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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区发展来建设新农村
彭大鹏
内容摘要： 在城乡统筹的条件下，以输入一定的资源为契机，以改善社区生活品质和提高社区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以培育农民的合作能力为重点，推动农民充分参与，逐步提高村落社区的自我持续发展能力，“输血式”的新农村建设才能转变为“造血式”的新农村建设。
关键词：社区发展；合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国前，作为无产阶级最可靠同盟军的农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建国后，长期推行城乡隔离的二元结构模式，通过牺牲农村、限制农民流动来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推动了城市工业化，保证了城市居民的福利和城市社会的稳定，而广大农村则仍长期停留在传统的、封闭的落后状态。直到几年前为连绵不绝的通货紧缩寻找对策的时候，才发觉其主要原因是农民的收入太少，70％的农民消费只占到全社会消费总量的30％多一些。欧洲人说，如果农村不能呼吸，城市也将窒息。持续扩大的城乡差距使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惴惴不安。
邓小平曾就农村问题多次讲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要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①，“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们没有摆脱贫困”②。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必须在三农之外来解决三农问题，其中，关键是要减少农民，通过迅速城市化将农民转化为市民来实现。在未来50年内，中国的城市化率如果从现在的37%提高到75%，每年就需要大约有一千万到一千两百万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即便如此，届时仍将有几亿人口生活在乡村。如何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内缩小城乡差距，给那些城市之外的农村居民一个相对充裕的物质条件及不算匮乏的精神生活，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也大为增强。现在，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从实际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的需要上都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关怀农村的时候了。正是在此背景下，党和政府审时度势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决定。但是究竟如何开展新农村建设？如何将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深入扩展呢？我们认为，通过社区发展来促进新农村建设是一条积极稳妥的道路。
一、经由社区发展激发农村持续活力
农村社区发展的当前含义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逐步改善外部宏观环境的同时，以输入一定的资源为契机，以改善社区生活品质和提高社区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推动农民充分参与，自主自为，最终建设成一个环境优美、人文和谐、可持续内源发展的农村。
新农村建设不能见物不见人，而把诸如修路、架桥等有形公共产品的供给当作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却是大部分人的看法。我们认为，始终以人为本，以人的能力发展为核心是新农村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一个宏观的社会发展规划，它不可能直接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人，而社区发展则是一个可以有机联结其间的环节。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并不是农村社区发展的全部，甚至远远不是，乡村社区发展是一个永续的创新过程，它不断为本地居民提供重新评估和规划自己生活的机会，不断唤醒被惯常的生存伦理所催眠的创造力。社区发展可以把输血式农村建设创造性地转化为造血式农村建设，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内源化发展。
社区发展的核心和终极目的是人的发展，重视个人及其权益是社区发展工作的起点，也是社区发展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的保障，脱离了这一点，社区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社区集体利益不是抽象的，它首先是承认和保护个人利益而不是凭空地超越，只有这样的集体利益才是真实的，才能获得社区居民持续地支持和参与。社区发展是一个通过尊重个人权益来发育和提升社区意识的过程，以集体参与来鼓励居民识别和表达自身的需要，进而采取行动以实现它。
