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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国文化史导论读后感
中国文化史导论读后感（一）
简介：
《中国文化史导论》，作者钱穆。本书以文明、文化两辞为主干，以时间、空间为轴心详细论述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其中亦不乏中、西两方文化的对比。此书写于抗日战争时期，彼时国内征战不休，民心惶惶，随着外来势力一同入侵的，还有外国的文化。在此背景下，崇洋媚外以及民族自信心极度低落或许也是钱老著述此书的原因之一。
“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积累而产生。”——《中国文化史导论》
如今西化严重，诚然中国文化或历史当中确有不堪之处，但一味的疑古、西化形成了一个问题，即：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其自信心不断在降低，对中华文明自身的认同感不断在降低。我们自认为缺乏信仰，是由于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走过的路产生了怀疑，对我们的根源产生了动摇。既然钱老把文化比作“人”,有骨有肉血脉相连，那么须知人的一生势必有高峰低谷不一而足
在遇到困境，情绪低落，而外部环境又险恶的境地下，势必容易怀疑自己，怀疑从前的价值观念。难道从前的推崇或信仰确然不若他人吗？难道举国努力的一切竟是痴妄吗？诚然，很有可能之前坚守的道路就是存在着误区，但都知抱怨、发泄等负面情绪决难让人再往前走出一步。因此便如钱老在书中所提及的：
一、人类自身内部的天性（可理解为自身能力、才华等先天属性）。此谓“性”.二、人类外部所遭逢的环境，关乎时机、地位、四周人物与事态所形成之形势。此谓“命”.三、自己考量自身素质与外部形势，而选择其动静进退之态度。此谓“道”.思考上述三个方面能给人以提醒，使自身于困顿中理出大致头绪，而不似抱怨哀嚎，初尚能吸引他人注意，久之便无人过问。这或许是读史其中一种意义所在。身为一名中国人已无可更改，现在学做外国人，你有多少岁就晚了多少年。钻入这类问题，就是在说自己投胎没有投好，无深究的意义，总的来讲仍是怀疑自己，都怀疑到自己为何出生了，也把自身的无能推却到出身那里去。()在这里妄借一位西方哲人的话：“对你最好的你是永远也得不到了，那就是不要出生；不过还有次好的事，那就是立刻死去。”我以为这句话言重了，我们还不到放弃生命的地步。因此重新梳理一遍自己的从前，看一看自己的现在，或许能明白接下来又该向何处去。
在困境中，一味地贬低自身而羡慕他人，是一种逃避，逃避自身问题而告诉自己另有超脱的所在。每个人自出生便不是让你来享乐的，这又是读史的另一个意义：教你做自己。不逃避自己的缺点，也不逃避自己的问题，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学习责任与担当，人若负重，才成栋梁。盲从他人，成为四不像倒更为容易。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人的发展是会遇到困难的，人如此，国同之，文化亦如是，也易把希望寄托在他处。曾有人诙谐地讲，“从前希望在往生，如今希望在国外”.不要看见外国的强大就认为这是定局，我们之所以在沉睡是因为在等待。
这不是说弊帚自珍，是说做自己，尊重自己，不自尊的人，他人更不会尊重你。
做中国人，确实是门学问。
中国文化史导论读后感（二）
钱穆以民族文化史观应对中西碰撞
——读《中国文化史导论》
读完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又更深刻地感受到钱穆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对中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该书写于抗战时期，面临山河破碎，“亡天下”的危险，钱穆在西南联大执教，关心时局，将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他放弃以往考据学术方向，转向到义理，此时遂有《国史大纲》和《中国文化史导论》这两本著作。钱穆用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来激发国人的斗志，重树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很多研究钱穆的学者将钱穆的历史观概括为民族文化史观 ,即以民族、文化、为历史线索来贯穿他的史学研究，并将这三者融为一体，这一点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体现的最为明显，民族文化史观也是钱穆一生的坚持，这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钱穆出生于1895 年，而这一年正是甲午战败，四万万同胞同苦台湾的割离，由此中国的门户进一步被迫大开。中国门户破开的同时也伴随着西方文明和文化 涌入中国，中国人视野里的西方和想象中的西方夷狄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吸引着深处农耕社会的国人，于是有很多仁人志士提出向西方学习，以欧风美雨来洗涤中国的传统以求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然而钱穆却选择了以民族文化史观来应对中西方的碰撞。/ 41 / 4 一、钱穆选择民族文化史观来应对中西方碰撞的原因
1、中西方文化内在的不同，西方文化不宜移植到中国。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里多处将中西方文化放在一起比较，从而得出中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的结论。钱穆从文化的起源将文化的类型分为三大类型，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而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可以归结为一类，农耕文化自成一类。农耕文化具有“安、足、静、定”的特征，游牧和商业文化则是具有“富、强、动、进”的特性。按照这种说法农耕文化指的是中化文化，游牧和商业文化代指西方文化。因为钱穆论述道：“近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则为商业民族”,这一句也就暗含着钱穆处在中西尖锐对立的时代背景，把当时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上升为西方商业民族文化对中国农耕民族文化的冲击这样的本质高度。在大的类型背景下的不同，钱穆又具体论述了中西方的不同，如“中国人看历史，常偏向于‘时间’的与‘生长’的‘自我绵延’。西方人的看法，常是‘我’与‘非我’两个对立”.从钱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钱穆是把中西方文化看成是二元对立的，所以钱穆的主张不是革命性的移植西方文化，正如其所说：“中国历史只有层层团结和步步扩张的一种绵延，很少彻底推翻与重新建立的像近代西方人所谓的革命”.2、中国的文化内在的维新和吸收外域文化文明可以永葆生命力
从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历程来看，钱穆将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时期，前三个时期中国的文化都能很好融化外域文化的冲击，正如其所说：“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外域文化融入中华文化中，就使得中华文化不曾间断，中华这种内在的维新力量可以使中华文化永葆生命力。中国古代史虽有王朝的更迭，可是文化传统依然存在，可是到了近代也就是钱穆所说的中国文化发展的第四个时期，时局中的国人主张以西方的文化重建中国社会，于是钱穆就感到有“亡天下”的危险，因为中国文化将不复存在。因此面临中国文化发展的第四个历史时期，钱穆也是主张同前面三个时期一样以中国文化融化西方文化。正如钱穆在谈到“科学在中国一如在西方般发展以后，是否将损害或拆毁中国原来文化传统呢”这个问题时，钱穆对中华文化的融化力量是十分自信的，他说：“这一问题颇是重要，但据本书作者之意见，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将决不以近代西方科学之传入发达而受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是高兴接受外来新原素而仍可无害其原有的旧组织的。这不仅在中国国民性之宽大，实亦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中和’性格，使其可以多方面的吸收与融和”.3、中国自有文化，但缺失文明。
在钱穆看来文明和文化是有区别的，“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从钱穆所举电影在中国放映可以进一步看出钱穆对文化与文明的界定，他说：“从科学机械的使用方面说，电影可以成为世界所共同，从文学艺术的趣味方面说，电影终还是有区别。这便是文化与文明的不同”.但“中国自春秋战国到汉、唐、宋、明各代，可说是注重在求‘尽人之性’”,科学就大大落后于西方。
二、以民族文化史观应对中西方的碰撞
1、以民族文化史观应对中西方碰撞的措施
钱穆把文明和文化做出区分，对于当时的历史境遇来说，一方面让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之处在于科学文明，明确了努力方向，不至于病急乱投医。另一方面让国人看到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面临西方文明冲击时能够自信应对，不妄自菲薄。在文化与文明的区分下，钱穆提出以西方科学文明补中国之不足，促中国之富强。钱穆在当时感受到“如何赶快学到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好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撑住”这种学习西方科学文明的紧迫性，同时也感受到“中国的社会，只要西方科学加进来，一切自会变”这样的民族自信。
2、中西方碰撞时应保持中国文化传统
从近代以来，中国在一步步地实践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可是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仍然没有进行实质性有效的沟通。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中国文化在西方漫延，中西方文化在中西方产生相互交叉性的影响。中国从西学东渐以来，还没有很好的消化西方文化，甚至出现中国人自己极端的排斥中国文化的现象。因为在许多人眼中就把西方科学文明等同于西方文化，于是一股劲地去赶追西方文化，把对西方文化的追求又替代为对西方科学文明的学习，于是就出现把文化与文明混为一谈的现象。有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把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概括为“学习器物——学习制度——学习文化”这三个阶段，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学习西方程度的逐步加深，中国近代化程度的加深。然而这种近代化的进程是以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为代价的，把西方东西引入中国，一方面造成西方文化和文明在中国的水土/ 42 / 4 不服，于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诞生很多畸形的产物；另一方面造成国人对中国文化丧失信心和对中国文化自我认同的困难。
