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的文化艺术事业不是荒漠0920_改革开放是一项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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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的文化艺术事业不是荒漠

近年来,否定改革开放前文艺成果并讥讽为“荒漠”的言论不时沉渣泛起,充斥网络空间及传统媒体,甚至也登上了神圣的高校课堂。这些言论,如果不是一些别有用心者的阴暗图谋,就是愚昧无知,就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这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是极为有害的,必须厘清事实、辩明真相,正本清源。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以下简称“两个不能否定”)。

根据“两个不能否定”的精神,笔者对建国后,改革开放前的文化艺术事业建设进行了一番认真研究,仅就笔者梳理出的部分资料,足以证明改革开放前的文化事业建设成果巨大,那个时代绝不是“文化荒漠”。现分类简述,请看事实:

一、广播和电视

改革开放前的广播进村入户,在许多村架设了有线广播、高音喇叭,许多人家安装了小广播喇叭。1975年9月14日新华社报道“一亿只广播喇叭连接千村万户”。有的家庭还购置了收音机,可以随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省、市、县都有无线广播电台。人们从广播中了解国家大事和本地区的新闻,可以聆听催人奋进的社论文章、生产常识和音乐节目。广播的宣传作用非常强大,各单位、各乡村都有自己的广播站,高音喇叭就是最好的“喉舌”。广播员从根正苗红的生产积极分子中选拔而来,声音是慷慨激昂、中气十足,女播音员更是不让须眉。

我国在1958年开始播放黑白电视节目,1960年5月1日北京建成第一个彩电试验台,用NTSC制式进行试播。初期只有省会城市有电视发射台,1971年全国建成32座电视台。197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用8频道在北京地区试播彩色电视节目,央视的彩色节目从开播之日起就通过微波线路向地方传送,1973年上海、天津、成都等地方台实现彩色电视节目播放。1976年底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现彩色电视节目播放。从1977年7月25日起,中央电视台的第一套节目全部改为彩色播出,从此中国电视节目完成了由黑白向彩色的过渡。

二、报纸、期刊和图书出版

改革开放前的报纸发行量空前绝后,一方面是我们党特别重视宣传教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电视媒体没有普及、网络媒体还没有出现,报纸的宣传作用特别巨大,农村的生产大队乃至生产小队都有订阅报纸。农村文盲较多,不识字,生产队还会专门组织人读报纸,使得每个社员群众能听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社员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思想觉悟都有提高。在动员群众方面,报纸发挥了特别巨大的作用,不少“社论”今天读来仍堪称一流。

建国后,期刊事业也得到一定的发展。据统计,1965年时包括政治理论期刊、学术期刊和文学期刊有790种期刊。经过1966年后的整顿,许多文艺、社科类期刊因不符合当时党中央的要求停办整顿。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李东东在2007年的世界期刊大会发言中说“1970年,全国仅有21种期刊”①,如《人民 ①《世界期刊大会开幕在即 副署长接受记者采访》,新华网,2007年05月09日 画报》、《民族画报》、《解放军画报》和《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歌曲》,还有《文物》、《外国文艺摘译》和外文版的《人民中国》等。改革开放前影响最大的是“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是传达毛泽东主席最新指示、诠释中央革命路线、宣传中央战略部署的权威平台。1971年8月16日中央发出文件规定“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恢复和创办一些理论、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研究、文教卫生、体育等期刊,首先要注意恢复创办工农兵、青少年迫切需要的期刊。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的期刊,报中央组织宣传组批准,属于文学艺术方面的期刊,报国务院文化组批准,其它方面的期刊,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①,很快,1972年全国期刊就恢复到194种,到1974年已恢复和新办共有382种。停办后复刊最早的是《广西文艺》,1973年新办的期刊有上海的文艺类刊物《朝霞》,理论刊物《学习与批判》,罗思鼎、石一歌在上面发表了不少文章。1972年起每年出一本《战地新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战地春秋”文艺丛书等杂志书。

