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后感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科学技术”。
前三章为导入部分，主要讲了社会上各个领域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间职业兴趣的转移，并指出核心观点：在近现代，尤其是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兴趣的中心看起来已经转向了科学与技术。
但是我们想探索从某一人类活动领域向另一领域的兴趣转移涉及到哪些社会过程？与任何这类领域的显著活动相关的社会条件的性质又是什么？在不同时期里一种科学向另一种科学的兴趣转移或某一技术应用领域向另一领域的注意力转移是受哪些社会学因素（如果存在的话）影响的？这也是莫顿创作本文的目的：探究科学与其外部环境的关系。
为了论证这个说法，他将生活在十七世纪期间并且重要得足以被收入《词典》的每个人做了摘录（一部分人除外），尽可能精确地估计各个人物对其事业领域第一次表现出兴趣的时间。
在对有着非常数目的智力巨人出现的时期进行思考时，待解释的现象“也许并不是超凡的自然才能的倍增，而是超凡才能在有关的几种职业上的集中。”这种现象不能轻易归结为偶然共生，而是应该从该时代的社会学状况、各种道德的、宗教的、美学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条件中去寻找，即这种条件倾向于把该时代的天才们的注意力集聚在一些特定的领域。而这个天才的世纪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研究这样一些社会因素，他们在大尺度上说明了科学的令人瞩目的发展，说明了兴趣被引向某些特定的探究领域的原因。
这一时期，诗歌的衰落曾被归于各种不同的缘由，如清教主义、新哲学和科学所奉行的日益增长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而这一时期因为涉及到对经验现象的解释和描述，人们对散文的兴趣如同对科学的兴趣一样趋向增强。
在这一世纪里教士名望的跌落部分归因于宗教改革的教义，这种教义认为，救世的重担应由个人而不是教会来承担。而在该世纪中期，对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价值的评估尺度明显上升。显贵名流对科学的赞助、资产阶级对科学及其技术能够带来利益的发现也提高了科学的社会名望。正是这种对科学价值的肯定性评价引导着人们去从事科学事业。
对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大学里新增设的教席的考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出现的波动与应用功利主义和实用性等准则有关。那些与改进人类的生活便利联系最密切的事业获得了最多的声望和人心。正如克拉克教授指出的“哲学、科学和文学遵循着一条标志鲜明的道路，通往功利主义伦理学和一种不包括任何奇迹或神启的自然宗教。”
这一时期清教主义是明显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结合的宗教运动，清教主义所激发并塑造出的思想感情渗透在这个世纪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它可以作为测量不同社会活动的价值的量杆。那么，它与科学的关系如何？清教主义是否向我们频繁听说的那样包含着仅仅孕育出自己的宗教目标的那种炽热的盲目信仰？倘若如此，这样一种态度的文化含义是什么？导源于清教主义的那些强大的动力对于新科学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四至六章主要讨论了清教主义中的变迁与科学技术兴趣增长之间的关系。莫顿分析了科学作为一个慢慢出现的社会体制和其他社会体制领域（诸如宗教和周围的经济）之间的互动方式。
一开始，默顿提出了从文化价值中寻找促进科学发展的源动力，而宗教，作为十七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表现形式自然而然地就被引出，同时选定了在这个时期渗透人们活动各个方面的清教主义作为论述与科学发展间关系的宗教代表。
“因此我们需要寻找清教主义的社会含义。”长老会有别于加尔文清教主义乃是在于它宣称不仅信仰而且善行也可使人获得释罪，这也导致出一种交易，认为坚持不懈的行善是拯世的一种手段，而后者则强行把同一种行为确认为一种皈依状态下的义务承诺。中世纪天主教和加尔文教派都认为这个世界是邪恶的，而天主教认为的救世良方是从尘世隐退，遁入修道院的精神恬静之中，而加尔文教派认为通过永不停息坚持不懈的劳作改造尘世而去征服尘世的诱惑，乃是责无旁贷的义务。赞扬上帝的两种方式中，离世隐居的静默陈思被摒弃，积极主动的试验方法被采纳。皇家学会在宣传和推广这种县观点的两个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我们一定不要把加尔文本人的教义同加尔文清教运动的教义混淆，后者是对加尔文这位大改革者的观念的重大发展。加尔文主义中所隐含的价值是一些与其他文化部门中独立发展着的倾向相适宜的价值，而且以这种方式清教主义便与处在萌芽时期的许多文化倾向结合成整体。
