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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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的适用

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的适用

唐湘凌

一、案件要旨

8月25日，富祥公司与宝厦集团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由宝厦集团为富祥公司承建徐州美林森木业有限公司车间钢结构工程，工程内容为新建车间钢结构工程的材料供应及安装，单栋厂房造价126万元，主钢构应使用宝钢集团生产的Q345钢材，8月6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徐民一初字第69号立案受理了宝厦集团诉请富祥公司支付徐州美林森木业有限公司车间钢结构工程的工程款的纠纷，富祥公司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以宝厦集团无故拖延工期且未按合同的约定使用宝钢钢材提起反诉。针对钢材材差款部分，富祥公司反诉称，双方合同约定使用的钢材是上海宝钢钢材，而宝厦集团安装使用的却是鞍钢等非宝钢钢材，共使用864吨，每吨差价350元，合计302400元，后富祥公司在庭审中将该钢材差价款变更为172400元。8月4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判决，在“本院认为”第5项载明，对于富祥公司主张的钢材差价，虽然存在宝厦集团未按合同的约定使用钢材的情形，但富祥公司未提供计算差价款额的依据，故无法认定，富祥公司可另行解决。 1月19日，富祥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请求依法判令宝厦集团支付富祥公司主钢构、钢材差价款871856元，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差价款313200元，合计1185056元。

宝厦集团辩称，第一，富祥公司主张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已经过徐州中院和江苏省高院处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效力的案件应当按照申诉处理，所以富祥公司不应再重复起诉。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富祥公司可以就在该案中主张的钢材差价另行解决，且未在该民事判决书中就富祥公司关于钢材差价的主张作为判项予以驳回，说明富祥公司就钢材差价的主张尚未通过法律程序作出实体处理和解决。另富祥公司在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案件中主张的钢材差价款先是302400元，后变更为172400元，而在本案中富祥公司就此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185056元，故两次诉讼并非同一当事人就同一诉讼标的提出同一诉讼请求，富祥公司启动本案的诉讼程序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实质内容是指诉争的纠纷业经法定程序进行了实体判决，且判决已生效，当事人不得再就本纠纷基于相同的事实与诉请提起诉讼。就本案而言，诉争的材料差价款纠纷曾在本院（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案件中作为反诉予以受理，由于当时该纠纷事实难以查明，法院基于保留当事人诉权的角度出发，在判决书中告知富祥公司就此纠纷另行处理，且在判项中未作实体判决，因此，富祥公司就此纠纷享有的实体权利并未经法定程序处理并确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法院在（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判决书中对材差款纠纷未作实体判决，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受理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诉讼案件，法院只对其中部分案件事实进行了审查，只对部分诉讼请求作出了实体判决，而对其余部分判决明确告知原告因纠纷无法认定，另案处理的，原告就该诉讼请求再次起诉，要求法院审理的，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因此，原告就该部分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一审法院受理原告提起的请求被告赔偿建设工程使用钢材料差价的诉讼请求，是否违法“一事不再理”原则。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富祥公司就钢材差价的主张尚未通过法律程序作出实体处理和解决。另富祥公司在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案件中主张的钢材差价款先是302400元，后变更为172400元，而在本案中富祥公司就此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185056元，故两次诉讼并非同一当事人就同一诉讼标的提出同一诉讼请求，富祥公司启动本案的诉讼程序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实质内容是指诉争的纠纷业经法定程序进行了实体判决，且判决已生效，当事人不得再就本纠纷基于相同的事实与诉请提起诉讼。就本案而言，诉争的材料差价款纠纷曾被本院在判决书中告知富祥公司就此纠纷另行处理，且在判项中未作实体判决，因此，富祥公司就此纠纷享有的实体权利并未经法定程序处理并确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法院在（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判决书中对材差款纠纷未作实体判决，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受理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二、案件来源

邳州市人民法院（）邳官商初字第8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徐民终字第628号

三、基本案情

208月25日，富祥公司与宝厦集团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由宝厦集团为富祥公司承建徐州美林森木业有限公司车间钢结构工程，工程内容为新建车间钢结构工程的材料供应及安装，单栋厂房造价126万元（其中材料费1197135元，建安费62865元），八栋共计1008万元，双方另在报价单中就该工程应使用的材料名称、规格、数量、单位、单价、总价及相关备注情况作出详细约定，其中：主钢构应使用宝钢集团生产的Q345钢材，每栋计58吨，单价为5700元；屋面外层板应使用宝钢0.5mm镀铝锌原色板，每栋计3663m2，单价为49元；屋面内层板为宝钢0.4mm厚镀锌彩板PE烤漆，每栋计3663m2，单价为32元；墙面外层板为宝钢0.5mm厚镀锌彩板PE烤漆，每栋计1878m2，单价为38元；墙面内层板为宝钢0.4mm厚镀锌彩板PE烤漆，每栋计1878m2，单价为32元。双方在合同中并对付款方式、工程期限、工程延期、工程变更、保修责任等作出约定。

