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读后感（精选6篇）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三篇读后感”。
第1篇：治史三书的读后感
治史三书读后感（一）
这两天认真看完了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这是一本好书，内容浅显易懂，直接详细，每一个关于治史思路方法的章节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令人受益匪浅。虽说作者是以自己的研究经历做例子，讲的多是中国史方面的内容，但是对于从无史学基础的我，却有很大的扫盲作用。比如，作者提到的考证的两种方式，即述证和辩证，校勘学的四种校对方式，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都是很好的史学基础知识。至于其中的经验之谈就更让人收获良多。
然而，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并没有感到轻松。除了具体的经验方法之外，从这本书中我更体会到了治史的艰辛。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要专注执着。就像严耕望先生说的，世界上出过很多年轻的大科学家，大哲学家，但很少出年轻的大史学家。史学靠的就是日积月累，孜孜不倦，勤勉不怠，恒久坚持。只有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才能有所得。由此，更增我对于这门学科的敬重之感。
还有就是通读全文之后的产生那种历史感，颇为沧桑浩瀚。其中三分之一的篇幅写了钱穆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与作者之间的师生之谊，钱穆在我觉来俨然是一位让人无比敬仰而又非常遥远的大师。而通过文字我同样能感受到作者本人，一个很有些高傲不太和人的小老头，可是他在治学上是那么严谨，让人敬佩。然而，读到最后，我才意识到这位作者已经逝世快20年了，而文章是写于三十年前，那是我刚出生的年代。这一前一后，竟跨了一个世纪。这种绵延之感让我感慨不已。从文治史，薪火相传，每一代历史学人其实都背负着一定的使命来承担着历史的续写之责。或许真是让严先生给感动的，我竟隐隐有了一种责任感。在以前，我还认为历史学是一门与现实很遥远很无关的冷门专业，然而，现在我却渐渐有了这样的感觉，它对于人类的教育总是潜移默化，不加彰显的。就如春天万物萌发，看似凭空出芽，其实乃是风雨气候之浸润的缘故。
同样深有感触的是历史学人的渊博学识。在这一学期上欧美史学动态研究的过程中，此种感觉日益深刻。每位老师，都外表平凡，可是谈吐之间，治学之深之广让我赞叹不已。还有朱孝远老师，上他的课时总以为这是一个留洋归来，外语华丽，更多体现西方特质的颇爱碎碎念的男方小老头儿。可是，一日读他那本《如何学习研究世界史》时，不由大为改观。散文的笔触，诗化的语言，将历史研究这样严肃的学科写的那么唯美和高雅，温文尔雅之态鲜明地跃然于纸上，俨然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现代诗人。然而，当读到附录一《学史之道——兼论史家的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才知道一开始就看走了眼，其古文之功力，传统文化之博识，丝毫不亚于前者。由此对史学人才更增敬佩。
当然，在学习历史的这段日子，也有无奈。特别是在读此书的过程中，更有一种感觉，就是学术界的整体浮躁。记得一次课上，李剑鸣老师曾经感叹，这是一个全民平庸化的时代，精英再难出现。听后觉得无比落寞。事实确实如此啊。我深知历史这样一门学问如果没有像严先生所说的那种淡泊自甘，寂寞自守的心态是难以有所收获的。然而，如今这个时代，中国传统的权钱本位思维，再加上改革开放至今所附带产生的全民无信仰和极端物质主义，让整个社会变得如同一锅沸水，难以平静，每个人都在利益的道路上穷命狂奔。在我看来，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多元的，其社会价值的衡量也应该是多元的。而如今，与人交往，只感觉大多人眼中，除了钱权，再无其他。就比如我家乡的亲戚，他们对于我读博，总是充满不解。再如我的一个外甥女，22岁的年纪，除了让她父亲的企业如何做得更大，赚得更多，除了如何能帮助她父亲砸钱，以便实现官职连任，从而为自家企业谋利之外，眼中再无其他。她认为，人生一切唯钱一字足矣。更要命的是，她的亲戚和朋友，莫不以此为榜样，无尽艳羡，心心向往之。我从来都未曾否认过物质基础的重要性，只是一个社会倘若以此为核心，就实在太可悲了。这是否就是如今中国再难出大师的根本原因？以建国为界限，去想一想这之前的五十年和之后的五十年，我们怎样去理解，在那个战火纷飞，国破家亡的年代，会有那么多大师接连出现，交相辉映？我们又如何解释，在战乱结束，国家一统之后的和平年代，学术成就和民族价值反而变得一片荒芜？我早已过了愤青的年代，但每想到这一点总是感到深深的可悲。
最后一点是外语的学习，特别是此次期末论文撰写过程中发现，外语学不好搞世界史真的很费力。以前确实低估了外语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今后要好好补一补了。另外，通过上个学期的学习，史学史和史学方法论这方面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在这个学期，我的计划是好好学习一下史实，特别是德国史方面。因为我发现，此前之所以找不到要研究的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于德国历史本身还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对于具体历史了解得多了，就自然会有一些新疑惑，那么应该就有可研究的问题了。
治史三书读后感（二）
在很多时候读一本书给我留下最大印象是对某种现象的大谈阔论，或者作者高深的思想境界，或者以独特的见解，一针见血的批评。而读严耕望的《治史三书》没有涵盖复杂大道理，更没有深不可测的哲理，以十分朴实又简单的道理告诉我们丰富的内涵。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咨询十分方便的今天，我对很多所谓的史学家看法也在变化，如同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说，社会上流行的那些失学通论史学研究法这类的著作，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不管你道理讲的怎么明白，都不能代替自己去读原著。如果说他的话有些道理，那么我就想什么叫原著，如何理解原著的内容，在原著里原的成分又是占几分。曾在很多书本上不少人大谈原始社会部落生活和集体活动，我当时觉得十分纳闷，除非他是活在几千年前的怪胎，不然你如何知道那时候部落状况。记得曾在上中学时候历史老师在第一堂课上发问，什么是历史？没有人能回答出来，都以为应该有个比较规范的答案，而老师说历史就是正在过去的那一刻就是历史，其实历史本身的定义一样都是那么简单而老生常谈的东西，我总喜欢把问题想的复杂化，其结果是弄得是非对错难以分明。
而在严更望的《治史三书》里，他以自身的深厚而丰富的经验来讲述治史方法和技巧，虽然很多针对性的例子和涉及到相关作者研究唐史及魏晋南北朝史，在阅读过程中难以理解。但这并不印象我对此论著的理解。在此书第一篇开头一节讲原则性的基本方法中探讨专精与博通的关系，专不一定能精，能不一定有相当的博；博不一定能通，能通久不一定有相当的博。为要专精，就必须要有相当的博通。各种学问都是如此，尤其是治史。因为历史牵涉到人类生活的各层面，非有相当的博通，就不可能有专而能精。就如作者所说因此就很难有青年史学家。这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要博通的重要性，特别是很多喜欢进牛角尖的学者，就凭看几本书和看个别的现象大胆推断。这类所谓的学者不仅大大贬低所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更可怕是误导很多盲从的年轻人。因此在我看来专精只是我们所要发展的方向，要达到此目标必须以博通为基础，脱离的博通的专精仅仅是一味片面的看法和没有根据的道理。如同宗教学家缪勒所说只知其一，实其一无所知。在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把自己所研究的领域局限在很狭小的范围内，自己感觉什么都懂一点，而在实际生活中遇到要解决的问题时，却变得措手不及，我从下手。因而无法走向专业方向。比如我们身为一名研究藏传佛教的学生，对世界其他宗教没有总体的了解，怎么能证明佛教的教义和哲学是值得学习和研究。这点上很多人没有走出去看看，总在自己文化范围内评价自己。虽然在文化相对性上讲，一个文化行为放入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中加以评估和对待，但这些都必须在博通的前提下能够看的更加清楚。
在此书第二节上讲几条具体的规律里画龙点睛地告诉我们几条最基本的规律，每几条的内容看似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而此书的最主要的特点也就是在这里。第一点谈到，任何时候尽量少说否定话，那么不显眼一句话如果不是事先没有谈到其学术价值，要我老实交代，此书在我的眼前停留的时间可能不会超过一分钟。后来细想默默感叹大师不平凡的智慧。接下来就是不要忽略反面的证据这更是说道我的心里，平时写写东西时总是尽量搜集有利的证据，因此达到自己所要证明的观点，而反面的证据不仅不屑一顾而且担心更多人能以此反驳。在接下来第三节里谈到我们目前最关心的问题——论题选择，带着从能找到一些答案或者帮助的想法去认真阅读。作者讲述了不少看法，其中具体问题与抽象问题中作者谈到我们为研究工作，最好多做具体的问题，少讲抽象的问题。研究具体问题，用可靠的史料，下深刻的功夫，一定能获得客观的成绩，而且所获得成绩比较容易站得住脚。具体的问题似难实易，而抽象的问题似易实难，因为具体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点对于我们最大的指导，至少是在我看来如此。其后谈自己的能力与材料的情况，告诉我们不要盲目地选择题目，而要看自己的能力，长处。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想法和一时冲动去选择自己能力以外的题目，这就会使成为咨询烦恼！
总之，《治史三书》是严耕望毕生经验的总结，若能读懂此书中看似简单的大道理，对我们以后学习研究生涯少走很多弯路，并能受用一生的。
第2篇：治史三书高中读后感
【篇1：治史三书读后感】