1971年3月15日至7月22日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出版发行工作日趋正常,约一百多部中长篇小说公开出版,主要是新创作的现代革命题材的(其中当代现实题材的约占五分之四,革命战争题材的约占五分之一),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欧阳海之歌》、《艳阳天》、《陈胜》、《李自成》、《闪闪的红星》、《桐柏英雄》、《征途》等。译作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还有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作品,以及日本小林多喜二的作品。以福建省图书馆的收藏情况例,该馆共收藏了1971-1976年间出版的中文图书10219种,除不到100种的台港澳地区文献以外,这一万多种图书都是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发行的。通过查询书目发现,这些图书当中理、工、农、医,教育、军事、音乐、美术、体育等实用技术类和科学普及类书籍占65%,文史哲政经类书籍中占35%。文史哲政经类中约20%的是由“*”特有的工农兵创作组、革命委员会XXX编写组、XXX资料组集体创作的产物,剩余15%是文艺类作品,包括名人传记、回忆录等纪实类作品,还有部分世界名著,可以检索到1600多本。福建省图书馆共收藏1971年出版中文图书557种,1972年出版中文图书1024种。

三、协助曲、舞蹈、戏剧和器乐

(一)钢琴协助曲《黄河》。取材于《黄河大合唱》,1969年由殷承宗、储望华、刘庄、盛礼洪、石叔诚和许斐星六人改编为协奏曲。这部协奏曲在创作中运用了西洋古典钢琴协奏曲的表现手法,在曲式结构上又融了入船夫号子等中国民间传统音乐元素,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其史诗的结构、华丽的技巧、丰富的层次和壮阔的意境,成为世界音乐史上最为著名的一首中国协奏曲。《黄河》是改革开放前音乐作品的经典之作,其政治思想性之强、艺术水平之高是划时代的,国内至今没有哪篇音乐作品能与之匹敌。

(二)歌曲。歌曲带给人们的是全方位的艺术享受,优美的旋律使人能够产生高尚的想法,丰富人类的感情,促进他们理解人类情感的深邃内涵,达到心灵的和谐以及与自然的契合。改革开放前是歌曲的黄金时代一点不为过,火红的岁月,专业音乐家和平民音乐爱好者们不甘人后,热心作词作曲,抒发他们对领袖的热爱,对“阶级敌人”的痛恨,还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豪迈情怀,数量之多恐怕是共和国之最。这些歌曲可分几类:毛主席颂歌、主席语录歌、主席诗词歌,还有歌颂党、歌颂祖国和其他领导人的歌。其中毛主席颂歌就数量和质量来说都 ①《中国期刊发展史》,宋应离等,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P283 占据主体地位。当时李劫夫创造的歌曲最为著名,一生共创作了2000余首歌曲,如《歌唱二小放牛郎》、《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哈瓦那的孩子》等名作都流行至今。改革开放前有四大至尊歌曲,分别是《东方红》、《国际歌》、《三大纪律八大注意》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有《我爱北京**》、《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岁毛主席》、《读毛主席的书》、《红太阳照边疆》、《毛主席的光辉》、《北京有个金太阳》、《北京的金山上》、《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的恩情唱不完》、《毛主席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等,这些西藏、内蒙、新疆风格的毛主席颂歌,毫无疑问,这个时代的歌曲包含着对毛泽东主席的真诚热爱。《工农一家人》、《毕业歌》、《抗日战歌》、《大刀进行曲》、《战斗进行曲》、《前进歌》、《大路歌》、《工农革命歌》、《新的女性》、《到敌人后方去》等革命歌曲,《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工农齐武装》延安时期的陕北民谣,也一样十分流行。从1972年开始到1976年被称为新中国音乐史上的战地新歌年代,每年出版一集歌曲集《战地新歌》,这是文艺演出和群众歌咏活动的标准读本,其中《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的田野》、《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红小兵成长全靠党》、《井冈山下种南瓜》等都是经典作品。

