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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与赵县古建筑
(一)华北有四宝“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这句歌谣将华北四大胜迹串在一起,流传甚广。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梁思成诸君循着歌谣先后寻访调查测绘了正定古建筑和应州塔。1933年11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莫宗江等中国营造学社数人重访正定后,林徽因提前返京,梁思成偕莫宗江等第一次来到赵县,拜会和调查他们心仪已久的赵州桥。
赵州桥又称安济桥,大石桥,横跨在县城西门外5里的洨河上。由1400多年的隋代匠工李春设计建造。为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单孔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割圆式敞肩拱石拱桥。首次见到赵州桥梁思成便称“实在赞叹景仰不能自已。”在其后来整理发表的《赵县大石桥即安济桥》一文中写到:“这—次考察赵州，不意不单是得见伟丽惊人的隋朝建筑原物，并且得认识研究这千数百年前的结构所取的方式，对于工程力学方面，竞有非常的了解，及极经济极聪明的控制。”［1］
调查赵州桥是梁思成此行的主要目的,所以来之前梁先生就查阅资料做了充分准备。经过在赵州桥的详细测绘,结合先前梁先生亲自查阅的清光绪版《赵州志》。他首先对文献中关于赵州桥的建造者李春做了肯定。
关于赵州桥的建造者最重要的资料为唐中书令张嘉贞的《安济桥铭》。铭文中记载“赵州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对于这段文献,梁思成认为“正可表明这桥的造法及式样，乃是一个天才的独创，并不是普通匠人沿袭一个时代固有的规矩的作品；这真正作者问题，自当格外严重些。”《安济桥铭》“当时距隋亡仅百年，既说隋匠李春，当属可靠。”
1933年11月梁思成(左)，莫宗江(右)调查测绘赵州桥
关于这《安济桥铭》石与梁思成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梁思成在赵州桥调查时曾多方查寻《安济桥铭》石但苦觅无果。他感慨道:“可惜这铭的原石，今已不存。"实际上这铭石距梁思成近在咫尺。梁思成调查期间白天住在赵州桥南端的关帝阁内数十天而这铭石就在阁内,只是谁也不知道。后来关帝阁在1946年时毁于战火,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赵县文保所工作人员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在关帝阁的废墟内发现两个大型柱基石,经鉴定这竟然是由桥铭石雕凿而成。30年后梁思成重访赵州桥时终于见到了当年未寻到的桥铭石,当然这已是后话。
梁思成经过仔细测绘发现赵州桥的建筑结构形式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它在建造上有着独特的造诣:
第一,赵州桥跨度大弧形平,桥全长64.40米,大券单孔跨度达37.02米。“这样大的单孔券,在以楣式为主要建筑方法的中国，尤其是在—千三百余年以前，实在是—桩值得惊异的事情。”
第二,赵州桥为敞肩拱,即拱上加拱。这即节省了石料又减少了桥身自重而且增加了桥下河水的泄流量。梁思成称赞它“真是可惊异的表现出一种极近代的进步的工程精神。”并指出“这种将小券伏在大券上，以减少材料，减轻荷载的空撞券法，在欧洲直至近代工程中，才是一种极通用的做法。”“真正的空撞券桥，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盛行于欧洲。”通过与欧洲空券桥的比较,梁思成得出结论“这些桥计算起来，较安济桥竟是晚七百年，乃至千二百余年。”
第三,桥的砌筑方法特别,采用纵向并列砌筑法。梁思成说:“安济桥大券小券的砌法,出我意外的，乃是巴比伦式的并列砌券法。”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每道拱券都能独立站稳,自成一体.倘若一道拱券损坏不影响全桥,修复也容易。不足之处是“券与券间没有重要的联络构材”容易向外倾向。通过对桥进一步的观察梁思成又发现三种预防或挽救的方法来加强拱券横向间的联系。
(1)护拱石。“在券面上，小券的券脚处，有特别伸出的石条，外端刻作曲尺形，希冀用它们钩住势要向外倒出的大券。”(2)铁拉杆。“在小券脚与正中如意石之间，又有圆形的钉头表示里面有长大的铁条，以供给石与石间所缺乏的粘着力。”(3)收分,即赵州桥拱券中间窄两头宽,像个“)(”。梁思成指出“最可注意的乃是最后—种，这桥的建造是故意使两端阔而中间较狭的。现在桥面分为三股，中间走车，两旁行人.如此做法的理由、固无疑的为设计者预先见到各个单券有向外倾倒的危险，故将中部阔度特意减小，使各道有向内的倾向，来抵制它”这种做法让梁思成感叹到“其用心可谓周密，施工亦可谓谨慎了。”
第四,赵州桥桥台基址的特殊设置,成为至今没有破解的千古之谜。
赵州桥的地基没有经过夯筑,而是建在天然的地基上,这是1979年5月的科学探测后得出的最终结论。而民国22年(1933年)梁思成考察赵州桥时,当地的乡民告诉他赵州桥是一个整圆形券洞直通水底的石桥,他听后不以为然。当时“石桥所跨的洨水,现在只剩下干涸的河床”。“大券的两端，都已被千余年的淤泥掩埋，券的长度是无由得知。”