紧接着，他分别对清教主义和科学的核心价值观做了概括，得出了它们在以下几个方面高度的一致性：不加掩饰的功利主义、对世俗的兴趣、有条不紊坚持不懈的行动、彻底的经验论、自由研究的权利乃至责任以及反传统主义。然而，他也指出，宗教改革者的初衷可能并不是如此，促使科学的合法化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结果。
清教徒们有一句公式语：“颂扬上帝”是存在的目的和存在的一切，而制度方面的控制把这种赞颂引导向一些特定的带有各色各样的社会效果的方向。其中一个便是有用性和功利性，因为“虽然上帝不需要善行但善行会使上帝欣悦，因为这是出于对他的赞颂，也是我们自己和他人获益。”这种说法被推向极端就是“公益服务是对上帝最伟大的服务”。由于功利主义原则适宜于便利可行的具体应用，它便成为现实实践的指导性信条。
加尔文教派所特有的一种基本教义是命定说：上帝拯救一些人纯属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论这些被选中的人有何过错或功德。而行善可以增加人们中选的信心。这证实了不同新教教条的社会含义中存在着一种实质上的一致性。
在命定说和善行赎罪说上建造起来的另一种支配行为的学说认为在个人的（神召）职业中刻苦劳作是必要的，而既然刻苦劳作能使人取得职业的成功，这类成就本身就成了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
在职业选择上有着同行善、刻苦劳作相同的宗旨：选择那种使你能最有效地为上帝服务并且对公共福利最有贡献的职业，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则应选择最能为公众行善的职业。众多职业中，学识型职业的突出地位与清教徒崇尚教育相一致。
另一类信仰认为理性值得赞扬，因为只有人被上帝所选中而拥有理性，理性使人区别于原野上的走兽；理性可以约束控制作为罪薮之首的欲望；理性对盲目崇拜的恶习倾向有限制作用；理性帮助人欣赏上帝的杰作从而使人能够充分的赞颂上帝。为理性大唱赞歌的倾向使其具有了一种严峻的权威性甚至是强制性，有些人要把宗教学说理性化，以此去证明理性和信仰二者并不是矛盾的。经验-理性主义的地位被抬高以至于被接受为一种标准来论证各种宗教信仰的有效性，这种做法为后来的世俗化过程打开了缺口。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类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态度在当时所具有的力量，这种仔细的把智力兴趣引导向一些特定的领域和引离开另一些领域的做法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这种力量影响了教育领域和研究领的域选择。当时数学作为有机知识的组成部分因其用途广泛而占据了突出位置，物理学一直被理解为从上帝的作品中研究上帝，是清教徒偏好的科学学科，而作为获得关于事物的更深入的知识的一种手段，掌握多门语言也受到推崇。宗教就是也这种方式赞许并认可了科学，又通过强化和传播对科学的兴趣而提高了社会对科学探索者的评价。赞许科学的依据除了颂扬上帝，还有第二个“功利主义原则”。“知识应按其有用性来评价”，不管什么行为，只要它能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在上帝眼里就是善行。科学被当做强有力的技术型工具，扩大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被宗教赋予了巨大的价值。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功利性证明是对这些事业做出很定性评价的最有效的论据之一。而在该世纪对世俗功利的思考显示出清教主义越来越强调改造现世的价值。结果是科学至少部分作为社会经济功利的仆人得到肯定的赞许。该世纪两大运动即新教改革运动可科学运动的鲜明特征是对经院哲学的反叛、对哲学意义上理性主义的反叛。在商业和科学时代的清教徒眼里，理性采取了新的含义：对经验材料的理性思考。逻辑被降低到从属地位。逻辑有时是思维中的一种有用的因素，但对实在的检验并不来自学究的逻辑，而是来自于对事实的观察，逻辑并不增添任何知识，却可能是谬误长存。正是这种强调重点，同对科学的校验性和功利性的无理性的信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清教主义和近代科学二者的特征。
特定的发现和发明属于科学内部史且在很大程度上与那些纯科学因素以外的因素无关。然而，科学变得为社会所接受而不是令人讨厌的职业，这个事实肯定把才能引导到科学事业上来，而在其他时期这些才能就会表现在其他的领域里。
宗教作为一种十分有效的社会力量，对当时的行为和兴趣分布施加着程度可观的影响。十七世纪以前的科学没能繁荣起来有两个原因：一是科学的性质内在的原因，及科学发现的出现一定存在一种固定的顺序，每个发现必须等待某些先决条件的发展；二是缺乏必需的、把科学活动当作高度可取的那种文化意向。
新教伦理不仅引导人们走上特定的活动轨道，而且施加出经久的压力使人们忠贞不移地献身于这种活动。它的苦行禁欲的教规为科学研究建立起一个广阔的基础，使这种研究有了尊严、变得高尚、成为神圣不可侵犯。
一旦科学成为牢固的社会组织之后，除了它能带来经济效益以外，还具有一切经过精心阐发、公认确立的社会活动所具有的吸引力。
宗教改革已把拯救个人的重担从教会哪里推卸到个人身上，正是这种为自己的灵魂负责的千钧压身之感，部分的说明了对宗教的辩护的渴求以及对个人职业的执着追求。