(三)舞蹈。芭蕾是西方最典型的表演艺术形式之一,有人说“芭蕾,是美到极致的艺术”。改革开放前最有西方艺术风格的舞蹈就是芭蕾舞,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作曲家创作了大量的舞剧音乐,在芭蕾舞剧方面,至今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可能只有《鱼美人》、《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鱼美人》在1959年首次公演,这部舞剧绚丽多彩,有很高的欣赏性,是中国舞剧探索“洋为中用”的一次成功实践;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从创作于四十年代的新歌剧《白毛女》发展而来,歌剧《白毛女》在五十年代初被改编成电影,在世界几十个国家放映,六十年代初被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改编成芭蕾舞,并带到中国演出,1965年上海舞蹈学校改编成芭蕾舞剧,1972年芭蕾舞剧《白毛女》脱离舞蹈而单独录制芭蕾音乐,指挥是陈爕阳。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1963年根据同名电影改编,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按“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要求,1964年9月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大获成功,《红色娘子军》至今仍是中央芭蕾舞团保留剧目。这三部芭蕾舞剧着力将中华民族声乐元素融入芭蕾音乐,舞剧表现力显得丰富、充实,突出了民族性,能够引起观众共鸣。舞剧旋律动听,音乐和人物形象性格配合,音乐和剧情发展结合紧密,独立于舞蹈而存在的芭蕾音乐,欣赏起来更是引人遐想。

改革开放前也同样有根植于百姓的新型舞蹈,如风靡全国的“忠字舞”就是例子,遗憾的是这种健身和育人的舞蹈也被当作“*”产物而销声匿迹了。今天“广场舞”风靡全国城乡,和当年的“忠字舞”一样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舞蹈,是专属于人民群众的舞蹈。

(四)戏剧。改革开放前的戏剧显然不仅仅只有“样板戏”。“样板戏”一词源于《人民日报》1967年5月31日的评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1967年5月23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北京各剧场同时上演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这些被确定为样板戏。后来陆续出现的京剧《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龙江颂》、《磐石湾》、《杜鹃山》,芭蕾舞剧《沂蒙颂》及《草原儿女》,钢琴伴唱《红灯记》等9部作品,不在“样板戏”之列,而被称为“样板作品”。“样板戏”描写的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现代生活,被赋予了更积极的政治意义,是批判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武器,是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相斗争的革命文艺路线典型,也是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实行文化革命的典范。毛泽东先后多次率政治局成员出席观看“样板戏”,给予强劲的政治支持。“样板戏”的衍生作品很多,京剧的统统改编成交响音乐,舞剧的不仅改编成交响音乐,还被改编成京剧。1969-1972年间为了普及“样板戏”,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等将它们先后拍成舞台电影,在全国发行、放映,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还对“样板戏”进行了移植,并被录制成各类唱片发售。“样板戏”对当年国人的影响之大难以想象,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播放,连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成为那个时代精神、文化生活的代名词。《沙家浜》的“智斗”等经典唱段深入人心,妇孺皆知,人人会唱。“样板戏”已成了时代文化符号,Michelanglo Antonioni的纪录片《中国》就插入“样板戏”旋律作背景音乐。

今日我们在笑话、戏谑和蔑视当年“样板戏”时代的时候,也可以反思当下的影视戏剧,比如“抗日神剧”,比如“苦情三破(破碎家庭、破碎情感、破碎婚姻)”,比如暴力、情色、畸恋题材充斥屏幕„„“样板戏”的选材背景和功能与当今影视作品完全不同,并不是以发行量、票房、收视率来作为衡量文艺作品质量的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说句中立的话吧,“样板戏”本质上没有差错,而是通过塑造“高大全”的中国人形象,达到教化的目的,显然,这是必要的、可行的,总比把中国人塑造成丑陋、猥琐、懦弱更有教化意义,“样板戏”的政治意义姑且不说,更不应贬低其艺术价值。“样板戏”是不是也还有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回答是肯定的,汪曾祺、徐景贤、程砚秋等对“样板戏”都有过很精当、中肯的评价。

