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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方言演变史
来源： 季佳文 Doctor的日志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南通这座美丽的城市，水光山色、风土人情、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最让您难以忘怀的，恐怕莫过于难懂的南通话了。有人说，南通话是“难懂话”，还有人说，南通话像日本话，以至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主持人将南通话调侃为中国最难懂的方言之一。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了解南通文化就必须了解南通地区方言。一
南通方言是南通市的主要方言之一。通行于南通市崇川区、港闸区及通州市西部石港——刘桥——平潮一线以南，石港——兴仁——观河一线以西地区，如东县新店以南小部分地区也通行南通方言。
南通方言的语音、词语和语法都是具有鲜明的特点。
官话的声调一般为4-5个，而南通方言有7个声调，与吴语大多数方言几乎一样。因此，若是按照公认的官话标准来看，它不像官话，倒是具有许多的吴语特征。但是从吴语的主要特征来看，它也不能算是吴语。于是有人说，南通是个方言岛。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江苏省和上海市联合进行了方言普查，发现西起泰州，东至南通、如东，有一片具有许多共同语言特征的方言区（包括今泰州市、姜堰市、泰兴市、兴化市、东台市、大丰县、海安县、如皋市、如东县大部分地区、通州西部和南通市城区、郊区）。1960年，根据此次普查结果编写出版了《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一书，将这一方言区称为第3区，同年出版的袁家烨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正式将南通方言列入官话范畴，并对官话的定义作了一些调整。1986年在重庆开会讨论《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的编写方针时，与会的专家对南通方言是否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即官话），经过认真的讨论，认为南通方言虽比较特殊，但仍然是一种官话。
1988年由中国方言学会会长李荣先生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将前述上海市和江苏省的第3方言区正式确定为官话方言区江淮次方言（江淮官话）的一个方言片，称之为泰如方言片。南通方言和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如东方言都属于这个方言片。泰如方言片取泰州、如皋两地地名首字命名。显而易见，它不能确切地反映方言的分布特点。1988年，南京大学鲁国尧教授在他的《泰州方言与通泰方言研究》一书中将这一片方言称之为通泰方言。这个名称要比泰如方言片的名称确切得多，即将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修订本将正式采用通泰方言片的名称。南通方言的词语也极有特色。许多词语在其他通泰方言中也存在，它们是通泰方言共同词语。南通方言有许多的词儿带有“儿”尾，如：伢儿、老头儿、猴儿、猫儿、虾儿、螺儿等等。这也是通泰方言的共同特点之一。但是，南通方言词语更多是其他地区通泰方言所没有的。这些词语绝大多数在金沙方言和通东方言中。南通方言、金沙方言和通东方言具有共同的源头和共同的语言特点，是近缘方言。因此，这些共同词语很可能就是它们共同的原始母方言词语。金沙方言和通东方言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作为南通地区的优势方言的南通方言的很大影响，也可能有一部分南通方言的词语传入金沙方言和通东方言。但是，方言间的影响和渗透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因此，也不能排除有一些周边的方言（包括金沙方言和通东方言）的词语为南通方言所吸收。
南通方言还有一些吴语，例如：蛮（很，相当）、结棍（结实）、小开（老板的儿子）、大好佬（大人物）、不搭界（不相干）等等。但其吴语词语并不多，很多都可能从近代上海方言中传入。
南通话的语法不像语音和词语那样复杂，但也有一定的特色。普通话说“是不是？”、“好不好？”、“来不来？”，南通话通常说“果是？”、“果好？”、“果来？”。在其他通泰方言中，一般说“格是？”、“格好？”、“果来？”，二者非常相似。南通话有助词“的”，这也是官话语法的重要特点。