208月6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立案受理了宝厦集团诉请富祥公司支付徐州美林森木业有限公司车间钢结构工程的工程款的纠纷，富祥公司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以宝厦集团无故拖延工期且未按合同的约定使用宝钢钢材提起反诉。针对钢材材差款部分，富祥公司反诉称，双方合同约定使用的钢材是上海宝钢钢材，而宝厦集团安装使用的却是鞍钢等非宝钢钢材，共使用864吨，每吨差价350元，合计302400元，后富祥公司在庭审中将该钢材差价款变更为172400元。宝厦集团就富祥公司钢材差价部分的反诉答辩认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钢材缺乏，双方商议并经富祥公司同意后，宝厦集团变更使用了其他钢材，宝厦集团自始至终没有提出任何异议。208月4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判决，在“本院认为”第5项载明，对于富祥公司主张的钢材差价，虽然存在宝厦集团未按合同的约定使用钢材的情形，但富祥公司未提供计算差价款额的依据，故无法认定，富祥公司可另行解决。富祥公司不服该民事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年12月17日，富祥公司以通过其他途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为由，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2009年12月18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苏民终字第0249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富祥公司撤回上诉。

201月19日，富祥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宝厦集团为富祥公司承建徐州美林森木业有限公司车间钢结构工程，主钢构材料及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未按合同约定使用上海宝钢钢材、钢板，在施工过程中偷梁换柱、以假充真，使用鞍钢、本钢、新余钢铁、营口五矿、上海仲鼎钢铁有限公司的钢材，富祥公司发现后，随即与宝厦集团就此事进行交涉，宝厦集团推托钢结构已做好，钢板已使用，以后愿就钢材差价进行补偿。后双方就补偿数额协商未果，请求依法判令宝厦集团支付富祥公司主钢构、钢材差价款871856元，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差价款313200元，合计1185056元。

宝厦集团辩称，第一，富祥公司主张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已经过徐州中院和江苏省高院处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效力的案件应当按照申诉处理，所以富祥公司不应再重复起诉。第二，富祥公司原来在徐州中院主张的材料差价款是17万余元，上诉主张的`也是17万余元，现在本案中主张的材料差价款118万余元和原来的主张不相符。且经过宝厦集团审查，彩板没有差价，彩板都是宝钢厂的。主钢板的材料因工程施工的时候货源短缺，所以就使用了其他大型钢厂的材料，而且也与富祥公司进行了口头协商，不存在什么差价。故请求法院驳回富祥公司的诉讼请求。

审理过程中，富祥公司于2010年6月1日提出司法鉴定的申请，要求对宝厦集团实际使用各种钢材的具体数量以及与上海宝钢的钢材相比单位差价是多少进行鉴定。2010年12月13日，邳州市价格认证中心函告原审法院：因提供资料中没有用于建设该厂房钢材的购货地点及价格，无法进行计算，鉴于上述情况，现将委托材料退回，待能够提供完整鉴定资料后，再继续进行鉴定。宝厦集团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提供“关于美林森材差说明一份”，其中载明：1、彩涂卷材料。我公司采购的材料产地符合合同承诺均为宝钢产，见附件（略）。2、主钢构材料。工程实施阶段，由于市场宝钢货源短缺，故选用国内大型钢厂产材料。同期宝钢产材料价格市场价为3850元/吨，其它厂价格为3730元/吨。464吨×（3850――3730）元/吨=55680元。