钱穆“一生都被困在中西方文化的争论之中” ,也在以民族文化史观来思考“如何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农业文化之精神断丧了或戕伐了。换言之，即是如何再吸收融和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这一问题。中国是有厚重的历史作为积淀的，不能抛弃历史文化传统，钱穆在其著作《秦汉史》中论述道春秋战国之际的各国变法时把秦国的变法和鲁国的守旧作出对比，二者在相同的历史环境中所作出不同的时代选择在于秦国所受历史积淀没有鲁国的深厚。而中国文化的丰富是需要后人去悉心整理的。
钱穆从中国历史的演进历程来看待当时中西方碰撞这一时代命题 ,这一视角是独特的，因此钱穆在《国史大纲》扉页写道：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遣）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此乃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钱穆的民族文化史观是建立在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的基础上，处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依然能够清晰的看到历史的过去与未来，其弟子余英时先生称其一生都在为故国招魂，以一位炎黄子孙的身份继续将中华文化传扬远播。
中国文化史导论读后感（三）
“虽若陷于老朽而仍有其尚新之气概”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为中国文化的辩护
《中国文化史导论》系钱穆主要的文化著作之一，于1941年在四川成都赖家园撰成。其中部分章篇曾在40年代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上发表。该书于台湾正中书局1951年初版，后多次再版，以台北商务书局1993年修订出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根据台北1993年修订本在大陆出版）为主。全书共分十章，涉及文化理论、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精神，中西比较等问题，以独特的视角阐述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发展规律，是钱穆文化史学的奠基著作。
文化的性质
在弁言中，钱穆指出“文明”与“文化”的区别与联系：“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
在此说明二者的区别是有必要的。因为此二语国人每多混用，认为文明即是文化，文化即是文明，都是可以传播与接受的，进而以为中华文化被西方文化“同化”而泯灭了，以致丧失了民族自信心，甚至产生了民族危机感。固然当今中国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无法不接受西文文明的冲击，生产生活中所渗透的西方文明产物比比皆是。但是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千百年来形成的精神文化是无法轻易动摇的。
从地理环境开始分析
以地理环境为文化产生的研究切入点是这一著作的一大特点。钱穆认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 从出土的甲骨文可以判断商代的政治势力 “向东北则直至辽河流域，向南则到汉水流域，向西南则到汉水流域之中游，说不定古代商族的文化势力尚可跨越淮、汉以南，而抵长江北岸”早已超出黄河流域。中国由于有广阔的平原和密集的水系，而西面、北面又有崇山峻岭为屏障，东面、南面是海岸线，因而古代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是起步快而独立的。这些条件，使得中国文化形成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者，中国文化易于养成处理社会问题，诸如政治统一与民族团结方面的能力。因此中国以同一时期世界任何其他民族所不及的速度完成了内部的统一。
再者，中国文化因在大环境中展开，又迅速地完成了统一，较其他国家有着较强的抵抗力，能够抵御外来的侵扰，直至成为世界上文化历史最悠久的国家。
最后，在辽阔而贫瘠的土地上产生的文化，不断有新刺激与新发展的前途。他的生产特性决定了在其生长过程中，社会内部/ 43 / 4 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勤奋与朴素的美德。
这几个特点，足以证明中国文化的强大与持久是有其依据的。中华民族是团结的民族，而又具备抵抗外敌的能力，并且能够保持着不断前进的动力，因而中国文化的绵延不灭是必然的。
与西方国家之对比
钱穆把人类文化分为游牧、商业和农业三种，并且商业和游牧起于内不足，则需要向外寻求，因此所形成的文化特点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自给，无事外求，并且农耕活动的特点决定了耕作者不可长期流动在外，因此形成的文化特点就是静定的、保守的。这是农耕文化与游牧、商业文化的区别。
而中国文化与其它农耕古国的文化又是不同的。书中多次将中国与埃及、印度、巴比伦三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文明古国作对比，以说明独特的中国文化是如何产生的。
钱穆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拥有广阔土地的中国对于埃及、巴比伦、印度，如同大家庭对于小家庭，中国备有多个摇篮而他们只有一个，因而中国可以同时养育多个孩子，从现实生活的体验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大家庭所养育的孩子与独生子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推及一国，则成为了不同的文化。再者，埃及、巴比伦、印度的土地比中国的土地肥沃并狭窄，因而容易满足，其文化也就是在闲暇时间产生的。中国的土地，由《诗经 豳风》中的“七月”一诗结合当今的情况可以判断，古代的北方耕作情形与现在相差无几，都是勤奋耐劳才能够温饱的。劳作中产生的文化与闲暇中所产生的又是绝不相似的。而未来的世界必将由能够吸收先进工业与高科技的农业大国，即中国来领导。
古今传承的全面联系
钱穆在书中说，“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历史的观点是研究任何一种文化所必须具备的。只有具备历史的观点，才能够认识到文化的复杂性、完整性和发展性，也才能够对文化作出较为中肯的评判。
书中涉及的不仅有中西文化的对比，对于中国古代民族、政治、学术等各方面也作出了大概的分析，脉络清晰，思维广阔。从纵向看，肯定中国文化五千年一贯而下，一脉相承的特点，同时又突出了中国文化在不同时期发展中所体现的特殊性，把中国文化发展连续性的一般趋向与其在不同时期发展的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横向看，一方面强调文化的整体性，认为它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并对此采取全方位的综合考察；另一方面看到文化整体内部要素之间的具体差异性，而深入到文化的不同层面进行具体分析。
《中国文化史导论》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成于《国史大纲》之后，是第一部有系统地讨论中国文化史的著作，是专就通史中有关文化史一端而作的导论。/ 44 / 4
第2篇：中国文化史导论读后感
中国文化史导论读后感
中国文化史导论读后感一
简介
《中国文化史导论》，作者钱穆。
本书以文明、文化两辞为主干，以时间、空间为轴心详细论述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其中亦不乏中、西两方文化的对比。
此书写于抗日战争时期，彼时国内征战不休，民心惶惶，随着外来势力一同入侵的，还有外国的文化。
在此背景下，崇洋媚外以及民族自信心极度低落或许也是钱老著述此书的原因之一。
“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
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
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积累而产生。
”——《中国文化史导论》
如今西化严重，诚然中国文化或历史当中确有不堪之处，但一味的疑古、西化形成了一个问题，即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其自信心不断在降低，对中华文明自身的认同感不断在降低。
我们自认为缺乏信仰，是由于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走过的路产生了怀疑，对我们的根源产生了动摇。
既然钱老把文化比作“人”,有骨有肉血脉相连，那么须知人的一生势必有高峰低谷不一而足
在遇到困境，情绪低落，而外部环境又险恶的境地下，势必容易怀疑自己，怀疑从前的价值观念。
难道从前的推崇或信仰确然不若他人吗？难道举国努力的一切竟是痴妄吗？诚然，很有可能之前坚守的道路就是存在着误区，但都知抱怨、发泄等负面情绪决难让人再往前走出一步。
因此便如钱老在书中所提及的一、人类自身内部的天性可理解为自身能力、才华等先天属性。
此谓“性”
二、人类外部所遭逢的环境，关乎时机、地位、四周人物与事态所形成之形势。
此谓“命”
三、自己考量自身素质与外部形势，而选择其动静进退之态度。
此谓“道”
思考上述三个方面能给人以提醒，使自身于困顿中理出大致头绪，而不似抱怨哀嚎，初尚能吸引他人注意，久之便无人过问。
这或许是读史其中一种意义所在。
身为一名中国人已无可更改，现在学做外国人，你有多少岁就晚了多少年。
钻入这类问题，就是在说自己投胎没有投好，无深究的意义，总的来讲仍是怀疑自己，都怀疑到自己为何出生了，也把自身的无能推却到出身那里去。
在这里妄借一位西方哲人的话“对你最好的你是永远也得不到了，那就是不要出生；不过还有次好的事，那就是立刻死去。
”我以为这句话言重了，我们还不到放弃生命的地步。
因此重新梳理一遍自己的从前，看一看自己的现在，或许能明白接下来又该向何处去。
在困境中，一味地贬低自身而羡慕他人，是一种逃避，逃避自身问题而告诉自己另有超脱的所在。
每个人自出生便不是让你来享乐的，这又是读史的另一个意义教你做自己。
不逃避自己的缺点，也不逃避自己的问题，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学习责任与担当，人若负重，才成栋梁。
盲从他人，成为四不像倒更为容易。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
人的发展是会遇到困难的，人如此，国同之，文化亦如是，也易把希望寄托在他处。
曾有人诙谐地讲，“从前希望在往生，如今希望在国外”不要看见外国的强大就认为这是定局，我们之所以在沉睡是因为在等待。
这不是说弊帚自珍，是说做自己，尊重自己，不自尊的人，他人更不会尊重你。
做中国人，确实是门学问。
中国文化史导论读后感二
钱穆以民族文化史观应对中西碰撞
——读《中国文化史导论》
读完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又更深刻地感受到钱穆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对中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该书写于抗战时期，面临山河破碎，“亡天下”的危险，钱穆在西南联大执教，关心时局，将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
他放弃以往考据学术方向，转向到义理，此时遂有《国史大纲》和《中国文化史导论》这两本著作。
