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阻碍了中国创新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中国创新问题与解决”。
之一中国的科技创新还缺什么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还不是一个创新型国家。这不仅仅是因为领导人自己承认,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可以看到,从日常应用的手机到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型工业设备,再到基础科研领域中的重要学科,不但原创的桂冠很少落到中国人头上,就是追踪模仿的高端产品或最高引用论文,也与我们的企业或科学家有一定距离。
那么,中国比起 “创新型国家”,到底还欠缺些什么呢?
是投入不足么? 相信在具体项目上感到钱不够花,这是科研工作者永远的痛。但就总体情况而言,中国的研发投入不但可以傲视所有发展中国家,就是与老牌科技大国相比也不算少。去年,中国的科研经费投入达到了 8600 多亿元,有人估计,按照现在年均两位数的增长率,到 2015 年全国科技研发经费将达到 1.5 万亿元(相当于 2400 亿美元),考虑到货币升值的影响,届时中国的科研投入可达 3000 多亿美元。美国全国的研发经费在 2011 年是 4000 多亿美元。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2015 年后不久,中国的总科研经费就可以跟美国相当。
是政策不到位么?事实上,在 2006 年全国科技大会后,各级科技管理部门一下子颁布了几十项政策或指导意见,从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到研发补贴,从增加人才引进到科技资源共享,单纯从政策扶持而言,可以说,中国已经具备了世界各国支持研发的各项政策。是中国企业实力不够么?这曾经是一个很大问题,但如今,中国企业已经成为全球并购市场的主力军之一,许多大型国企已经在世界 500 强的多个领域中名列前茅。我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访学时,接待、接触和见识了多个中国大型企业代表团,只是到这个新技术的摇篮去学习取经的多,收获了技术回来的却鲜有见到几个,更不要说像美日韩企业那样,在这里设立科研经费,让 MIT 的科学家进行前沿性探索。
那么我们到底欠缺什么?这一点其实在领导人的讲话中有很清楚的表述。温总理在其创新大会的讲话中表示:要支持企业建设高水平研发中心;要以企业为主导深化产学研结合;要建立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要创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建设规范的知识产权市场。说到底,就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还没有形成。
事实上,各级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推动着企业的科技创新。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个比较成功的科技企业,没有得到各种类型的政府支持,包括白给钱的经费支持。
那么,何以企业还难以真正成为创新主体呢?用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或政府投入不足已经很难解释这一点。根本的解释,是企业仍然缺乏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
要让企业真正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其核心第一在于科技创新比起其他条件更能够支持企业利润的增长;第二在于如果不搞科技创新,企业将受到市场以及体制的惩罚。
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些年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崛起,其支撑力主要还是来自对包括低价熟练劳动力、矿产、能源和土地以及金融等资源的占有,甚至是垄断和排他性占有(特别是对大型国企而言)。其中,除了低价劳动力,维持其他各种资源的占有,首先需要的不是科技创新而是政府关系。反之,不进行科技创新并不会导致这些资源的丧失。就国企而论,每次国资委会议上都把科技创新喊得震天响,但你见过哪个企业老总因为没有实现真正的创新而被打板子、企业被吊销什么许可证么?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搞定国企或者国企的政府老板来获得这些资源,得到的回报恐怕也胜过累兮兮地搞研发。
最典型的恐怕就是 2009 年为应对金融危机砸下的 4 万亿了,大部分钱都跑到了房地产这样的土地资源利用、圈地圈矿这种资源积累,以及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面(高铁的创新另文讨论)。
当然,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专利报表、生产程序和工艺环节上的创新还是硕果累累的。国企或得到政府支持的高新企业需要利用前者交差,民营企业则需要利用生产工艺与程序的创新维持低成本的量化生产。
我们不是否定生产工艺与程序创新的意义。而且,真正实现了这些领域创新的,目前还只有中国企业中的佼佼者。只是,这些行为与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还相距甚远。