(五)地方戏和曲艺等民间文艺。改革开放前地方戏和曲艺并没有被取缔,有的地方戏、曲艺的表演团体和组织机构被解散或整编,例如天津河北梆子剧院各团和各县级剧团缩减成一个团,曾叫小百花剧团。1969年由“样板戏”移植的越剧《红灯记》上演,各地方戏也开始了“样板戏”的试验移植。1970年湖南省歌舞团创作演出花鼓戏《看卫星》庆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1970年10月浙江举行地方戏改革交流会;1971年2月越剧和婺剧都演出了新剧目《半篮花生》;1971年12月湖南省全省专业文艺团体创作节目调演;1973年由吉林省吉剧团定稿并演出的二人转坐唱《处处有亲人》响遍全国,还有二人转《小鹰展翅》(吉林省吉剧团)、北京琴书《传家宝》和快板书《奇袭白虎团》等等。1973年中央电视台有了相声,马季和唐杰忠的《友谊颂》、王培元和常宝霆合的《挖宝》。这些地方戏剧目中有一小部分被拍成了电影,1974年湘剧高腔《园丁之歌》、花鼓戏《两张图纸》、《送货路上》公映,1974年广东粤剧《沙家浜》、越剧《半篮花生》、湖南花鼓戏《送货路上》和河北梆子《渡口》公映,1975年淮剧《人老心红》、《拣煤渣》和维吾尔歌剧《红灯记》公映,1976年吕剧《管得好》、《半边天》、莱芜梆子《三定桩》、黄梅戏《小店春早》和《红霞万朵》等公映。

改革开放前的地方戏、曲艺演的多数是新编的剧目和曲目,与京剧和电影故事片一样,现实题材多于革命战争题材,它们中只有少数剧目移植于“样板戏”。因此说改革开放前只有“样板戏”的话怎么也说不过去。众多的地方戏曲、曲艺被拍成电影胶片在全国放映,实际上是一种快速的、更低成本的传播,在交通不够便利,电视传播不够普及,又要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文艺的需求的时候,无疑是因地制宜的好方法。

(六)器乐。改革开放前的器乐同样蓬勃发展,如花鼓大筒齐奏《迎着朝阳去韶山》、《山乡邮递员》、土家族“打溜子”《火车进山寨》;大提琴曲《萨丽哈最听毛主席的话》,小提琴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毛主席的光辉把炉台照亮》、《千年的铁树开了花》、《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庆丰收》、《井冈山上太阳红》和《前年的铁树开了花》;古筝独奏《洞庭新歌》、《东海渔歌》和《草原红卫兵》、扬琴独奏《双手开出幸福泉》;二胡独奏《台湾人民盼解放》、《金珠玛米赞》和《喜唱丰收》;笛子独奏《草原红卫兵》、《扬鞭催马运粮忙》和《陕北好》;板胡独奏《海岛盛开大寨花》、《家乡的喜讯》;管弦乐曲《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和《北京颂歌》;琵琶独奏《浏阳河》和《唱支山歌给党听》;芦笙独奏《拉山号子》、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这些作品就是当年器乐发展的一部分成果,改革开放前有许多民族器乐、西洋管弦乐的佳作流传。

四、诗词、书法、美术和连环画

“五四”以来,我国出现了很多声名贯耳的大诗人,像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在改革开放前他们有许多佳作流传。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伟大诗人,他的诗词就是中国革命的史诗。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有诗情相伴,在他一生的各个重要阶段,大都留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动人诗篇。毛泽东的诗词犹于文苑中馨香四溢的奇花异卉,成为我们全面认识毛泽东以至认识改革开放前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毛泽东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对中华诗词产生了重大影响,开启一代新诗风,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创新家。香港诗人刘济昆说:“宋代是‘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今日是凡有华人饮水处,就有毛泽东诗词。”①

书法多是和诗词连成一体的,书法艺术在各个阶层都得到自由充分的发展。吴玉如、李苦禅、张伯驹、王遐举、赵朴初、启功是那个时代的书法名家。毛泽东本人也是书法大师,自成毛体,拥趸者众。党内高层也有一大批书法大师,康生、舒同也是书法名家,现在舒体已是电脑中汉字字库的基本字体,广为流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裸体样式的创作就被禁止了,只存在大学美术系的基本功练习中,后来有人主张全面禁止。毛泽东十分关注美术创作活动及群众性的美术活动,多次做出有关指示,就裸体模特一事专门批示:“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②改革开放前,中国美术界几乎所有的专业美术工作者,都参与了以毛泽东为题材的美术创作活动。从官方的正式报纸到民间的红卫兵美术报刊,以及在红卫兵美术展览中,毛泽东肖像创作成为主流。如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国画《炮打司令部》,宣传画《五个里程碑》,木刻作品《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等都是精品。遍及中国城乡的大型毛泽东塑像也是当时的一大特色,毛泽东对全国各地都在大量建造塑像的现象多次批示要求禁止,1967年7月5日他看到《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280期上刊登的《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材料后,写了如下批语:“林彪、恩来及*小组各同志: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③ 随后中央连续发出有关通知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建造毛泽东塑像之风。当年对毛泽东主席的无限崇拜当然过火了些,连毛泽东自己也很是反感,①②《人民日报》2003年12月16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P399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P368 但何尝不是广大人民群众对领袖真诚热爱的情感抒发。