钱穆用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来激发国人的斗志，重树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很多研究钱穆的学者将钱穆的历史观概括为民族文化史观,即以民族、文化、为历史线索来贯穿他的史学研究，并将这三者融为一体，这一点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体现的最为明显，民族文化史观也是钱穆一生的坚持，这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钱穆出生于1895年，而这一年正是甲午战败，四万万同胞同苦台湾的割离，由此中国的门户进一步被迫大开。
中国门户破开的同时也伴随着西方文明和文化涌入中国，中国人视野里的西方和想象中的西方夷狄有很大的不同。
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吸引着深处农耕社会的国人，于是有很多仁人志士提出向西方学习，以欧风美雨来洗涤中国的传统以求建立一个新的世界。
然而钱穆却选择了以民族文化史观来应对中西方的碰撞。
一、钱穆选择民族文化史观来应对中西方碰撞的原因
1、中西方文化内在的不同，西方文化不宜移植到中国。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里多处将中西方文化放在一起比较，从而得出中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的结论。
钱穆从文化的起源将文化的类型分为三大类型，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
而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可以归结为一类，农耕文化自成一类。
农耕文化具有“安、足、静、定”的特征，游牧和商业文化则是具有“富、强、动、进”的特性。
按照这种说法农耕文化指的是中化文化，游牧和商业文化代指西方文化。
因为钱穆论述道“近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则为商业民族”,这一句也就暗含着钱穆处在中西尖锐对立的时代背景，把当时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上升为西方商业民族文化对中国农耕民族文化的冲击这样的本质高度。
在大的类型背景下的不同，钱穆又具体论述了中西方的不同，如“中国人看历史，常偏向于‘时间’的与‘生长’的‘自我绵延’。
西方人的看法，常是‘我’与‘非我’两个对立”从钱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钱穆是把中西方文化看成是二元对立的，所以钱穆的主张不是革命性的移植西方文化，正如其所说“中国历史只有层层团结和步步扩张的一种绵延，很少彻底推翻与重新建立的像近代西方人所谓的革命”
2、中国的文化内在的维新和吸收外域文化文明可以永葆生命力
从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历程来看，钱穆将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时期，前三个时期中国的文化都能很好融化外域文化的冲击，正如其所说“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外域文化融入中华文化中，就使得中华文化不曾间断，中华这种内在的维新力量可以使中华文化永葆生命力。
中国古代史虽有王朝的更迭，可是文化传统依然存在，可是到了近代也就是钱穆所说的中国文化发展的第四个时期，时局中的国人主张以西方的文化重建中国社会，于是钱穆就感到有“亡天下”的危险，因为中国文化将不复存在。
因此面临中国文化发展的第四个历史时期，钱穆也是主张同前面三个时期一样以中国文化融化西方文化。
正如钱穆在谈到“科学在中国一如在西方般发展以后，是否将损害或拆毁中国原来文化传统呢”这个问题时，钱穆对中华文化的融化力量是十分自信的，他说“这一问题颇是重要，但据本书作者之意见，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将决不以近代西方科学之传入发达而受损。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是高兴接受外来新原素而仍可无害其原有的旧组织的。
这不仅在中国国民性之宽大，实亦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中和’性格，使其可以多方面的吸收与融和”
3、中国自有文化，但缺失文明。
在钱穆看来文明和文化是有区别的，“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
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从钱穆所举电影在中国放映可以进一步看出钱穆对文化与文明的界定，他说“从科学机械的使用方面说，电影可以成为世界所共同，从文学艺术的趣味方面说，电影终还是有区别。
这便是文化与文明的不同”但“中国自春秋战国到汉、唐、宋、明各代，可说是注重在求‘尽人之性’”,科学就大大落后于西方。
二、以民族文化史观应对中西方的碰撞
1、以民族文化史观应对中西方碰撞的措施
钱穆把文明和文化做出区分，对于当时的历史境遇来说，一方面让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之处在于科学文明，明确了努力方向，不至于病急乱投医。
另一方面让国人看到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面临西方文明冲击时能够自信应对，不妄自菲薄。
在文化与文明的区分下，钱穆提出以西方科学文明补中国之不足，促中国之富强。
钱穆在当时感受到“如何赶快学到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好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撑住”这种学习西方科学文明的紧迫性，同时也感受到“中国的社会，只要西方科学加进来，一切自会变”这样的民族自信。
2、中西方碰撞时应保持中国文化传统
从近代以来，中国在一步步地实践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可是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仍然没有进行实质性有效的沟通。
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中国文化在西方漫延，中西方文化在中西方产生相互交叉性的影响。
中国从西学东渐以来，还没有很好的消化西方文化，甚至出现中国人自己极端的排斥中国文化的现象。
因为在许多人眼中就把西方科学文明等同于西方文化，于是一股劲地去赶追西方文化，把对西方文化的追求又替代为对西方科学文明的学习，于是就出现把文化与文明混为一谈的现象。
有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把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概括为“学习器物——学习制度——学习文化”这三个阶段，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学习西方程度的逐步加深，中国近代化程度的加深。
然而这种近代化的进程是以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为代价的，把西方东西引入中国，一方面造成西方文化和文明在中国的水土不服，于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诞生很多畸形的产物；另一方面造成国人对中国文化丧失信心和对中国文化自我认同的困难。
钱穆“一生都被困在中西方文化的争论之中”,也在以民族文化史观来思考“如何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农业文化之精神断丧了或戕伐了。
换言之，即是如何再吸收融和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这一问题。
中国是有厚重的历史作为积淀的，不能抛弃历史文化传统，钱穆在其著作《秦汉史》中论述道春秋战国之际的各国变法时把秦国的变法和鲁国的守旧作出对比，二者在相同的历史环境中所作出不同的时代选择在于秦国所受历史积淀没有鲁国的深厚。
而中国文化的丰富是需要后人去悉心整理的。
钱穆从中国历史的演进历程来看待当时中西方碰撞这一时代命题,这一视角是独特的，因此钱穆在《国史大纲》扉页写道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以使彼满意。
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与古人。
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遣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并不发生关系。
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此乃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钱穆的民族文化史观是建立在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的基础上，处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依然能够清晰的看到历史的过去与未来，其弟子余英时先生称其一生都在为故国招魂，以一位炎黄子孙的身份继续将中华文化传扬远播。
中国文化史导论读后感三
“虽若陷于老朽而仍有其尚新之气概”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为中国文化的辩护
《中国文化史导论》系钱穆主要的文化著作之一，于1941年在四川成都赖家园撰成。
其中部分章篇曾在40年代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上发表。
该书于台湾正中书局1951年初版，后多次再版，以台北商务书局1993年修订出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根据台北1993年修订本在大陆出版为主。
全书共分十章，涉及文化理论、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精神，中西比较等问题，以独特的视角阐述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发展规律，是钱穆文化史学的奠基著作。
文化的性质
在弁言中，钱穆指出“文明”与“文化”的区别与联系“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
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
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
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
”
在此说明二者的区别是有必要的。
因为此二语国人每多混用，认为文明即是文化，文化即是文明，都是可以传播与接受的，进而以为中华文化被西方文化“同化”而泯灭了，以致丧失了民族自信心，甚至产生了民族危机感。
固然当今中国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无法不接受西文文明的冲击，生产生活中所渗透的西方文明产物比比皆是。
但是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千百年来形成的精神文化是无法轻易动摇的。