梁思成在县乡有关人员协助下,动用数十名民工对赵州桥的根基进行挖掘探测“为要实测券基，我们在北面券脚下发掘，但在现在河床下约70-80厘米，即发现承在券下平置的石壁。石共五层，共高1.58米，每层较上—层稍出台，下面并无坚实的基础。”后来证实梁思成当时挖到的就是赵州桥的根基石,它没有采用人工地基而是直接砌筑在天然地层上。这大大出呼梁思成“大券两端下的券基，为免水流的冲击，必须深深埋入，绝不只在现在所见的券尽处”的预料。赵州桥根基浅,短桥台,天然地基这一切让梁思成心里始终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挖掘出的是桥基,他喃喃的说道:“这么大的桥,这么小的根?”最终梁思成认为他见到的“分明只是防水流冲刷而用的金刚墙，而非承纳桥券全部荷载的基础。”于是他让大家再向下挖掘“因再下30-40厘米便即见水，所以除非大规模的发掘，实无法进达我们据学理推测的大座桥基的位置。”这次发掘最终因为缺少排水机械被迫停工.由于梁思成不相信找到了桥基,他在后来的调查报告里写道“我因不得知道桥基造法而失望，也正如乡下人，因不能证实桥券为整圆而大失望一样。”
其实后人比梁思成更失望,虽然证实了当年梁思成见到的就是赵州桥的桥根基,但是1400多年的李春们在没有精密仪器设备和先进科学技术下,是通过什么样的计算方法竟敢如此大胆地采用超常规的“浅基础”“短桥台”“天然地基”上建造赵州桥的?这个更大的谜团一直困扰着后人。
1933中国营造学社测绘赵州桥,陀罗尼经幢照片
赵县古称赵州,文物建筑古迹众多。梁思成“在赵州调查期间，蒙县立中学校长耿平允先生及诸教员多方帮忙，并许假住校中；县政府，建设局，保卫团亦处处保护，给予便利。”除大石桥外，梁思成称“在赵州更得到许多宝贝，其中有两座桥，一座是县城西门外的永通桥，即所谓小石桥；一座是县西南八里宋村的济美桥。”梁思成高兴地说永通桥是他“意外的得识小石桥,其式样简直是大石桥缩小的雏形。”他赞美永通桥“除去工程方面的价值外,在雕刻方面,保存下来不少的精品。”济美桥是梁思成去宋村调查石佛寺的路上发现的,他描述济美桥“布局甚为奇特,共四孔,两大两小,大者居中,小者在两端”券面上“都是雕刻中的上品,桥上栏杆板内的浮雕,也颇有趣。”此外梁思成还调查摄影了赵县城国内最大的宋代陀罗尼石经幢和柏林寺砖塔。［2］
新中国成立后,除宋村石佛寺和济美桥在1966冬被毁外,梁思成当年测绘的赵州桥,永通桥和陀罗尼石经幢在1961年3月4日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柏林寺砖塔也已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先后都得到了维修和保护,这是与梁思成当年的调查研究分不开的。(二)
1933年11月,梁思成率中国营造学社数人调查测绘完赵州桥要离开时,他“又不放心,惟恐同这座已经度过了1300多个寒暑的古桥,一别即成永诀。”［3］面对残损的赵州桥,梁思成对桥乡的村民们说:“这是国宝,要修的,一定要修的。”“落下的石块，还成列的卧在河床下。现在若想拾起重修，还不是—件很难的事。”“若不及早修葺，则损坏将更进步了。”
返京后的数年里梁思成多方奔走,竭力上书报告,国民政府终于下达了保护修缮赵州桥的告示。根据上级指示,桥乡把赵州桥南端关帝阁门洞垒小,只许行人,一切车辆绕行大石桥村东。可惜在筹集资金准备修葺赵州桥时,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梁思成的修桥计划被战火焚毁化为泡影。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掌握一些重点地区的重要古建筑情况,以便安排维修。做为重点古建筑地区之一的河北,国家文物局特派了得力的工程技术专家组组长祁英涛和罗哲文到河北考察。当时的赵县古建筑大多破败,其中赵州桥由于年久失修残坏倒塌已十分严重,如不抢修将有全部塌毁的可能。城内柏林寺中有壁画的明代大殿被棉花打包厂占用,十分危险,南街全国最大的宋代陀罗尼石经幢下面围绕着烧饼铺,花生店等,对经幢危害甚大。由于赵州桥的价值重大,国家给予了高度重视,将维修赵州桥作为国家文物局的直管工程,国务院拨款30万元专项维修金。同时国家文物局于1953年邀请了梁思成等古建,桥梁,工程方面的专家来制定实施维修的方案。随后赵州桥进行了长达6年的大修.维修期间成立了赵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到1958年赵州桥大修告竣。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将赵州桥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3年3月,著名的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和桥梁专家茅以升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领导的陪同下,来视察和验收赵州桥的保护维修工程。