四、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富祥公司提起本案的诉讼是否违反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首先，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富祥公司可以就在该案中主张的钢材差价另行解决，且未在该民事判决书中就富祥公司关于钢材差价的主张作为判项予以驳回，说明富祥公司就钢材差价的主张尚未通过法律程序作出实体处理和解决。另富祥公司在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案件中主张的钢材差价款先是302400元，后变更为172400元，而在本案中富祥公司就此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185056元，故两次诉讼并非同一当事人就同一诉讼标的提出同一诉讼请求，富祥公司启动本案的诉讼程序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第二，关于富祥公司主张的相关材料差价款是否成立；如果成立，该差价款应该是多少的问题。宝厦集团对于涉案工程的主钢构没有使用上海宝钢钢材这一事实予以认可，可以确认宝厦集团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未按合同约定使用非宝钢钢材替换宝钢钢材的情形。富祥公司主张主钢构材料存在差价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宝厦集团虽然辩称其用其他钢材替换宝钢钢材已征得富祥公司方同意，但是并未就该主张提供相关证据，故本院对于宝厦集团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宝厦集团虽在“材差说明”中自认主钢构材料差价总额为55680元，但其在“材差说明”中明确认可同期非宝钢厂钢材价格为3730元/吨，同时认为主钢构同期宝钢产材料市场价格为3850元/吨，而原宝厦集团双方就厂房主钢构应使用的宝钢Q345钢材每吨单价为5700元已明确达成合意。故宝厦集团在“材差说明”中主张的同期宝钢产钢材价格为3850元/吨显然与合同约定价格不符，则本院认定涉案主钢构钢材差价款应为（58吨×8栋）×（5700元/吨――3730元/吨）=914080元。富祥公司举证的本钢钢材股份有限公司于年8月30日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不宜作为认定涉案主钢构钢材差价的计算依据。富祥公司就主钢构的钢材差价款诉请数额为871856元，故对于超出富祥公司该诉请数额的部分不予保护。富祥公司主张的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差价款31320元证据不足，宝厦集团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一、宝厦集团给付富祥公司钢材差价款87185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富祥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受理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二、富祥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三、富祥公司有关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材差款是否应予支持；四、一审判决认定的主钢构材差数额是否合理？

二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受理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实质内容是指诉争的纠纷业经法定程序进行了实体判决，且判决已生效，当事人不得再就本纠纷基于相同的事实与诉请提起诉讼。就本案而言，诉争的材料差价款纠纷曾在本院（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案件中作为反诉予以受理，由于当时该纠纷事实难以查明，法院基于保留当事人诉权的角度出发，在判决书中告知富祥公司就此纠纷另行处理，且在判项中未作实体判决，因此，富祥公司就此纠纷享有的实体权利并未经法定程序处理并确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法院在（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判决书中对材差款纠纷未作实体判决，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宝厦集团认为材差款纠纷业经法院（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判决进行实体处理的上诉主张，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受理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二、关于富祥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宝厦集团应当承担证明富祥公司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责任。宝厦集团认为，工程已于5月12日竣工验收，富祥公司亦签字盖章认可竣工验收合格，且宝厦集团于205月9日向富祥公司邮寄工程决算单，证明富祥公司应在2008年5月12日之前主张材料差价款，但富祥公司在二年期间内，没有主张任何权利。宝厦集团在2008年8月6日提起诉讼，追讨工程款时，富祥公司才提出相关主张，显然富祥公司的诉请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故丧失胜诉权。富祥公司提出，在宝厦集团追讨工程款的过程中，其一直未放弃对材料差价款的主张。法院认为，从（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案件的审理情况来看，宝厦集团2008年8月6日提起诉讼之前，双方就工程款的结算多次交涉，虽然双方交涉的内容不明，但相对于富祥公司对材料差价款享有的实体权利，宝厦集团仅以工程决算单邮寄证明、竣工报告证明富祥公司的材料差价款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证据不足。此外，一审中，诉讼时效未作为案件争议焦点，宝厦集团未提出异议。因此，法院对宝厦集团有关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18日就富祥公司不服法院（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民事判决提起的上诉作出（2009）苏民终字第0249号民事裁定书。2010年1月19日，富祥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

三、关于富祥公司有关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材差款的主张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富祥公司应当举证证明涉案工程所用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未使用合同约定的宝钢板。富祥公司未能在一审、二审中举证证明宝厦集团违反合同约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中，宝厦集团向法院提供了购货合同、购货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自己履行了合同约定，在涉案工程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上使用了宝钢板，富祥公司亦未有相反证据推翻宝厦集团的主张。因此，法院对富祥公司有关屋面外层板、内层板，墙面外层板、内层板材差款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四、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主钢构材差数额是否合理的问题。宝厦集团在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材差说明中明确认可同期非宝钢厂钢材价格为3730元/吨，同时认为主钢构同期宝钢产材料市场价格为3850元/吨，自认主钢构材料差价总额为55680元。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就厂房主钢构应使用的宝钢Q345钢材每吨单价为5700元已明确达成合意，涉案主钢构钢材差价款应为（58吨×8栋）×（5700元/吨――3730元/吨）=914080元。宝厦集团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对主钢构材料的计算有失公允，因为5700元/吨的钢构价格不仅包含钢材原材料的价格，还包括将钢材原材料加工成钢构的其他费用。法院认为，宝厦集团这一上诉理由应当支持。主钢构的材差款应以宝厦集团购买的非宝钢产Q345钢材的价款与同期宝钢产Q345钢材的价款为计算基础。