从地理环境开始分析
以地理环境为文化产生的研究切入点是这一著作的一大特点。
钱穆认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
”从出土的甲骨文可以判断商代的政治势力“向东北则直至辽河流域，向南则到汉水流域，向西南则到汉水流域之中游，说不定古代商族的文化势力尚可跨越淮、汉以南，而抵长江北岸”早已超出黄河流域。
中国由于有广阔的平原和密集的水系，而西面、北面又有崇山峻岭为屏障，东面、南面是海岸线，因而古代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是起步快而独立的。
这些条件，使得中国文化形成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者，中国文化易于养成处理社会问题，诸如政治统一与民族团结方面的能力。
因此中国以同一时期世界任何其他民族所不及的速度完成了内部的统一。
再者，中国文化因在大环境中展开，又迅速地完成了统一，较其他国家有着较强的抵抗力，能够抵御外来的侵扰，直至成为世界上文化历史最悠久的国家。
最后，在辽阔而贫瘠的土地上产生的文化，不断有新刺激与新发展的前途。
他的生产特性决定了在其生长过程中，社会内部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勤奋与朴素的美德。
这几个特点，足以证明中国文化的强大与持久是有其依据的。
中华民族是团结的民族，而又具备抵抗外敌的能力，并且能够保持着不断前进的动力，因而中国文化的绵延不灭是必然的。
与西方国家之对比
钱穆把人类文化分为游牧、商业和农业三种，并且商业和游牧起于内不足，则需要向外寻求，因此所形成的文化特点为流动的、进取的。
农耕可自给，无事外求，并且农耕活动的特点决定了耕作者不可长期流动在外，因此形成的文化特点就是静定的、保守的。
这是农耕文化与游牧、商业文化的区别。
而中国文化与其它农耕古国的文化又是不同的。
书中多次将中国与埃及、印度、巴比伦三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文明古国作对比，以说明独特的中国文化是如何产生的。
钱穆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拥有广阔土地的中国对于埃及、巴比伦、印度，如同大家庭对于小家庭，中国备有多个摇篮而他们只有一个，因而中国可以同时养育多个孩子，从现实生活的体验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大家庭所养育的孩子与独生子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
推及一国，则成为了不同的文化。
再者，埃及、巴比伦、印度的土地比中国的土地肥沃并狭窄，因而容易满足，其文化也就是在闲暇时间产生的。
中国的土地，由《诗经豳风》中的“七月”一诗结合当今的情况可以判断，古代的北方耕作情形与现在相差无几，都是勤奋耐劳才能够温饱的。
劳作中产生的文化与闲暇中所产生的又是绝不相似的。
而未来的世界必将由能够吸收先进工业与高科技的农业大国，即中国来领导。
古今传承的全面联系
钱穆在书中说，“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
”历史的观点是研究任何一种文化所必须具备的。
只有具备历史的观点，才能够认识到文化的复杂性、完整性和发展性，也才能够对文化作出较为中肯的评判。
书中涉及的不仅有中西文化的对比，对于中国古代民族、政治、学术等各方面也作出了大概的分析，脉络清晰，思维广阔。
从纵向看，肯定中国文化五千年一贯而下，一脉相承的特点，同时又突出了中国文化在不同时期发展中所体现的特殊性，把中国文化发展连续性的一般趋向与其在不同时期发展的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横向看，一方面强调文化的整体性，认为它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并对此采取全方位的综合考察；另一方面看到文化整体内部要素之间的具体差异性，而深入到文化的不同层面进行具体分析。
《中国文化史导论》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成于《国史大纲》之后，是第一部有系统地讨论中国文化史的著作，是专就通史中有关文化史一端而作的导论。
因此，此书应当与其《国史大纲》合读，才能深刻领会著者写作的意义所在。
钱穆在93岁为该书修订版所撰写的序言中指出“本书虽主要在专论中国方面，实亦兼论及中西文化异同问题。
迄今四十六年来。
余对中西文化问题之商榷讨论屡有著作，而大体论点并无越出本书所提主要纲宗之外。
”由此可见，该书在钱穆整个学术思想中占有的极为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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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中国文化史导论读后感（推荐）
读《中国文化史导论》之《弁言》
——结合现实谈当代中国文化
大二时一次去图书馆，偶然看到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出于钱穆的大名我就借来看了，但是发现当中的《弁言》写得非常好，这次阅读让我对文化这一概念有了更深理解。基于这样的理解，下意识地想到一个问题：古代中国的文化能以文明的形式传播世界，而当代中国的文化为何失去了古代的生气？
首先，引用论述《弁言》内容，阐述我的理解：
1、“文明、文化……此二词应有别，而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而。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积累而产生”“文化可以产生出文明来，而文明却不一定能产生出文化来”钱穆先生阐述了文明与文化的含义，并且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彼此的关系。由这段内容可以看出，文化是各个国家或民族特有的，是文明的根本，而文明只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所以一种文化只能传播到别的地方，以物质的形式成为那个地方的文明，但是它不是那个地方的文化。简而言之，就是对于异地文化只能发展，不能创造。
2、“要明白文化之完整性，文化之发展性和文化必须刺激，非刺激无以使中国文化得到承古开后的发展。”通过这一点可以看出文化的发展在完整的基础上，需要不断发展，而发展的源泉源于刺激。这里的刺激我理解为外部攻击性刺激和内部融合性刺激，比如近代西方科技就是攻击性刺激中国文化，而中国内部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是内部融合性刺激。文化就是在这种刺激中获得发展和壮大的。
其次，当代中国文化之弊漏及我的想法：
1、当代中国错将文明当文化。其实仔细分析，能够知道，当代中国人认为中国是文明
古国，所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甚至有些妄自尊大者认为世界文明源于中国。其实，我觉得中国文明那是属于中国古代的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相当缓慢，相反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冲击不仅使中国文化相形见绌，反而连文明的遗留也在快速褪色。所以不要将文明当作文化，而使自己失去危机意识。
2、当代中国对文化重视程度太低，文化竞争意识逐渐减退，在外来文化刺激下不仅没
有积极应对，反而持一种无所谓的消极接受心态。如韩剧、外国节日等对中国文化冲击越来越大，国家虽然强调重视民族文化，但是由于本身已经缺乏竞争意识，所以当代中国文化危机越来越严重。解决的办法只有面对刺激，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认清文化形式，重视文化发展。
3、解放阶级文化思想束缚，结合现实推动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文化建设。现代社会，文化更多要在思想上创新，当代中国如果要推动文化的发展，必须摆脱阶级文化思想，大胆接受先进文化，将这些有利外来刺激当作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动力。如探索民主思想，追求个性解放等。
综述，钱穆先生对文化的阐述，让我不仅对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更让我对当代中国文化有了一次新的思考。我的结论是，如果认为文化不重要，那么重要的文化就会让你知道它有多重要。
第4篇：中国文化史
中国文化的特征：
第一，中国文化具有延绵不绝，体系完备的特点
中国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不断自我完善，于坎坷跌宕中创新发展，虽多有曲折和磨难，却从未中断。同时，由于历时久远，文化体系完备，文化的各个方面成就斐然，无论是制度文化、风俗文化还是文学、史学、哲学、教育等都十分发达，且各代均有所发展，各文化门类的发展保持完整连续的阶段性形态。
第二，中国文化具有“伦理型”的特点
中国古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伦理观念而加以维系的。高度重视伦理道德学说，并将伦理道德渗透到意识形态的各个分支中去，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去，是中国传统的做法，也是维系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
这种“伦理型”文化教育人们“为理想而献身”，颂扬高尚的情操和名节。每当国家民族危急之际，总有一批志士仁人慷慨赴国难，不惜舍身取义，马革裹尸。历史上，精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不辱君命持节牧羊的苏武等就是其中的典范。第三，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很强，广收兼蓄，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中国文化是在特殊的地理条件下，半封闭的环境里，主要由以汉族为主的国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交往中，通过迁徙、和亲、互市等方式，互摄互补，彼此交融。
中国文化在古代长期领先于周边地区和国家，中国文化中的精髓，如汉字、儒学经典、典章制度、礼法制度，以及农业手工业技艺等都曾久远地影响周边，这种文化上的“高势位”并不影响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吸收，但这种吸收不仅是有选择的，而且将是中国化的。这种对外来文化吸收和改造能力的强盛，是其生命力旺盛的生动体现。
第四，中国文化具有务实的精神和崇尚中庸的特征
务实是农人的基本特点，不务实则无以收获，在文化上自然强调实用，中国古代与生产、生活直接有关的学科受重视而发达，如农学、天文(历法)学、医学等传统学科成果丰硕，许多领域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位置。
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儒家的思想，中庸之道是儒家倡导的重要主张之一。中庸之道被认为是中国式的智慧特征，体现在政治上裁抑豪强，平均权力和田产；体现在文化上，则是在多种文化相汇时，能异中求同，求同存异；体现于风俗，则不偏不颇，同于一体。
第五，中国文化具有重人事轻宗教，重现实轻来世的特点