从南通方言的语音、词语、语法主要特征来看，南通方言属于江淮官话，但是它明显地具有许多吴语的特征。用著名音韵学家、方言学家鲍明炜教授的话来说，南通方言是一种“变了形的江淮方言”，亦即变了形的官话。二
南通方言是怎么形成的呢？这必须从南通土地的成陆、开发、移民历史和建制沿革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大约从公元5世纪中、后期起，长江口黄海上开始出现一片较大的沙洲，人称胡逗洲（壶豆洲）。南朝梁简文帝承圣元年（552年），侯景兵败逃此洲，为部下所杀。隋时，胡逗洲属海陵（今泰州市）。唐初，胡逗洲属扬州广陵郡。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设置盐官，隶淮南道。不久，由于军事需要，狼山成为浙江西道常州节度使管辖下的一个军事据点。据文献记载，唐时的胡逗洲已是一块东西80里、南北35里的大沙洲了。南朝梁承圣元年（552年）时洲上即有流人以煮盐为业。所谓流人，大抵指流放人犯。初期的流人可能多来自扬州属地，后属常州管辖，流人则大概多来自江南常州，即常州、宜兴、无锡、江阴一带。因此，唐时的胡逗洲方言当时是古代常州一带的方言与早期流人的方言融合形成的一种古吴语。我们说胡逗洲方言是吴语，还可以从与胡逗洲相邻、同为古代犯人流放地的另一个沙洲——东布洲上的方言的演变历史得到启示。东布洲方言虽历经千年，演变发展成为今天的启东和海门两市北部和通州市东部通行的通东方言，依然保持着吴语的本色，其为吴语当无庸置疑，那么，胡逗洲方言当是吴语应该也是无疑的了。只是后来由于胡逗洲（静海洲）与大陆较早地涨接，方言受海陵话的影响，逐渐演变为古江淮方言，而东布洲（海门岛），直至北宋庆历间（1041-1048）始与通州东南境相接，方言始终保持着吴语的特征。南通方言具有许多吴语特征，这是因为其源于古吴语的缘故。当胡逗洲方言（准确地说，其时应称静海方言）向江淮方言过渡时原有一些吴语特征仍然被保留下来。根据《资治通鉴·后梁记》和明、清通州志书记载：从唐末至五代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姚存、姚廷圭、姚彦洪三代曾先后为东布洲镇遏使、东洲静海军使、东洲静海都镇遏使，统治静海与东洲长达半个多世纪，其军士亦多吴兴子弟，军士与家属人数有万人之多。因此，古吴兴方言必定对两地的方言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吴兴、常州两地毗连，其方言大体相近，因此，静海与东洲两地方言可能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后周显德五年（958），静海都镇升为静海军，属扬州，旋改置为通州，析其地为静海、海门二县，隶海陵郡。由于静海与大陆涨接，隶海陵郡管辖，静海人与江南人的交往日减，而与江北海陵尤其是与其毗连的如皋等地的居民交往日渐频繁，同时也有大量的海陵人来往于两地之间，有的甚至定居在这里。海陵，作为这一带的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其方言自然也成了这一带的优势方言，因而对静海方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终导致了静海方言由吴语向江淮话的转化。到了元初，续有北方犯人流放到此。近代，又有许多客商从不同的地方来到通州经商、定居，再加上通州人（南通人）与江南上海等地来往亦日趋频繁，这对通州方言及今天的南通方言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从南通方言演变的历史来看，与其说南通方言是一种“变了形的江淮方言”，倒不如说是一种“蜕变了的吴语”，是一种具有吴语底层的江淮方言。
三
南通地区方言十分复杂，粗略地分大致可分为7中主要方言。除了南通方言外，另外6种方言是：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如东方言、金沙方言、通东方言和海启方言。此外，与东台市、姜堰市、泰兴市接壤处，还有人说东台方言、姜堰方言、泰兴方言或这些方言与海安方言或如皋方言的过渡方言（土语）。南通地区7种主要方言之间也存在着一些过渡方言，但通行范围比较小，可以看作是某种方言的变体。
（一）北部三官话