农民无论是与其他群体的力量对比上，还是在自身的自组织能力上，都处于弱势地位，因而，与日益组织化的整个社会相比较，其劣势更为明显。农民精英外出经商或务工使得本就缺乏组织资源的农村社区结构呈现进一步疏松的趋势，这和市场经济要求加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是相背离的。承载社会发育的草根组织除了在农村生产经营领域的缺位之外，还体现在社会、政治与文化等各个方面。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扩大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推动农村社会的发育可以改善他们的境遇。因此，乡村社区发展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建基于满足民众不虞匮乏和获得自尊为目的、始终开放着自身的变迁过程，是一个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它不是一种理想主义下的狂躁的运动，而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充满着艰辛和创造幸福的生产与生活实践。
社区参与既是社区发展持久的内在动力也是社区发展所追求的目标。现代社区的发展则要求从传统的吸纳性参与向自主性参与转变。发展理论认为，作为外来的干预者与社区居民是平等的合作关系，对社区发展事务不能包办代替，而要充分赋权。农民才是村落社区的主人，只有他们的利益、价值得到了尊重，并体现在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执行、监督的整个过程，他们的积极性才能高涨起来，他们合作的意愿和技能才能得到启发和提高，他们的自我组织水平才能在沟通、协商的过程中逐步得到改善，从而社区发展的能力才会成为有源之水，永不枯竭。
以完善公共设施为主的外部资源输入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区发展的契机和切入点。以社区生产生活为中心的农村公共工程建设不能绕开农民，让农民全面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执行和监督的过程中，并将这种参与例行化、网络化和自我组织化，以利于培育和积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建立于社会网络结构以及互惠规范与信任的基础之上、能够整合个体的生产力、协调组织集体行动的力量，它既是关系性和社会性的，同时也象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一样具有生产性，并且能够提高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也就是说，它既是实现个体利益的手段，也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提高社会效益的工具。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社会资本的主体就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特别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就表现为公民社会的成长。社会资本不仅表明着社会组织的特征，同时还是一种公民精神的体现，有利于公民风范的养成。丰沛的社会资本是公民社会的坚实基础，公民社会则是社会资本得以滋养和发展的温床，两者是互
相增强的关系。有活力的公民社会既是创造的源泉又能自我克制。公民社会中的个体具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勇于创新，尊重规则，他们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力，同时公民社会具有较强的自我组织能力，在团体层次上发展出了创新的机制，是促进结构变迁的重要力量。健康的公民社会愿意承担责任，能够实现经济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一个社区中，由公民社团所组成的公民参与网络越是密集，社区的公民就越是愿意互惠合作。只有通过社区发展来建设新农村才能使得被建设的农村不仅得到物质上的改善，还获得了最为关键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以社区内合作为基础融入整个社会
在生产日益社会化的今天，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培育农民自己的服务组织极为迫切。农业产业化是解决分散的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矛盾的一个发展方向。目前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主要有 “公司+农户”、“专业协会+农户”、“股份合作”、“合作社”等等。在以“公司+农户”为代表的农企合作过程中，分散的农户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合作社能使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改善其谈判地位。合作社扎根于社区，实行“一人一票、民主管理”，主要目的是为社员提供服务而不是象企业那样仅以赢利为目的，所以不会轻易变更运营的方向和地点，有利于促进社区的就业和福利，是具有一定社会功能的特殊经济组织。合作社处于农户、企业和政府之间，它的存在有利于市场的发育，有利于社区融入更为广阔的社会联系中去。目前，合作社在产业化经营组织中所占比重很小，其他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也很少，这是由政府的治理方式以及农民的自组织能力所决定的。除了合作社之外，各专业协会也是城乡市场的中介，是经济上融入社会的桥梁。创造宽松环境，允许和鼓励农民经营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储运加工销售等，使初级产品增值的利润回归到农村社区居民手中；也应该允许农民成立自己的金融互助组织，只有农民才最了解农民的需求，而且他们的运作在成本上也是最具优势的，欧洲最大的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起初就是由农业信贷合作社发展起来的。把积极构建农业生产服务体系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有利于乡村建设的持续和深入开展。社区发展的实质是使一个个孤立的农村社区融入整个社会，而非为农民构筑起一个个世外桃源。当然，建立一个公平、开放、打破城乡分割和免除行政干预的全国统一市场是农村社区融入社会条件之一。“有农民而无农民社会”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种非赢利组织的缺乏。应该鼓励农民成立社区内或跨社区的各种公益组织，这样，既丰富了农村生活，又和整个社会沟通了起来。马克思说，“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③。以农村社区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就是一个培养农民合作精神与合作技能的过程。