中国农业民族务实的精神、务实的性格体现在许多方面，文化上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尤为重要。中国人虽然敬宗祭祖极为隆重，宗法制度极为严密，但对鬼神则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孔子罕言鬼怪的思想具有代表性，相信人是万物之灵，人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儒家强调现世的功名，把通过正常途径获取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鄙视投机取巧和玩弄阴谋诡计的小人，体现了中国人重现实重人事的精神。当然，中国重人事并非尊重个人价值，而是强调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强调人对国君的效忠。
对古代宗教，中国文化兼收并蓄，在百余种曾经流传过的各式各样的宗教中，佛教与道教是古代中国宗教的主体。与许多地区和国家不同的是，宗教并没有主宰中国的一切，中国也从没有陷入宗教迷狂。
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积极：
（一）科举的平民化效果对文化的发展有积极影响
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面向全民的，具有一定平等竞争性的选官取士制度，是中国古代用人选拔制度一次重大飞跃，其进步性体现在科举的平民化效果，即科举的开放
性、公正性。
科举制在形式上的平等、公正创造出一个空前伟大的精神激励给广大人民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幻想。为草野寒竣人士开辟登进之途，增加了社会内部的流动性，消解了社会内部的张力，打破了豪门士族垄断选官的局面。
（二）科举制度的平等、公正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官政治的成熟
上下阶层的分子通过科举制不断的合法对流，从而阻止了权利的世袭化，并带来社会的进步。它不仅使我国产生出了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更重要的是使中国的文官政治日益成熟，从而催生出了众多有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英才，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科举制度对文化思想的凝聚整合起着重大的作用
中国的文化在几千年间未曾中断的持续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的科举制度，特有的文官政治。文官政治树立了一个与自身高度适应的社会政治思想——儒家思想，并通过文官选拔使之成为知识分子的共同信仰，进而传导向整个社会，形成一股统一的民族国家所必须的精神凝聚力。
（四）科举制度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传承
在科举考试制度下，功名、地位与权利的获取，是需要社会成员以获取这个社会的主流知识文化为基础的，科举制度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勤奋读书的热情。科举考试是取士的制度，学校教育是养士的法则。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整合为一条龙，学校科举化，科举学校化，这就使文化教育得到了较全面的普及。
消极：
1.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
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
2.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
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
3.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
第5篇：中国文化史
导论
一、释“中国”“中” 飘扬的旗帜，又引义为空间上的中央。“国”原指城邑。“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京都）（中国，京师也）中国有多种引申，一如诸夏列邦，二如国境之内，三如中等之国，四如中央之国。印度称中国为“支那”，意谓“文物之国”。4 一个朝代自称“中国”，始于元朝。
二、释“中华民族”从时序划分，有原始民族，古代民族，现代民族。其核心单字“族”，原义“矢锋”（箭头），引申为众。“中华”是“中国”与“华夏”的复合词之简称，较早出现于华夷混融的魏晋南北朝。由“民族”和“中华”组成复合词，出于晚清。1905年孙中山组建同盟会，其誓词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语，是对朱元璋讨元檄文口号的袭用。
三、释“文化”“文明”“文”原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化”指二物相接。“文”与“化”的配合使用，首见于《易●贲卦》的《象传》“文化”构成整词，始于西汉末年经学家刘向的《说苑●指武》。总之，作为整词的“文化”是“文治”与“教化”的合称。“文化”获得现代义，是在日本人以此词对译西洋术语的过程中开始的。4 文明：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尤其是对火的利用）引申到精神的光明普照大地。5 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有三：文字发明与使用，金属工具发明与使用，城市出现。文化作为内涵丰富的多维概念被众多学科所探究，阐发，开端于近代欧洲。7 文化的本质内蕴是自然的人化。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包括这四种层面的文化是广义文化。精神文化是狭义文化。
五、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 1 地理环境 2 经济土壤。延绵久远的中国文化大体植根于农耕与游牧这样两种经济生活的土壤之中。以年降水量400毫米线为界，中国约略分为湿润的东南和干寒的西北两大区域。西极大漠的万里长城，大体上与这条年降水量400毫米线重合,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边界线。3 社会结构
宗法制孕育于商代，定型于西周。
第一，政治权力和经济产权的继承，普遍遵循父系的单系世系原则。第二，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组织――家族长盛不衰。第三，族权与政权结合 4 国际条件
七、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
中国文化的特质：人文传统，伦理中心，尊君重民，中㢕协和，延绵坚韧
由于地域、种族、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在东亚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它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越南以及东南亚、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的部分地区。
八、中国文化史分期前文明期：猿人到大禹传子。文明奠基及元典创制期：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 3 一统帝国文化探索、定格期：秦汉胡汉、中印文化融合期：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叶 5 近古文化定型期：唐中叶至明中叶东西文化交汇至现代转型期：明末至今中国文化史上发生过三次转折：春秋战国之际、魏晋南北朝之际、唐宋之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旧转换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发祥
一、中国人的起源从体质人类学考察，世界上的人类分为黄种人（蒙古人种）、白种人（欧罗巴人种）、黑种人（尼格罗人种）三大类别。“旧石器”和“新石器”的区分，主要是在于先民使用的石器工具制作的精细程度。在距今12000年左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不同，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开始使用磨制石器，除此之外，农业、奍畜业和陶器制作也都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仰韶文化（彩陶文化），河姆渡文化 大汶口文化 屈家岭文化 龙山文化（黑陶文化）
二、原始农业与畜牧业北京人洞穴内灰烬厚达6米，表明至少在50万年之前，华人先祖已经熟练地用火与贮火。小麦、粟子（小米）、水稻、大豆、茶、柑橘、梨、李、梅、荔枝、龙眼等作物都被公认为原产于中国。传说中的尧、舜、禹是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
三、初民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包括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几大类。2 东方尚鸟尚凤，东南尚蛇、中原尚龙、西南尚虎原始宗教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一些以谋求控制自然力为目标的仪式，这便是巫术。
四、传统视野中的“黄金时代” 1 中原大地上生活着三个主要的部落族团：一是华夏集团（又称河落集团）主要活动在华夏中游的中原地区，以北部的黄帝和南部的炎帝为首；二是东夷集团（又称海岱集团）主要活动在黄河下游及东部沿海地区，以蚩尤为首，另有少昊氏、高阳氏、有虞氏等；三是苗蛮集团（江汉集团），主要活动在南方长江、汉水流域甚至更远的地区，以祝融为首。按照儒家的说法，尧、舜、禹三代是“大道之行”的“大同”时期。3 大禹传子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
第二章 青铜时代
周代分为西周和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青铜器在中国的使用，约相当于从夏代至春秋战国之交，经历了约1500年，习惯上将这一时段称为中国的“青铜时代”。
一、文明的初现
20世纪末完成的“夏商断代工程”的目的是揭示夏商周的精确年代。该工程1996年启动。
二、青铜器及三代的物质文明 青铜器主要有以下几类：
饪食器：如鼎（出土青铜器型制最大的司母戊大方鼎为青铜礼器的代表）酒器和水器：如爵、尊、缶等 兵器：如戈、矛、剑、盾、胄等 生产工具：如耒、耜等
乐器：如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青铜编钟65件，为世界乐器史上的奇观。
三、文字的早期形态中国古来即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目前所见中国正式的古文字，最初发现于商代今日所见到的商朝文化最多的是甲骨文，因刻于龟甲、兽骨上，故称“甲骨文”；因其内容为卜问记录，故又称“甲骨卜辞”。大致分为叙辞、命辞、占辞、验辞等四部分。古代称铜为金，铸刻在铜器上的铭文即称“金文”，或称“吉金文字”。
四、三代的天命观念和人文传统 1 商人也频繁祭祀祖先神，形成“周祭制度”，周人实行的是所谓“昭穆之制”。2 天命观：一是对“德”的强调，二是对“民”即“人”的重视。
五、礼乐制度与社会生活与宗法制相关连的是封建制，这里的“封建”是“封土建国”的简称，指帝王按照宗法的等级秩序分封诸侯。周礼包括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古代婚礼属于此类）等。3 所有的贵族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基本人生修养。