北部三官话指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如东方言，通行于南通市北部海安县、如皋市和如东县和南部通州市局部地区。由于三种官话相对来说差别不大，因此，有人将它们合并为一种方言，称之为如海方言（《南通地区方言研究》）。但这不免失之粗疏，也与习惯概念不相符。事实上，三种方言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当然，3种方言的差异远不止这些，它们原本不是同一种方言。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和如东方言分别以海安、如皋和如东3市（县）治地，即海安镇、如城镇和掘港镇为分布中心和代表点。3种方言的分界与行政区的界线并不完全一致。两种相邻方言之间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和过渡地带。在同一个方言内部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例如，如东县西部、通州市北部以及如皋市与泰兴市边界线如皋一侧部分地区，都有两套尖音，即z、c、s和zh、ch、sh两套声母。它们能否构成独立的方言尚有待调查。
海安、如皋和如东属古海陵。三地的方言都是在古海陵方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那么，古海陵方言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根据地理学家、地质工作者对本地区的实际查勘和考古研究证明：今还海安县西部和如皋市西北部约在6500多年以前即已成陆。根据文献记载，西周、春秋时这一带属A国地。春秋时，吴王夫差灭邗，北霸中原，“封其民江淮间”（《国语·吴语》）。公元前506年，吴、楚交战，破某城（今湖北江陵县东），郧国遗民在吴国发动下参加了复国斗争。不久，楚败吴，民随吴军东撤，后安置于今海安县立发乡一带，《左传·哀公十二年》：“秋，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郧。”说的就是公元前483年秋天鲁国国君鲁哀公和卫国国君卫出公、宋国大夫皇瑗在吴国的郧地商谈三国结盟的事。公元前473年，越灭吴，都城北迁琅琊（今山东胶南县境），大举向北移民；汉初，东瓯王举国徙江淮间。几次移民都有一部分人散落到海陵（时称海阳）一带，它们将吴越方言带到这里，并逐渐形成最初的海陵方言。至三国时期，曹操“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广陵十余万，皆东渡江……”（《三国志·魏志·蒋济传》），属于广陵郡的海陵居民亦随之内移，海陵几成隙地，海陵方言消亡殆尽。公元241年，东吴大司马、如皋人吕岱（160-256）招抚乡民回归，重建海陵县，人口才重新有了增长。晋时陆续有一些居民从今山东等地迁来海陵，并在这一带建立侨乡或侨县。西晋末，永嘉丧乱，北方地区人口为避乱大举南迁，至东晋、南朝三百年间陆续迁至今长江下游皖南、苏北及赣北、赣中一带的江南地区。《晋书·王导传》说：“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可见移民之多。按文献记载，其时海陵一带的人口猛增几十倍。从北方流落到海陵一带的北方移民，其方言与当地的方言融合，产生了新的海陵方言，以后又陆续又陆续分化形成了今天的通泰片诸方言；迁移至今赣北、赣中的北方人与当地居民长期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以南昌方言为代表的赣语诸方言。以后，赣人又南迁赣东南、闽西、两广、四川等地，形成了今天的客家方言。前边提到，南通方言（包括整个通泰方言）、赣语、客家话声母具有一定的共同特点，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它们都是在西晋末南迁的北方人的方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缘故，它们具有共同的源头。
古海陵方言作为古代海陵地区的优势方言，曾对其周边地区，尤其是下瞎地区的方言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海安距古海陵方言的腹地泰县比较近，今天的海安县大部分地区曾经为泰县（治泰州）地，直到1940年始析东台、泰县、如皋3县地置紫石县，1948年改海安县，因此其方言与姜堰方言比较接近，吴语对它的影响比较小；而如皋方言受吴语的影响要大得多。元末张士诚起兵江南，明燕王靖难之乱，都有大批江南士民移居如皋。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太平天国时期，一些江南商贾及手工业者纷纷来如皋经商或避难定居，如皋方言受到吴语较大的影响。著名语言家、美籍华人丁邦新教授（如皋人）将如皋方言与南通方言作了全面的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如皋话以吴语为基础，加上下江官话的部分影响而成的，所以吴语的色彩较浓，下江官话的色彩较淡，成为这两个方言区域之间的中间方言。”（《如皋方言的音韵》）。他这里所说的下江官话就是通常所说的江淮官话，是传统概念的江淮官话，不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泰如方言。