读罢《治史三书》，我对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历史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回溯过去，它是一个包罗万象，广博而渊深的世界。历史的每一个时间结点、每一处的空间，都包含了政治、经济、人文等等多方面的内容。如同一点延伸出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交织。而我们所能做的，是在研究某一处时勿断章取义。而以“面”钻研，条理系统化。在断代研究时以一点向前回溯，不断延伸，拓展，编织一个完整严密的网络。
历史是一门严谨的学科。通过《治史三书》，我看到了一位执着执拗的老人——严耕望先生，他将几十年的光阴倾注历史，当一旦确定了自己对于史学的兴趣和理想，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已见光明的未来，投入了卷帙浩繁的史学殿堂。他以平实的语言，丰富的例子，把他的治史经验倾囊相授。
我们了解了如何将浩繁琐碎的史料聚集整理，组织成文，并将枯燥晦涩的史学转化为平实缜密的文字。史学者作为研究者，自己建立的研究重心代表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见解，万不可跟风，随波逐流，丧失自己的看法。史料是对一个时空，一个时代的记录。“喜新厌旧”，要不得，旧的史料中仍有许多值得挖掘之处。
除了治史经验，严耕望先生还传授了他在治史时的心路历程和人生经验，我受益匪浅。史学者需以客观的视角去看待一个时代，并融入自己的见解。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到的观点，所以虚心接受，勇于修改自己的不当之处是治史人应具有的品质。就如日本在中国史上的某些地方成绩比我们还高，我们在深思原因的同时，要尊重并汲取他们思想的精华。但历史就如科学，万不可盲目崇拜，每一个观点有足够明确的证据，我们才能将之作为我们的参考。整理史料的过程是一个怀疑的过程，在不同的史料中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事实，而这正需要我们去辨别，改正。
治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旦选择了历史，就要有付诸一生的思想准备。严耕望先生告诉我们，治史需要有远大的志气，要做到勤、毅、勇、谨、缓、和等几点。在选择了历史，确立了未来的方向之后，我们需要制定严密的计划。光说不做只会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坚持就成为了我们所必须的。历史的兼收并蓄需要我们博览群书，每天固定的读书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和知识面。“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论文写作的经常中断会让我们逐渐丧失对文字的掌控能力。
曾听人说过，一个纯粹的人才最容易成功，因为他们将全部心力都倾注到了一件事上，心无旁骛。要想成为一个治史人，专心和努力是必不可少的。淡名利，避权位是先生的人生写照，他秉持着兴趣与求真的责任感、坚定力、戒浮躁，以开阔的胸襟谨戒执着。作为后辈，我们所能做到的，是承接先生的品格，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去面对历史，钻研历史。广博阅读各方面的书籍，向真正的治史人迈近。
【篇2：治史三书读后感】
最近读了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肃然起敬。通过这本书，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坚强而纯净的“学术人”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比任何史学研究方法都更重要。
在作者的中学时代，已经是崇尚理工科，大学文科毕业，多半找不到合适职业。本来作者的理科成绩，一直为师友所看重，由于兴趣的原因，他却决然投靠历史系。他当时的想法是：天下没有勤奋的人会找不到饭吃，只不过物质生活有好有差而已。
并写道：“初出学校那几年，诚然有过近于断炊之虞。但总的来说，仍是生活得不错，实处我预料之外”
我觉得，作者在高中时代，就能明确自己的志向，真是难能可贵。更可贵的是，他清楚的知道，承载这个志向需要付出的代价，并能能一以贯之，这要大智慧和大毅力。若无此智慧和毅力，难免随波逐流，碌碌一生。
正如作者的老师钱穆先生对他说的：“近人求学多想走捷径，成大名。结果名是成了，学问却谈不上。比如五四运动时代的学生，现在都已成名，但问学术，有谁成熟了！第二批，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当日有名师指导，成绩很好，但三十几岁都当了教授，生活一舒适，就完了，真么能谈得上大成就！你如能以一生精力做一部书，这才切实，可以不朽！”
“你将来必然要成名，只是时间问题。希望你成名后，要自己把持得住，不要失去重心。如能埋头苦学，迟些成名最好。”
通读全文，作者可以说是没有辜负钱穆先生的希望的，作者写道：“例如我目前所写历史地理方面的问题，三十几年前就已开始准备，中间二十年毫无生气，几乎无人知道我在做这种工作。但一旦开始写作，就每年可出若干篇……”在《唐代交通图考》的序言中，说“付出三十七年之岁月”
也难怪钱穆先生在1973年写给他的信中会说：
大陆流亡海外学术界，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唯老弟能淡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入有秦无人之叹。
陆象山说过：“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此书读罢，才能明白朴实之途是什么样子的。
【篇3：治史三书读后感作文】
《治史三书》是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总结自己研究历史的经验谈。姑且先摘录几段以供明义：
“几年前有一位颇有名的史学界朋友告诉我：‘要用统计法治史。’这话本不错，但史学问题哪都是统计法所能解决的！”
“一个谨慎的史学家写专门论著时要勤于检书，只说一句话，没有把握，就得去查，不可信口开河！”
“例如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也要看些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民族史、风俗史、学术宗教思想史各方面的书。这是一法，但不是最好的最基本的方法，因为这些书是通过人家头脑所提炼出来的东西。尽管是比较有了系统，但在你的学问中没有根。最好一方面多看这些书，更重要的是就基本材料从头到尾的侃，尤其是在初入门阶段。”
“我的想法，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
“最主要的是把前人未明白述说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实用平实的方法表明出来，意在钩沉，非必标新立异！”
“不但要随时勇于修正自己的意见与结论，对于别人反面的意见尤要能容忍，若人家证据确凿，优于自己的论据，更当决然放弃自己的意见，公开接受人家的意见。死抱着自己的看法，做无谓诡辩，只见其胸境狭隘而已。”
“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
“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
“要达到‘充实而有光辉’的境界，最主要的做法仍是老生常谈的‘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
“通论性的文章当以作者自己转述为主，尽可能少抄原料，除非原料极其重要而且原文本极简要不繁，这样可使行文简练，使读者易于领受，至于专门研究性论文，则相反的以录引为原则，自己转述只作辅助，而且只限于不太重要处。”
“工作要诀：勤、谨、缓、恒、定、毅、勇。”
“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工具，不能以运用理论为主导方法。”
以上仅为本人摘录出来的一小部分对自己较为有用的文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若想深入了解严耕望先生的治史过程和途径，还需要通读本书，这里就并不是笔者可以作进一步阐述的了。
我在大学本科四年也读了不少书，从国史到世界史，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重新回到了国史的世界中。一直以来，我都认为，中国的历史只可以用本国的治学方法来研究，西方的历史理论只能作为辅助，在关于历史的记述上，中西是一样的，并不是西方的就一定真实，其中隐晦之处不少于中国，只不过眼下吹捧西方有些过头了，不明所以的人自然而然觉得西方如何罢了。但并不是说西方的一概不用，精华的我们还是要吸取的，让其为我所用也是治学的一种方法。
但就整体来说，我现在读魏晋南北朝八史的时候，也仅仅是将有关职官、地理以及学术、民生等等重大事宜记录下来，但这样有个好处就是可以从中发现以前未能注意到或者是未能读到的材料，基本史料毕竟是基本史料，除却先秦史，其他朝代的历史都可以史料为基础进行研究，新史料能接触到的毕竟是少数，所谓“坐穿板凳”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篇4：治史三书读后感】
在很多时候读一本书给我留下最大印象是对某种现象的大谈阔论，或者作者高深的思想境界，或者以独特的见解，一针见血的批评。而读严耕望的《治史三书》没有涵盖复杂大道理，更没有深不可测的哲理，以十分朴实又简单的道理告诉我们丰富的内涵。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咨询十分方便的今天，我对很多所谓的史学家看法也在变化，如同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说，社会上流行的那些“失学通论”“史学研究法”这类的著作，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不管你道理讲的怎么明白，都不能代替自己去读原著。如果说他的话有些道理，那么我就想什么叫“原著”，如何理解原著的内容，在原著里“原”的成分又是占几分。曾在很多书本上不少人大谈原始社会部落生活和集体活动，我当时觉得十分纳闷，除非他是活在几千年前的怪胎，不然你如何知道那时候部落状况。记得曾在上中学时候历史老师在第一堂课上发问，什么是历史？没有人能回答出来，都以为应该有个比较规范的答案，而老师说“历史就是正在过去的那一刻就是历史”，其实历史本身的定义一样都是那么简单而老生常谈的东西，我总喜欢把问题想的复杂化，其结果是弄得是非对错难以分明。