第三章
元典时代文化的多元走向
中国历史上的“元典时代”，大约相当于东周及春秋战国时期。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变革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折时期。“礼崩乐坏”一是表现为旧礼制的废止，二是表现为礼制的下移，即使用者身份等级界限的打破。
二、士的崛起与私学的出现巫、史、祝、卜是第一批较正式的文化人。春秋末期以后，士逐渐成为知识阶层的通称。最著名的“奍士”贵族是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与昔日的巫史和同时代的其他阶层相比，士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身份羁绊，形成新的品格：
（1）胸襟博大，以天下为己任（2）政治参与意识强烈（3）道德自律严格
三、百家争鸣与元典创制孔子：有教无类 孟子：人性善 荀子：人性恶 2 墨家：最富于宗教性质 3 道家：老子、庄子法家：“变法”与“专制” 管仲、子严、李悝、吴起和商鞅 5 战国时期阴阳五行说的代表人物邹衍中国的元典时代大约相当于东周，中国文化元典――《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六艺”及《论语》《墨子》《老子》《孟子》《庄子》《韩非子》等其他诸子著作。
五、尊君重民的政治伦理
先秦民本思想的基本内涵可归纳为： 其一，肯认民的地位和作用
其二，认识到君依赖民，民制约君的君民关系
其三，进而提出处理君民关系的理论构架（民为邦本，才能尊君）
六、先秦时期的区域文化管仲、孔丘、墨翟、孟轲、孙武、邹衍等巨子诞生于齐鲁。战国初，韩、赵、魏三家分晋，故称“三晋”，地括今山西全境及河南中北部、河北中南部。秦文化的特色是功利主义鲜明。4 楚文化的特色是长于幻想玄思。
第四章
帝国时代的文化大一统一、专制帝国的文化模式所谓“大”，就是尊重，重视。所谓“一统”，即“万物之本皆归于一”，本指诸侯天下皆统一于周天子，后世经解也借以指普天之下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同化一致 2 秦汉是郡县制政策：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轮、地同域（废除西周以来的封邦建国制，打破地区壁垒，又通过大规模移民，开发边境，传播中原文化）、修秦律
二、汉文化对秦、楚文化的继承 四面楚歌发生在安徽境内
三、秦汉帝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汉朝，为巩固君主专制，继续寻觅统治思想。汉初，社会需要休养生息。2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李斯建议秦始皇焚烧《诗》，他们都为了主禁绝异端，维护帝王一统意志。他们两位都是在专制一统帝国建立后设计“大一统”思想体系。其核心为君权神授。
四、经学与经今古文之争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差别：
第一，经书的文字、版本、篇目不同 第二，二者的学术取向不同
第三，二者所尊崇的圣贤对象不同 第四，二者学风不同
五、帝国文化的固守和外拓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冲突，是世界文明史的最大主题。秦汉帝国同时采取静态与动态，固守与外拓的两手政策，前者的标志是修筑长城，后者的标志是开辟丝路。
六、佛教传入和道教创立佛教的创始人是乔达摩●悉答多。它领悟到苦、集、灭、道“四谤”以及“十二因缘”。白马寺是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故称中国佛教“祖庭”。3 道教的基本信仰――“道”被释作宇宙本原。
七、文史创作和科技成就秦汉帝国以农业立国，重本抑末，农业技术和农学理论都达到相当高度。包括一人一牛、隔年轮种、对粮、菜、桑、麻的栽培过程的详细叙述、水利。2 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论》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
第五章 胡汉、中印文化的融合一、魏晋之际的文化变革经学和名教衰颓，是魏晋以来文化转折的一大标志。“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贱唐虞而笑大禹”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主潮。所谓“名教”，即以正名定分为主要内容的礼教。王国维将春秋战国视为中国古代学术的“能动时代”，将两汉视为“思想凋敝”的时代，将六朝至唐代视为 “受动之时代”。5 魏晋至中唐间，亦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期。强宗大姓与地域的结合十分明显，郡望和氏族谱在当时成为重要的文化要件。大姓如瑯琊王氏、颖川庾氏、谁都桓氏、太原王氏、弘农杨氏、陇西李氏、渤海高氏之类，先后掌握军政大权。
二、玄学与魏晋风度玄学成为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想。《老子》《庄子》和《周易》“总谓三玄”玄学在魏晋南朝，成为豪门高族借以自矜并沉潜其中的意识形态，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继先秦诸子学和两汉经学之后的第三次学术高峰。3 一般认为，魏晋玄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正始时期
第二，西晋“竹林七贤”时期（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
第三：东晋、南朝时期，玄佛合流。玄学开辟了一个思辨时代：通、难、胜、屈，清谈风格。5 这还是一个放诞不羁，个性解放的时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做有《酒德颂》蔑视礼教，曾经长醉60天以拒绝与司马氏合作。这些狂羁怪诞的行为风尚，即史上所谓的“魏晋风度”。
三、胡、汉文化的融合互补对于胡文化来说，抛弃旧质，以适应新的农业文明环境是首当其冲的急务。2 胡文化“汉化”通常通过两个渠道进行
第一个途径，是由胡人统治者采用汉族统治的组织形式，推广儒学。第二个途径便是入迁内地的胡人在“与华民错居”的情势中，不仅“语习中夏”，“多知中国语”，而且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汉族儒士改造胡文化的主要途径是以胡族上层为中介，倡导儒学，建设汉式政权组织以及以农业社会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倡兴文教。隋唐时期的汉族，是受容了鲜卑等胡族的新汉族。隋唐皇室便有胡族血统，如隋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
四、南北文化的差异与整合汉代经学嬗变为魏晋玄学，其中心区域在洛阳一带。秦汉帝国的文化整合以中原文化为本位，大量汲取南方文化的成分；而隋唐帝国的文化整合，则由于“五胡乱华”、南北分治、中原文化的特殊历史演变，转而以南方文化为基础，融汇北方文化。
五、佛教华化与三教共弘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广泛流播，其重要物化成果有二：其一是寺院的广为兴建，其二是巨型石窟造像（甘肃西部的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佛、道二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兴建，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有关（梁武帝萧衍）3 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与以后的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的灭佛，合称“三武一宗灭佛”，佛教史上称为“法难”。隋唐时期还是中国佛教宗派创始、成熟的关键时期，如三论宗（法性宗）创始于隋唐间的吉藏，法相宗（唯识宗）创始于唐代的玄奘。5 玄奘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6 唐朝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设有太学。
六、隋唐盛世与东西方文化交流这一时期达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全盛佳境。最为人称道者，一为西汉的“文景之治”，二为唐太宗贞观年间的“贞观之治”。3 隋唐盛世的辉煌气象：京都、帝陵（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唐高祖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运河隋唐时期，敦煌地区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要冲。天宝年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教，被日本人称为“日本律宗太祖”，“日本文化的恩人”。现在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就是生动的历史见证。6 科技的传播是隋唐文化对远西的主要影响之一。
七、科举制度系统的科举制度创设于隋，以分科举士而得名。2 唐代明经科主要考帖经和墨义。进士科在考试策论和帖经之外，诗赋成为必考的重要内容。武则天亲行殿试，此制后代沿袭。殿试的实质在于“君师合一”。5 自隋唐始兴至晚清昭废，科举制度实行约1300年。
八、文史自觉曹丕的《典论●论文》标志文史走向自觉。魏晋间的散文也多有佳篇。诸葛亮的《出师表》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所谓“惊人文字，千秋涕泪”。至唐代前期撰《隋书●经籍志》才确定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和顺序。4 这一时期还出现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评专著――刘知几的《史通》。5 杜佑编纂的《通典》是中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
第六章 近古文化的定型
一、唐中叶的文化转折
史家普遍认为，“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
二、渗透神机的新儒学――理学理学是一种以儒学为主体，兼收佛教与道教的思想因子。2 周敦颐和邵雍是理学体系的开山人物。继周敦颐、邵雍之后，张载、程颢、程颐真正奠定了理学的坚实基础。至于张载关于“心统性情”，“天地之性”，“德性所知”等伦理学问题的思索，都成为后来理学家们关切的重大命题。5 理学发展到南宋，朱熹是集大成者。重要的是，朱熹将“理”推绎为政治哲学。7 在这里，朱熹提出了精神修炼的方法论。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追求自我实现的人生，二是理学家所推崇的“孔颜乐处”，三是张载在《正蒙●西铭》中提出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四是所谓的“浩然正气”。
三、文化的雅化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韦庄《女冠子》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秦观《江城子》苏轼尤为推崇王维，他指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四君子：梅、兰、竹、菊四大书院：嵩阳、乐麓、睢阳及白鹿洞。6 米芾以“石痴”著称。
