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ACTIONAID河北怀安农村调查报告之一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关于农村调查报告”。
2002年ACTIONAID河北怀安农村调查报告之一
2002-8-7 22:02:16作者赐稿韩荣斌等
注: ACTIONAID 网址:http://www.daodoc.com/
含义: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Actionaid china)
机构简介
国际行动援助是一个以消除全球贫困为宗旨的公益性国际联盟组织。1972年成立于英国，2004年总部迁到了南非。30多年来，在全球40多个国家开展工作，通过与2,000多家当地扶贫和民间组织密切合作，帮助了上千万最贫穷的人口和弱势群体，改善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在未来的发展中，国际行动援助主要从事与反贫困相关的社区综合发展和政策研究倡导工作，以妇女权利和社会性别平等、善治和社会公正、教育、公共卫生和艾滋病、食权、人类安全为六个主题领域。
国际行动援助于1998年开始在中国开展工作，并于2001年在北京正式成立了国家办公室。在中国的实践中，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不仅努力汲取国际行动援助过去30多年来在全球积累的经验，更注重学习研究在中国政府领导下的反贫困战略所形成的成果、经验和教训，在综合考虑中国贫困现状特点的基础上，深入贫困社区开展工作，通过多种方式与社区人民一起学习，扩展知识，培养技能，进而增强摆脱贫困的能力。目前，国际行动援助已经在北京、河北、陕西、甘肃、贵州、广西分别设立了13个办公室。
2002年7月18日—7月31日间，北大、北师大以及农大等院校一共15位同学参加了ActionaidChina河北怀安项目的调研。
Actionaid是一个总部设在英国、倡导参与式扶贫的国际扶贫组织。其基本理念是：消除贫困，可持续发展，社会公正，触及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限制因素，和当地以及所在国政府部门紧密合作。试图从寻求像利益群体角度来理解贫困，让他们直接参与到规划跟进行动，特别强调在分析贫困和形成扶贫策略时把穷人的看法和观点包含在内的一种工具，旨在从穷人的角度来理解贫困，它的目的是在扶贫式，促进行动的有效性。
Actionaid（以下简称AA）从1998年开始进入中国，已经开展了不少的工作，包括：输送一些干部去国外参加培训，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参与式培训，修建学校，为村民打机井，以及发展小型灌溉工程等等。河北省怀安县是AA在国内最早的项目区之一。
此次调查的基本目的在于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宣传扩大参与式扶贫的影响，对广大的村民进行参与式的最初培训。希望通过调查能够收集的村民对以往AA活动的原始真实的反馈，同时也为AA在当地进一步展开活动提供基础的信息支持。当然，我们每个同学个人也带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比如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等等。我们的基本日程安排是这样的：
7月18日到达当地住宿在怀安宾馆
7月19日-7月20日 进行参与式贫困评估等调查方法的基本培训
7月21日-7月25日 入村调查
7月26日-7月28日 回县城进行思路总结与调查成果的小结和交流
7月29日-7月30日 返村进行资料的补充和核实，以及协助村民做一个新的项目的最初讨论工作
7月31日 返京
我们的培训是和村民代表一起进行的，这很好的体现了参与式的精神。唯一的不足之处在于，这些村民代表全都是村上的干部，不知道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村民。我们从什么是贫困，什么是发展这样的基础概念着手，对参与式贫困评估作了详尽的了解，并且学习了参与式贫困评估的工具，包括：半结构访谈，社区资源图，贫富分级，贫困限制因素排序，大事记，趋势变化图以及季节历等等。这些方法在以后的访谈中让我们获益匪浅，获得了大量的基础资料，并且获得了一些有益的非数据信息。培训结束后我们分为5组，与参与培训的村干部一起进入村庄，开始我们的调查。我和北大社会学系研一的一位同学和农大一位同学分到一组，到太平庄乡缠道村。缠道村来参加培训的村民代表是村委会主任主任和妇联主任。缠道村概况
