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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是世界几流大学
2001年，凤凰卫视主持人对季羡林进行了一次访谈，当时杨澜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访谈中有这么一段对话——杨澜问：“依您看，北京大学怎样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季老先生回答说：“北京大学本来就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但要更进一步，主要是钱的问题„„”（《报刊文摘》2005年4月22日）在局外人看来，北京大学很难算是世界一流大学，而依在北京大学执教多年的季老先生看来，它早已是世界一流大学了。老先生乃学界泰斗，一言九鼎，虽没有说出充分的理由，但不可能昧着良心说假话。这不禁让人犯糊涂了。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目前，在学术界比较认同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培养出国际著名的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才；师资队伍中有一批世界大师级学者；有一批世界领先水平的学科；科学研究领导世界潮流并产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为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包括对文化、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等。鄙人乃一介中学教师，身居穷乡僻壤，平日孤陋寡闻，不知道北大特别是现在的北大，到底为中国乃至世界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什么重大的贡献，也不知道它培养出了那些国际著名的杰出人才，除了季老先生外，更不知道它的教师队伍中有那些世界大师级学者。但有一点鄙人却知道，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北大无人得奖则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也许有人又要义愤填膺地喋喋不休了，什么中国背负的文化传统太重，新中国成立才半个世纪，时间太短，又是发展中国家，财力太薄，加上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一直不死，反华心理长期作怪，意识形态歧视严重，得不了诺贝尔奖是自然之事。但我要请这些愤慨之士注意，埃及、印度两国早有人获奖，他们的文化传统重不重？日本在二战战败后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时间也不过半个世纪多点，可已经拿了12个诺贝尔奖，而且都出在一个大学——东京大学；前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也遭受意识形态的歧视了，就这人家还获了十几个诺贝尔奖；就连国力大不如我们的小国如巴基斯坦、阿根廷都能获得诺贝尔奖，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自己的无能欲盖弥彰呢！实事求是地说，尽管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和经济学奖的评选有时充溢了政治偏见，但三大自然科学奖的评选则比较公开、公平和公正。我不知道，在诺贝尔奖一个没有，而且连科学论文、国家技术发明奖都6年空缺，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也是多年空缺的时下中国，季老先生说北京大学早已是世界一流大学，谁能相信呀！
2003年媒体曾报道过北京大学的一项改革措施：教师两次晋升不成就解聘，也就是说凡是不能晋升到教授一职的所有教师都将遭到解聘。教授职位，在大学任教者谁不想晋升？问题是，现在的职称评定，有太多的人为因素，有太多的暗箱操作，不要说两次，即使给他十次八次，有的人就是晋升不到教授，因此而被解聘的人就一定是不称职的庸才吗？这和曾流行的“末位淘汰制”又有什么两样！况且，即便晋升成了教授，如果只是绣花枕头，又有什么用呢？倘若潜心学术，有真才实学，又育人有术，而因种种原因成不了教授，一旦解聘这样优秀的人才，这不是自毁长城吗？遥想当年，哲学大师梁漱溟初进北大，才二十几岁，学历没有。纯靠自学。如果放到现在，就凭这一点，再加上梁先生的耿直易得罪人，肯定成不了教授，终不免遭解聘的命运。这样的大学还叫大学吗？我不忍心再想下去了。
与北大的刻薄寡恩没有人情味相比，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心灵比大海还宽广。数学界360年没解决的费尔马大定理让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叫怀尔斯的年轻人解决了，这个年轻人仅32岁就做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正教授。做了正教授后这个人就消失了，9年没出文章。但是普林斯顿大学允许他存在，9年以后就出了最杰出的成果，拿了数学上唯一的一个菲尔兹特别奖，这种极高的评价绝对不亚于诺贝尔奖。普林斯顿大学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纳什，他早年出成果后不久，神经就出了毛病，一病就是30年。难能可贵的是，普林斯顿大学依然把他留在大学里，并多方予以照顾。30年以后，奇迹出现了，在家人和学校的关爱下，纳什奇迹般地康复了，结果在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一本书叫《美丽的心灵》，还有一部获奥斯卡奖的同名电影都反映他的故事。（《资料卡片杂志》2005年2期）如果换到北大，两次晋升不成还解聘，而怀尔斯9年没出文章，他这教授还能干吗？尤其是纳什，神经病30年，早把他送到精神病院让其与真正的精神病人为伍去了，如果留到学校，对学校的声誉肯定不会有好处，聪明的北大才不会这样做呢。不能想象，已经到了21世纪知识经济的人本主义时代，北大还在用20世纪工业经济时代的机械主义来管理，这样的大学如果早成了世界一流大学，又是一种怎样的一流大学啊！器量狭隘，目光短浅，缺少人文关怀，只知急功近利，这样的大学只能算世界二流三流乃至不入流的大学。
