际反恐斗争领域,还是在地区安全事务领域,双方的合作积极务实,富有成效。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大于分歧,友善多于矛盾。

二、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存在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危机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在总体稳定的情况下,仍存在着各种现实挑战和潜在危机。甚至可以说,中国是当今世界大国中安全环境最复杂的国家。

一是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使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增大。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华约的解散,美国在欧洲失去了对手,亚太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分量日益加重。亚太地区在冷战后被美国视为对其21世纪国家安全可能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地区。在欲称霸全球、“领导”世界的美国看来,这一地区是国际恐怖势力的滋生地和国际反恐斗争的主战场,是所谓对美国安全构成重要威胁的“邪恶轴心国”所在地,也是美国拓展海外经济利益和进行“民主改造”的最重要地区。在此背景下,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明显加快,由此对中国国家安全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首先,美国加强对亚太地区的力量投入,将改变这一地区的力量对比关系,在其战略优势得到强化的同时,势必对中国的战略空间形成挤压;其次,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全力渗透,将使中美两国发生摩擦的可能性增大;再次,美国加强对亚太地区的力量布防,不乏军事干预台海局势的战略企图,从而对中国国家主权与安全构成挑战。

二是台海局势的复杂化,使周边某些国家“以台制华”企图趋强。陈水扁上台的六年,是“台独”势力日益猖獗的六年,也是其在分裂祖国道路上越走越远的六年。在各种不断升级的“台独”分裂活动中,最具危险性和危害性的是:台湾当局图谋通过所谓“宪政改造”实现“台湾法理独立”,公然提出通过“制宪”走向“台独”的时间表,竭力挑衅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将两岸关系推到了危险的边缘,岛内发生“台独”事变的可能性严重存在。台湾问题事关整个中华民族利益。也正是因为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才成为美日等国制约中国的一张牌。

台湾问题对美日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以台制华”。这助长了“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恶化了台海地区局势,不仅成为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最大障碍,而且也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产生了负面效应,是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可能恶化的最大变数。

三是某些国家军事战略的调整、军事实力的扩展和军事同盟的加强,将对中国周边安全产生直接影响。近几年来,某些国家逆时代潮流而动,以扩充军备为核心,不断调整军事战略,使亚太地区军备竞赛的步伐有加快的趋势。

继1996年4月美日两国发表《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和1997年9月制定《防卫合作新指针》后,美日将对军事同盟体制进行第三次“重新定义”,拟将这一体制从区域性的扩展为全球性的,成为“亚洲版的北约”。美日军事同盟的扩展,将更加明确地把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纳入防卫范围。美日对这一地区力量渗透的加强,加紧应对 “紧急事态”的联合作战演练,都会对亚太安全环境和中国国家安全产生深刻影响。四是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各种矛盾交错,增加了中国周边局势的动荡因素。在中国周边,存在着复杂多变的矛盾。这里是大国矛盾的聚集区,是国际恐怖威胁的集中地;这里既存在着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又存在着各种边界领土纷争;这里既面临着传统安全威胁,又面临着非传统安全威胁。

近几年来,在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下,恐怖势力明显抬头,恐怖威胁有增无减。国际恐怖势力在中国周边的频繁滋事,恶化了中国周边环境,直接威胁着中国国家安全。以“东突厥斯坦”为代表的国际反华恐怖势力,在某些西方大国的纵容下,与其他国际恐怖势力相勾结,对中国西部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

中国周边是民族宗教矛盾的交织并发区。在中国周边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500多个民族,这里是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等众多宗教的发源地。这一地区的民族宗教情况极为复杂,各种矛盾突出。南亚印巴矛盾就与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不无关系。

中国位于涉核危机的辐射区。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是当今世界核危机的两个矛盾点。从表层上看,朝鲜核问题仅仅是朝鲜想拥有核武器,但从本质上讲,朝鲜核问题是朝美矛盾的集中表现。朝鲜核问题的政治和安全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朝鲜核问题经过三次北京六方会谈,已就和平解决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但朝美两国交恶很深,要想在短期内解决矛盾显然是不现实的。目前仍不能排除这一矛盾恶化的可能。朝鲜核问题解决与否和如何解决,事关朝鲜半岛局势的走向,事关世界防核扩散机制的稳定,也事关中国东北亚安全环境。

五是领海主权、海洋权益和战略资源争夺日趋激烈,使我们在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方面的形势趋于复杂。中国大陆海岸线长184万公里,领海面积92万平方公里,管辖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海域300万平方公里。海上邻国多达8个。在绝大部分陆地边界问题已经解决、边界矛盾趋缓的背景下,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矛盾十分突出。

中国和周边国家海域争议面积多达150万平方公里,主要集中在黄海、东海和南中国海海域。近年来,中日两国在东海海域的主权矛盾明显上升,双边摩擦日益增多。

围绕油气资源的争夺十分激烈。争夺油气资源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地缘政治的主题。美国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其冷战后称霸世界的障碍,企图通过控制世界石油资源达到阻遏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我国作为石油消费大国,2003年石油消费高达252亿吨,进口石油达9100万吨,这两项指标均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在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在四大地带同中国展开油气资源争夺:一是东海油气争夺,二是南中国海油气争夺,三是里海和中亚油气争夺,四是对俄罗斯的油气争夺。某些国家从遏制中国的战略出发,企图扰乱中国的石油发展战略,破坏中国的石油安全。由此,我们特别要认识到,石油安全乃国脉所在、国运所系。

安全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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