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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诗词批评而言，随着一朵朵诗苑奇葩的次第绽放，诗歌批评之作也应运而生，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是齐梁时代的刘勰提出来的，可遗憾地是《文心雕龙》并不是单纯论诗的著作。
第一部论诗的著作也是齐梁时代的钟嵘《诗品》，它全文才2400字，以摘句论诗的批评方式对两汉以来的诗人进行了品鉴。但他竟然在九品之中把开建安诗风的曹操列为下品，把陶潜、鲍照列为中品，反而是把名不见经传的李陵等拔为上品，让人不得不怀疑他是否高度近视。
自北宋欧阳修首创《六一诗话》以来，一种新的诗歌理论批评形式――诗话、词话广泛流行至今不衰。它不以系统、严密的理论分析取胜，而以三言五语为一则，发表对创作具体问题以至艺术规律方面直接性感受和意见。
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当属南宋严羽所著的《沧浪诗话》。如果说诗品还算不上一本严格意义上的诗歌理论批评著作、《沧浪诗话》的问世可谓填补空白。全书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部分，以《诗辨》为核心，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进行探讨，论诗标榜盛唐，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主张诗有别材说、别趣说、兴趣说、妙悟说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他讲求诗的意境超脱，他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含义深刻，令人品味不尽。
其实北宋“三圣”朱熹也有文学批评，由于他是集此前理学家文论之大成，而理学又是元明清的官方意识形态，因此他的批评影响不可掉以轻心。
如他批评不是就诗论诗，而是另起炉灶：高举理学的旗帜进行。大致相当于当年我们用政治标准衡量一切。在他看来，文学最多只是理学的武器和工具。如在文道关系上，主张道本文末与诗文妨道。也就是说诗人作家是否拥有先进的思想才是置关重要，写诗作文的好坏倒在其次。他在《读唐志》一文中对自古及到他时的文人墨客作了一个概要评价，结论是除了“古之圣贤”和一个“天然”陶潜，后来的人都是道德不纯正，为文都很少有价值，竟把千古文章一笔抹杀。他评杜诗说：“是无意思，大部小部无万数，益得人甚事!”
值得庆幸地是，理学思想虽被统治者利用而长期成为统治思想，但他的文论却并未成为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思想，如若如此，恐怕早就是举国人民只有8个样板戏的萧瑟了。
最应重视的是民国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该著自问世以来，极受学术界推捧，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其独特在于王国维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洗礼，是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表面上看，它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首屈一指作品。如他提出了“境界”说，用其统领其他论点，作为全书脉络，沟通全部主张。他不仅把“境界”视为创作原则，也把它当作批评标准，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不仅是评词，也融就了其人生的思考于其中。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诗话和词话的区别。词是经过音乐陶冶的文学语言，自北宋后期发展到高峰才脱离音乐，成为文人用以抒情的的新兴诗体。既为一种新兴的诗歌形式，因此词话亦可称为广义的诗话。若从历史上看，二者不同时期也还是有所区别。如北宋时大都诗话与词话混一，而南宋诗话与词话则相对分离，至清代词话更为独立。有人说词话摆脱作为诗话附庸的地位而自立门户，乃是词论发展的重要基础，是词的研究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固然有理，但大多数情况下也不用这么壁垒分明，毕竟同属一个家族，既便是《人间词话》以词话相标榜，也仍有条目牵涉到评诗的内容，所以大可不必太机械较真。
有网友曾看“‘天纵伊夫无处不在”，几对所有读家词家都说三道四，便问天纵伊夫师从何处，看何书，要求共亨书目。盖因其看书杂，又不求甚解，无师自通，更害怕误人子弟，故不置可否地推托。其实历史上的诗话词话固然需学习，但一般而言，中国诗学独有的评点式、随感式的评论特色、以及行文中对诗家字号、官职等尊称的滥用，往往令初入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我觉得完全没必要把时间花在这上面。到是今人的像夏承焘等老先生的《唐宋词欣赏》之类的小册子或许可一观，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代据说还有学贯中西的钱钟书的《管维录》，不好意思，我还没有通读全文，不好置评。窃认为，所谓学者为文，只因他们都生活在书斋或象牙塔里，又过于专注于所研究的学问，眼界过窄、就事论事或许是其硬伤。不是老王卖瓜，多关注天纵伊夫著的《天地诗话》，它是以世界眼光、当今视角对中国古典诗词进行的品读，或许是你品读诗家词家的终南捷径。
