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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蛙》随想
读《蛙》随想
——此书获2012年诺贝尓文学奖
一
2012年10月，瑞典诺贝尓评奖委员会宣布，把该年度的文学奖授与中国作家莫言。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迟到的奖项，无疑是件大事。从现代文学发轫的1919年起至今，近百年的漫长岁月里，就亚洲而言，我们的东邻日本，南邻印度，北邻俄罗斯，都有作家获此殊荣；唯独这个号称有5000年历史文化的老大中国，不见一人登上领奖台。个中原因复杂，难以尽述。今择其数端，姑妄言之。其一，是文化的隔膜。
鲁迅的名作《阿正传》，曽由世界大文豪罗曼·罗兰推荐给“诺奖”评委会评选。但有的评委却把这篇深刻揭示中国“国民性”，鞭挞中国人“劣根性”的旷世之作，当成“一个可笑人物的小传”，以其內容浅薄而拒使入围。结果，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便与诺贝尓文学奖失之交臂。
其二是东西方价值观不同。
诺贝尓文学奖授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作者，除莫言外，还有三位，都是前苏联作家。他们是，索尓琴尼·帕尓捷斯納克·萧洛霍夫。前二着都是当是的持不同政见者。后一位的问鼎之作，便是上世纪中期，国人耳熟能详的气势恢宏的史诗式作品《静静的顿河》。这部四卷本大部头小说，以十月革命为背景，反映了居住在顿河流域哥萨克人的悲壮历史。对于这部作品，在苏联文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因为作品的主人公，既不是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保尓·柯察金；也不是虽有小瑕但不失完璧的夏柏阳。而是一个政治上有污点(国内战争时期当过白卫军)，生活上有缺点(和有夫之妇阿克西尼娅有不正当关系)的小人物——葛里高利。作者虽然也歌颂了红军的英勇无畏，壮烈牺牲；但却“不分青红皂白的渲染战争的残酷”。因此，这部作品在上世纪20年代一出版，便遭到了苏联文学界的挞伐。要不是斯大林“同志”私下偏爱，出手相援，恐怕萧洛霍夫的命运也和前二位“诺奖”的得主一样，要在西伯利亚劳改营里，度过大半生的流放生活。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上世纪60年代，苏共改革派赫鲁晓夫当政。诺贝尓文学奖的评委们，对这部颇有争议的作品，报以青眼；苏联文学界的掌门人，也俯首迎合。萧洛霍夫才得以走出“社会主义”的国门，登上“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奖台，去领那不久之前还认为是离经叛道的诺贝尓文学奖。
具有戏剧色彩的是，时任苏共总书记的赫鲁晓夫，竟然亲自出马，陪同这位“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作家，到瑞典去领奖。一时成为轰动全球的大新闻。
2005年的诺贝尓文学奖，授予居留法国的中国作家高行健。由于他的获奖作品《灵山》所透露出来的价值观，与中国的主流文学相去甚远，在国内也没有引起甚么反响。可见，东西方价值观的不同，增加了中国作家入围诺贝尓文学奖的困难。
其三，是语言的隔阂。
据说，诺贝尓文学奖的评无一人精通汉语。他们所接触的中国作家的作品，都是经过翻译的“二手货”。文学作品一经“倒手”，其光彩便会喪失大半；更何况历史悠久，形态复杂，积淀深厚，包含着诸多文化信息的汉语言文字？有些饱含着民族文化的语言精华，如成语典故·方言土语·格言·谚语，根本无法从博大精深的汉语中，原汁原味的移植到另一种语言当中去。中国语言中的随珠和宝，被不了解它的人当成泥沙瓦跞，也是常见的现象。
有此以上三个原因，百年以来，诺贝尓文学奖无缘于中国作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
中国作家莫言获2012年诺贝尓文学奖，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虽然有些意外。但仔细一想，却也在情理之中。莫言1955年出生，获此奖项未及花甲之年，是中国文坛的少壮派。他的作品大都写在改革开放以后。其经历和见解，自然与他的前辈们不同。其创作内容的开放，表现手法的新颖，亦远非老一辈作家所能企及。