因宝厦集团对于使用了其他厂家钢材的事实认可，故对富祥公司所主张的差价应予支持，但富祥公司应对同期宝钢产Q345钢材的售价承担举证责任。而富祥公司对同期宝钢产Q345钢材的售价未能提供相关证据，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关于宝厦集团的责任，由于宝厦集团未按合同约定在主钢构上使用宝钢产Q345钢材，其应当对购买的非宝钢产Q345钢材的价款承担举证责任。宝厦集团在一审中未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仅在二审庭审后补充提交五张购买非宝钢产Q345钢材的发票，其中Q345钢材总计368.943吨，在不计主钢构加工损耗的情况下，与合同约定的主钢构464吨（58吨×8栋=464吨）仍相差约100吨钢材，对钢材吨差部分，宝厦集团并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仅表示差额部分为库存钢材。富祥公司认为，上述五张发票宝厦集团在（2008）徐民一初字第69号案件、一审中均未向法院提供，不是新证据，且发票上所购钢材无法确认是否用于涉案工程建设。庭审中，宝厦集团主张主钢构不是自行加工，而是委托案外人加工，但其不能提供加工费用发票予以证明，因此，法院认为宝厦集团应对购买非宝钢产Q345钢材价款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鉴于双方当事人对主钢构材差款的计算基础无法举证，法院酌情予以认定。本案中，由于双方当事人对涉案工程主钢构Q345钢材规格、数量无法确认，法院以非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与同期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作为计算基础。关于非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结合宝厦集团向法院提供的2005年10、11月份的购买钢材的发票，及其自认用于涉案工程主钢构的非宝钢产Q345钢材价格为3730元/吨，法院认为这一价格可以作为非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对于富祥公司提出非宝钢产Q345钢材价格应以一审举证的本钢钢材股份有限公司于2005年8月30日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价格（税前单价2491.4761421元/吨）来认定的主张，由于双方都认可主钢构不仅有本钢同类钢材，还有其他钢企的钢材，不宜仅以本钢2005年8月30月出具的增值税发票上的价格认定非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故对富祥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纳。

对于同期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宝厦集团所提交的上海市标准定额管理总站于2005年10月20日发布的《上海市2005年九月份建设工程要素价格市场信息（一）》显示，热轧厚钢板的价格有五种，分别为4832元/吨、4732元/吨、4632元/吨、4532元/吨、4432元/吨。()本院从中计取综合单价为4632元/吨。根据通常认知，同等情况下，宝钢产的钢材价格不会低于上海市标准定额管理总站发布的上述市场价格。由于双方的建设施工合同签订于2005年8月25日，法院认定同期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为4632元/吨。对于宝厦集团自认的同期宝钢产材料市场价格为3850元/吨，因与上海市标准定额管理总站发布的价格相差甚远，且与宝厦集团向法院提交的上海港冶钢材贸易网站发布的《2005宝钢四季度出厂价格调整信息》差距较大。《2005宝钢四季度出厂价格调整信息》显示，宝钢四季度价格政策在三季度价格政策基础上进行调整，其中热轧产品（SS400）普下调800元/吨，现3.0*1250直发卷价格为3884元/吨（以上价格不含税价）。因此宝厦集团关于同期宝钢产材料市场价格为3850元/吨的主张不予采纳。根据本院认定的非宝钢产Q345钢材综合单价为3730元/吨、同期宝钢产Q345钢材的综合单价为4632元/吨，经计算，双方争议的涉案工程主钢构材差款为（58吨×8栋）×（4632元/吨――3730元/吨）=418528元。

综上，根据宝厦集团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法院对原审判决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2010）邳官商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2010）邳官商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被告宝厦集团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徐州市富祥木业有限公司钢材差价款87185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为

“宝厦集团有限公司给付徐州市富祥木业有限公司钢材差价款41852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五、与案件及类似案件有关的法规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三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

篇2：试议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

试议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

关键字：一事不再罚 行政处罚 行政主体 行政法制

行政处罚是国家特定行政机关依法惩戒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个人、组织的一种行政行为，属行政制裁范畴。行政处罚作为一种法律制裁，是对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政相对人的一种惩戒、教育手段。目的是使相对人今后不再重犯同一违法行为。