改革开放前有许多美术作品因为不够革命化而遭到批判,对美术创作题材也有很多限制,但仍然有很多健康、积极向上、政治性强的美术作品得以创作传世。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战报》、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红色美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满江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井冈山》等画刊,都发表了许多优秀画作。潘家峻的《我是海燕》,陈敦、卢象太的《插秧时节》,汤沐黎的《针刺麻醉》,陈逸飞、魏景山的《开路先锋》,王遵义、殷培华的中国画《姐妹俩》,大连冷冻机械厂业余美术创作组的版画《日新月异》,亢佐田的小画片《红太阳光辉暖万代》等佳作就是其中的精品。美术的其它艺术一样,也同样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连街头性爱、裸奔都被认为是“行为艺术”的时候,难道不该考虑文化艺术的方向吗?艺术品更不该仅仅以拍卖的价格为唯一标准,比如印象派的一些作品,和无厘头的电影一样,在一些人看来是价值千金,在另一些人看来就是不值一文,浪费纸墨而已。

改革开放前时还有很多连环画,每个年份都有连环画出版。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至1976年连环画就发行1500多种7亿多册。连环画主要有现代革命题材、社会历史批判题材、科学普及题材和专门题材。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前的连环画已成为收藏家的至爱。

五、电影及电影歌曲

改革开放前,在国家推动下电影逐渐登上乡村娱乐的舞台,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群众的思想,塑造群众的语言、行为习惯。建国初期,中央提出“全党、全军必须学会培养与充分使用电影这一宣传工具,以助于团结人民,配合其它宣传武器,共同去进行与加强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工①作。”建国后,中宣部、文化部多次召开会议,发布文件、指示和规定,逐步建立服务于国家的电影体系。各个电影生产单位(制片厂)均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国家生产单位,所有电影从业人员也都属于国家的职工。各电影制片厂接受国家任务,或者提出计划由国家批准然后组织职工进行生产,影片生产出来后,由电影局或者更高的国家负责机构进行审查,再由政府管辖的发行放映公司收购所有通过审查的影片,并向全国发行放映,也称作“统购包销”制度。地方各级发行的放映机构是全民所有制单位,部分农村的放映队是集体所有制单位,他们的发行放映活动都属于国家计划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1953年12月24日政务院的第199次会议通过《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电影放映事业发展的方针是首先面向工矿地区,然后面向农村;在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则以

②发展流动放映队为主。”这也表明建国开始国家就明确规定将农村电影放映纳入到电影发展事业中了。

(一)电影故事片。1971年后,当时中央高层里唯一出身专业电影人的江青主导了电影的复苏,把未及拍成电影的样板戏全部拍完,重拍了几部*前老片:《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青松岭》、《万水千山》、《年轻的一代》、《渡江侦察记》,并开始拍摄新故事片。据统计,1972-1976年10月一共上映了新故事片76部,如《我这一辈子》、《在前进道路上》、《翠岗红旗》、《葡萄熟了的时候》、《龙须沟》、《草原上的人们》、《春风吹到诺敏河》、《夏天的故事》、《哥哥和妹妹》、《马兰花开》、《小伙伴》、《花好月圆》、《并肩前进》、《工地青年》、《红梅花开》、《苗家儿女》、《老兵新传》、《五朵金花》、《烈火真金》、《今天我休息》、《为了六 ①②《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上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年,P81 《人民日报》1954年1月12日,第1版 十一个阶级兄弟》、《枯木逢春》、《大李老李和小李》、《李双双》、《宝葫芦的秘密》、《雷锋》、《霓虹灯下的哨兵》、《青松岭》、《红旗渠》、《艳阳天》、《火红的年代》、《创业》、《金光大道》、《春苗》、《欢腾的小凉河》、《决裂》等等。看这些电影名称,就感觉比现在的一些电影作品更有正能量,看完这些电影就会被那个火红的年代所吸引,为当时全国人民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所感动,为当时全国人民科学的革新精神所鼓舞,为那个时代的人民公仆所激励,也会感受到改革开放前也是一个奋发向上的时代。