而在严更望的《治史三书》里，他以自身的深厚而丰富的经验来讲述治史方法和技巧，虽然很多针对性的例子和涉及到相关作者研究唐史及魏晋南北朝史，在阅读过程中难以理解。但这并不印象我对此论著的理解。在此书第一篇开头一节讲“原则性的基本方法”中探讨“专精”与“博通”的关系，“专不一定能精，能不一定有相当的博；博不一定能通，能通久不一定有相当的博。”为要专精，就必须要有相当的博通。各种学问都是如此，尤其是治史。因为历史牵涉到人类生活的各层面，非有相当的博通，就不可能有专而能精。就如作者所说因此就很难有青年史学家。这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要博通的重要性，特别是很多喜欢进牛角尖的学者，就凭看几本书和看个别的现象大胆推断。这类所谓的学者不仅大大贬低所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更可怕是误导很多盲从的年轻人。因此在我看来“专精”只是我们所要发展的方向，要达到此目标必须以“博通”为基础，脱离的“博通”的“专精”仅仅是一味片面的看法和没有根据的道理。如同宗教学家缪勒所说“只知其一，实其一无所知。”在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把自己所研究的领域局限在很狭小的范围内，自己感觉什么都懂一点，而在实际生活中遇到要解决的问题时，却变得措手不及，我从下手。因而无法走向“专业”方向。比如我们身为一名研究藏传佛教的学生，对世界其他宗教没有总体的了解，怎么能证明佛教的教义和哲学是值得学习和研究。这点上很多人没有走出去看看，总在自己文化范围内评价自己。虽然在文化相对性上讲，一个文化行为放入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中加以评估和对待，但这些都必须在“博通”的前提下能够看的更加清楚。
在此书第二节上讲“几条具体的规律”里画龙点睛地告诉我们几条最基本的规律，每几条的内容看似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而此书的最主要的特点也就是在这里。第一点谈到，任何时候“尽量少说否定话”，那么不显眼一句话如果不是事先没有谈到其学术价值，要我老实交代，此书在我的眼前停留的时间可能不会超过一分钟。后来细想默默感叹大师不平凡的智慧。接下来就是“不要忽略反面的证据”这更是说道我的心里，平时写写东西时总是尽量搜集有利的证据，因此达到自己所要证明的观点，而反面的证据不仅不屑一顾而且担心更多人能以此反驳。在接下来第三节里谈到我们目前最关心的问题——论题选择，带着从能找到一些答案或者帮助的想法去认真阅读。作者讲述了不少看法，其中“具体问题与抽象问题”中作者谈到“我们为研究工作，最好多做具体的问题，少讲抽象的问题。研究具体问题，用可靠的史料，下深刻的功夫，一定能获得客观的成绩，而且所获得成绩比较容易站得住脚。”具体的问题似难实易，而抽象的问题似易实难，因为具体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点对于我们最大的指导，至少是在我看来如此。其后谈“自己的能力与材料的情况”，告诉我们不要盲目地选择题目，而要看自己的能力，长处。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想法和一时冲动去选择自己能力以外的题目，这就会使成为咨询烦恼！
总之，《治史三书》是严耕望毕生经验的总结，若能读懂此书中看似简单的大道理，对我们以后学习研究生涯少走很多弯路，并能受用一生的。
【篇5：治史三书读后感】
人生可能就是这样，可能你曾经很向往某种东西，但是当这种东西如果真的降临到你身边时，当你和他们近距离接触的时候，或许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另一番风景。人事如此，学习亦如此。当我拿到《治史三书》的时候，我曾想过如何去想尽办法逃避它，它带给我的不是曾经津津乐道的历史故事、名人轶事，而是烦躁的理论，沉甸甸的说理。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确是极不情愿的看的。但是，我也必须承认，我的确是被这本书吸引到了。它的厚重，它的专业，或许这才是历史的魅力，真正值得我们热爱的历史的魅力。
严耕望老先生是我崇拜的几位大师之一，在我的印象中，大师们的世界我应该不懂，但是这本书改变了我的幼稚看法。老先生把历史研究、论文写作等好多方面的道理用质朴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给我将来的历史研究、论文写作指明了一个方向。
关于历史研究，我个人总结先生的观点可以理解为两点：
一是“全面”。这一点可以从先生的“原则的基本方法”体现出来。先生一针见血，指出了在历史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先生也指出了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他的“专精”与“博通”的理论可谓精辟，这两者可谓互为前提，个人以为博通是专精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真正的大师专精的肯定不是一个方面。他有这么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看人人所能看到的书，说人人从未说过的话”。是啊，我们都应当博览群书，历史就是以博览群书为基础。但是无论做什么事情，创新都是必不可少的，拒绝人云亦云，拒绝迷信权威。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我惊讶于大师们的思想是如此的相通。其他方面的指导依旧字字珠玑，耐人寻味，鄙人只是寻章摘句，自家之言。
二是“谨慎”。这一点在他的“几条具体规律”和关于论文的种种理论得以充分体现。“谨慎”的原则在史料选择方面可谓尤为重要。历史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可改变，在于它的阴差阳错。无论做什么方向的历史研究，我们都应当谨慎引用史料。用一颗谦卑的心去面对历史，用一颗虔诚的心去感受历史的奥妙。这是尊重史料的编纂者，尊重每一个历史人物，尊重每一段沉甸甸的历史。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论文是不可能逃避的一个问题。尊重、虔诚、谨慎，这是一份社会良心，是一份对历史的良心。
我想，不管我们读什么书，专业书也好，畅销书也罢，最重要的是要吸收他的正能量，融会贯通，从而应用到生活与学习之中。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治史三书》值得拜读。
【篇6：治史三书读后感】
严耕望先生在学界一直以治学一丝不苟，规模宏大且考证精密著称，被誉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治史三书》就是严先生传授治史经验的三本小书的合集，分别是《治史经验谈》、《治史问答》、《钱宾四先生和我》，前两个部分主要是谈及一些治史的经验，最后一部分是回忆作者跟随钱穆宾四先生学习的日子。
全书的第一部分为《治史经验谈》，这部分主要是谈一些研究的方法、原则，使用史料的注意事项及论文写作的一些内容。作者以其自身的体验告诉我们治史的原则在于：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以具体问题为先着，从基本处下功夫；固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意见），随宜适应，只求实际合理，不拘成规。而方法就是：坚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拙为巧，以慢为快，聚小为大，以深锲精细为基础，而致意于组织系统化。目标在：真实，充实，平实，密实，无空言，少皇论，但期人人可以信赖，有一砖一瓦之用；若云文采，非所敢望，光辉则心向往之而已。这些都是作者一生治学之经验，意在告诉我们做学问一定要踏实，细心，不可急功近利；史学意在求实，不可妄自臆断。首先作者谈到了“专精”与“博通”的问题，作者认为二者应该同时具备，史学本身的博通于史学专精的研究是很重要的。而对于断代研究作者认为不能把时间限制得太仓促，研究一个朝代，至少要对三个朝代有着很深刻的了解。作者还通过大量的例证告诉我们如果断代研究只局限了一个朝代那这很有可能会出现致命的错误。历史学是一个联系的整体，所以作者强调要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要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历朝历代所修正史即为基本材料。作者认为对于正史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进行通读的，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一个时代的历史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而且不易遗漏一些重要的史料。作者治学一向以严谨著称，而作者最值的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他肯踏踏实实的将正史通读，而从正史中寻找问题。作者强调要看人人所能看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新的史料极其难得，我们不能总是寄希望于新的史料，而是要善于在旧的史料中寻找出新的问题。我们要注意普通史事，即历史上一般现象，不要专注意特殊现象，普通现象才是社会的群像，历史的主流，应为史学家所把握。作者还强调原始史料的重要性，在利用史料时要尽量引用原始史料，而不是经过人为改写或转写过的史料。
通过对严先生治史经验的总结，我们不难看出，先生一生治学都是用一些在常人看来是很笨拙的办法，却做出了很多自认为聪明的人永远也无法超越的成绩。先生肯坐冷板凳，肯一字一句的去通读正史，这都是很多人不屑去做的事情，可最后事实证明只有这样踏踏实实的方法才是史学研究的正道。
在接下来的《治史问答中》，先生就前一部分的观点又做了深入的解答，而且谈到了一下自己的兴趣点，而且作者还认为宋史可以是青年大展拳脚的园地。这部分仍是关于治学的一些方法、建议，但核心思想和第一部分是一样的，所以这里就不再赘述。
第三部分是《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主要讲的是作者跟随钱穆先生学习的经历和一些感悟。严耕望先生一生一直跟随着钱穆先生，所以很受先生器重，在作者的笔下让我们认识了一个身为人师的钱穆宾四先生。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了民国时期史学界的繁荣景象，看到了那时思想的自由。那是的北大同一门课可以有很多教授开设，然后每位教授都会讲述自己的观点，一种百家争鸣的氛围中，钱先生的《国史大纲》就是在北大讲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可谓中国通史著作中的精品。据作者回忆在钱先生的第一节课时，就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正如先生所说制度和地理正是我们学习历史的敲门砖，只有充分把握这两个领域才有能力去做其他方面的研究。