如东方言是北部三种官话中最具吴语色彩的方言。它有7个声调，与南通方言几乎完全一样。很可能历史上有一部分通州的移民参加过如东地区的开发，当然也不排除有古海门人移居到那里。他们将通州话和古海门话带到那里，久之与当地的方言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如东方言。
（二）南部三吴语
南通市乃江淮话与吴语的交汇地。除了南通方言与前面提到的三种江淮官话方言外，还有三种吴语，即通东方言、金沙方言和海启方言。苏北地区有四种吴方言，即靖江方言、通东方言、金沙方言和海启方言，其中三种主要分布在南通市境内。
通东方言要通行于通东地区。通东是一个模糊的地域概念，它习惯上指启东市北部、海门市北部、通州市东部（东北三余地区除外）地区，具体地说包括启东市吕四港镇（包括原茅家港镇、秦潭镇）、天汾镇，海门市东灶港镇（包括原东灶乡、东兴乡）、刘浩镇（原刘浩乡地区）、包场镇、正余镇、余东镇、树勋镇、王浩镇、货隆镇、四甲镇（包括原国强镇）、万年镇（西北部）、通州市二甲镇（包括旧袁灶乡、余西乡、余北乡）、金沙镇东南部（原金余乡）和东社镇东南部（原东社乡）、三余镇西南部（原忠义乡）、五甲镇东部（原五甲乡地区）。历史上它曾是通州（南通）的一部分，因地处通州（南通）东乡，故习称通东方言。通州市东北部除通行海启方言外，也有人使用通东方言，尤其是与海门市接壤区。这个地区大多数人兼通两种方言。
金沙方言通行于通州市治地金沙镇大部分地区（东南部原金余乡地区除外）、正场镇大部分地区、东社镇西北（原唐洪乡地区）、五甲镇西北（原庆丰乡地区）和十总镇（原十总乡、二爻乡），是南通市分布区域最小和使用人数最少的方言。
海启方言主要通行于启东、海门、通州三市南部和南通技术经济开发区及崇川区狼山镇、姚港乡、任港乡沿江一带（沿江海启方言带），以及通州市东北部三余镇、海晏镇、东余乡、北兴桥镇、恒兴乡及如东县掘东地区（三余湾海启方言飞地）。海安县东北角斜镇（原角斜镇、沿口镇）和旧场镇一带（旧属东台县）也有人说海启方言（角斜——旧场海启方言岛）。通东方言是通东地区的土著方言。它是在古海门方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种吴语。由于它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通州方言（南通方言）较大的影响，因此，它具有许多的江淮官话，特别是南通方言的特征。
金沙方言是古海门方言与通州方言融合产生的方言，也可以看作是通东方言与南通方言的过渡方言。其声母具有吴语的特点，而韵母与词汇则更多地具有南通方言的特征。因此，它是一种江淮话化了的吴语，是一种边缘方言。
海启方言或称启海话，又称沙地话。它是崇明移民使用的方言，与崇明方言差异极小。二者可视为同一种方言，它们之间的差异可看作是同一方言的内部差异。
海启方言的使用人口最多，分布地域最广，是南通市最大的方言；金沙方言是南通市使用人口最少，分布地域最小的方言。三种吴语具有吴语的许多共同特征，但彼此间也有着一定的差异。通东方言和金沙方言比较接近，而与海启方言有着较大的差异，金沙方言与海启方言的差异则更大。三种吴语都存在着一定的内部差异。相对地来说，海启方言的内部差异比较小；通东方言则明显地存在着东部与西部的差异，这是因为东西之间受南通方言影响的程度不同的缘故；金沙方言因为分布地域较小，因此，其内部差异也比较小。
三种吴语之间以及这三种吴语与南通的其他四种方言之间都存在着一些过渡方言，或者叫做土语。那么，地处长江北隅的南通地区怎么回出现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的吴语的呢？这与如前所述南通地域演变的因素有关外，还因为人口的变迁与流动。
公元9世纪后期，布洲与东洲涨接，始称东布洲。东布洲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亦为犯人流放之地。由于东布洲的形成与开发较晚，它一开始即属于江南常州管辖，因此，最初的流人当主要来源于古代常州一带。最初的东布洲方言基本上是一种古吴方言，与融合古吴方言和古江淮方言而形成的胡逗洲（静海岛）与大陆涨接，不久改属海陵郡（治今泰州市）管辖，静海人与江南人的交往日减，而与江北海陵，尤其是与毗连的如皋县等地的居民交往日渐频繁，最终导致了静海方言由吴语向江淮话的转化。而东布洲（海门岛）直至公元1041-1048年间始于通州东南境涨接，在古代交通相对闭塞的情况下，岛上居民与岛外来往比较少，因而方言并未受到江淮方言的直接影响，始终保持了吴方言的特色。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大朝泛滥，吕四场被淹，三万余盐丁淹死，盐灶被迫停火，国库收入减少，于是明太祖便将一部分拥戴过张士诚的江南士民强迁至海门吕死，以补盐丁之不足。