(二)电影记录片。改革开放前的纪录片繁多,有成批的每集十分钟的《新闻简报》,通常在故事片前放映,多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如《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红旗渠》、《沙石峪》、《乒坛盛开友谊花》等,还有科教片如《毛竹》、《对虾》、《中国猿人》、《彗星》、《海带》、《蛇岛》、《沙漠》、《计划生育》、《椰子》、《保护青蛙》、《熊猫》、《捕象记》和《看云识天气》。

(三)电影歌曲。改革开放前的许多电影歌曲独立流传下来,如《闪闪的红星》的《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海霞》的《渔家姑娘在海边》;《南海风云》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创业》的《满怀深情望北京》;《青松岭》的《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决裂》的《共大赞歌》;《南海长城》插曲《永远不能忘》、《春苗》插曲《春苗出土迎朝阳》、《艳阳天》插曲《万众一心奔向前》、《红雨》插曲《赤脚医生向阳花》、《长空雄鹰》插曲《金达莱》等等,都给当时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本土电影,还有不少友好国家的电影,主要是朝鲜、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家的电影,这些电影的插曲也广为流传,如《宁死不屈》里的插曲《赶快上山吧,勇士们》,《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南江村的妇女》、《鲜花盛开的村庄》、《轧钢工人》等经典名片中的歌曲,悠扬悦耳,优美动听,极受国人好评。

六、演艺人员的地位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演员叫戏子,也叫伶俜,女演员还被称为坤伶、女优。戏子专门供达官贵人娱乐消遣之用,“戏子无义”的俗语也说明了对戏子品性的评价。共和国建立后,演员成了令人尊敬的职业,在电影厂、剧团上班,拿固定工资,还有国家分配住房、享受免费医疗等福利。国家设立演员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文艺娱乐生活的需要,演员不仅是职业,更是志业,一门心思专注于角色的塑造。当时演员从业人员较少,一人需要饰演多个角色,内心活动的把握拿捏难度大,若无生活经验,就出不了好作品。演员拍电影必须要先体验生活,演工人得进车间挥大锤,演农民得下田间割稻子,与群众打成一片,获得实际的体验感受,才有助于真切形象的艺术表达。许多演员定期“下放”到农村、工厂劳动,有人说这样是“迫害”,无法正常地进行艺术的创作和演出,但从他们的生活待遇,相比同期的工人、农来的生活状况来说,应该不是“迫害”,他们的“下放”完全是一种体验生活。演员本身质朴无华,电影里光彩照人的是他所塑造的一个又一个银幕形象,一些优秀的演员被称作是人民的艺术家,如《智取威虎山》的童祥苓,《红灯记》里的浩亮(钱浩梁)、刘长瑜,《沙家浜》里的洪雪飞,《杜鹃山》里的杨春霞,《红色娘子军》里的刘庆棠、薛菁华,演奏《黄河》钢琴协奏曲的殷承宗,贺绿汀得意弟子于会泳的才情更是为人称道。这些名人就是当年的偶像巨星。曾经活跃在艺坛上的人多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闻名全国或者开始起步,比如于蓝、于魁智、才旦卓玛、王心刚、王晓棠、王馥荔、田华、乔羽、刘兰芳、关牧村、李双江、李谷

一、李维康、吴冠中、谷建芬、张瑜、张瑞芳、欧阳中石、胡松华、秦怡、袁雪芬、徐沛东、郭兰英、唐国强,还有阎维文、濮存昕等,这些人有的已经离世,有的也已年迈,但那段辉煌是长存的。