即以此次获奖的小说《蛙》来说，它的题材就很特殊。作品内容所涉及得的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亲身经历，却又讳莫如深的“计划生育”这个话题。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节制生育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获此成果所采取的有些手段，对于笃信上帝的西方世界的基督徒来说，就觉得匪夷所思。例如“打胎”。
西方国家有些人，也要节制生育。但他们大多采取种种手段，把胎儿拒之“门”外，一旦受精卵在子宫里坐胎，在基督徒看来，就是上帝赋于人間的一个生命，他（她）就有了生的权利。你把他（她）打掉，无异于故意杀人。因此，许多西方国家严禁堕胎，有的国家对违犯着要典以重刑。上世纪50年代在中国风靡一时的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利》，讲的就是这一方面的故事。
而我们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打胎不犯法，而且利用法侓和行政手段使之合法化。人们心安理得去医院堕胎，不论“患者”还是医生，都不存在对已经形成的生命的敬畏和怜悯。在我们这个无神论的国度，只有胎儿呱呱坠地，他（她）才有生的权利。
莫言的小说《蛙》所触及的，正是这样一个东西方理念大相径廷的题材。对于诺贝尓文学评奖的委员们来说，它显得既新奇又刺激。评委诸公認为莫言得小说《蛙》“生动的展示60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其实是节育史），讲的就是这部小说在题材方面的特色。
好的题材只是文学作品成功的一个方面，要想让它流传千古，有口皆碑，必须得使作品中的人物“立”起来。莫言深谙此道，因此他倾力去打造“姑姑”这个主要人物。像一切成功的作品一样，姑姑不是单面人，她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多面体。
作为的个产科大夫，她是迎接生命到人間的天使；作为一个乡村的“计划生育的领导者·组织者·实施着者”，她又是一个扼杀生命于腹中的“魔鬼”。
这个人物性格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她先是以天使的身份出现的。姑姑有一段光荣的历史，“她经常怀念1953——1957那一段日子”，“那是中国的黄金时代，也是姑姑的黄金时代”。那时侯，中国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妇女们争先恐后的怀孕”。姑姑这位产科医生四处奔忙，“高密东北乡十八个村庄里，每条街道·每个胡同，都留下了她的自行车辙，大多数人家的院子里都留下了她的脚印”。每当谈起这段往事的时侯，“她眼睛发亮心驰神往的说，那时侯我就是菩萨，我就是送子娘娘。”这是侯的姑姑是一位天使。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姑姑转换了角色。她成了“公社计划生育的领导者组织者同是也是实施者”。这位妇产医生的工作重点，也由接生変成了节育。
但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发下去的避孕套，人们常常扔掉，有的“成了孩子们的玩具”。“送给妇女们的避孕药，妇女们都嫌副作用大而拒绝使用。即使当场逼着她们吞下去，但一转身，她们就用手指或者筷子探喉，将那药片吐出来”。后来对象由女人转为男人，“结扎输精管的技术应运而生”，在“轰轰烈烈的男扎高潮中，姑姑全公社共做了648例男扎手术”。
不过，这些措施并不能阻止那些甘冒风险，决心生育的人们。因为农村生产方式落后，劳力多便会生活好的现实的刺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常常使一些人铤而走险。
连姑姑那个在部队上当干部的侄儿小跑的媳妇——王仁美也违法怀上了第二胎。但姑姑是一位“政策”的坚定的维护者，如果违犯了计划生育政策，即使亲人她也当“人”不让。姑姑决心大义灭亲。
她“带领着一个阵容庞大的计划生育特别工作队”，自任队长，“公社武装部副部长是副队长”“还有六个身强力壮的民兵”。“工作队有一台安装了高音啦叭的面包车，还有一台马力巨大的链轨拖拉机”，这个阵容庞大的工作队，冲进了王仁美藏身的娘家所在的村庄，以拔树毁屋相威胁，硬是逼着自己的侄儿媳妇，要把腹中已经怀了七个月的孩子打掉！王仁美被逼无奈，只好答应了姑姑的要求。她的手术由姑姑亲自操刀。产妇微笑着走进了手术室，而推出来的却是“一塊白布单子蒙住了头的王仁美的尸体”!孕妇和胎儿双双死在手术台上。这是死在姑姑手里的第一对母子。但是更慘烈的悲剧还在后面。