因为行政处罚本身所具有的强制力、直接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对相对人的声誉、财产、行为甚至人身自由产生不利后果的特点，使得行政处罚必须严格依法设定、执行、监督与救济，并遵守法定的行政处罚原则与适用原则。笔者在本文中想予以讨论的，就是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一事不再罚”是行政法学界对行政处罚适用原则之一的一个概括性表述，其具体内涵、定义依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为“对违法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行政罚款的行政处罚”。这一原则的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处罚机关滥用职权对相对人同一违法行为以同一事实理由处以几次行政处罚，以获得不当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保障处于被管理地位的相对人法定的合法权益不受违法的行政侵犯，使一定的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与一定的法律责任相互确定挂钩，进而体现法律制度与行政管理的可预见性与稳定性价值。

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处于管理地位的行政主体拥有以国家名义出现的行政管理权，具先定力、执行力与强制力。尤其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行政日益深入到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对行政权这一管理优益权规范的必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并逐渐突出。而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一方，由于与行政主体的地位的不对等性，其合法权益在国家公权力的冲突中便显得尤为渺小。行政相对人即使是违反了一定的行政管理法规，受到一定的行政处罚，其作为一般公民的另一身份属性的合法权益的保障与事后救济与保障是现代行政的价值理念之一。“一事不再罚”原则的背后所体现的，就是这种法理价值理念的追求。将其通俗化来表述，便是犯错一次就只能、只需承担一次行政处罚，且这种处罚必须是先有的、法定的。

“一事不再罚”原则在我国理论研究与立法实践中尚有未得以充分明晰之处，导致了行政管理实践中的一些混乱、相悖状态。以下笔者试述之：

一、《行政处罚法》对“一事不再罚”处罚主体的表述欠缺唯一的确定性。对几个机关都有管辖权的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该由哪个行政机关进行处罚没有明确的规定。例如有的规章法规规定对某一违法行为，可以由几个机关去处理，与此同时，无论是出于现实还是法理都不允许相对人对处罚的主体进行选择。因此，由于部门利益、权责划分不清，机关间协调不尽充分等原因，在实践中产生了由不同行政机关分别进行一次行政处罚而在事实上产生“一事多次罚”的形式上合乎法律原则但却悖离原则的内在价值要求的合法、矛盾现象。笔者暂称为行政处罚主体的竞合。这无疑是不符合行政统一性、行政法治、行政管理价值的追求的。

二、《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对适用法规时的冲突没有提供合适的冲突适用规则。随着行政法制的发展与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对社会关系调整、保障的.日益细化，一个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侵犯了不同社会利益客体的后果，这时就可能会出现保护不同利益客体的特别法都对该行为竞相适用，而同时产生几个不同的法律责任、法律后果的现象。笔者称之为法律法规适用的竞合。而此时如果对相对人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做出几个不同的处罚决定，就明显违反“一个行为，不得两次以上处罚（此处亦可表现为几份处罚，但处罚之间肯定会出现时间上的先后、客观上的表现也是次序不同）”的原则。而如果只做出一项处罚决定，往往会面临一般法与一般法之间、特别法与特别法之间互无优位难以决定选择适用的难为局面。这种情况给行政主体的处罚管理提出了行政执法实践上的难题。

三、《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对都有处罚权、相同行政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由谁处罚、是否排斥相同的处罚无提供法定指引。笔者认为这是行政处罚主体竞合的另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达，物流、人流、资金流与智力成果大流通在全国范围内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出现，一个违法行为在一地已被一个行政主体处罚后，是否还应承担另一地另一相同职能但主体资格不同的行政主体以相同理由、依据而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呢？例如司机王某运送西瓜由A省到C省，途中被A省道路行政管理部门认定车辆超载并处以罚金。后途经B省又被当地路政管理部门以超载为由处以罚金。最后进入C省境内再次受到C省路政管理部门的相同理由依据的第三次处罚。王某若以《行政处罚法》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抗辩之，达到的答辩可能是“他主体的处罚并不代表本主体的处罚。本主体只要不对你进行第二次处罚便不违犯该原则。”确实，我国《宪法》与《行政组织法》都授权有关行政部门与行政主体资格与相应的处罚权限。他们均以行政主体身份进行行政规制、行政管理。其主体资格是法定的。以“一主体没有实施两次处罚，他主体并不代表本主体”的理由进行抗辩似乎有其逻辑、法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种现象在现实行政管理处罚中广泛的存在。“一事不再罚”原则对此似乎显得无能为力。我们先且不论该抗辩理由是否成立，但单凭“一事不再罚”似乎无法判定其违法性与无效性。