由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是一个可由之展开社区建设的具体的切入点，是推动乡村社区变革的初始力量。对农村的公共工程投资以社区生产生活为中心，以吸收地方劳动力为主。在专业机构的帮助下，社区居民调查分析社区的资源和自身需要，自主提出革新计划与合作方式，自主参与项目的决策、实施、监督和评估，这样就为社区与人共同发展提供了可能。
在完善农村基础设施过程中发育出来的成熟的农村社会是国家稳定和善治的基础。居于城市之外的农民虽然没有尝到多少现代化的物质果实，却在传媒发达的今天日益被现代的文化食粮所滋养着。传统的“生存原则”被现代性解构之
后，农民对民主，平等，权利的意识逐渐清晰了起来，甚至非常敏感。农民的法制意识也随之上升了，行政权威以及政治动员权威的效果下降了，靠传统的方式已经很难再动员整合已经分化了的社会。从近年不断增多的农民的各种表达符号中似乎也隐含着一条寻求基层组织制度重构的逻辑线索。在这么一个利益不断分化的时代，对有机整合的要求十分迫切，政治发展就是一个不断适应和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实现社会有机整合的过程。而合作网络畅通、社会资本充沛的农村社区则是政治发展最为坚实的微观基础，它能保证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理性、稳定和有序，并最终实现一个良好治理（善治）的格局。
三、新农村建设体现为差异化发展
贫穷的原因各各不同，发展的道路也多种多样。现代化不是一种僵硬的模式，任何一条成功的现代化道路都是结合了本地的特殊性并把这种特殊性转化为现代化资源的过程。我们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这么一个通过对资源进行有机重组而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农村现代化过程。
差异化发展在村庄层面是指，不同的社区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困境，每个社区都应该有其基于这些条件之上的发展路径。社区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困境和问题正是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所在，它是社区发展的切入点，也是他们能够积极参与的起点。差异化发展在村庄内部的个人层面是指，虽然社区居民在公共资源的占有上是平等的，但社区的机制决不限制禀赋和资源各异的个人独具风格的发展。在公平的规则下，一部分人的快速发展会为他人和社区创造更大的空间。那些逃离了“把生存作为首要目的”④之困境的农民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下，能够转变为一个面向未来发展之熊彼特式企业家。这部分人退出农业经营减轻了农业内部的压力，还能为其他农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种变迁实为在削弱农业内卷化的机制。在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涌现了一些这样大大小小的“企业家”，虽然他们的前面还要加上“农民”两个字。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社区发展就是在营造一种创业氛围——一种鼓励个人创新发展的氛围。“农民”是被赋予的，它既是国家的定义又是历史演绎和社会结构的界定。“农民”，作为内化了的历史与社会现实结构，同时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和经济伦理；在城乡整合以及乡村社区内部革新过程中这些沉淀了的惯习势必要被创新的潮流所冲刷并反过来促进农村社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文化发展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人不是为了文化而存在，恰好相反，文化是为了人而存在。狭义的文化是一套行为系统，其核心是由一组传统观念，特别是由价值系统所构成。乡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大本营，它是适应农耕生产制度的产物，它已经深入到了人格系统，使知足、拒变、守旧成为主流，同时也养成了人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传统作风。一百多年来的西风东渐不只在器物和制度层面上而且也在文化上侵入了“停滞的乡村生活”，特别是上个世纪的几次历史巨变早已使乡村文化支离破碎了。旧的没有去除，新的尚未建立，尴尬的文化生态使人们无所适从，社会失序与失范乃至道德滑坡在农村几成普遍现象。渗透进来的商业精神既找不到立脚的坚实基础，又无时不在权力的威压下缩头缩脚，破碎了的传统文化也不能提供自我麻痹的保护，这真是一种痛楚的过程。安身立命的文化重建远急迫于寻求“亚洲的意义”或“中国的意义”，虽然后者在文明的层面上或更为宏大，但是，就从来就没有从容过的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却颇多奢侈的味道。破碎的乡村生活中仍然残留着逝去时代的基因，不管它们会发出什么样的新芽，只要是在各个具体的社区建设中获得了自然的发育机会，而非某种思想运动的催生，它就具有了成长的内在的合理性。千差万别的社区的实际状况在具体的建设中生发出多样性的社区文化或可预期。乡村社区建设就是为这些有差异的也因而丰富多彩的文化重生提供机会，但它极力避免统一的思想指导，它不寻求那种最高抽象的文化结果。这就是差异化发展在农村文化建设上的体现。