陈鼻的妻子王胆怀上了第二胎，姑姑闻讯后“令人砸开铁锁，冲入院内”，可已经“人去院空”。因为王胆事先得到消息，早已远走高飞。不过执着的姑姑还是知到了她的藏身所在。原来身怀有孕的王胆，为了避免腹中的胎儿被打掉，从家里逃出来之后，躲在自造的木筏里，在胶河上过起了漂流生活。姑姑得知后，乘坐她的“流线型快艇”，带领她的计划生育工作队，去追捕“逃犯”。躲藏在木筏上的王胆和她的丈夫陈鼻，闻讯后立即撑起木筏逃跑。于是胶河上便演出了一场“流线型快艇追木筏”的惊险剧。
但简陋的木筏，哪能躲得过现代化的快艇的追赶？“姑姑的船从木筏队中斜插过去，冲向在前方单独漂流的王家木筏”。这时的王胆将要临盆，她纵身跳入水中，想接借此拖延时間，好让那孩子生出来，以取得“生得权利”。不料却被人救了起来，陈鼻把她揽在怀里。突然王胆发出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撕肝裂胆的哭叫声”。姑姑听到后，凭着产科医生的经验，断定王胆是难产。作为一名产科医生，姑姑只好到木筏上为产妇接生，经过一番折腾，胎儿呱呱坠地了，但此时的王胆，“她的血流光了”，“脸上的金色渐渐消退，変成灰白的颜色。她的眼睛睁着，但已经放不出光芒了。”又一个“超生”产妇死在姑姑手里。再加上张拳的媳妇，被她整死的超生产妇已经有三个了。更何况还有成百上千未出生的孩子，死在她的刀下！······于是这位曾经是迎接生命到人間的天使，変成了残害生命的恶魔。她的计划生育工作队，也被乡亲们看成国民党的还乡团。但姑姑做这些“坏”事的时侯丝毫不感到内疚，因为她觉得自己是从事一项高尚的事业，做的是利国利民，造福子孙的大好事。这样看来，那些死在姑姑手里的“超生”产妇和“超生”胎儿固然无辜，姑姑也没有什么罪过，她可以心安理得的生活一辈子。但事实并非如此。姑姑的晚年，对她当年的所作所为充满了悔恨和自责，每天晚上她都失眠。人们劝她服安眠药，她说：“安眠药对我已经不起作用了。”“我是医生！我告诉你，这不是病，是报应的时辰到了，那些讨债鬼们，到了他们跟我算总帐的时候了。每当夜深人靜时，那只猫头鹰在树上哇哇叫的时候，他们就来了。他们浑身是血，哇哇号哭着，跟那些缺腿少爪的青蛙混在一起。他们的哭声和青蛙的叫声也混成一片，分不清彼此。他们追得我满院子逃跑。”“按说我这辈子也没有做过甚么恶事······那些事儿······算不算恶事？”诺贝尓文学评奖委员会認为，莫言的小说《蛙》，“深度的呈现出中国人对生命的敬重，悲悯和罪感”，大概就在于此吧！莫言笔下的姑姑这个文学形象，除了有传统文学名家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之外，还有现代主义的文学形象惯有的象征意义，这个虚拟的形象还象征着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情，既有利国利民，造福子孙的一面，也有漠视生命，有悖人性的一面。
三
在艺术方面，莫言所遵循的创作方法，也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一位当代中国伟人所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是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得基础上，引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段。翻开一部世界文学史，自从文学诞生之日起，两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便统治着文坛。或交替出现，或并行不悖。就欧洲来说，18世纪是浪漫主义的天下，而19世纪则是现实主义大行其道：法国的巴尓扎克，英国的狄斯，德国的托马斯·曼，俄国的托尓斯太，群星辉耀，佳作纷呈。20世纪初，奥地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卡夫卡的一篇《変形记“，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文学流派——现代主义的诞生。现代主义可以说是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大胆挑战。现实主义要求作家“客观的再现”生活，塑造“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而现代主义却反其道而行之，它标榜“自我”，着重表现作家的“主观世界”。其艺术表现手法，也突破了传统的叙述和描写，而运用了暗示·象征·隐喻·反讽·直白等方法。