一般而言，理论总是滞后于创作的。有论者研究诗话词话的形象化妙理奇思时说诗歌批评本身应成为一种富有文学创意的美学感受，好固然好，但难免本未倒置。殊不知文艺批评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还是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不唯上、不唯书，只为实更为重要。毕竟促进文艺百花园万紫千红、百花齐放才是人心所向，也是批评的目的所在。
其次，就诗词鉴赏而言，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非常悠久。它真实记载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感情世界，显示了我们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广泛的审美情趣。古典诗词的艺术特征千姿百态，谁也无法对其艺术成就进行全面的概括和总结。在此我仅以我个人的观点从诗词的意境美和语言美两个角度来谈一谈我所欣赏的诗词之美。
意境美
意境是从我国抒情文学创作传统中锤炼出来的审美范畴。所谓意境，“意”就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意，“境”指的是作者所创设的生活图景，主要是由景物构成，“意境”就是将作者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图景融合在一起所塑造的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简单地说就是借物抒情，古代诗论家又称“境界”，是指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画面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综合的艺术氛围，能使欣赏者通过想像和联想，如身临其境，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或得到美的感悟。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里面这样说：“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王国维又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其实真正能够体现一首诗的意境美的，应当是情和景的有机结合、情和景的密不可的。例如：
山居秋暝
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赏析：此诗描绘出一幅山雨初霁，万物一新；初秋的傍晚，幽清明净。清泉淙淙、翠竹成林、月下青松、水中碧莲，天真无邪的姑娘，这是空山秋天恬静幽
美的景象。通过诗一般景物的描写，反映了诗人过安静淳朴生活的理想和对污浊官场的厌恶。
有意境的诗，都是有“韵味”的诗。一首诗要有隽永的诗味，就不能只有表象的简单含意，而是要有“韵外之致”。例如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并没有很具体的形象，但因在其中表现了“心事浩茫连广宇”的无穷时空感，透露出“壮志难酬”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深沉复杂心情，它的韵外之致就非常丰富，令人味之无穷。至于李商隐以《锦瑟》为代表的“无题诗”，更是通过既鲜明又朦胧的意象，曲折地表现了一种深层错综的情思，可算是韵外之致的典型之作了。
有意境的作品往往能使读者于微尘中见大千，有限中见无限，从而给人们的想像力留下无穷的余地。在诗词鉴赏过程中，读者总是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继续在作品中驰骋自己的想像。好诗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回忆、回味，是因为诗中的情景与意蕴与欣赏者的人生阅历和生活感受有了某些契合之点，感到这诗先得我心，有一种知音之感，读后可产生一种类似“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美感陶醉！人们之所以喜欢幻想，是期望从日常生活的繁琐与争纷中得到某种暂时的解脱，在艺术美的幻境中享受思想的自由。它使诗词的深层含义日益丰富，异彩焕发，大大延伸了诗词的活力。古诗词的意境是繁富多样的。或雄奇阔大，或旷放开朗，或苍凉悲壮；或清新素雅，或淡泊静谧，或浓艳瑰丽。但以上类型不外乎可归入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两大类。李白之诗、苏轼、辛弃疾之词属前类，其所描写的意境，或崇山峻崖，横绝太空，或如大江横前，浪涛汹涌，或如迅雷疾电，走风连云。凡此种种，往往以雄伟、粗犷、有力、奇异等感性形象给人一强烈刺激，从而使人从中吸取强大的精神力量，获得一种振奋的激荡和崇高的美感。王维之诗、柳永、李清照之词属于阴柔之美，其描写的意境，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静谧空灵，清丽婉转。此类作品长于抒发精美幽深之情，常以小巧、轻盈、柔和、典雅等感性形象，直接引起人们精神的愉悦。从古至今，我国青年男女卿卿我我的恋情，文人淑女多愁善感、嗟离伤别之心理气质，“以艳为美”、“以柔为美”的审美观念，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类作品的影响。只有把握作品的整体意境，才能真正认识和领会作品的艺术魅力之所以在，也才能真正从中获得美的感受。