自从上世纪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以来，因了先生“囊括大典，网罗人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思想，北京大学才成了中国的第一高等学府，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可是，北大的这一优良传统并未延续到解放以后，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的北京大学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北京大学了。可惜，时下的北大却不敢正视这段惨淡的历史。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一本介绍北大历史与现在的画册。可“中间有一块巨大的真空——1957年到1976年的情况只字不提。这是对历史的阉割”（余杰《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见《东西南北》2002年第6 期，下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7年日本也出版过《东京大学百年》的画册。可对于学生运动并没有回避，而是“用了三幅气势磅礴的照片加以呈现。校方并没有为这次学生运动平反的意图，仅仅因为这次事件是东京大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既然是‘大事’，就理应加以呈现。日本人一向以篡改历史著称，东京大学的知识分子们却本着良知和理性，如实记载了自己学校的历史，当然包括耻辱的历史。” 东京大学敢于直面不光彩的历史，不隐瞒，不讳饰，敢说真话。与之相比，北京大学的有意回避就显得心虚极了。
尤其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北大百年校庆期间，一幅宣传五四时期的画上，“出现了三个风云人物的头像，毛泽东居中，蔡元培居右，鲁迅居左，两个长着胡子的中年人陪着一个小青年”。给人的印象“是毛主席领导着蔡元培和鲁迅干革命”，似乎“作为北大图书馆馆员的毛泽东比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还重要”。众所周知，毛泽东并没参加五四运动，那时“还在偏远的家乡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所以，余杰不禁感叹说：，北大校庆的宣传画“对历史的篡改和歪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历史不是故意掩饰，就是用伪包装手法谄媚于领袖人物，如此不顾廉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假如蔡元培和鲁迅二位先生九泉有知的话，一定会为他们的后辈羞愧得无地自容。这样的北京大学，不要说进世界一流大学了，就是作中国的一流大学，恐怕也太高看它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在谈及中国的高等教育时说：“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在国内被顶礼膜拜的北大、清华，其实在世界大学的排名连前200名都排不进去，复旦大学只能排在300名之后，差距太大了。中国要想挤进世界一流大学，要走的路还很长。”（《报刊文摘》2003年10月20日）多么让人扫兴的事实啊，北京大学连世界大学的前200名都进不去，季老先生却说北大早已是世界一流大学了，老先生德高望重，说出的话却如此矫情，也许正如苏轼诗中所言的那样，老先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当然，清醒者不惟杨福家院士一人。也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曾专程拜访27岁即受蔡元培先生之邀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被称为“当代经济学家之父”的百岁老人陈翰笙，请他对北大说一句祝贺或希望的话，他沉默未语。一旁有人建议：“你就说希望北大越办越好！”他继续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郑重地说：“我希望北大办得跟从前一样好！”接着他又说：“我希望北大的教授，第一不要兼官，第二要有著作，第三要关心学生，第四要学生提高外语水平。”（《报刊文摘》2004年3月19日）依老先生对新旧北大的切身感受，现在的北京大学连解放前的办学水平都达不到，更何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了。
鄙人愚钝无能，十几年前上大学时不要说北京大学，连所象样的本科大学也上不了，能进师专中文系走一遭已属三生有幸。尽管如此，北京大学依然是我心中不灭的理想明灯，正因为爱之愈深，才对其不争气恨之愈切，才斗胆和自不量力地说了这么多。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北京大学要勇于正视自身的不足，抛弃世俗的浮华，以人为本从学术科研做起，先努力“办得跟从前一样好”，再逐渐迎头赶上世界一流大学。倘能如此，我们的后辈子孙无须远涉重洋，不出国门就能进世界一流大学深造了。
呜呼，我盼望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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