总之，本部书对于历史学习者是一笔财富，作者以其一生的治学经验为我们讲述历史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求实，永远都是历史研究者应该追求的；严谨，永远都是历史研究者应该具备的品质；踏实，这是历史研究的根基。
第3篇：读后感北洋军阀史读后感
北洋军阀史读后感
北洋军阀史读后感（一）
这里要说说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关系：两人的关系很复杂。他们是晚清那段历史的一个写照，有人说，没有曾国藩就没有李鸿章，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就没有晚清。此言并不为过。
鸿章的父亲是曾哥老朋友，因此鸿章24岁中进士的时候就拜在曾哥门下，然后偶尔去拜访一下讨论些扯淡问题拉近关系。6年后，曾哥被派往湖南团练，鸿章被派往安徽协助侍郎吕贤基团练。这几年两人没什么联系，光打仗了。此时，鸿章和侍郎吕贤基被太平军围在舒城，正好鸿章的老爹此时死了，死的很是时候也救了儿子一命，鸿章赶紧借机跑路，留下侍郎一个人留守，没多长时间就被破城自杀了。
不久鸿章被安徽巡抚福济聘为幕僚，福济这哥们被太平军追着打，鸿章就说了：这么跑不行啊，要决战啊。福济就问能打赢吗？鸿章二话没说就说能赢，还写了军令状，福济看了看军令状，没错，按了手印儿，就把军权叫给了鸿章：你去打吧。也不知道鸿章为什么这么有把握，不过从后来的战绩看，他绝对是在扯淡。他被打得比福济还惨，不但被追着打，老婆和儿子都被杀了，都被追到炕头上了，多牛逼的军事将领。后来他就到各处督抚去请战，人家一看鸿章来了就跑啊躲的，生怕沾上。后来他听说曾哥在江西督军，就想法设法写了信过去，好歹也是个脸熟啊。结果曾哥早忘了有这么个人了。后来还是曾哥的手下说了好话，主要意思是鸿章虽然原来干过些傻逼事，但是那是人家宝贵的失败经验啊，失败是成功之母啊。最后曾哥让鸿章当了一个幕僚，掌管文书。但是这两人性格不
和，主要是生活习惯不和。曾哥早睡早起，按时吃饭，所有人到齐了才开饭。鸿章呢？晚睡晚期，可是又不敢迟到，因为他不到曾哥不开饭。后来曾哥也急了，当着人跟鸿章说：我的地盘就讲诚信二字？扭头就走了，你自己看着办吧。不过鸿章批阅公文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时间长了，曾哥觉得鸿章这方面表现不错就表扬了几句，鸿章这才高兴的屁颠屁颠的。
一方面曾哥想磨炼他，而鸿章逐渐觉得自己挺牛逼，比老哥还牛逼。后来江南大营被太平军第二次攻破了，朝廷任命曾哥为两江总督，其实没屌用，因为两江都在洪秀全手里。就像共产党任命你当美国加州州长一样，扯淡。鸿章借机劝曾哥建立水师。曾哥同意了让鸿章全权办理。等鸿章把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曾哥也满意，但是朝廷说，不行，别弄了。鸿章又只能当文书了。
后来，曾哥想把大本营建在安徽祁门，这里地势很低，像个锅底，鸿章又跳出来反对说：这里太被动，只能挨打。曾哥想的是这里易守难攻。其实两种想法各有道理。后来，曾哥的爱将李元度被曾哥派去守徽州，结果徽州失手。曾哥大怒要惩罚李元度。其实人家曾哥也就是生个气了事，毕竟是自己的爱将，又是用人之时。这时鸿章又跳出来了，说：你明知道李元度的毛病还派他去，这不是他的错，是你自己的错啊。再说了，这是你的爱将，关系那么铁，怎么你也不能杀他啊？你要杀他我就跟你急。说实在的，鸿章有点二，人家想惩戒一下儿子，你跳出来干什么，还义正词严。曾哥也来劲了，说：必须严惩。鸿章说就不行。曾哥说，不行我自己写告示。鸿章说，你自己写也不行，你写我就不干了。曾哥说你不干就不干，我还屌你。后来鸿章脸上实在不好看就只能走了。给曾哥留下的印象是不能共患难。
这样，鸿章闲了半年多，这半年来，曾哥的军事形势一片大好。于是两人又有了书信来往，我估计鸿章主要是捧臭脚。曾哥后来觉得也不太合适，就说，你要是没地去就还回来吧。鸿章觉得这么回去很没面子，推脱再三，终于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说：你这么盛情邀请，我要是再不给面子，那我也太不是人了。信刚发出去，人已经在去安庆的路上了。
回到曾国藩的帐下，鸿章觉得还是在这老实呆着挺好。后来上海吃紧，上海人想请曾哥去护驾，曾哥呢也觉得自己军饷可以从上海多弄点，但是派谁去？本来想派弟弟曾国荃去，但是曾国荃虽然能打仗，可是人际关系是弱项，处理好人际关系才能弄到更多的军饷啊，于是李鸿章的机会来了。就这样，李鸿章回老家招募淮军然后去担任江苏巡抚。这是一只很奇怪的军队，一方面他们操着合肥土话，脚穿草鞋，身着大脚裤，头裹破布，浑身散发出恶臭的叫花子般的异味；另一方面却在虹桥之战以三千对太平军十万的绝对劣势取得了大胜。自这场战役后，东南战场被彻底扭转，以前的大清军队在此地战必败的记录被洗刷，官兵和朝廷都看到了与太平军作战必胜的希望。连情节也有点像《投名状》。至此，李鸿章站稳脚跟，登上了历史舞台。
北洋军阀史读后感（二）
最近翻阅台湾丁中江先生写的《北洋军阀史话》，两百多万字的巨着，断续花了两个月时间才看完。北洋时代是对中国有深远影响的时代，写这段全史的大陆书籍很少，丁先生这本书正好填补了此项空白，具有相当影响力，据说世界上凡中文图书馆，必藏有此书。书的风格，明达永佳感觉与通常的大陆书藉有所不同，大陆的史书，大多中规中矩，爱憎分明，略缺人文气息，丁先生的书，则象是一个学问高深的长者在讲故事，洞悉人情，提纲挈领，有血有肉，娓娓道来，引用的史料也非常丰富而严谨，公文、通信、日记类的原文很多，例如袁世凯给清廷的奏折、军阀之间电报原文等，令往事栩栩如生，让读者品尝到原汁原味的陈鲜。粗粗看过，斗胆发几点感慨，错漏请达家明鉴： 一、家风淳朴亦军阀？
丁先生的书，既写军阀过失的一面，也写难能可贵的一面。例如丁先生写吴佩孚的笔墨很多，文字间略微看得出丁先生对这位秀才出身大帅的赞许，吴以诚信待人，有风骨，不玩权诈，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政治舞台上确实算品格较高的，吴佩孚在最辉煌的巅峰过后，因冯玉祥倒戈致兵败逃往天津，坚持不入使馆避难，坐船浮海逃生，从湖南东山再起，后又惜败于与奉系和北伐军两线作战，笔墨间也略看得出丁先生对吴佩孚的同情与赞许。阎锡山，小学课本《刘胡兰》一文称之为阎匪，张作霖，大陆影视作品给大众留下的印象是一句东北风味的张骂，其实除了象张敬尧一类少数军阀纵兵扰民、为害地方外，象阎锡山、张作霖一类的军阀对于乱世中保一方平安是相当有功的，有的军阀甚至为了避免内战靡烂地方，自动下野，例如湖南的赵恒锡，当然这都是表面现象，民国之初的连年内战，确实祸国殃民，原因很多，不能归罪于某一个人头上。
军阀大多穷苦出身而身怀雄心壮志，一些人能在大富大贵之后仍旧保持淳朴的家风，丁先生书中的一件趣闻轶事令我印象深刻：因受段祺瑞知遇而获提拔发迹的靳云鹏，曾做到山东将军和民国总理，靳事母至孝，靳太夫人虽目不识丁，却能安贫乐道，其两子虽
已大贵，但靳家家风仍极朴厚，袁世凯曾对靳母赞不绝口，每逢袁家请靳母吃饭，这位老太太必带四包礼物：鸡蛋十个，豆腐四块，煎饼六斤，咸菜一罐，而礼单上则写的是：吉子十个，都福赐快，坚兵禄金，贤才一贯，袁世凯必亲自点收，即席大嚼，宾主称快。 二、世事难料，命运浮沉
人生如梦，世事难料，命运多变，黄光裕从小贩到巨富，如今又身陷囹圄，牟其中、唐万新从知名企业家再到阶下囚，观北洋历史，毫无二致。袁世凯从出使朝鲜到小站练兵发迹，当民国总统辉煌再到搞洪宪帝制失败郁郁而死；段祺瑞从受袁世凯知遇而平步青云，到组阁操纵黎元洪傀儡总统，再到兵败于吴佩孚；曹锟从贿选而贵为总统，到成为冯玉祥兵变的阶下囚；吴佩孚从衡阳撤兵斩露头角到拥黎元洪复出操纵总统，再到因冯玉祥倒戈而兵败，东山再起后又受奉系和北伐夹击兵败；张作霖从绿林好汉受招安到成为东北王，再到打败吴佩孚而操纵总统，最后竟死于日本人的谋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正应了那句否极泰来，盛极而衰的规律，人生一世，短暂而多变，权位、功名、富贵实在是身外之物。 三、旧不如新
世界上的东西，有的时候是新不如旧，例如医生、古董是越老越好，有时候是旧不如新。看北洋时代兵争，基本上是旧不如新：清朝的旧旗兵打不过新练的汉人管理的绿营兵，绿营兵又打不过袁世凯练的新军，北洋新军又打不过北阀军，北阀军（即后来的国军）又打不过共军（这是后话），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两军相逢勇者胜，在武器差不多的情况下，胜在士气，胜在将士肯用命，旧军队多搜
刮自肥，越是旧的军队，搜刮多时，越有身家老小，谁肯用命？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四、英雄辈出
乱世出英雄，北洋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袁世凯、孙中山、段祺瑞、徐树铮、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蔡锷、冯玉祥、张宗昌、孙传芳、蒋中正不一而数，然而，一将功成万骨枯，内战连绵，兵患匪患层出不穷，民不聊生，正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特色。当今是法制和秩序的社会，是经济竞争的时代，与过去拉人拉枪抢地盘的山头英雄不同，现在的英雄是创业英雄、知识英雄，打天下靠的是产品和服务，占领的地盘是市场份额。社会从野蛮演化到文明是人类的进步，社会规范和生活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但历史的规律，则依然如故。
第4篇：治史三书读后感_读书笔记
治史三书读后感_读书笔记
篇1：治史三书读后感
郝伟强
人生可能就是这样，可能你曾经很向往某种东西，但是当这种东西如果真的降临到你身边时，当你和他们近距离接触的时候，或许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另一番风景。人事如此，学习亦如此。当我拿到《治史三书》的时候，我曾想过如何去想尽办法逃避它，它带给我的不是曾经津津乐道的历史故事、名人轶事，而是烦躁的理论，沉甸甸的说理。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确是极不情愿的看的。但是，我也必须承认，我的确是被这本书吸引到了。它的厚重，它的专业，或许这才是历史的魅力，真正值得我们热爱的历史的魅力。
严耕望老先生是我崇拜的几位大师之一，在我的印象中，大师们的世界我应该不懂，但是这本书改变了我的幼稚看法。老先生把历史研究、论文写作等好多方面的道理用质朴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给我将来的历史研究、论文写作指明了一个方向。
关于历史研究，我个人总结先生的观点可以理解为两点：