缠道村位于河北省怀安县太平庄乡，1996年并乡之前属于辛窑乡。村子四面环山，东临一条沙河。所谓沙河，是指在下雨之后山上的洪水的过水通道，平时只是一片荒石滩。村子离最近的公路，也就是穿越太平庄乡政府所在地的一条公路，距离是25里。这25里基本上是土路，有部分就是利用沙河的河床。当地属于低山林牧区，全年无霜期仅在110-115天左右。该村现有在籍人口419人，140户；但常住人口只有300人左右，约110户。很多村民已经出外谋生，或已经将户口迁走，或常年不归。有很多家庭只有老两口在家，劳动力和养老都成为问题。全村几乎看不到20-30年龄段的人，大部分任在40-60岁之间。孩子的数量也呈下降趋势，2000以来，该村一共只出生两个孩子。当地经济以种植业为主，养殖业为辅。全村共有2407亩耕地，均为旱坡地。土地被分为一到五及其他共六等，一等好地占1/10不到，而五等以下占一半以上，没有足够的水资源，完全靠天吃饭。这就是为什么当地人均5亩多地，却仍然只能解决温饱的问题的重要原因。当地主要种植土豆，约占播种面积的2/5，品种优良，淀粉含量高，但自己不能解决种子。其他作物还有黍子，谷子，玉米，葵花，大豆等等。土豆和葵花是主要的现金收入来源之一，黍子和谷子大部分用来交换成大米和白面。而玉米这几年由于干旱基本不结穗，主要作为牲口的饲草。养羊是当地另一主要的现金收入来源，现全村共有种羊600只左右，大部分为本地羊，有不超过100只的小尾寒羊。另外，家家基本都养有一头驴或骡以提供畜力。我们将在案例分析中对小尾寒羊的饲养情况作一番深入的介绍。当地有小学一座，有7间校舍，提供1-4年级的教育，共有学生15人，教师一人，采用复式班教学的方式。没有学前班，但据村支书说，去年村里已经决定聘请本村一个村民办学前班，但由于学生太少，去年没有开班。五年级以上的小学教育要到陡坡村完成。中学要到25里外的太平庄上，由于路途比较远，一般要住宿。小学的各种费用负担一般150元/学期左右，初中一般要2000-3000/年。村里几乎没有高中生，我们打听到的只有两个，一个要念师范，是陡坡小学一个教师的女儿；另一个念高中。小学1-4年级辍学一个，原因是年龄太大，14岁刚念一年级。5-6年级辍学两个，一个因为先天性心病，另一个因为家庭经济较差。初中适龄青少年共22人，现在仍在学校的仅为9人，其中女孩6人，男孩3人。我们分析主要原因在于男孩
可能出去学技术，而女孩一般家里不放心出去。全村的娱乐主要来自电视，黑白电视的普及率在80%以上，彩电则只有10户左右有，但是所有电视都只能收到两个台，一个是中央台，一个是河北台。（县广电局的同志说他们经常在黄金时段播放一些农业科技讲座等等作为对农业的扶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当地根本收不到怀安县台；另一个是夏季的黄金时段对于很多村民而言，依然在地里或者在回家的路上。）村大队处装了卫星电视接收器，但是因为没有钱，并没有通到户。村中有一个戏台，据说三四年才会有一场戏。戏台对面是个破庙，以前曾做过学校。缠道村没有水，目前村中饮用的自来水是从5里外的陡坡村引来的。按每人和每头大牲口各2元每月的标准收费。这个项目是农业银行总行的扶贫项目，解决了两个村的饮水问题，在村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6年以前，村里的饮用水主要靠村中心的一个大水坑解决。这个坑被村民称为麻黄坑，原因在于坑里的水就像浸过麻一样呈黄色。下雨的时候，水顺着山坡和村里的道路流到坑里，街上满是羊粪，蚊虫在水里繁殖，其卫生
程度可以想见。即使是麻黄坑里的水，在干旱的年景也不能够吃上，因为隔一段时间不下雨，坑里的水就会干涸。
数据分析
我们的调查围绕着贫困这个核心词展开，通过集体访谈、入户访谈等多种方式，并运用了参与式贫困评估的多种工具，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但是，单纯的数据罗列是没有意义的，我想主要就下面的几个问题，结合缠道村的具体情况，深入的分析一下目前农村基层，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基层的一些现状。
首先是人口结构的问题。该村的人口结构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有所提及。整个村庄目前呈现空心化、老龄化的趋向。现在村中以老龄人和孩子为主，并且在将来孩子长大之后，很可能也不会留在村子里。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对于该村的生存和发展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人口结构对该村最直接的冲击就是人口的减少。最近的五年，村里人口流失了1/4左右，大部分为青壮年劳动力；青壮年的减少，使得村子里的人口出生率也随之降低，随着村庄的老人的故去，人口势必加速减少。其次，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村中的劳动力缺乏。村里有很多户都是老两口在家，他们告诉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耕种那么多的土地，但如果不耕种的话，粮食又不够吃，因为在外打工的青壮年现在一般只能维持自己在外的基本生活，根本无力供养家中的父母。