四、俗文化的展开《清明上河图》出自北宋画家张择端之手。仔细察看画中人物，可以发现各色人。宋人孟元老所撰《东京梦华录》，即可与《清明上河图》相互印证。市民文化的发展，导致宋代城市出现了迎合市民口味的娱乐场所――瓦舍，每一瓦舍都有若干专供演出的圈子，史称“勾栏”。“说话”是宋代民间艺术中颇具影响力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分小说、讲史、讲经、合生四大家。
五、文官政治的建立文官政治的基石――科举制宋代重视文官政治，与开国君主宋太祖“性好艺文”，宋太宗“锐意文史”大有干系。宋四大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4 在标榜“右文”的宋代，文官待遇之高，地位之隆，为中国历史之罕见。5 台谏制作为宋代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举措。
六、文化中心的南移 1 靖康俘获徽宗、钦宗经济中心的南称为文化中心的南称奠定了基础。北宋大词人如晏殊、柳永、欧阳修等，都是南人，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也都游历于江南。唐至北宋，洛阳成为学术中心，南宋时期转移至福建。
第七章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
一、辽、夏、金、元：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律背反 1 在许多时候，用武力取胜的一方往往从失败者的文化里吸取更为丰富的养分，否则胜利者将面临惨败的现实，这就是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律背反。2 相对而言，蒙古人的汉化历程要缓慢得多（例外：忽必烈）
二、帝国体制下的中西文化交流从元代开始，中国逐渐形成一个回回族。就中国文化史而言，马可●波罗历史地成为元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
三、元曲的兴盛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大都以南曲为主要艺术形式。2 元曲使中国真正步入戏剧大国的门槛，并享誉世界。
四、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最高的时期。北宋科学家沈括提出了地磁影响指南针这一科学论断。《梦溪笔谈》 3 中国是将火药应用于军事目的的最早的国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英宗年间陨石的记载，比西方早700余年。5 德国数学家称秦九韶是“最幸运的天才”，美国科学家萨顿认为秦九韶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确实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在世界数学界，“大衍求一术”被誉为“中国剩余定理”。6 《农桑辑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郭守敬不仅是优秀的水利专家，而且是卓越的天文学家。他和王恂、许衡等人共同编制了更为准确的《授时历》，运用时间长达360年，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最久的历法。元代医学的成就令人瞩目，发展为十三科。元代纺织业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是棉花广泛种植。
第八章 晚清帝国文化
一、古典文化的集成明清两代，中国古典文化进入总结阶段。编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始于清康熙年间，被康有为称为“清代第一大书”。3 《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属于类书，《四库全书》属于丛书。4 在中国文化史上，《永乐大典》确乎是一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5 《古今图书集成》遂成为现存的搜罗最博，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虽然绝比不上《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规模，但与约3500万字的《大英百科全书》比较，仍可称为煌煌巨㠸，因而在国外有“康熙百科全书”之称。清代朴学脱颖而出，成为乾嘉时期的主导学术。8 以故顾氏被称为朴学的开山大师。客观而论，清代朴学对古籍文献的整理与考据工作，对于学术文化的传承不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极端皇权与文化专制鲁迅将明清时期的文字狱喻为“脍炙人口的虐政”。2 明代文网的编织者是朱元璋。明清两朝大兴文字狱，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桎梏。
三、理学的嬗变初明时期，是理学的“述朱期”。陈献章是明代理学家中第一个大胆“通禅”的人物。3 王守仁是明代心学的开创者。王学又叫“心学”，因为王守仁把“心”视作第一性的、本原的东西。王守仁“心学”的主旨是“心即理”说和“致良知”说，其实行路径是“知行合一”。5 王学极一时之盛，成为明代中后期的“显学”。到了泰州学派，这一层意味则更加明朗，并对礼教教条提出某些尖锐的批评和嘲讽，形成一种有悖于纲常名教的异端色彩。功利主义是泰州学派另一富于战斗性的思想，它直接针对理学禁欲主义。8 泰州学派正是这种思潮在中国的早期代表。9 顾炎武、王夫之、唐甄
四、启蒙新声顾炎武明确区分“国家”和“天下”两个概念。黄宗羲认为，天下与君主的关系应该是“天下为主，君为客”。3 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主张以法制来抑制君权。4 黄宗羲提出设学校以监督朝政的思想。明清启蒙浪潮还大力提供实学精神。实用理性是中国文化的的特征之一。徐光启是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先导人物。清初启蒙思想家们极力从复兴儒学的立场出发，高扬经世致用的旗帜。黄宗羲认为，儒学本质上是经世致用之学。清初另有倡导实学的“颜李学派”，其领袖人物颜元、李塨。
五、耶稣会士来华有东西方文化交流当利马窦等传教士进入中国时，正值明朝末期。2 利马窦堪称西方“汉学家”之先驱。汤若望所著《远镜说》标志着西方光学正式传入中国。4 至今沿用的阴历就是崇祯历法。中国的绘画、建筑、戏剧、诗歌、陶瓷丝绸及典章文物，风磨于南欧和西欧，被称为“洛可可艺术”。
六、郑和七下西洋与“迁海令”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元世祖忽必烈曾发动远征日本列岛的战争，但以失败告终，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以武力征服海外国度的尝试。2 民间流传的“三保太监下西洋”，便是发生于明朝初期。3 郑和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为了政治目的远航，一是为了寻找不知所踪的明惠帝，二是为了向海外炫耀明帝国的强大国力。为了对付郑成功的抗清斗争，清廷于顺治十八年颁布迁海令。5 乾隆年间，正式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七、市井口味与小说丰收苏州是清代前期传统工商业水平的最高代表。一位在清代前期游历过苏州的法国人，称苏州是“高级趣味的工艺和风靡全国的风尚的策源地。市井文化的繁荣，为明清小说的丰收准备了肥沃土壤。4 金瓶梅 “三言”、“二拍”“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它们分别是历史小说，侠义小说，神怪小说，世情小说的典型代表。《三国演义》开章回体小说之先河，是中国历史长篇小说最杰出的巨著。7 《西游记》取材于唐代高僧玄奘赴印度取经的故事。清代小说也有所谓四大流派，即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拟古派，《红楼梦》为代表的人情派，《儒林外史》为代表的讽刺派，《三侠五义》为代表的侠义派。
第九章 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
一、经世实学对于道咸间学风之变的社会背景，那一时代成就最大的经世学者魏源。2 清中叶提倡议政最力者是龚自珍澧运、盐法、河工在明清时期被称为“三大政”。魏源根据《四洲志》等材料，编纂了《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5 注意探讨本朝掌故，纂修当代史，是道咸间学术的又一特色，其创始者是魏源。道咸间的经世实学是中国“古学”通往“新学”的桥梁。
二、兴办“洋务”与“中体西用”模式19世纪60年代伊始，中国出现了一股模仿西方工业化模式，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军事－实业一体化浪潮，为“洋务运动”。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把中体西用的概念说得最为清晰，把中体西用的内涵阐述得最为充分者，莫过于张之洞。
三、近代文教机构的兴办与知识分子形成。书院改制与新式学堂的设立是近代教育改革的主线。2 在近代外国商办报刊中，最著名者为《申报》。在近代出版机构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巨的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4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
四、从“维新”到“革命” 1 康有为《大同书》维新派的另一员健将，是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彗星”的谭嗣同。3 严复被时人誉为“中国西学第一者”。孙中山借鉴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和监察制度，创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五权分立”学说。
五、五四狂飙青年胡适亮出了“文学革命”的旗帜。2 《狂人日记》是新文学的开山之作。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高度称赞《阿Q正传》这部讽刺写实小说是世界的。4 北京大学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堡垒，而且是科学精神的摇篮。
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中国化
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马克思研究专号”，刊发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经济思想。
七、文化论争
1923年春，又爆发了著名的以人生观为主题的科学与玄学之争。
八、汉字改革
20世纪80年代编出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共收录汉字3500个。1988年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共收汉学7000个
第6篇：文化史读后感
读《庙会与中国文化》有感