实验是清教徒的那些注重实际、积极活跃、有条有理的倾向在科学上的表现。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那些眼睛盯着来世、双脚却牢固踩在现在的人们会如此热忱的支持新实验科学。加尔文主义摒弃了上帝的绝对之善，而倾向于强调个人、强调经验型、强调对一切的事物做出实际上不受妨碍的功利主义的判断。虽然清教的精神气质对科学的方法并无直接影响，但通过一定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的赞许，这类态度合在一起便使得一门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科学得到人们的赞许。简言之，清教主义改变了社会的定向。结果是建立起一个新的、以不可避免的使自然哲学赋有声望的标准为基础的职业等级制度。这对于某些才能转型科学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随着清教理论中科学含义的全部显现，科学的世俗化过程逐渐开始，直至最后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在清教价值体系中理性和经验开始被认为是确定宗教真理的独立手段。巴克斯特宣称，不引起疑问、未经理性权衡过的信仰不是信仰，而是一种梦幻或想象或意见。实质上这给予了科学一种势力，它最终起限制宗教的势力。正是这种通常未预料到的反作用构成了世俗化过程中及价值体系的转变或瓦解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宗教制造了一种社会气氛是科学贡献能被人们欣然接受，为科学家提供最终目的——赞颂上帝和人为之善。雷把这一概念推广至逻辑结论：倘若自然是上帝威力的表现，则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东西过于卑贱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这里隐含着一个结论：宗教是自变量，科学是因变量。
这是这一时期宗教所具有的强大的社会主导精神，通过驱逐贬损的社会态度并灌输有利于科学的态度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在后继者们的科学体系中，实验的检验是真理的最高标准。而这基于一个假设：自然界构成一种可以理解的秩序。
新教领袖甘愿让理性和经验对所有宗教信仰加以 “检验”，这同科学一样，这种心甘情愿就是简单的将之作为一种信仰加以接受，其部分的基础是认为一切知识，不论是感性的还是超感觉的，都具有一贯性、一致性以及互相肯定的性质。因而看起来，种种新教主义和科学的假设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共性，二者中都存在那种不受质疑的基础性假设，以它为基础，整个体系便通过理性和经验的应用建立起来了。
所有这些仅仅说明了对自然秩序的寻求和新教主义态度之间有某种联系的可能性。因此需要对这个假说进行检验——判决性实验。
默顿为了加强论证的说服力，在第六章从各种角度论述信奉清教主义的科学家的优势地位。
从人数上看，皇家学会中清教徒的比例远大于全英格兰清教徒占总人口的比例。显而易见，皇家学会会员的请教理念对当代科学的迅速传播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默顿举出的第二个论证证据是教育改革中清教徒门对功利主义、经验型的新型教育的宣扬导致的对科学技术研究的强调。第三，默顿指出新教徒在由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法国也做出了相当多的科学贡献。第四，默顿引用帕克博士的方法，将英国的清教学院和德国的虔信派与科学技术兴趣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由于清教主义与虔信主义的伦理原则几乎相同，因此，前者与科学的关系必定能延伸到后者。事实上，这种推论与实际完全相符，更加有利地论证了最开始的假设。第五，默顿统计了新教徒、天主教、犹太教学生在选择各类学校的比例，发现占总人口数最少的新教徒恰恰在以科学训练为重点的实科学校中占了最大的比例。这成为了不可否认的证据之一。最后，默顿统计了优秀学科中新教徒的人数，毫无疑问地得到了与预想一致的结果：新教徒在优秀科学家中占压倒性多数。
结论最后指出：“清教的不加掩饰的功利主义、对世俗的兴趣、有条不紊坚持不懈的行动、彻底的经验论、自由研究的权利、乃至责任以及反传统主义——所有这一切的综合都是与科学中同样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的”。
第七、八、九章是从具体的领域：采矿业、交通运输业来说明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其中，默顿详细说明了研究和“需要”是“科学发展”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因此，将科学与经济需求之间的关系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人们经过深思熟虑后为了功利主义的目的进行的科学；二是某些课题由于技术上的重要意义收到人们的充分重视而被选出进行的研究。
第十和十一章对科学的外部因素对其的影响做了简单的概括，最后呼应了全论文的总观点：十七世纪英格兰的文化土壤对于科学的成长与传播是特别肥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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