一是“全面”。这一点可以从先生的“原则的基本方法”体现出来。先生一针见血，指出了在历史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先生也指出了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他的“专精”与“博通”的理论可谓精辟，这两者可谓互为前提，个人以为博通是专精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真正的大师专精的肯定不是一个方面。他有这么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看人人所能看到的书，说人人从未说过的话”。是啊，我们都应当博览群书，历史就是以博览群书为基础。但是无论做什么事情，创新都是必不可少的，拒绝人云亦云，拒绝迷信权威。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我惊讶于大师们的思想是如此的相通。其他方面的指导依旧字字珠玑，耐人寻味，鄙人只是寻章摘句，自家之言。
二是“谨慎”。这一点在他的“几条具体规律”和关于论文的种种理论得以充分体现。“谨慎”的原则在史料选择方面可谓尤为重要。历史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可改变，在于它的阴差阳错。无论做什么方向的历史研究，我们都应当谨慎引用史料。用一颗谦卑的心去面对历史，用一颗虔诚的心去感受历史的奥妙。这是尊重史料的编纂者，尊重每一个历史人物，尊重每一段沉甸甸的历史。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论文是不可能逃避的一个问题。尊重、虔诚、谨慎，这是一份社会良心，是一份对历史的良心。
我想，不管我们读什么书，专业书也好，畅销书也罢，最重要的是要吸收他的正能量，融会贯通，从而应用到生活与学习之中。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治史三书》值得拜读。
篇2：治史三书读后感
王思桐
严耕望先生在学界一直以治学一丝不苟，规模宏大且考证精密著称，被誉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治史三书》就是严先生传授治史经验的三本小书的，分别是《治史经验谈》、《治史问答》、《钱宾四先生和我》，前两个部分主要是谈及一些治史的经验，最后一部分是回忆作者跟随钱穆宾四先生学习的日子。
全书的第一部分为《治史经验谈》，这部分主要是谈一些研究的方法、原则，使用史料的注意事项及论文写作的一些内容。作者以其自身的体验告诉我们治史的原则在于：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以具体问题为先着，从基本处下功夫；固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意见），随宜适应，只求实际合理，不拘成规。而方法就是：坚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拙为巧，以慢为快，聚小为大，以深锲精细为基础，而致意于组织系统化。目标在：真实，充实，平实，密实，无空言，少皇论，但期人人可以信赖，有一砖一瓦之用；若云文采，非所敢望，光辉则心向往之而已。这些都是作者一生治学之经验，意在告诉我们做学问一定要踏实，细心，不可急功近利；史学意在求实，不可妄自臆断。首先作者谈到了“专精”与“博通”的问题，作者认为二者应该同时具备，史学本身的博通于史学专精的研究是很重要的。而对于断代研究作者认为不能把时间限制得太仓促，研究一个朝代，至少要对三个朝代有着很深刻的了解。作者还通过大量的例证告诉我们如果断代研究只局限了一个朝代那这很有可能会出现致命的错误。历史学是一个联系的整体，所以作者强调要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要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历朝历代所修正史即为基本材料。作者认为对于正史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进行通读的，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一个时代的历史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而且不易遗漏一些重要的史料。作者治学一向以严谨著称，而作者最值的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他肯踏踏实实的将正史通读，而从正史中寻找问题。作者强调要看人人所能看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新的史料极其难得，我们不能总是寄希望于新的史料，而是要善于在旧的史料中寻找出新的问题。我们要注意普通史事，即历史上一般现象，不要专注意特殊现象，普通现象才是社会的群像，历史的主流，应为史学家所把握。作者还强调原始史料的重要性，在利用史料时要尽量引用原始史料，而不是经过人为改写或转写过的史料。
通过对严先生治史经验的总结，我们不难看出，先生一生治学都是用一些在常人看来是很笨拙的办法，却做出了很多自认为聪明的人永远也无法超越的成绩。先生肯坐冷板凳，肯一字一句的去通读正史，这都是很多人不屑去做的事情，可最后事实证明只有这样踏踏实实的方法才是史学研究的正道。
在接下来的《治史问答中》，先生就前一部分的观点又做了深入的解答，而且谈到了一下自己的兴趣点，而且作者还认为宋史可以是青年大展拳脚的园地。这部分仍是关于治学的一些方法、建议，但核心思想和第一部分是一样的，所以这里就不再赘述。
第三部分是《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主要讲的是作者跟随钱穆先生学习的经历和一些感悟。严耕望先生一生一直跟随着钱穆先生，所以很受先生器重，在作者的笔下让我们认识了一个身为人师的钱穆宾四先生。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了民国时期史学界的繁荣景象，看到了那时思想的自由。那是的北大同一门课可以有很多教授开设，然后每位教授都会讲述自己的观点，一种百家争鸣的氛围中，钱先生的《国史大纲》就是在北大讲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可谓中国通史著作中的精品。据作者回忆在钱先生的第一节课时，就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正如先生所说制度和地理正是我们学习历史的敲门砖，只有充分把握这两个领域才有能力去做其他方面的研究。
总之，本部书对于历史学习者是一笔财富，作者以其一生的治学经验为我们讲述历史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求实，永远都是历史研究者应该追求的；严谨，永远都是历史研究者应该具备的品质；踏实，这是历史研究的根基。
篇3：《治史三书》读后感
《治史三书》是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总结自己研究历史的经验谈。姑且先摘录几段以供明义：
“几年前有一位颇有名的史学界朋友告诉我：‘要用统计法治史。’这话本不错，但史学问题哪都是统计法所能解决的！”
“一个谨慎的史学家写专门论著时要勤于检书，只说一句话，没有把握，就得去查，不可信口开河！”
“例如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也要看些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民族史、风俗史、学术宗教思想史各方面的书。这是一法，但不是最好的最基本的方法，因为这些书是通过人家头脑所提炼出来的东西。尽管是比较有了系统，但在你的学问中没有根。最好一方面多看这些书，更重要的是就基本材料从头到尾的侃，尤其是在初入门阶段。”
“我的想法，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
“最主要的是把前人未明白述说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实用平实的方法表明出来，意在钩沉，非必标新立异！”
“不但要随时勇于修正自己的意见与结论，对于别人反面的意见尤要能容忍，若人家证据确凿，优于自己的论据，更当决然放弃自己的意见，公开接受人家的意见。死抱着自己的看法，做无谓诡辩，只见其胸境狭隘而已。”
“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
“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
“要达到‘充实而有光辉’的境界，最主要的做法仍是老生常谈的‘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
“通论性的文章当以作者自己转述为主，尽可能少抄原料，除非原料极其重要而且原文本极简要不繁，这样可使行文简练，使读者易于领受，至于专门研究性论文，则相反的以录引为原则，自己转述只作辅助，而且只限于不太重要处。”
“工作要诀：勤、谨、缓、恒、定、毅、勇。”
“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工具，不能以运用理论为主导方法。”
以上仅为本人摘录出来的一小部分对自己较为有用的文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若想深入了解严耕望先生的治史过程和途径，还需要通读本书，这里就并不是笔者可以作进一步阐述的了。
我在大学本科四年也读了不少书，从国史到世界史，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重新回到了国史的世界中。一直以来，我都认为，中国的历史只可以用本国的治学方法来研究，西方的历史理论只能作为辅助，在关于历史的记述上，中西是一样的，并不是西方的就一定真实，其中隐晦之处不少于中国，只不过眼下吹捧西方有些过头了，不明所以的人自然而然觉得西方如何罢了。但并不是说西方的一概不用，精华的我们还是要吸取的，让其为我所用也是治学的一种方法。
但就整体来说，我现在读魏晋南北朝八史的时候，也仅仅是将有关职官、地理以及学术、民生等等重大事宜记录下来，但这样有个好处就是可以从中发现以前未能注意到或者是未能读到的材料，基本史料毕竟是基本史料，除却先秦史，其他朝代的历史都可以史料为基础进行研究，新史料能接触到的毕竟是少数，所谓“坐穿板凳”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篇4：治史三书读后感
最近读了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肃然起敬。通过这本书，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坚强而纯净的“学术人”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比任何史学研究方法都更重要。
在作者的中学时代，已经是崇尚理工科，大学文科毕业，多半找不到合适职业。本来作者的理科成绩，一直为师友所看重，由于兴趣的原因，他却决然投靠历史系。他当时的想法是：天下没有勤奋的人会找不到饭吃，只不过物质生活有好有差而已。