之二科技创新与国家意志 尽管科技界芸芸众生保持着矜持或批判的态度,但如果以此而认为中国的科技创新只是上层做做过场或者是政治秀,那就以偏盖全了。实际上,中国的国家创新体制,是非常明显的动员式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只是,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特别是在利益主体日益多样化、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日益丰富的社会中,国家动员是否能起到足够的作用,这仍然有待观察。其中,国家动员的集中体现——16 个科技重大专项的实际实施效果,尤其值得观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好像不太乐观。
正是因为科技创新的国家动员特点,由具有较高行政地位的科技界人士来代言科技界,也就顺理成章。这并非是因为这些人地位更高,或者更容易说出政治正确的话,而是因为他们具有更大的动员能力,或者处在进行国家动员的关键环节上。
如果要进行国家动员,势必要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的执行体系,伴以宣传机构的动员机制,同时相应地建立起一套自下而上的汇报体系,最终还需要一套自上而下的评估体系。
回头再来看中国的情况就可以发现,我们首先生产了一套汇聚全国各路精英制定的科技政策目标(包括项目预期目标),并通过科研资金的分配和倾斜将之转化成一套执行体系,而为了确保这一执行体系不会出现猫腻,就必然要设定种种极为细致的“防范措施”,主要是细化科研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如果看看新华社评论员和人民日报社论对科技创新大会的评论与报道,不难看出一套自上而下的宣传动员套路。
于是,在这种情景下,项目执行人就必然要将其成果量化成各种可以标准化的指标,基础科研主要就是论文,而应用研究则主要是专利。至于论文和专利实际产生的影响,则很难在标准化的程式中得到体现,因为可以标准化的衡量指标,如论文和专利的引用量,是不大可能在项目结题之前立刻能看出来的。
可问题在于,基础科研的影响力的核心——同行评价,以及应用化研究的核心影响——市场销售和利润,都很难在这一评估体系中得到体现,最多只能成为一个参照。
在这一体系之下,基础科研中按照科学研究自身规律发展出的课题方向,并非会被完全排斥在动员体系形成的目标之外,但就几率而言,它们能进入预设的大课题重点资助对象的可能性,比起由科学界自下而上地课题申请,会大为降低。
而要让企业真正把科技创新作为其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首先要确保科技创新成为支持企业利润的增长第一生产力;第二要让不搞科技创新的企业受到市场以及体制的惩罚。
然而,国家动员在企业创新方面实际上很难满足这两个条件。首先,组织动员可以给企业提供短期的研究经费,但这一研究经费如果不能结合企业自己的需求带来有市场的研究产出,并不能转化成企业的利润,即便可以通过做账的方式把这个钱变成利润,其数额比起企业的利润需求来,也往往是一个小数(国家支持的企业研究经费往往要依据企业自身的规模来确定一个比例)。
其次,像基础研究一样,依靠国家动员制定的战略目标往往并不能反映企业直接的市场和产品需求,而企业自身的产品改进所需要的技术创新需求,不仅难以进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评委们的法眼,往往也难以得到更加常规的支持,比如科技支撑计划或者 “863项目” 的支持。
第三,国家动员机制可以给企业研究补贴,但不能给不做创新的企业以惩罚。民企且不必说,就是国企,如果不进行技术创新,并不会导致其丧失继续垄断和排他性占有巨额利润的矿产、能源和土地以及金融等资源的权利。
支持国家创新动员的专家可能会指出,在近年来通过国家集中资源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包括按照新华社官方通稿列出的 “太空漫步、蛟龙潜海、超级计算机、铁基超导、高速铁路、超级杂交稻、基因测序”,以及通稿没有提到但官方报道中多有提及的大飞机专项。
但让我们看一下,被诗化为 “太空漫步” 的载人航天工程确实产生了重要工程成就,但在应用科研领域,你很难看到这个成就被转变为大型工程设备的中国制造,而在基础科研领域,用 “shenzhou” 作为主题词来检测,你也很难找到高引用的论文。其他几个领域也有类似情况。
也许高速铁路是一个例外,如果不算刘志军、张曙光之流的腐败和去年的温甬线动车事故,通过国家意志支持的高铁确实实现了集成式创新,让中国人享用了世界上最广泛的高速铁路网。需要提及的是,一项或一组创新项目,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有了多好听的名义,或者有能够技术出口之类的炫耀;而在于能让广泛的老百姓受益,并通过百姓的受益实现了市场的价值。
但不要忘记,高铁发展远不止是国家支持的产物(并没有列入国家级的重大专项),而是市场发展和铁道部自身被逼的产物。君不见,早在多年前的大部制改革中,已经有不少将铁道部并入大交通部的呼声。换句话说,铁道部如果不整出高铁这样的 “瓷器活” 来为自己正身,真有可能丧失对铁道这一稀缺资源的垄断性占有。这种逼出来的情况,其实与上天入海那样的领域并不相同。
再比如,大飞机项目尽管承载了领导人和众多国民的期盼,但最近其首席科学家透露了研究经费仍有不足。这个放风固然是为了争取更多经费,也让我们从中看出,大飞机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市场的金融支持。按照研发计划,大飞机载人上天也就是几年的事情,如果市场需求真的足够强劲,本来不需要愁融资的问题。
不过,即便大飞机没有从市场上融到资,或者神州与天宫没有产出其他应用性的成果,它们也可以算圆满完成了国家动员的科技创新的任务。毕竟,国家动员体系需要的,首先是看得见的成绩,其次是可以接近标准化评估的交工与交差,而不是需要更多其他复杂因素来考核的市场销售利润与技术能力的提升。