章法上也改変了过去的按照时空顺序讲故事的方法。在现代主义的作品中，常常出现时空转换，本末倒置，场景眺跃，使得那些习惯于欣赏有头有尾故事的人们，大伤脑筋。但文学艺术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如果说，19世纪的世界文坛是现实主义的天下；那么20世纪便是现代主义唱主角。一时风靡全球，先后出现过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诺贝尓文学奖的得主，也由法国的罗曼·罗兰，英国的萧伯纳，美国的海明威，这些现实主义作家，让位给现代主义作家，如日本的大江健三郎等。
就中国的现代文学而言，由于种种原因，现代主义一直未成气侯。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甚至被指斥为“资产阶级的颓废艺术”，被拒之门外。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文化艺术也“门”该一面，现代主义趁势而入。先是诗歌，顾城等人率先起步；后是小说，王蒙的“意识流”先声夺人。但热闹了一阵便沉寂下来。除了有些人还写一些“谁也看不懂的”诗歌之外，说到小说，似乎又回到了老路上去。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除了大胆的性描写之外，似乎别无新意，而路遥的五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那简直就是柳青《创业史》的翻版。就在此时，山东汉子莫言登台亮相，他一出场就显得于众不同。以莫言的早期作品《红高粱家族》为例：小说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高密地区，但其主人公，可不是高·大·全的抗日英雄，而是响马头子余占鳌。他虽然跟日本鬼子对着干，但并不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难以驯服。作者笔下的战争场面，充满了血腥味道和恐怖气氛，连爷爷和奶奶的爱情故事也漾溢着原始的野性······题材新颖，人物另类，让读者眼睛为之一亮。
就艺术方面来说，作者也没有遵照传统的叙事手法，按照时間和空間顺序去讲故事，而是把现实·回忆·想像交织在一起，时間和空間不断変换，构成一幅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图画。在描写手法上，那无边无际的红高粱，显然不只是为人物的活动提供背景，其象征和隐喻的意义十分明显：它象征着流淌的鲜血，炽热的爱情，民族的精魂······这些都十分的“现代”化。张艺谋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把它移植上银幕，结果影片获得了和奥斯卡金像奖有同等份量的，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这个奖项的获得也暗示着莫言作品将来的走向。
此后的几部作品，如，《丰乳肥臀》《四十一炮》《酒国》，大体上都沿袭了这种“现代主义”风格。此次获诺贝尓文学奖的摘桂之作《蛙》，可以说是集其大成的一部力作。首先看书名那个《蛙》字，乍一看，似乎与其内容毫不相干。但是，读罢全书掩卷深思，就会发现它有丰富的象征和隐喻意义。蛙与“娲”同音。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女娲是人类的鼻祖，她补天之余，抟泥造人，孕育出神州大地的芸芸众生，此其一；蛙在水中繁殖，体外受精，那成千上万的小蚵蚪，又象征着人类的繁衍能力，生生不息，此其二；“蛙·哇·娃三字同音异体”，娃娃一出娘胎，便哇哇哇的哭叫，此其三；初生的婴儿，北方人叫娃娃，甚至长大成人“娃”名不改，此其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蛙》是一部小说，小说属于叙事文学，但这部作品每部均以“尊敬的衫谷义人先生”的书信格式开头。在小说的末尾，又植入了一个九幕话剧剧本。从传统的观点看来，它简直是一锅不伦不类的大杂烩。但仔细品味，就会发现作者的匠心独运。长篇小说的最后一章，大都要交待人物的结局。如因循守旧，步他人后尘，就会给人以千人一腔的感觉。而如果运用戏剧手段，就可以纵合各种艺术，高度集中凝炼的去塑造人物；又能以导具·布景映衬人物。如篇末点题的“那个穿红肚兜的小孩子率领着那群残疾青蛙从山洞里爬出来”，象征意味很浓的场面，如果单纯用文字去叙述而不借助舞台，就不会有那样妙不可言艺术效果。