语言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诗歌又是文学中最精粹的语言。要在短小的篇幅内表现丰富的内容，诗词的语言必须凝炼生动；要创造传达出含蓄隽永的艺术境界，诗词语言必须富于形象性和表现力。古典诗词中的许多佳作名句流传千古，其艺术魅力久盛不衰固然有内容、技法乃至风格等因素，但都必先得力于语言的表现。
诗词虽然不能像绘画那样直观地再现色彩，却可以通过语言的描写，唤起读者相应的联想和情绪体验。白居易回忆江南春色之美，写道：“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杨万里赞美西湖荷花的风韵，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蒋捷在一首词中写秋天清晨篱落间的景色之美，有句云：“月有微黄禽无影，挂牵牛数朵青花小，秋太淡，添红枣。”这些佳句都是用对比色，使画面十分绚丽，作者的情感也表现得明朗而热烈。特别是王维，被后人称为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如上面赏析的那首《山居秋暝》，就描绘出一幅山雨初霁、万物一新的画面。
古人写诗填词，讲究锤炼字面，凡在关键之处炼得好字，使全句游龙飞动，令人意驰心动。蒋捷《一剪梅》写道：“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形容词“红”、“绿”用作使动词。词人通过樱桃变红，蕉叶转绿的动态，抒写了对时光流逝的惋惜。如果“红”“绿”仍作形容词用，写成“樱桃红，芭蕉绿”，就会毫无新意，味同嚼蜡。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一个“闹”字把诗人心头感到的蓬勃春意写出来了，一个“弄”字把诗人欣赏月下花枝在轻风中舞动的美写出来了。二句凭二字，情景交融，意境盎然。
中国早期的四言五言七言古诗，虽无格律要求，但必须押韵。到了唐代，产生了律诗和绝句，亦即所谓格律诗。这种新诗体在句数、字数、平仄、韵脚、对仗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格式和规律。格律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形式古典诗词的“平仄”“押韵”“对仗”等要求，大大增加了汉语言的表现力。诗词的对仗表现为诗句形式的建筑美，而押韵和平仄，则在听觉上造成诗的音乐美。节奏鲜明的诗词具有抑扬顿挫、回环往复的韵致，读来琅琅上口，听来泠泠入耳，沁人心脾，豁人耳目。如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戴叔伦“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对仗尚有许多要求，如平仄相对，虚实相对。
根据我个人的感悟，以下赏析了两首我很喜爱的诗词。
《江城子》 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赏析：这是苏东坡的爱妾王朝云死后，有一天他梦见亡妾之后写的感怀诗。朴素真挚的深情，沉痛的生离死别，每读一次就更为其中的深情所感动。阴阳相隔，重逢只能期于梦中，苏东坡用了十年都舍弃不下的，是那种相濡以沫的亲情。他受不了的不是没有了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失去了伴侣后孤单相吊的寂寞。“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在梦里能够看见的，也全是逝去亲人往日生活里的琐碎片断。因为在那些琐碎里，凝结着化不去的亲情。在红尘中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执子之手是一种境界，相濡以沫是一种境界，生死相许也是一种境界。在这世上有一种最为凝重、最为浑厚的爱叫相依为命。那是天长日久的渗透，是一种融入了彼此之间生命中的温暖。
《诗经邶风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赏析：这首诗表达了长年行役于外的将兵思念家乡和妻子的心情。其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句，倾倒了无数身陷爱河，渴望美满爱情的人，成为山盟海誓的最好代言。生生死死悲欢离合，我曾对你说过，我会牵着你的手，和你一起老去。这是爱的最高境界，爱的最高境界就是经的起平淡的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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