幼年时期，曾在爷爷家长大，记忆中的家乡每年都会有热闹的庙会，周围村落的男女老少都会前拥后挤的前来参加。在那座古老肃穆的古庙前，会搭起戏台，有各种形式的戏班子来演出，戏台周边还有各种的小贩摆摊设点，沿街叫卖。然而随着村民物质生活的提高，随着时间的一步步推进，村里的庙会文化越来越淡化，参与的人越来越少，戏曲打鼓评书的形式也逐渐被一些民俗歌手的演唱取代，人们对庙会文化似乎越来越不重视。甚至在城市几乎见不到曾经趣味十足的庙会的举行。这不得不引起我的反思，是人们遗忘了传统摒弃了传统，亦或是传统已远不适合这个满是电气充斥的时代。
因此，带着我对家乡庙会的深深遗憾，带着各种疑问，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高有鹏著的《庙会与中国文化》，当读完它后，心中落下的是更深的遗憾，也许我们需要回过头，将传统拾起，将我们的风俗传承，将中国的文化一代代通过庙会这种方式展示给后代，展示给社会。以下则是本人通读此书的一些感想以及文中精髓记录。
首先是庙会的形成和起源，对于庙会，尤其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一定不会陌生。庙会就是因为庙而形成的具有一定仪式等特定内容的聚会。庙会的实质在于民间信仰，其核心在于神灵的供奉。庙会的历史，其实就是民间信仰的历史。而庙会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庙市的前身，庙会和庙市是两个有着密切联系而又不同的概念，庙市是庙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关于庙会的形成，这里将不得不涉及到宗庙社郊四个字。庙会的形成和我国远古时代的宗庙社郊制度分不开。宗，即尊崇的意思。宗庙在古代国家社会中的文化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宗庙与社稷并重，在明清时代表现在民间视为神圣之地的宗族祠堂。与宗庙制度不同的是，社不是祖先神崇拜，更多的成分在于自然崇拜。在后世的庙会文化中，名目繁多的香火社、鼓乐社等民间社会团体，其渊源应该就在这里。社神即土地神，社祭即自然神崇拜。与之相应的另一种自然崇拜，是郊祭。郊祭的主要内容是：祭天地，祭日月。
对于八零后的我们，参加庙会，感受的是庙会带给我们的乐趣，庙会中的晋剧演出，杂耍，以及一些吹塑小人等，都是我们喜爱庙会的理由。而对于上几代的人们来说，庙会则更是他们的一种信仰，是他们的希望以及对神灵的崇敬的舒服。在远古也是如此，古时 人们相信人和神灵是可以沟通的。而庙会就是一种特殊的对话行为，是人与神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先人之间和他人之间的集体对话。这种对话并不是单独的言语进行，而是伴随着多种行为形成浓郁的氛围来实现的。庙会上，供奉的内容，包括吃、住、行、乐等因素，表现为香，烛，表，各种冥器，五光十色。
而庙会中的祭品又是尤其重要的东西，它是庙会至关重要的“硬件”。而对于祭品，这里还引申出许多民间的俗语的来源。比如民间骂人“杂毛”，杂毛这一词的起源也与祭品有关。祭祀用的动物叫牺牲。而其中的“牺”则是指毛色纯净，能表达人们纯洁、庄重的感情的动物，一直延续到今天，民间祭祀用的动物仍然选取毛色单纯的动物，而把杂色视为污秽。因此民间的“杂毛”根源就在于此。
对于祭品的选择也有严格的标准，如不同的祭祀，对牛的选择也有等级划分。祭天地时用小牛，祭祖先用稍大些的牛，招待人食用则是大牛。祭品的大小，色彩、性别等，在使用时都能反映出牺牲制度背后人们复杂的价值观念、尊卑观念等信仰心态。
在传统庙会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农耕、战争、预防灾害、封禅之礼等活动的整体联系。
说到庙会，这里不得不提到庙会的场所，即庙宇。庙会的硬件是庙宇，而软件是祭祀行为，在行为中，心理基础则直接支配着原始先民的庙会文化，这种心理基础就是原始信仰。而原始信仰又是通过原始艺术表现出来并传承的。
以下将谈到庙会的四大特征，以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庙会。一
区域性特征
庙会的区域性特征基于与庙宇有关的一些传说的语域，以及影响着特定地域的民间信仰。不同地区的具体的各种社会因素，形成各地不同特色的庙会。如陕西皇帝庙和河南的皇帝庙不同，山西尧祠和山东的尧祠也不同。在区域性特征上表现最突出的是南北庙会。古语说的好“南人好佛，北人好仙”，庙会的区域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民间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很多地方，百姓之所以很虔诚的崇拜当地庙宇中的神灵，是因为他们把这种神灵当做他们的保护神来崇拜。如房间莆田人民对妈祖的信仰；很那淮阳太旱人对伏羲的信仰等。
而庙会供奉的神灵与土特产的联系，也使庙会的区域性特征更加突出。土特产是地域性物产神奇化的现实。如河南淮阳的黄花菜，这是植物特产。河南浚县的泥塑，山东泰山的鸟兽雕塑，北京峰山的纸花、纸灯、面具等，这是手工特产，这些特产也是庙会上一道美丽的风景。每一种工艺在民间庙会上都是特殊的文化符号，理解它，则需要民间传说具体阐释。此外，还有地方文化艺术的中药形式，如南方的越剧、木鱼书、舞狮子、跑旱船、中原地区的豫剧、杂技、剪纸、编织，北方的歌舞、秧歌、大鼓评书等，在庙会上都成为一项内容。
二 庙会的季节性特征
庙会的季节性特征主要分为会首、会中、会尾，三个阶段。一般庙会在三天左右，第一天是会中，第二天为会中（会腰），第三天为会尾。较长的庙会在河南淮阳，太旱陵庙会从农历二月初二至三月初三。而庙会的季节性特征最集中体现于它和农耕文化的紧密联系。庙会的季节性特征主要体现在春日庙会居多。这也是以我国所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为背景而形成的文化特色。
庙会的季节性特征还体现在以神佛的诞生日或忌日所举行的庙会。这里所说的神佛通指所有神灵，我们把佛也当做神灵。关帝、岳飞、观音是我国民间神庙祭祀最多的三位神圣人物，庙会中以他们的生日作为庙会的高潮。
三 庙会的集体性特征
无论古代的庙会还是现代社会继续存在的庙会，都以这种集体性特征形成其具体的文化内涵。一般相当大的社会规模，才能构成庙会。这种规模在量的意义上构成庙会的标志。其中庙会的组织“会”和“社”成为集体性特征的标志。
在今天的庙会发展中，会和社依然相当普遍，如各地的香火社，他们在庙会期间，整队出发，或步行、乘车或者划船，还要做些标记，有的标志是彩旗上标明“××村”“××香火社”的字样，有的则在旗上写着“朝祖进香”之类的字样，或者在会众的胸前缀上一缕红布条或红丝带。
庙会的集体性还体现在其作为民俗之“法”的意义显示。在许多地方有各种契约被刻写在石碑上，庙会包括请神、演戏等仪式作为契约的神圣见证。这种通过庙会借助神灵惩罚社会不道德行为的现象，是庙会“俗法”的表现，也体现了社会发展中民众情感自我调适的表现。
四 神秘性特征 几乎所有庙会都有还愿的仪式：每一个神庙都悬挂写着“有求必应”“心诚则灵”等字样的彩旗，匾额，借以表达民间百姓的虔诚信仰。而所有这些信仰都以神秘的外表出现，在庙会上都具体化作一系列具有神秘色彩的传说与故事。神秘是一种文化氛围，包含虔诚、圣洁和庄严、肃穆，使人置身于特殊的环境中。这种神秘性与节日的狂欢是相统一的，形成了庙会不同景致。其目的在于实现人神之间的对话。庙会的神秘性主要表现在心理的虔诚和行为的庄重上。
而“巫”的意义在庙会的神秘性表现和形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表现是1 祷词和誓，2 经歌和舞蹈，3 “药”的神圣意义，4 献供的特殊性，5 对神像的敬奉。
庙会的以上几种特征共同构成了庙会文化的基本内容，使庙会成为社会发展中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都喊着相信科学抵制迷信的口号，因此很多人甚至提倡永久性的取消庙会这一文化活动，对于这些理论，不得不用庙会的功能以及它对我们文化的重要性方面来说明。
庙会的基本功能
在我国，庙会文化具有一下几种具体功能： 一 娱乐身心
二 文化传播
三 促进贸易发展
四 规范社会即教育民众。
以下详细论述上述庙会的功能，庙会所具有的娱乐功能使庙会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向心力。庙会的组织管理者，用各种民间艺术的演出为庙会曾增添了热闹的气氛，表面上看来是为了娱神，事实上实在娱人。在这些娱乐中，我们能看到民族文化的积淀和传播。
庙会作为一种文化景点的存在，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神庙本身就是文化的集聚点，不同的神庙，蕴藏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例如，盘古神庙，我们在庙会上的感受很突出的就是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女娲神庙，反映在庙会上的文化集中体现在女娲补天咱人的艰辛和伟大。黄帝神庙，在庙会文化上则主要是颂扬黄帝奠定了中华民族统一的基础。
庙会中的民间文化艺术。庙会时民间文化艺术的土壤，它是重要的民间文化生活形式。庙会中的民间文化艺术，主要包括：民间戏曲、民间歌曲、民间社火、民间杂技、民间工艺等内容。
庙会常被人与庙市等同，其原因在于其商业贸易即经济的职能一场突出。庙会经常吸引方圆临近地区的民众，成为商贾青睐处。各个商贩会摆出各种类型的摊点，贩卖不同种类的东西。其中不同的地区，还包括当地的民族文化物质产物，时间在往前推，还有各种类型的商行，在庙会上进行贸易。
总之，庙会作为文化的一个典型，作为一种中国文化的标志和象征，它从来不是纹丝不动的塘水、井水，而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容纳着各个时代的历史文化。
而说起现在的庙会，对老庙会有过印象的村民们认为，现在的庙会规模变“小”了，我认为根本不在于经济，从前村子里没有大交易市场，所以庙会才在事实上起到了交易会的作用。以前庙会很少用钱，大多各自拿自己的东西互换。现在有了大型的农贸市场，农民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交易，虽然庙会市场还存在，规模和数量都不如以前。因此，在庙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展的城市抵消了庙会原有的部分功能。
但通过阅读庙会与文化的丝丝缕缕的各种关系，我们可以得出庙会有它存在的价值。传统文化应力求保持原汁原味，一个庙会如何进行，更多的在于当地百姓的约定俗成，以前在没有刻意组织、完全处于民间状态的时候，庙会也能生生不息。面对现在的状况，我建议政府能够参与，积极扶持庙会文化。坚持庙会的文化品位，弘扬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的精华，使庙会能够有持久的生命力。
-------------《庙会与中国文化》高有鹏著 人民出版社 第一版（2008年1月）
对于颐和园的研究课题，我所做的工作：
初次游览颐和园，了解颐和园内部具体结构布局，以及颐和园内部的传统建筑和传统文化景点。在详细了解颐和园整体的基础上，确定可挖深的点，作为我们的课题研究，小组召开会议，分配任务，我的任务是颐和园长廊中的彩绘文化。2
借阅书《颐和园长廊画故事集》---辛文生著，了解颐和园长廊中的彩绘描述的故事。并上网搜集其中的经典彩绘图片，如四大名著中的各种故事彩绘。3
阅读刘托著的《颐和园》，并阅读其中相关颐和园长廊的章节，了解颐和园中包含的艺术内涵。了解颐和园的彩绘的具体知识。
a深入研究颐和园长廊中彩绘所属的苏式彩绘的具体特点。比如彩绘分类，和玺彩绘，旋子彩绘，苏式彩绘。而颐和园中属于苏彩。通过网上资料收集，了解苏彩的特点，等级划分的原因及种类，以及金线墨线在等级划分中的作用；
b 了解苏彩所涉及的各种题材以及题材的应用和其象征的意义。
c 了解苏彩工艺精在各个时代的表现出来的特点。尤其针对清朝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工艺特点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再次游览颐和园，专门针对长廊中的彩绘，根据已掌握的资料游赏，从更专业的视角欣赏颐和园长廊中的彩绘，并进行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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