之三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的科学研究?(文 / 宫鹏)印度总理曼莫汉 • 辛格最近悲观地表示,中国的科研水平已经领先于印度。辛格认为,印度在国际科学界的地位下降了,已被中国等国赶超。不过,尽管中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很多人认为这些研究论文的质量有待提高。学术不端固然是中国科研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
在过去 2000 年里,有两个文化基因影响了无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个文化基因是孔子的思想。孔子提出,知识分子同时也应该是忠诚(于权威)的管理者。另一个文化基因是庄子的著作。庄子认为,要想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独立,这样就避免了交换和冲突。此外,庄子还认为应当回避技术,以抵御贪婪。总而言之,这些文化鼓励中国社会进行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实践,但却压制了好奇心、商业化和技术发展。孔子和庄子的思想导致了中国社会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处于科学真空的状态,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学术界的一个后果是学术界的研究人员都希望进行引领性的研究,很少有人愿意从事辅助性的工作。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足够的能力领导科学研究。这就导致了重复和冗余,造成浪费。研究人员用尽各种借口购买相似的设备,用类似的方法处理数据。
即使把目光放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所有中国的合作单位、大学、研究所以及独立的政府机构,都希望成为领导组织,这就让参与研究的科学家很难共享数据。举个例子,中国的气象局有大约 2000 个气象站,这些气象站主要负责收集信息,预报天气。与此同时,中国水文局也有 2 万个左右的水文测量站,这些水文测量站也会收集天气信息,并且水文测量站的数据可以极大地改善气象局预报天气的精确度。不过,水文局从不公开他们的数据。
类似的,中国的文化还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缺乏分工。负责科研的行政管理人员倾向于给那些声称正进行原创研究的人以更高的评价和更多的奖励。这样,那些愿意从事支援性工作的人数就减少了很多,尽管这些支援性的研究也很有用。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除了图书馆和研究设备销售公司之外,中国的专业化科研服务机构如此稀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境内的科学实验室别无选择,只能自己一条龙包圆所有的技术工作,哪怕仅仅是一些日常的样本分析和数据库开发也不例外。如果不能根据不同机构和不同科研人员各自的特长合理分配研究职责,科研进度遭到延误将是不可避免的。
宫鹏:中国应该开始对研究工作进行分工,并且合理地把工作分配给合适的专家。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这些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呢?首先,中国的教育体系应该尽早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中国已经通过模仿西方国家的大学教育模式改进了高等教育的质量。而现在需要做的,则是参照西方的基础教育模式改善中小学的教育方法。中国的中小学老师必须更加注意鼓励学生的好奇心,而科学教育也应当尽早开始。要完成这些改变,需要彻底改革中小学课程体系,同时斥资开展教师培训。
中国的科学家个人和政府科技项目监管人员,双方都应该在正式层面上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并积极展开合作。对于成功合作的研究案例,应当给予经济上的鼓励,按照每个参与研究者的贡献大小增加经费,提高奖励,或者提升职位。
中国应该开始对研究工作进行分工,并且合理地把工作分配给相关的专家。无论是化学分析、计算机工程、实验操作、设备管理,还是专业数据提供,都应该为相关的专家提供相应的位置。
最后,中国需要让本国的科学家多参与国际项目,同时还需要吸引国外顶尖的科学家来中国工作。对于研究报告和研究计划,需要进行国际评估。在重大科研项目的设计和完成阶段,引入批评可以起到正面作用。如果大学希望自己在国际上产生影响,也需要做同样的事情。中国应该从欧盟那里学习经验,为参与国际合作的研究人员提供经济支持。
举个例子,2009 年,中国政府拨款 4600 万人民币(700 万美元),用于一项 “全球地表覆盖遥感制图项目”。不过,中国政府同时规定,经费不能用于资助境外的合作者。一个全球性的项目理应需要来自世界各地的样本,但是因为中国政府的特殊规定,中国的科学家就不可能从很多国家获得样本了。中国必须意识到,自我隔离和自给自足的研究方法并不是发展现代科学的秘诀。改变并不容易,但也绝非完全不可能。改变的结果将会是一个强大的中国和一个和平的世界,就像无数代中国人所梦想的那样。
原文刊于《自然》杂志的“世界视野”专栏,该刊登世界各国科研人员的评论,这些评论并非是经过同行评议的学术论文,仅代表作者的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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