四、构建新农村建设的社会支持体系
新农村建设试图从困扰整个中国健康稳定发展的“三农”问题上打开一个缺口，以期迈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可以看作是一个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再动员。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需要多方面的人员和机构来共同参与。
科研结构和知识分子可以发挥自己的智力资源优势担当起倡导者和咨询者的角色。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曾认为中国当时最为迫切的问题是个人权利和生命财产的稳定和保障，中华民族的富强和中华文化的复兴关键在于全体国民生命意识的甦醒。只有生命意识的甦醒才能使“人的个性伸展”成为可能，他在《中华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文中指出：“个性不立绝不是健全的社会组织，个人在社会中地位的尊重，毕竟是永恒的真理”，个性的伸展以及社会对个性的尊重和保护从而使民族获得勃勃生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体是农民，但那时愚昧、贫困的农民却缺乏这样一种自我意识，梁漱溟认为，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促进农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命运。我们现在提倡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去，除了促进农民自我意识的觉醒之外，还承担着传输知识和信息的重要任务：传送适应现代社会的组织与管理知识以及生产技术知识和相关信息等。
各种非营利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更是大有用武之地。这里所说的非赢利组织主要是指专注于农村发展的机构，他们是个人、企业、城市社区等外部资源和农村社区联系的中介，同时也是推动居民自主参与社区建设的专业组织。而且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农民的各种合作形式由其自生自发所需时间太长，由政府推动，很可能会流于形式，由中立的非赢利专业机构来推动和组织，其效果是最为理想的。
繁华都市与穷乡僻野的巨大差距同时也意味着前者可以在许多方面帮助后者的发展。提倡城乡社区结对建设不是那种流于形式的捐钱捐物，而是一种在专业机构参与评估和建议下进行的长久和互动的平等伙伴关系。这种合作有助于参与的双方开阔心胸和消除社会隔膜与裂痕。把各种行有余力的人都引入到能够增加农民福利的具体的建设行动中去，在农村社区内发现新的增长点（物质的和文化的），培植它，发展它。由于参与的力量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的行业，他们带着不同的信息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去和农村社区的居民沟通，在比较中发掘社区的特色与优势，并在持续的交往中建立起城乡之间的诸多网络。新农村建设要为那些真诚的想为农民作点事的人提供一个有序参与的组织化平台。追逐着利益的城乡互动是一种常态，是基本的；基于关爱的奉献更是弥足珍贵的。让每一位公民无论住在繁华都市还是偏远的乡村都能感受到国家和社会给他的关怀与温暖，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政府是新农村建设最强有力的推动者，政府受到的挑战也是最大的。这表现在政府的角色和职能的转变上：从一个支配者、控制者转变为一个合作者，一个
在新农村建设中和各方参与者平等的角色。农村社区建设同时也是基层政府转变职能革新自身以适应农村现代化的过程。
成立一个沟通政府与民间、城市与乡村的以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主旨的官民合作组织。该组织由政府相关部门、研究机构、非赢利组织（NPO）、社区代表以及社会知名人士等组成的新农村建设委员会，它从政府预算中获得资金，但是不在政府编制序列之内。该机构按照现代NGO模式运作，施行透明管理，每一财政年度，由政府审计局或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一次审计。任何一个村都可以单独或与专业组织及研究机构向新农村建设委员会联合申请新农村建设项目。项目申请书必须是社区居民充分参与下的结果，它既包括实体工程的计划，也要有未来全村的发展设计，它必须体现出村民合作的清晰脉络。乡村建设委员会根据提交上来的项目申请，实地考察，评估村民参与决策和管理的质量以及后续的自我发展能力，决定是否投资；如果予以否决，必须给出详细的理由和改进的建议。这样的一种组织创新打破了国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的壁垒，既保障了由专业带来的效率，也能保证公平，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个社会化的服务平台。
作者简介
彭大鹏，讲师，政治学博士，四川省委党校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社区发展与地方治理
Tel028-8735***1169Mail：pover2000@gmail.com
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43 号邮编：610072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② 同上；
③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④ 詹姆斯.C.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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