并写道：“初出学校那几年，诚然有过近于断炊之虞。但总的来说，仍是生活得不错，实处我预料之外”
我觉得，作者在高中时代，就能明确自己的志向，真是难能可贵。更可贵的是，他清楚的知道，承载这个志向需要付出的代价，并能能一以贯之，这要大智慧和大毅力。若无此智慧和毅力，难免随波逐流，碌碌一生。
正如作者的老师钱穆先生对他说的：“近人求学多想走捷径，成大名。结果名是成了，学问却谈不上。比如五四运动时代的学生，现在都已成名，但问学术，有谁成熟了！第二批，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当日有名师指导，成绩很好，但三十几岁都当了教授，生活一舒适，就完了，真么能谈得上大成就！你如能以一生精力做一部书，这才切实，可以不朽！”
“你将来必然要成名，只是时间问题。希望你成名后，要自己把持得住，不要失去重心。如能埋头苦学，迟些成名最好。”
通读全文，作者可以说是没有辜负钱穆先生的希望的，作者写道：“例如我目前所写历史地理方面的问题，三十几年前就已开始准备，中间二十年毫无生气，几乎无人知道我在做这种工作。但一旦开始写作，就每年可出若干篇……”在《唐代交通图考》的序言中，说“付出三十七年之岁月”
也难怪钱穆先生在1973年写给他的信中会说：
大陆流亡海外学术界，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唯老弟能淡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入有秦无人之叹。
陆象山说过：“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此书读罢，才能明白朴实之途是什么样子的。
第5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
（一）散章 静嘉张读书笔记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者梁启超，又任公，斋于饮冰室。由文首作者解释，这是一部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的讲义。上追晚明，即清代学术的先河，下至民国十年，晚清学术之末，终始之间约三百年，故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说起来任公个人著作我之前读的不多，倒是在他列的国学入门书单指引下读过几本书。但这样一个在近代有重要地位的大学问家，不论因为学术影响或者政治原因及其他，我们大多在心里对他有些印象。学生梁实秋为任公写过一篇流传颇广的《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说任公上台讲课前第一句话是“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的”,说完眼睛上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真是谦逊而又自负的话。先生他博学强记，讲课旁征博引能大段地背书，有时候卡住停下来用手指敲打着自己的秃头，学生们都紧张地屏息，直到他随后又流利地背诵起来。更有趣的是，任公讲演到兴致高潮，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讲到《桃花扇》的“高皇帝，在九天，不管，”任公当一众学生涕泪交错不能自己，学生们也被引入情境，心有所悟。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任公在涕泪中又大笑了。
我看到有学者讨论治学境界说过一段话，其大意为如果忽略体认自得的实践而空谈理论，那就无法掌握学问的真谛，而就学术实践而言，如果只是研究阐明，不能用切至的功夫去体认终究无法得起真髓。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才能有所得失，不作隔阂之论。我想梁任公定是有足够的学问境界，怀陈寅恪所言“同情之了解”,才有如此动人的魅力。所谓二流的学者看能力，一流的学者看胸怀，大致如此。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起首一节为《反动与先驱》先由明代阳明学末流讲起，王学自形成起一代代支流颇多影响甚大，从学术发展规律上来说每一学问发展缘起都有其生气勃发开阔明朗的时候，而后学问思想形成稳定便趋于陈腐衰微。就阳明学来说因他有致良知谈心性的旗帜口号，吸取禅宗经验在格物致知外反求我心，便到了末期产生一大群不肯用功，不治学问的人，却持良知心性忝在阳明学门下，风气很坏。我想他们并非不知王守仁在悟出良知心性前有多少格致的功夫，只是庸儒无力深研罢了。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虽然王学之末流学问没做好，但明清之际受此影响竟出了不少有品格的烈士。梁任公在《反动与先驱》中又提出，“这种反动，不独儒学方面为然，即佛教徒方面也甚明显。”宋、元、明三朝就像除禅宗无佛教，他举出三位大师即莲池、憨山、蕅益，他们提倡净土宗，有反禅宗精神。这涉及三朝佛教界主流禅宗的渊源，也有禅净之争的问题。“禅净优劣本来很难说——我也不愿意说，但禅宗末流，参话头，背公案，陈陈相因，自欺欺人其实可厌，莲池所倡净宗，从极平实的地方立定，做极严肃的践履工夫。”我觉得任公这一段分析是极有见地和洞察力的，“禅宗末流，参话头，背公案，陈陈相因，自欺欺人其实可厌”,就我的阅读了解，禅宗走向各种变化多样的打机锋辩论游戏，说是明心性求悟道，但宗下各派流的佛理根基与心性修短不同，难免有许多走向轻薄偏颇甚至自欺欺人。任公短短一句话批评准确深刻而有力，若非有全面的学识和总体上对学术史的把握能力，不能写的这么精辟独到。
梁任公写到这一点对我很有提示，我对禅宗有些许简单了解，但总是理不清脉络。从历史的角度看禅宗后期发展，禅宗束书不观走向虚浮，净土便以实学原典这样根本的学问修持来做矫正。了解这一点很有助全面理解禅宗。而实学的意义如楼宇烈在宗教研究讲记中所说，没有深入佛学学理的研究是没有所谓顿悟的。
书中梁任公用三章写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很有趣地，梁任公引用佛家概念来叙说。“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
一、启蒙期，生；
二、全盛期，住；
三、全盛期，异；
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在这里任公论了一，清朝对儒生的政策，即分阶段地利用，高压，怀柔。二，科学的兴起与中止，即中国的八股，西方教会乱入皇室斗争而失败。科学发展失败的一个原因竟然是教会高层乱入政治斗争失败，这让我不禁对那陈腐的封建盛世什么都要卷入政治泥淖，产生一种巨大的失望。三，清初学派甚多而后转入考据一门，学风由蹈空转入实学，而封建高压和思想控制是主要原因。四，考据没落，社会政治各种乱事带来思想界异动。
可以说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影响是本书中梁任公着力讨论的，而确实，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每朝的学问有每朝的特点，在封建社会集权下，学术被一种从上而下的干涉力影响，从来只有有限范围的自由。远者焚书坑儒然，独尊儒术亦然；近者，元朝蒙古族主中原，汉族知识分子毫无地位；满清治中国，拥兵入关，先屠后治。强兵虽得胜，无法治国便对知识分子先打压，打压不成而怀柔。统治时期更是各种高压黑暗政策，明史案，文字狱不忍说，修《四库》不异焚全书。清人考据学成就高，搞小学搞朴学搞古经，实在是无法做学术只能把精力总在别处。即使是沿脉络从上古各代梳理下来，清代学术有功力而小思想成就的特点也是很明显的。然我们也看到学术的生命力在于，稍有自由空气，它便活跃起来。有一点很有趣，梁任公自己写学术史，而这一段自己也是史中人，公车上书，康梁变法。清末新气象潮流，梁启超办《时务报》，鼓吹革命，输入外国学说。
梁任公的博学通识，全面的把握能力，精要的分析见解，洁雅的文字，都令人十分佩服。应该说大多数学者从自我学识到写作之间是有距离的，学术作品的写作又是另一个异于学术能力的事情。而就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来细读，梁任公实在高超！这本学术史的另一个特色之处是任公选写主要学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万季野等，在这样的组织方式下由学者写了阳明学，经学，史学程朱等，更延伸到实践实用主义，科学曙光。这样写学术史很特别，写作方法大概取于史记纪传体。每章节都有一定的独立完整性，喜爱某个学者可以抽出单读，学术史有了一种精神传的味道。譬如写梨洲先生，任公笔力深邃，其治学路径，其学问成就，其人格德行，昭昭然。偶有间其语录，相得益彰，更显出任公学问厚积让人佩服。如写到阳明学传人孙夏峰时引出《夏峰语录》“诸儒学问，皆有深造自得之处，故其生平各能了当一件大事。其间虽异同纷纭，辩论未已，我辈只宜持平心探讨，各取所长，不必代他人争是非胜负也。一有争是非求胜负之心，却无前人不相干，便是己私，便是浮气，此病关系殊不小。”我觉得这诚求学问之心，太令人敬佩了，风格之高值得我辈学习。这些经由任公筛选的语录闪着古人思想的光芒，值得抄录以为座右铭。比如顾炎武之“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在这些部分外，梁任公还录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举有经学、校注古籍、史学和历算学等。
读完此书，感到胸中磊磊然精神。我把这本学术史推荐给几个朋友，说这是一本值得细读的书。梁任公笔下学术为本，学人精神卓然突出，这高出一本学术史的价值之外。我想到梁启超本人，号饮冰室主人。所谓饮冰，含义“十年饮冰，难凉热血”.饮冰二字出自《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余光中观饮冰室书斋说：“其室饮冰，其人犹热。”这不需注释，忧国忧民，心急如焚，心怀阔大，前辈学人就是这样做的吧！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
（二）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孙钦善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的改良主义者，1898年与康有为一起倡导维新，发动戊戌政变，二人并称“康梁”.梁启超早年即热衷于史学的探讨，不时有论著发表。晚年在清华大学等校讲学，得以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写了不少学术著作，如《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成为著名的学者。