出现这三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制度尚未充分完善、立法技术不够成熟、行政理论研究还不够细致等客观因素，也有争夺部门利益方面的主观因素，笔者在此试结合法理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一般理论、原则提出解决办法。

一、对于前述第一项“一事不再罚”原则缺乏处罚主体法定唯一性的缺漏，首先应该在立法上引起重视，进而规范立法行为，减少不必要的“一权多授”、“多部门授权”，从而在立法设计上防止、杜绝此种不符合立法科学的缺陷。而在立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可以依照以下三个原则来解决。

1、专职部门优于一般职能部门进行管理、处罚的原则。这是考虑到现代行政的复杂性、专门性、技术性特点。由专门的职能部门管理、处罚更有利于行为性质的认定、违法行为后果的确认与处罚幅度的统一性与科学性。

2、层级低的部门优于层级高的部门进行管理、处罚的原则。这是考虑到基层行政管理部门的分布面较广，更有利于及时发现、处理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的行为，也便利于当事人依事后救济程序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管辖、处理与裁判。

3、通过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将法律法规中所有出现几个行政处罚主体竞合的情形都整理规范归结到由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几个机关组成的联合执法机构以共同名义做出处罚决定。此方法可以作为上述两个原则的补充。适用解决几个专门职能部门之间、几个一般职能部门之间、几个同级行政机关之间的管理权确定的问题。但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是现实中较难操作，要将法律法规中所有出现此种冲突的情形一一整理规范、再由法律规定授权联合执法机构处理，实践中将会导致增加立法整理的工作负担与行政人员编制膨胀等弊端，所以只仅仅应局限作为上述1、2两个原则的补充。

行政法学界有学者提出可以通过重新定义“一事不再罚”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其提出的定义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违法行为罚两次或两次以上”，但笔者

认为这种表述在处罚主体的唯一性确定上还存有欠缺。而容易被默认理解为“同一行政主体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违法行为出罚两次或两次以上”，而“由不同行政主体‘依法’同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违法行为的处罚”则是符合“一事不再罚”的形式合法、实质不合法现象，这就成了规避这一原则的“合法”情形。因此笔者认为此种表述也不是十分严密的。

二、对于前述第二项“一事不再罚”原则对适用法律法规过程中的法律法规适用竞合冲突未能提供合适的冲突规则的问题。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之所以会有两个以上法规、规章对同一行为从不同角度规定处罚，这是立法者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的结果。并不是这一行为变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如果一个行为可按不同法规、规章规定处罚两次以上，随着我国法规、规章的日益增加、规定日益细密，这一行为被处罚的次数将不断增加，其后果不堪设想(引用1)。” 这种几个法律法规对同一违法行为进行规制的情形似乎已超出“一事不再罚”的要求，但行政处罚所体现的是行政相对人在违反了行政管理法规后所应依法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责任，是一种对国家的责任、义务。这不同于有的刑事犯罪中还需负担民事方面的赔偿责任。既然只是一种责任形式，那就必须只能承担一种责任后果。如果按照某些学者的意见认为可以同时处以几个不同的行政处罚，这无疑就给相对人设定了过重的不合理的法律责任负担；与此同时，法律的行为规范指引性与责任后果的唯一确定性将被牺牲，稳定性的存亡也会取决于执法主体的意念之间。这就明显是有悖于行政法治的行为规范、可预见性、稳定性等基本价值要求的。所以这个法律法规适用竞合的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加以解决。在此，笔者试给出几个冲突规则：

1、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一般法）的原则。这是法理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采用这一原则的原因与意义笔者在此不加累述。

2、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这是因为行政管理面对的是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新法往往更能体现立法者对现实生活、社会现象的把握、定性、调整的立法意图与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理念。从而实现行政管理与时俱进的科学性与积极性，也有利于相对人对处罚理由、处罚依据、处罚方式与责任形式的接受与认识，避免出现使用过时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罚而导致相对人的逆反心理，导致降低行政效率与增加行政成本负担。

3、对相对人处罚程度较轻的形式优于对相对人处罚程度较重的形式的原则。这是因为行政处罚只是实现一定行政管理目的的具有教育、惩戒两重性的手段，处罚不是目的，令相对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也不是目的。站在受处罚的相对人的角度而言，受到行政处罚本身在精神上已是一种不利的后果，责任形式、法律后果的轻重、制裁幅度的大小往往会影响、关系到相对人的认识程度、重视程度与接受程度。所以，刻意地加重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处罚负担并不见得是绝对必要的。而站在行政处罚主体的角度而言，对相对人有意识、有选择地适用制裁后果较轻的行政处罚形式，将无疑更能体现行政执法、行政法治中“寓情于治”的成熟管理技巧，将会更容易实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管理--反馈与意见的传达与接受，有利于相对人对行政处罚行为的接受与理解，从而有助行政管理的顺畅运行与整体行政效率的提高。