再次，年轻人的流失，使得村中缺乏发展的活力。村中的老人们一般比较习惯传统的生活，对现状更能忍受，也缺乏对外界的了解，因而缺乏改变现状的强烈诉求。而且，和周围别的村庄一样，人数很少的青年人在村子里没有说话的勇气和地位。第四，年轻人的减少，对农村的基层党员干部的培养也是个很大的问题，缠道村有30多位党员，年龄在20-30的只有两三个，大部分还是战争年代和过去参军时的党员。我们询问了村支书关于党员培养的情况。他说按比例，村子里应该每年培养5-6个积极分子，但是由于没有年轻人，这个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最近几年培养的党员，绝大部分现在都是在外打工。而所谓培养积极分子也只是称他们打工回家的间隙问问他们的意见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培养。所以，这样培养出来的党员，其实和过去国民党强拉人入党并无本质的分别。
其次，基层民主建设的问题。村民民主自治已经推行了很久，四川步云乡的直选可能是目前国内基层民主建设走的最远的一个标志了；另外在东部沿海地区，村民民主自治也似乎开始出现较好的发展趋势。但是对大多数农村而言，特别是对中西部不发达地区而言，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我们在缠道村了解的这方面的情况并不多，但是我认为很有典型意义。村委会由村民选出，但是村民对此的普遍反应是无所谓。他们的说法是不管选谁都一样，头一年还好，接下来的两年就不行了。可见，村委会固然由村民选出来，但是并不能受到有效的监督，村民并不认为他们对村委会有必要的影响力。我们特地问了村里的干部关于村子里决策的过程。他们的回答是一般的问题，就是几个村干部一起决定，而且常常不是所有的干部一起决定，而只是一两个主要的干部碰一下头就决定了。大的事情，比如分发扶贫物资（救济物资？），就由村里的党员和干部以及村民代表一起开会决定。但是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党员的问题：该村的党员有很多已经很多年不交党费，一旦催交，则以退党相应；但是每次开分发扶贫物资的大会，他们却一定会参加。二是村民代表的产生问题：村里划片，每片推举一个村民代表，通常是大家随便说一个人，然后那个人不表示反对的话，他就是村民代表了。这样的人员组成的大会，可以想见会开出什么结果。最终的结果是扶贫物资往往违反规定按人头均分。据说，周围所有村子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居然还有一次分白面，讨论了很久没有结果，有党员提议，由在座的党员和村民代表每人扛一代白面回家了事，这个提议竟然得到了除村干部之外所有人的响应，最终村干部怕影响太坏，没有照办。可见，现在至少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一、有民主形式，而无民主实质。一方面和我们长期的体制有关，一方面也因为现今还没有民主的土壤。
二、村里政务和财务仍然未能公开化，透明化。虽然上
级三令五申要求做到村务公开，但是大部分地区依然做的是表面文章。三，民主的制度形式本身也不严密。四，农村的基层党员的组织纪律涣散，很多党员素质不高。我们问过支书，建国以来该村还没有开除过一个党员。五，村民自身民主意识也有待培养，因而既不能积极的选出自己的干部，也不能有效的行使监督的权力。
再次，是农村基层的债务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大张旗鼓的提出来，但是实际上是很严重的。过去搞大集体，存在很多弊端，但是同样也存在一些优势，比如集中力量搞一些公共工程。但是现在集体资产没有了，村里即使想做一些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情也做不了。现在村里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提留。但是该村由于各种原因，已经三年多没有收到提留与统筹了，即使是农业税也是贷款交的。村支书在与我们的交谈中认为，当前农村最紧迫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债务问题。
没有提留，不但村集体的工作无法开展，乡里的财政肯定也同样要受到影响。我们就此问题询问了村干部和村民，试图了解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大吃一惊：“三提六统”的任务最近几年一直是靠贷款来完成的。村里现在已经欠各种贷款18万元左右。贷款主要来源为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合作站（设在村里的合作社的分支机构）以及私人贷款。合作社和合作站的贷款年利率一般为9.6%，私人的则要搞得多，约为18%。因为村里没有集体资产作抵押，因此向合作社和合作站贷款大部分都是用村民的私人财产做的抵押。也就是说，如果出现无法还贷的情况，村民是法律上的责任人。