他们于常熟白茆集结，渡江来到吕四。这就是民间所说的“白茆抽丁”。这些江南移民带来了江南地区的方言，使古老的海门方言有了新的发展。至清康熙十一年（1672），海门县大半坍入江中，人口仅剩下2200人，不得不裁县归并通州，成为通州的一个乡，称为海门乡，后又改称静海乡。古海门县废置并入通州后，一直为通州和后来的南通县辖地，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政权始析其地分归启东、海门、南通三县管辖。因此，古海门方言一直受到通州方言（南通方言）的影响，越往西受到的影响越大，最终导致了方言的分化：随县治地西迁和被迫逃亡至金沙场的海门人，因世代与说通州方言（南通方言）的当地人相处交往，方言受到通州方言（南通方言）较大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以金沙镇为分布中心的金沙方言；而居住故土的海门人，因距通州城较远，方言受到通州方言（南通方言）的影响相对地比较小，最终发展成为今天的通东方言。
古海门地坍塌最终废县并入通州后，到了公元17世纪末、18世纪初，江流回向南泓，长江北岸开始涨积。公元1706年前后，崇明人陈朝玉（1688-1761）与妻刘氏来到垦殖，带动了一大批崇明人迁来江北。他们披荆斩棘，辛勤垦殖，不久沿江新垦地渐成村落。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年划通州、崇明部分沙屿及通州、崇明间新涨沙，设海门直隶厅。境内人口达10483人，其中崇明人划入2958人。这些崇明人便是今天海启方言地区最早的先民。以后200多年间，续有崇明人来到海门，崇明话自此称为海门话。而今天的启东市南部大部分地区，曾是崇明属地，1928年始析置启东县，自此，那里的方言称之为启东话。海门话和启东话合称海启话或启海话，俗称沙地话。1901年，清末状元、海门籍实业家张謇（1853-1926）建通海垦牧公司，大批海门人和崇明北沙人来到今通州市东北三余地区和如东县东南参加沿海滩涂的围垦并在那里定居。他们将海门方言带到那里，最后形成了今天的三余湾“海启方言飞地”。而在今海安县东北角斜镇（原角斜镇、沿口镇）和旧场镇一带（旧属东台县），亦有一批海门人于20世纪初移民于此，形成了角斜——旧场海门方言岛。南通市技术经济开发区沿江地带和崇川区狼山镇、姚港乡、任港乡沿江一带也有人说海启方言。东起启东，西至南通市技术经济开发区沿江地带，形成了广大的沿江海启方言带。海门方言还随着移民传播到东台、大丰、盐都、射阳、灌云、滨海等县、市沿海地区，在那里形成零散的海门方言点或海门方言带。此外，南通沿江一带的沙地人渡江围垦常阴沙并在那里定居。后来常阴沙与江南常熟地涨接，解放后划归常熟，1961年12月析常熟和江阴部分地置沙洲县，常阴沙成为沙洲县地。1986年沙洲县改张家港市，常阴沙人成为了张家港人。常阴沙人通用的海门方言，当地称之为常阴沙话，即常阴沙方言。
通东方言、金沙方言和海启方言都是属于太湖片吴语。其中海启方言属以苏州方言、上海方言和嘉兴方言为代表的苏沪嘉小片，与同一片的其他方言比较接近；而通东方言和金沙方言，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划分，属以常州方言为代表的毗陵方言小片。尽管它们的源头可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常州一带的方言，良种方言相对地来说，较之苏沪嘉小片诸方言更接近毗陵小片一些方言，但是，地处苏北一隅的这两种方言，历经千百年沧桑，已与今天常州一带的方言有了很大的差异。相对地来说，他们的许多语言特征更接近南通方言。
方言作为一种语言的地域性变体，其形成往往经历过一些复杂的历史过程。人口的扩散、地理的变迁、行政区域的变更和语言发展的不平衡，都可能成为导致方言歧异的因素。人口的扩散（外来移民的迁入）带来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人们的风俗习惯（节日文化、红白喜事、宗教迷信、民间文艺、民间传说、民间工艺、称谓、禁忌，等等），生产和生活方式（职业、行业、衣食住行）诸多方面。这些差异的存在必然会在方言词语上反映出来。南通市不同方言区的人，其先民来自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习俗和地域文化，这一切构成了南通市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南通地区地处官话与吴语的过渡地带，南腔北调的方言融合是导致南通地区吴、淮文化兼具和相融的重要因素，因此，要了解南通的地域文化必须了解南通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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