4、绝对禁止同时对一行为适用多法、多种处罚的原则。同时适用多法、给予多种行政处罚的不利后果、于法于理的不成立前面已有论述。必须在行政处罚制度中强调这一原则，以免因为行政主体故意或过失导致此种情形的出现。

值得在此提出的是，在适用上述三项冲突规则对相对人进行处罚后，行政主体应有义务对相对人进行告知教育，使相对人了解自己的行为对社会关系造成的多种危害与在法律上的多种不利后果。从而在今后的行为中能提起应有的注意，不致再违反他法而再受他种处罚。

三、对于《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对相同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该由谁来处罚，是否排斥相同处罚无提供法定指引该如何处理。

笔者认为在此之前还有个法理问题需要明晰。举上述王某运输西瓜的案例。对其进行处罚的A、B、C三省路政管理部门都是合法、有权的、互无隶属关系的三个独立行政主体。他们三者的处罚行为似乎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因为他们均以自己的主体名义做出了“合法”的“一次”处罚，虽然理由依据是一样的。然而这样真的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吗？笔者认为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因为三个互不隶属的不同行政主体他们行政权均是来自于国家的授权，也就是说他们的权力均源属于一个根本的主体--国家，而他们都只是国家设立在不同地区进行行政管理的代表机构。因此，这三个形似独立的主体其实质是一体的。

从法制的角度来考察，他们适用的是相同的法律法规，而正是这套法律法规的原则要求他们“一事不再罚”。也就是说，相对人如果因违法行为被适用这套法律法规承担了行政处罚不利后果，他们从法制统一的要求出发均应予以确认与保护，而不能无视其他行政主体据此做出的处罚决定而冒违反“一事不再罚”之大不韪再次进行处罚。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法与背离行政法制统一性要求的。

从相对人的角度来考察，行政机关依法适用法律法规对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是有绝对义务接受的，因为这种处罚是一种国家行为，反映的是国家对公共秩序的一种要求与调整，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与体现，是由处罚机关代表国家意志做出的规制性的国家行为。而如果允许相同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对同一行为进行多次处罚，就会使相对人产生“究竟哪一个处罚机关才代表国家？是不是一个处罚机关代表一个‘国家’？各个处罚机关是否各自代表‘各自’的‘国家’？”的疑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疑问是对国家主权（对外最高代表权、对内最高统治权）、行政权统一的疑问，其政治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会造成相对人对国家概念的理解、国家权力的行使、国家代表的唯一性等问题的认识混乱，甚至会让相对人产生国家主权对内表现形式之一的统一行政权被行政执法机关故意割裂的认识，这对国家主权的统一、行政法制的统一、行政法制建设的破坏性无疑是致命的。

行政实践中出现这种现象大多是因为地方利益主义、部门利益主义在作祟，行政管理不是一种获利机制，我们更不能认同“雁过拔毛”的合理性。行政管理是一个国家对公共秩序的要求、调整、规范，而不是某些人、某些机关牟利的机制。处理这个《行政处罚法》对相同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该由谁来处罚，是否排斥相同处罚无提供法定指引的问题，不是应该设计出什么解决原则、方法机制的问题，基于上述这个问题的重大危害性，应该在《行政处罚法》中予以明令禁止，只一律承认肯定首次处罚的唯一合法性并赋予相对人对二次处罚的积极抗辩权，以维护主权法制的整体统一性，制止滥用权力、争夺利益乱法的不正常现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一事不再罚”原则是必要与科学的，是反映自然公正、法治等价值理念追求的。但在理论与实践中，我们还须进一步深入细致研究，以期尽识其真义，从而使其真正完备起来，为行政执法、行政处罚实践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指导与更强的依据性、可操作性。

（引用1）《行政法学》罗豪才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205-206页

主要参考书目：1、《行政法学》罗豪才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修订第一版

2、《行政法学》王

连昌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修订版

3、《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方世荣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二版

4、《外国行政法教程》姜明安主编，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篇3：试议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论文