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认为，莫言的《蛙》“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間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指得就是这种现代主义的风格。莫言声称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的一位评委，也赞扬莫言擅长讲故事。笔者在读莫言的作品时，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他的作品所使用的文学语言，呈现出一种由绚丽多彩向扑实无华回归的现象。如果说他前期的作品，是悬挂在卢浮宫画廊里的色彩艳丽的油画；那么，《蛙》则是在中国大地上庙宇寺观里，随处可见的单线平涂的壁画。这种回归既标志着作者在艺术上的成熟，也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传承。
中国小说就起源于讲故事。它的滥觞就是魏晉时期的《志怪》。志怪者，就是把一些怪异之事用文字记录下来，供人们阅读消遣。到了唐朝，文人们把一些民间的奇闻异事，演绎成情节曲折的故事，那便是《传奇》。宋朝的“说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讲故事。那时，汴京的勾栏瓦肆遍布大街小巷，据记载，当时的说话名家不下百人。文人们把说话人讲的故事记录下来，称作《话本》。它们就是《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的前身。明清以降，从《三言》《二拍》到四大名著，那一部不是以讲故事见长？ 讲故事，实在是中国传统文学的特色。
莫言的作品在引进西方表现手段的同时，更继承了中国文学善于讲故事的传统。他的获奖之作《蛙》，就结构而言是一个个故事的组合；从语言来说，就像一位“说话人”娓娓动听的讲说他的《话本》。这恰好印证的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可见，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创新固不可少，传统更不能丢。
四
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人来说，的确是件百年不遇的文化盛事。但
是，在这个严肃文学已经被彻底边缘化了的时代，它并没有引起像赵本山在春节晚会上的一出小品的演出·赵薇主演的还珠格格初上银幕那样的轰动。更何况在当今这个以金钱论英雄的国度里，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余载”呕心沥血打造出来的，承载着中国人百余年来梦想的力作，仅获得了能在北京购置一套小康住宅的几个奖金。与那些不费吹灰之力，一夜之间暴富起来的房老板·煤老板相比，简直寒伧的难以启齿。
不过，对于那些热爱中国文学·关心中国文学命运的人来说，莫言的获奖仍然显得意义非凡。我们并不期盼它能使严肃文学复归本位，重振雄风；但借此东风，去吹开那冻土下的坚果，去拂绿那冰雪中的小草，该不是奢望吧！
2012年12月13日大雪纷飞之夜
董怀庆
最近拿到了莫言老师的小说，一口气读完了《蛙》。小说带着我走进了那个年代的生活，让我似乎真切的和他们存在过一样。我难过，我愤怒，我鄙视，但是这都不能让我离开这本书半途丢掉，因......
读《蛙》有感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反省历史之痛，呈现对生命的敬重与悲悯。——序言真正认识莫言，是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上所熟知的，在此之前，并不知道。因此为了让自己更进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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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历史之痛，呈现对生命的敬重和悲悯——读《蛙》后感本想用一些中性的语句来做标题，思来想去，好像只有《蛙》封面上这沉重的引言可以全面的表述主题。《蛙》，是当前中国最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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