村民承担这样的风险的补偿就是自己的提留和统筹将会在利息中扣除，同时村里留有这些村民为集体贷款的证明。村民为集体贷款的现象在这一地区十分普遍，据说某村村主任在任期间，利用村民名义贷款，但是却拒绝为这些村民开据为集体贷款的证明，导致这些村民在换届选举时采取措施确保这位主任连任的情况，因为一旦这位主任落选，这些村民的贷款就完全变成了他们的私人债务了。农村的各种形式的借贷我们在短短的数天之内根本不可能弄清，但是仅就上面了解的情况已经让人触目惊心了。而且，据村干部说，他们已经几年没发工资了，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那么干部靠什么来维持基本的工作积极性？有没有别的灰色甚至黑色的收入来源？这些都是问题。如果不是，那么村干部的工资是不是也在那18万元贷款中来的呢？因为村干部的工资是在“三提六统”中开支的。我们还了解到，该村有些户出现粮食不够吃的情况，但是主要是传统的借的解决方法，只要家里有，一般都会借，不催还，也没有利息。借粮户一般到地里有了收成再还。
第四，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我提出来的，曹锦清先生在他的著作《黄河边的中国》中很鲜明的提出了这点，一时间赞成的也有，批驳的也有。在我们这次调查的过程中，通过我们的观察和数据的收集，个人认为确实存在曹先生所说的这种现象。
第二次进村调查的时候，AA通过我们向村民传达一个信息，希望村民能够通过广泛的参与形成一个万元以内的项目计划，如果切实可行的话，AA将会进行资金上的扶持。我们为此请了一批村民参与讨论，并特别照顾到妇女和贫困户人口在其中的比例。整个讨论总体上让我失望：秩序十分混乱，争吵代替了讨论。当然，我们不能以我们作为学生的标准来要求当地的农民，但是，争论中反映出来的互相不信任和相互攻击（相对富裕户和贫困户之间、干部和村中之间）很难让人对这个村庄的未来充满希望。我们先做了贫困户调查，因为我们需要以此为标准分发一批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们捐助的衣物，但是我们并没有告诉他们我们做这个调查的目的，可能他们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分发某种资源的标准了，或者就是认为我们和国家扶贫部门有一定的关系。有不少的村民不肯写，并认为扶贫物资应该按人头平分。他们的说法是家家穷，大家都一样。在我们的坚持下，大部分人都写了。但是，有些人写道“国家扶贫，人人平等”；还有很多人是把自己家写上了，而无论从那方面讲，他们家在村里都
算是比较富裕的。大家讨论项目的时候，大多数人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基本不听别人说些什么。我们叫了几次停，希望把大家从争吵引导到分析解决问题上来，但是没有成功。一直到最后，大家还是各说各的，嗓门也越来越大。只有妇女组表现得相当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她们提出了自己的项目，并且就别的人提出的询问做了相应的解答。所以我们认为如果将女子组单独发动起来，将会对这个项目产生有益的影响。我们在村里访谈的过程中除了缺水缺钱这样的话之外，人心不齐是听到得最多的。我们在看到很多发展较好的地区和村庄的经验介绍时也总会发现一个好的带头人的重要作用。我个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农民还没有习惯自己代表自己。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他们不能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说他们没有现代的公民意识，不能正确认知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享受权利时，特别是存在明显的物质利益时，他们会有明显的要求；但是，他们却并不能考虑从道义上自己应负的义务。可能这样说是比较苛刻了，但是这样的要求其实不是过分的，因为当时也有妇女表示：我们自己家里确实也贫困，但是如果国家把扶贫的东西给了我家却不给那些更贫困的家庭的话，我很难接受。套用过去的说法，显然这位妇女的觉悟要比很多男子的觉悟高。而且，市场经济的到来，一定程度上冲破了过去织成的人情关系的网络，而市场经济的诚信原则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这是一个道德观和价值观重塑的时代，缺乏普遍的信任感，无论是对国家，对社会，还是对别的人，往往都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从这个角度来看，村民的表现也就不足为怪了。后来我们听说另一个村子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百个人提出了一百种方案，最后大家也没有争论出个结果。