一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梁启超的学术著作中占据重要地位，与《清代学术概论》关系密切，实为姊妹篇。《清代学术概论》撰成于1920年10月，他本是梁启超与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所做的序言，曾以《前清一代思想史之蜕变》为题，连载于1920年11、12月出刊的《改造杂志》3卷之3、4、5期。次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改为今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原为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任教时所编的讲义，始撰于1923年冬，约于1925年春完成全书。其中《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的四章，曾单独连载于1924年6月至9月出刊的《东方杂志》21卷之12、13、15至18各号。以全书出版的版本有1929年上海民智书局版、1932年中华书局《饮冰室合集》版（第17册）、1936年中华书局单行本等。1983年朱维铮作了校注，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与《清代学术概论》合刊的《梁启超论清史二种》本。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实际是清代学术史，为述及清代学术的前因与后变，故首尾包括了三百年的时间。关于这一点，作者开宗明义，在本书开头就作了交代：“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与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作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今年是公历1923年。上溯到三百年前至1623年，为明天启三年，这部讲义就从那时候讲起。”他还说明了此书与《清代学术概论》的关系：“我三年前曾做过一部《清代学术概论》。那部书的范围和这部讲义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很有些不同。希望诸君预备一部当参考。”这说明两书的宗旨和内容是差不多的，只是写法有所不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无作者自序，其写作宗旨可以从《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中间接了解到。《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自序》之
（二）说：“久抱著《中国学术史》之志，迁延未成。此书既脱稿，诸朋好益相督责，谓当将清代以前学术一并论述，……于是决意为之，分为五部：其一，先秦学术；其二，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其三，隋唐佛学；其四，宋明理学；其五，则清学也。”由此可见，作者本想写五部构成序列的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为其中的一部。又之
（三）说：“本书属稿之始，本为他书作序，非独立著一书也，故其体例不自惬者甚多。既已成编，即复怠于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学术史》，而名曰《清代学术概论》，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简陋也。五部完成后，当更改之耳。”由此可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相对《清代学术概论》而言，实即“更改”之作的《清代学术史》，之所以不称《清代学术史》，盖因其他几代的学术史没有完成，没有并称的必要，而之所以以“三百年学术史”命名，前引该书开宗明义的话已经说明。
二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内容丰富、全面，前后两大部分，一纵一横，反映了清代学术发展的来龙去脉和各个方面。
全书共十六讲，前十二讲为“纵”的部分：第一讲《反动与先驱》为“楔子”,分五点说明了“明朝煞尾二三十年间学术界所发生的新现象”,即“舍空谈而趋实践”,由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务虚的心学，向务实的考据学发展。第二讲至第四讲，分别为《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之（上）（中）（下），就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分期历述清代学术的发展。（上）讲述清初期，包括顺治、康熙两朝。作者从清政府对汉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政策着眼，大概分了三期：第一期，顺治元年至十年约十年间，利用政策。第二期，顺治十一二年至康熙十年约十七八年间，高压政策。第三期，康熙十一二年后，怀柔政策。作者认为“除第一期没有多大关系外，第二期的高压和第三期的怀柔，都对于当时学风很有影响”,致使由“前明遗老支配学界”,倡“经世致用”、““日趋于健实有条理”的考证学，“其时学术重要潮流，约有四支：
一、阎百诗（若璩）、胡东樵（渭）一派之经学，承顾（炎武）、黄（宗羲）之绪，直接开后来乾嘉学派；
二、梅定九（文鼎）、王寅旭（锡阐）一派之历算书，承晚明利（玛窦）、徐（光启）之绪，作科学先锋；
三、陆桴亭、陆稼书（陇其）一派之程朱学，在王学汉学之间，折衷过渡。
四、颜习斋（元）、李刚主（塨）一派之实践学，完成前期对王学革命事业而进一步”.（中）讲述清中期乾嘉考证学，此期“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但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恵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它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它做‘考证学’。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广博；有浙东一派，领袖人物是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他们最大的贡献在史学。”（下）讲述清末、民初三四十年间，包括洋务活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学。第五至第十二讲“将各时期重要人物和他的学术成绩分别说明”:第五讲《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论述黄宗羲，附论孙奇峰、李覜、余姚王学家、李绂等；第六讲（淸代经学之建设》，论述頋炎武、阎若璩，附论胡渭、万斯大卜等；第七讲《两畸儒》，论述王夫之、朱之瑜；第八讲《淸初史学之建设》，论述万斯大、全祖望，附论初期史学家及地理学家；第九讲《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论述张履祥、陆桴亭、陆陇其、王懋竑，附论其他；第十讲《实践实用主义》，论述顔元、李埭，附论王源、恽鹤生、程廷柞、戴望；第十一讲《科学之曝光》，论述王鴒阐、梅文鼐等，附论其他；第十二讲《淸初学海波灑余录》，论述方以智（附黄生）、陈确、潘平格、费密、唐甄、胡承诺、刘献廷、毛奇龄（附朱彝尊、何焯、钱谦益）、吕留良、戴名世等。以上属于纵论，又可分为两部分：前四讲以时期论，第五至第十二讲以学派及人物论。全书后四讲为横的部分，分学科论述：第十三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一）》，论述经学、小学及音韵学；第十四讲《淸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二）》，论述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第十五讲《淸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三）》论述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及谱谍学；第十六讲《淸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四）》，论述历算学及其他科学、乐曲学。在横的部分中又照顾到纵的历史线索。总之，本书不仅内容丰 富，而且谋篇布局纵横交错，颇具章法。
三
梁启超写作此书，既不是闭门造车，又不是蹈袭他人，而是较好地处理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首先，关于学术史的内容和体制，他总结、吸收前人的经验，而 又作了别开生面的创新。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三）·学术史之编著及其他》中，他对学术史之作，作了历史的考察，认为“旧史中之《儒林传》、《艺文志》，颇言各代学术渊源流别，实学术史之雏形”,“及黄梨洲《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出，始有真正之学史，盖读之而明学全部得一缩影焉”;他还对有关清代学术之作，作了特别考察和评论，说叙清代学术者有江子屏（藩）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国朝宋学渊源记》三卷；有唐海镜（鉴）之《国朝学案小识》十五卷。子屏将汉学、宋学门户显然区分，论者或病其隘执。……二书中汉学编较佳，宋学编则漏略殊甚，盖非其所喜也。……子屏主观的成见太深，其言汉学，大抵右元和惠氏一派，言宋学则喜杂禅宗。观《师承记》所附《经师经义目录》及《渊源录》之附记，可见出。好持主观之人，实不宜作史，特其创始之功不可没耳。唐海镜搜罗较薄，而主观抑更重。其书立‘传道’、‘翼道’、‘守道’三案，第其高下；又别设‘经学’、‘心学’两案，示排斥之意。盖纯属讲章家‘争道统’的见解，不足以语于史才明矣。“总结历史是为了学习经验，汲取教训，超越前人。在同书第五讲中谈到《明儒学案》时说广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叙―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出来，令读考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梨洲的《明儒学案》，总算具备这四个条件。”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正是自觉努力这样做的，而且他的观点比古人更为先进和高明。