试议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论文

关键字：一事不再罚 行政处罚 行政主体 行政法制

行政处罚是国家特定行政机关依法惩戒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个人、组织的一种行政行为，属行政制裁范畴。行政处罚作为一种法律制裁，是对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政相对人的一种惩戒、教育手段。目的是使相对人今后不再重犯同一违法行为。

因为行政处罚本身所具有的强制力、直接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对相对人的声誉、财产、行为甚至人身自由产生不利后果的特点，使得行政处罚必须严格依法设定、执行、监督与救济，并遵守法定的行政处罚原则与适用原则。笔者在本文中想予以讨论的，就是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一事不再罚”是行政法学界对行政处罚适用原则之一的一个概括性表述，其具体内涵、定义依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为“对违法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行政罚款的行政处罚”。这一原则的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处罚机关滥用职权对相对人同一违法行为以同一事实理由处以几次行政处罚，以获得不当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保障处于被管理地位的相对人法定的合法权益不受违法的行政侵犯，使一定的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与一定的法律责任相互确定挂钩，进而体现法律制度与行政管理的可预见性与稳定性价值。

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处于管理地位的行政主体拥有以国家名义出现的行政管理权，具先定力、执行力与强制力。尤其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行政日益深入到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对行政权这一管理优益权规范的必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并逐渐突出。而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一方，由于与行政主体的地位的不对等性，其合法权益在国家公权力的冲突中便显得尤为渺小。行政相对人即使是违反了一定的行政管理法规，受到一定的行政处罚，其作为一般公民的'另一身份属性的合法权益的保障与事后救济与保障是现代行政的价值理念之一。“一事不再罚”原则的背后所体现的，就是这种法理价值理念的追求。将其通俗化来表述，便是犯错一次就只能、只需承担一次行政处罚，且这种处罚必须是先有的、法定的。

“一事不再罚”原则在我国理论研究与立法实践中尚有未得以充分明晰之处，导致了行政管理实践中的一些混乱、相悖状态。以下笔者试述之：

一、《行政处罚法》对“一事不再罚”处罚主体的表述欠缺唯一的确定性。对几个机关都有管辖权的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该由哪个行政机关进行处罚没有明确的规定。例如有的规章法规规定对某一违法行为，可以由几个机关去处理，与此同时，无论是出于现实还是法理都不允许相对人对处罚的主体进行选择。因此，由于部门利益、权责划分不清，机关间协调不尽充分等原因，在实践中产生了由不同行政机关分别进行一次行政处罚而在事实上产生“一事多次罚”的形式上合乎法律原则但却悖离原则的内在价值要求的合法、矛盾现象。笔者暂称为行政处罚主体的竞合。这无疑是不符合行政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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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民事诉讼证据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的主要表现形式

民事诉讼证据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的主要表现形式

民事诉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各种事实，是法院认定争议案件事实的根据，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民事诉讼证据主要有以下七种：

1、书证：是指以文字、符号、图形等所记载的内容或表达的思想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案件中，书证的主要形式有：发包方的招标文件、承包方的投标书、承包方、发包方订立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工程施工图纸、设计技术交底、图纸会审纪要、工程量签证单、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对于设计变更的联系单、隐蔽工程的验收记录、工程预决算书等。

2、物证：是指以其形状、质量、规格等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物品。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案件中，主要表现为建设工程合同的标的物—已施工完成的建筑物、构筑物、工地施工的机械设备等。比如在对工程量的争议纠纷中，已完成的形象工程即为物证。

3、视听资料：是指利用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储存的资料和资料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案件中，视听资料的主要表现为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有关工程方面的往来电话录音、往来电子邮件、对施工现场的录影录像资料等。

4、证人证言：是指知晓案件事实的当事人的陈述。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证人证言主要是知晓建设工程合同的订立、履行等事实的人员，所作的陈述。比如，工程监理人员对于施工方延误工期事实的陈述。

5、当事人陈述：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就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尤其是作为诉讼请求根据或反驳诉讼请求根据的事实，向法院所作的陈述。就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纠纷而言，即为发包方、承包方在法庭上对争议案件事实及反驳事实的陈诉。

6、鉴定结论：是指鉴定人运用专业知识、专门技术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判断后作出的结论。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中，主要表现形式有：工程质量鉴定结论、工程款的决算结论等。

7、勘验笔录：是指审判人员在诉讼过程中对与争议有关的现场、物品进行查验、测量、拍照后制作的笔录，通过勘查、检验等方法形成的证据。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主要表现为应承包方或发包方的申请，法院的审判人员对施工现场的工程量、工程形象进度、停工、窝工、施工场地不具备施工条件等事实，进行证据保全而成的证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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