当然，我们不能单纯从消极的方面来看这个问题，起码这也反映了我们的农民还是有想法的，而且权利意识的觉醒也是非常可贵的，尽管这种缺乏“义务”权利是不完全的，而且有时候让人啼笑皆非。
第五，扶贫的理念问题。说到上面一个问题，其实很自然的就会过渡到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去论证这么多年来我国扶贫政策的演化过程，也没有必要把形形色色的扶贫理念加以列举然后一一评价，我只想说说个人的一点看法。
在国家政策的层面上，“扶贫”与“救济”的混乱是国家扶贫陷于尴尬境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救济，应该是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国家扶贫则是发展层面的政策，在解决了基本生活保障的情况下，为当地的发展提供政策上的，资金上的，技术上的等等支持。个人以为，国家给村里的面粉等等物资，都不能算是扶贫，而应该算是救济。AA的扶贫理念中，特别关注最贫困，最边缘化的人群。这是无可指责的，作为一个理想化的NGO，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值得钦佩的。但是，我们几个参与调研的同学，都不同程度上对这个理念表示了怀疑。AA的理念是建立的这样的基础上的：人人都有能力发展；人人都是理性的，会做出对自己最合理的选择来发展。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发展的能力是不同的，不同的地区如此，不同的人也是如此。我们承认政策上的差异会导致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间的发展差异，因此，我们要做的，应该是提供机会上的平等。其次，在人人都是理性的这点上，我们姑且认为是正确的。但是理性的人，也是最为了解自己和自己的生活环境的人一定会做出理性的选择么？答案大约是否定的，因为作选择的时候，还涉及到信息的充分与否的问题。当地的农民可能对当地的信息了解较多（实际上也未可知，他们的了解常常是停留在感觉上，很多时候并没有经过认真的思索，比如我们问村里中了药材之后，能不能直接运到城里去自己卖。村民回答说成本会很高，一定赚不了前。于是我们问有没有人试过，一车要才能大约卖多少钱，车费要多少，他们都不知道。在我们的引导下，算了一笔帐，即使把车费算得很宽泛，他们也能获利，而且，还没有扣除小贩上门收购压价的情况。），但是对于其他信息，他们却相当缺乏，特别是致富必需的很多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能做出理性的选择吗？我看是值得怀疑的。
除了以上的这些问题外，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教育的问题等等，我们不一一分析了，但这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重要。孩子是未来，没有谁敢说教育问题不重要的，但是，相对于其他的问题而言，这个问题更应该慎重，所以不敢妄加评论。而且，就我们了解到的情况而言，该村的教育情况与大部分贫困地区并没有实质的区别。有一点可能要提及的是，国家可能将要推行重新布点，集中教育资源的政策，这对这样的小山村的教育而言，是喜是忧，大约没有能够为我们的决策者所考虑。
虽然对参与式扶贫的理念有所怀疑，但是参与式的调查方法确是值得学习的，这也是我此行最大的收获之一。我想应该感谢AA的老师们对我们的培训,我们同时也应该感谢《中国改革杂志社》的大力支持以及怀安县为我们提供的各种机会和方便。而且借此机会认识了很多对三农问题感兴趣的朋友们，也是一大幸事。现在许多高校都有了自己的三农社团，比如本校的“乡土中国”，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的“农民之子”，比如农大的“农村问题研究会”„„这样的活动也为我们这些社团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想，很多的同学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终极关怀，暑假的时候参加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未尝不是一个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去农村看看，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我认为这次活动真是令我受益匪浅。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此次调查受AA河北怀安项目资助，版权归作者和AA共同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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