其次，在此书具体内容的各个方面，梁启超也总是注意在借鉴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开创。例如关于清代学术的分派，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两书明显分为汉、宋两派。至于乾嘉时期的学术，江藩亦有两派之说，如《汉学师承记序》云：“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此为学分吴、皖之始。至章学诚，在《检论·清儒》中把乾嘉学派分为吴派、皖派、浙东派、扬州派，其后又述及桐城派与朴学分途，今文家与朴学对立。梁启超对此有所继承和发展。又如关于清代学术的分科，戴震有义理、文章、考核三学之说（见段玉裁《戴东原年谱》、《戴东源集序》）“,王鸣盛有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四学之说《王戆愚先生文集序》，《西庄居士始存稿》卷25），龚自珍有训诂、校勘、目录、典章制度、史学、金石、九数、文章、性道、掌故十学之说”阮尚书年谱第一序“,皮锡瑞论清学的主要成就有辑佚、校勘、小学之说（《经学历史〉第十章），等等。梁启超对此亦有所继承和发展（见《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对每一学科的论述也是如此，如关于校勘，他已总结出四种方法，虽不如后来陈垣的”校勘四法“精密，但已比较全面；又如关于辨伪，他总结出系列的方法，比胡应麟的”辨伪八法“更有发展，并且在后来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又有所前进。具体辨伪成果也是如此。在辑佚方面，他也能借鉴前人成果而有所发展。他认为清代”辑佚之举，本起于汉学家之治经“,继之以从《永乐大典》辑佚书向上一步之辑佚，乃欲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曾经著录而今已佚者，次第辑出”,甚符实际情况。他还全面地总结了辑佚方法，揭示了佚书材料渊薮，规定了辑佚书优劣之标准（出处详明、求备、求真、求还其本来面目甚有指导意义。其他方面，继承与创新的例子亦多，不一一列举。
四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面论述了清代学术的复杂内容，并且抓住了其特色，即以古典考证学为中坚，为正统。对这一特色的形成原因，也作了认真的分析。因此，此书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但是也还存在一些局限，而且往往是成就与局限并存于同一成果上，需要仔细分析，恰切评价。例如关于清学起因的探讨，他能比较客观地考虑到各个方面，在解答“为什么古典考证学独盛”之问题时说明季道学反动，学风自然要由蹈空而变为核实一由主观的推想而变为客观的考察。客观的考察有两条路：
一、自然界现象方面，二、社会文献方面。……文献包括范围很广，为什么专向古典部分发展，其他多付阙如呢？问到这里，又须拿政治现象来说明。“（《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这里虽然谈到历史原因，最终还是归结到造成人人自危的髙压政策。他还触及到古典考证学兴盛的社会、经济原因，说：”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同上〉但总是把主要原因归结到政治、文化上髙压与怀柔的两手政策。实际上以古典考证学为主的清代学术，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古文献学内部考据传统的推动，其次也直接与在明代衰亡之后学界对空疏心学的检讨与批判有关。以文宇狱为代表的髙压政策和稽古右文的怀柔政策，当然也有影响，不容忽视，但作为外因，始终未占据主要地位。理由是：第一，两手政策主要用来对付反满的民族矛盾，其在清初似乎对学界未起到多大作用，因为清初的知名学者，大多坚持民族气节，既不怕压，又不受拉拢；两手政策在考证学发展髙蜂的乾嘉时期似乎已无意义，因为当时学界对已完全接受中原文化传统、并且取得经济发展、国势稳定的满族统治者，已经认同。第二，清代的髙压政策，始终没有用来主要对付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而学界主流在维护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正统思想上，与统治者又毫无二致。当时虽有沸沸扬扬的”汉宋之争“,但主要表现在学术方法上，而不在意识形态上，如作为正统考证学派的代表人物惠士奇，在自家红豆山房楹联上就明确写着：”六经宗服（虔）郑玄百行法程朱。（《国朝汉学渊濂记·前记》）说明在治经方法上宗尚以服、郑为代表的汉学，而在道徳行事上则广、完全奉行程朱理学。强调高压因素，与清末改良派、革命派中的反满思潮有关，如章炳麟就是如此。梁启超本来就是改良派人物，加之在清朝被推翻已达十年之后写此书，持这种观点也不奇怪。实际上这是一种片面、不当的观点。又如认为清代学术的主流和特色是古典考证学，这种把握是准确的；但又把考证学兴盛的清代视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则在实质上偏离了实际情况。如前所说，清代考证学派在意识形态上并未超出封建主义范畴。再如此书在内容上堪称广博，这是成就；但在一些方面又不够精深，这又是局限。面对广博的学术领域，梁启超并不否认他自己的不足，书中屡称自己是“门外汉、如关于历算、《水经注》等》，难免”粗浅的推测“或”粗浅之说“,颇有自知之明。此外，此书材料非常丰富，但在引用上又有不少疏误，朱维铮校注多有指明。
一般认为，梁启超的学术风格是髙屋建瓴，洞察敏锐，博大有余而精深不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典型地体现了梁启超的学术风格，此书虽然有失，但无论从历史意义上看，还是从现实价值上看，都不愧为经典之作，只要我们善于研读，定会受益无穷。
来源：文史知识，1999,（第1期）。
第6篇：糖史读后感
读《糖史》有感
十一假期期间，在老师的推荐下，我读了季羡林先生的《糖史》。说实话，刚开始读的时候，觉得很是枯燥乏味，一是因为文字有些晦涩难懂，很多引用古文；二是因为这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著作，全篇都是陈述事实，少有故事情节，很难沉下心来读。特别是我这种对《四库全书》，《二十四史》一点没有了解的人，简直就像在读古书。读到二十几页的时候，我都有放弃的打算了。于是，我百度了一下这本著作，我想知道为什么季先生会写这样一部晦涩难懂的作品，更何况他并不是一名科学家，为什么会对糖的历史这么感兴趣。
然而，在我了解了这部作品的写作背景以后，我被季先生严谨的学术态度以及不怕艰难勇于探索的求知精神打动了。季先生本是研究东方学，印度学，梵语语言学的。由于发现在欧美许多语言中，”糖”这个词的形式与发音都与梵文字体sarkara相似，推测出欧美地区原本是没有糖的，这一日用食品的原产地是印度。后来机缘巧合季先生得到了一张敦煌佛经残卷，背面印着印度制糖法。通过研究这张佛经残卷，他发现了制糖技术传播背后的各国文化交流现象，这让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开始大量搜集资料，仅在《国内篇》中，他选来使用的资料，其出处就包括：正史、杂史、辞书、类书、科技书、农书、炼糖专著、本草和医书，还包括敦煌卷子、方志、笔记、中外游记、地理著作、私人日记、各种杂著，还包括梵文、巴利文及英德等西文著作。阅读量之大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季羡林在写作中采用了最严格的考证方法，“言必有据，无征不信”。每一条结论都是他经过大量阅读资料后找到证据得出的，那时候也没有电脑这种工具，只能去图书馆找。季先生为了写《糖史》，在将近两年中，读了四十万字一本的著作在四百本以上。除了礼拜天休息外，坚持每天来回跋涉五六里路去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
我觉得很惭愧，季先生为了写这本书花费了这么多精力，面对枯燥难懂的书山书海，仍然耐心的看完每一个字，生怕遗漏了某一个线索。而我现在连看现成的结论我都没有耐心，以后还怎么做学术。我决定沉下心来好好读一读。
本书虽名为《糖史》，但作者在开头就交代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介绍文1 化交流，通过糖的发展史介绍其背后的文化交流史。在我看来，糖只不过是我们平常经常吃到的一类食品而已，却不想其承载着世界文化交流史，记载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可见人类虽有地域国界之分，但对于糖的喜爱却没有任何分别，甚至因为糖增进了各国之间的交流，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例如唐太宗遣使到印度取熬糖法；鉴真东渡携带石蜜，蔗糖；还有大汉派巴比伦地的人来教人们制糖术等无不体现出糖对于文化交流的功劳。
文中证实印度最早制造出的砂糖，传到中国，埃及和西方。后来中国又提高了制糖术，将紫砂糖净化为白糖，“色味愈西域远甚”，当时中国在制造白砂糖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这样，白糖又传入印度及其他国家。明末，中国又发明了“黄泥水淋法”，糖颜色接近纯白，是世界上品质最好的糖。中国在甘蔗种植和运输贸易方面，也起过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夏威夷群岛、日本、中南美洲、南洋群岛等地方种植甘蔗，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其次，中国制造的白砂糖曾被运到世界上许多国家，为当地人民食用和药用增添了品种，提高了当地人民的享受水平。这也可以算是闻名世界的中国美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正是各国间的互相交流，促进了糖制造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人类生活水平，而且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本书使我收获颇丰，首先是季先生对待学术的严谨态度及勇于钻研，不怕辛苦为学术奉献的无私精神值得我好好学习。其次，我认识到分享，互相学习及交流的重要性，小到我们平时同学之间的资源共享互相学习，大到国际间科学文化知识的交流，不仅能造福人类，而且能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没想到平时不太起眼的糖背后蕴藏着这么深厚的文化，可见万物皆学问，需要的是我们善于观察的眼睛，这也为我做学术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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