改革开放前的演艺人员多数比较单纯,演艺届也不是名利场,“潜规则”的事只是传说。现在许多影视作品更多注重演员相貌、服装色彩效果的震撼,更多追求的是外在的东西。直到今天,一些文艺工作者们又开始翻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典老片,这亦或表明演员和艺术家的区别,不仅仅是称谓上的不同,更有着许多本质的差距。

七、群众舞台和遍布城乡的礼堂

改革开放前非常重视文化艺术的宣传、教育,当时电视没有普及、互联网还没有出现,群众宣传和娱乐的需求又需要得到满足,除了报刊、广播外,组织文艺节目的排演、巡演、汇演和调演就成为文艺宣传的重要形式。除了专业团体,有条件的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中小学校,都有组织本单位的文艺宣传队或者文艺小组。文艺宣传队多由学校老师指导排练文艺节目,除通过广播、唱片和电影来学习外,自编节目占了多数。尽管当年经济还不发达,但每个乡镇、多数行政村都修建了多功能的礼堂,用于集会、观看电影和演出活动。在福建的许多山村都有这样的礼堂,可以容纳大几百人,甚至更多。除观众席外,有戏台、放映室,演员的休息室,更衣室,一些地方现在还保存完好,仍在使用。这些礼堂一直是作为县城、乡村的一个文化象征,实际也是一个村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场所。若在乡村行走,留意到改革开放前留下的这些“宏伟建筑”,礼堂能够如此普及,这难道不能引发发起对那个时代的文化建设重新审视吗?当年的“影剧院生活”就是当时人们的“精神盛宴”,票价低廉,普罗大众都可以买张票进去享受一番。露天电影则是免费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辛苦一天都可以带张板凳看场电影。现在技术发展了,家家普及电视、网络,都用手机上网,随时随地都可以看电影听戏,也用不着自编自演了。大辩论也转移到了网络上,聚会也在QQ群、微信群,这些乡村礼堂的作用也小了。多数村民外出打工,散落在城市街头、工地、矿山,加班加点作业,累得睡觉都成了奢望,哪里还有心情来表演呢?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很多有表演天赋的青年才俊的发展渠道也日益多样化,除了酒吧、人行地道、过街天桥、公园等地方外,电视选秀、网络个人直播间成为今日文艺青年的表演主战场。

总起来说,改革开放前的文艺事业有这么一些特点:第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国家主导推动,实行“为亿万农民服务”的文化方针。国家负责财政资金投入文化艺术事业建设发展,对文化艺术工作者实行“包起来”的办法。第二是艺术性。改革开放前的创作的很多作品,就如一部部反映中国革命史各个历史阶段的艺术精品。它们无论在艺术上、内容上,都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这得益于文化艺术工作者丰富的生活体验。第三是群众性。不仅有专业演员,也有广大群众参与。许多表演者,都是非专业演员,在学校里边——特别是学校里的大学生、中学生,演得非常棒。这恰恰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重要特质。社会主义文艺,不是少数明星在台上领衔乱舞、台下群众吃了“摇头丸”似地在那儿跟着摇头晃脑,而是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群众不光要看,也要演,力求人人看、人人演。第四是多样性。文艺作品不仅是红色经典,完全革命化的题材,还有众多民间艺术的传播,丰富多彩,做到了百花齐放。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建设虽有不足,但决不是文化沙漠。改革开放前以工农兵为文化艺术的表演主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这是领先于全世界的新文化,其文化艺术事业成果弥足珍贵,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一个高峰。如果再妄说改革开放前文化艺术事业是荒漠,不仅是无知,也显失公允。

(刘雪松)

通讯地址: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57号 福建省卫生计生委 刘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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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2、《中国文艺美学学术史》,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长春出版社,2010年7月

3、《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文化发展报告》(上下卷),蔡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

4、《新中国五十年电影选[1949--1999]》,总政治部文化工作总站,黄河出版社,1999年9月

5、《新中国舞蹈发展史》,罗雄岩,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

6、《秋梦追思》,范正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

7、《“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韩毓海,《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1期、2期

8、《汪曾祺人生漫笔》,汪曾祺著,同心出版社,2005年1月

9、《中国期刊发展史》,宋应离等,河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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