梁思成这次重访他阔别近30年的赵州桥，出发那天，他一大早便从清华园乘汽车来到老北京火车站，在贵宾候车室与同行的部长、局长以及茅以升等人会合，然后登上南去列车的软卧车厢，大约10点多钟车开了，下午4点多钟到达石家庄，下榻石家庄的河北省招待所。第二天乘省里安排的汽车前往赵州，他一路上谈笑风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30年的巨大变化令他浮想联翩。他说：“对这些历史胜地、千年文物来说，三十年仅似白驹过隙；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却是变化多么大---天翻地覆的三十年呀，这些文物建筑在这三十年的前半遭受到令人痛心的摧残、破坏，但在这三十年的后半---更准确地说，在这三十年的后十年，也和祖国大地、和人民一道翻了身，获得了新的生命。其中有许多已经更加健康、壮实，而且也显得‘年轻'了。他们都将延年益寿，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最辉煌的典范继续发出光芒，受到我们子子孙孙的敬仰。”
来到赵州桥,一座完整的文物建筑展现在梁思成等领导和专家组成的视察组面前。梁思成兴奋不已,他看到这次的整修不仅在桥本身，而且对于桥下的河道进行了彻底的清理，最令他高兴的是从河道中发掘出了历代跌落下去的桥栏杆的石栏板，其中不但有元、明之物，而且有始建隋代时期的栏板,梁思成还见到了当年自己没有找到的那块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桥铭石,所以梁思成异常兴奋，视察工作结束后，梁思成与修桥的工程师、技术员便在桥头合影留念。
面对赵州桥,梁思成感慨万千,他庆幸赵州桥躲过了战火得到了重修,但兴奋之余,梁思成陷入了沉思。回北京后不久,梁思成写了一篇《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刊登在这一年(1963年)《文物》第7期上。文中他对赵州桥文物建筑保护工作的得失作了分析，认为过多采用新的石料代替旧的，尽管桥更“健康”、坚固了，但却在形象上不像1300岁的高龄，形与神不相称。这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同时，重申了对文物建筑保护的带有理论价值的观念。
这篇文章集中地反映了梁思成晚年的文物保护思想。
他说：“古来无数建筑物的重修碑记都以‘焕然一新’这样的形容词来描绘重修的效果”，但“把一座文物建筑修得焕然一新，犹如把一些周鼎汉镜用擦铜油擦得油光晶亮一样，将严重损害到它的历史、艺术价值。”在像赵州桥这样的石构建筑上，必然会留有手工砌筑，石块大小不一，砌缝参差的品格，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必然会带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它将会有一种“高龄”的面貌，在文物建筑的修缮中，重要的是保持其原有的“‘品格’和‘个性’，给人以‘老当益壮’，而不是‘还童’的印象。”文物建筑修复应该遵循“整旧如旧”的修缮原则，保存其历史面貌。
他还认为有些文物建筑犹如一位老人，已经“风烛残年”，危在旦夕，修缮文物建筑首要的是针对其病情，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它的危及安全的问题。要“‘及时抢救’......‘打强心针’、‘输血’。”各地文物保管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及时发现这一类急需要抢救的建筑和它们的‘病症’，及时地修，防止其继续破坏下去，去把它稳定下来，如同输血、打强心针一样，而不应该‘涂脂抹粉’，做表面文章。”他把文物建筑比喻成“红花”，仅仅看到红花还不行，红花不能“独善其身”，而要想保护好这朵花，还应当保护好它周围的环境。他指出：“一切建筑都不是脱离了环境而孤立存在的东西......对人们的生活、对城乡的面貌，它们莫不对环境发生一定影响；同时，也莫不受到环境的影响。在文物建筑的保管、维护工作中，这是一个必须予以考虑的方面。”
他同时提出：“我们爱护文物建筑，不仅应该爱护个别的一殿、一堂、一塔，且必须爱护他的周围整体和临近的环境。我们不能坐视，也不能忍受一座或一组壮丽的建筑物遭受到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使他们委屈在不调和的周围里，受到不应有的宰割。”
最后梁思成提出保护文物建筑的目的，无例外地是为了古为今用。
梁思成当年在学术界首次提出的这些古建筑维修保护原则,具体如文物建筑的“整旧如旧”,划定文物建筑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规定等等。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共同遵守的指导性原则。他的这些重要观点，在《威尼斯宪章》被介绍到我国之后的今天，仍闪烁着夺目的光彩。
通过赵州桥，梁思成对中国建筑在世界上的地位作出了评价。还是通过这座桥他对中国的文物建筑提出了许多重要地,科学地具有前瞻性的保护利用思想,这些学术思想如今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基础,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梁思成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文物建筑事业,他是值得后人永远尊重和敬仰的著名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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