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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市场》读书笔记
战后，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变得越来越密切。
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和经济仍然彼此分离，各自孤立，难以充分阐明和解释许多重要的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欧美有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开始对国际政治中的经济因素和世界经济中的政治因素给以越来越多的注意，并且努力把国际政治学和世界经济学结合起来，加强对国际关系的综合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得到引人注目的发展。在这批开创先河的学者中。著名的英国国际关系专家苏珊·斯特兰奇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在《国家与市场》中，斯特兰奇深入浅出的评价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理论基础和主要流派的观点，特别是指出了联系性权利和结构性权利的区别，用四个基本结构——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以及四个从属结构——运输、贸易、能源和福利这种新的模式综合分析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剖析国际上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比罗伯特·吉尔平等人的代表作更具理论概括功夫。
开场白中荒岛的故事所阐明的一个简单而又重要的观点是：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人类设法通过社会组织提供的基本价值观念，即财富、安全、自由和正义。接着我们可以认识到，不同的社会（或不同的时期相同的社会）在产生这每一种基本价值观念的同时，总是对四种价值观念作出不同的先后安排顺序。所有社会都需要生产食物、建筑住房和制造其它物质产品，但是有的社会最优先安排物质财富的生产。所有社会都需要很好的加以组织，以便使个人得到更大程度的安全，免受来自本国或国外其他人的暴力伤害和凌辱。但是有的国家把秩序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事实上，社会有组织的生活比个人孤立地生活更具有这两大优点，正是在于与其他人的联系可能增加财富和个人安全。不管怎样，社会组织的确带来了对自由的若干选择，即带来了个人的选择权；因此一旦有了社会，就要作出安排，为个人或集团提供一些财富，一些安全，一些选择的自由和一些公正。因此，在不同的基本价值观念的组合比例方面，各个社会是有区别的。如果不仔细观察经济生活中权利的作用，就不可能学好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各自对四种基本社会价值观念作出轻重缓急顺序的安排方面是大相径庭的。不同制度反映出财富、秩序、公正和自由四种观念不同的比例组合。从根本上说，决定这种组合的性质的是权利问题。
正是权利决定了权威和市场的关系。除非施展权利和拥有权威的人的允许，市场不可能在政治经济功能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私营市场经济和国营统治经济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政府给予市场经营者自由的程度，而且在于市场运转所处的环境。这种环境也反映了权利的分配。不管环境可靠不可靠，稳定不稳定，或者是繁荣还是萧条，都反映了拥有权威的人所作出的一系列的决策。因此，不仅权威对市场的直接权利至关重要。而且权威对市场运转的环境或周围条件的间接影响也至关重要。
该书认为，在政治经济中使用的权利有两种——结构性权力和联系性权力，但是，世界体系里国家之间和降级企业之间正在进行的竞赛中，结构性权力越来越比联系性权力重要。按照现实主义者作者在国际关系教科书的传统说法，联系性权力就是甲靠权力使乙去做它本来不愿做的事。1940年，德国靠联系性权力迫使瑞典允许德国军队穿过它的“中立”领土。美国凭借它对巴拿马的联系性权力支配了巴拿马运河的航行条件。另一方面，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其他国家及其政治机构、经济企业、科学家和别的专业人员，都不得不在这些结构中活动。结构性权力不只是指确定议事日程或“设计”包含了支配国际经济关系的惯例和规则的国际机制。这是结构性权力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美国的结构性权力对小麦和玉米交易的影响使得买卖双方可以进行套头交易，即使苏联购买粮食，也会采取这种方式。伦敦的“劳埃德”是国际保险市场上的一个权威机构，它允许小保险商或承保人把大风险“卖给”再大的保险商，从而使该体系的运营以完全能承担和管理大风险的大国和大保险商为中心。需要保险的人必须照此办理。简而言之，结构向权力就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就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如果有一方在相互关系中也能决定周围的结构，那么各方在相互关系中的相对权力就会增大或减小。
结构性权力不只存在于单一的结构中，而是存在于四个各不相同但互有联系的结构中。其设计的图像是一个有四个面的棱锥体或四面体的，每个面都与其它三个面接触，并且依靠它们才在这个棱锥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对安全的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贷的控制以及对知识、信仰和思想的控制。因此，结构性权力存在于能够控制人们的安全的人那里落叶存在于能够决定和支配商品和劳务生产方式的人那里。第三，结构性权力存在于——至少在所有发达国家，不管是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或者两个人的混合——能够控制信贷供应和分配的人那里。第四，掌握知识、能够全部或局部的限制或决定获得知识的条件那些人，也可运用结构性权力。
结构性权力的四个来源：
一，只要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威胁着个人的安全，为别人提供免受威胁的保护手段的人，就能在食品分配或司法等非安全事务方面使用权力。对安全的威胁越大，人们愿意付出的代价越高，接受提供保护的防御力量本身将会对它所保护的人带来另一种威胁的风险也越大。就国家而言，感到自己既不安全，把自己看作向现存秩序及当时本地区流行的意识形态挑战的“革命”国家，十分不愿意付出代价并接受军事政府和诸如秘密警察之类“国家安全”力量的统治的风险。政治经济学中的安全结构就是由于某些人为另一些人提供安全防务而形成的一种权力框架。保护者，即提供安全的人，获得某种权力，使他们得以决定，也许还能限制其他人面临的选择范围。在运用这种权力时，提供安全的人也为自己在财富的生产或消费方面取得了特惠，并在社会关系中取得了特权。因此，安全结构必然会对经济中谁得到什么产生什么影响。谁也不能忽视安全结构。
二，生产结构可以定义为决定生产什么，由谁生产什么、为谁生产，用什么生产和按照什么条件生产等各种安排的总和。生产结构涉及参加劳动的人们和他们通过劳动创造的财富。它们可以得到畜力或机器的帮助。他们的努力也许会得到慷慨的大自然的辅佐。但是生产结构主要涉及劳动者如何组织起来和他们正在生产什么。在政治经济学中，生产结构就是什么创造了财富。
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权力是掌握在能够提供安全或拒绝提供安全的人的手里，也掌握在设法通过生产创造财富的人手里，但是除了前面提到的安全和生产结构外，还有金融结构。它与这两种结构同样重要。发放信贷的权力意味着有权允许或不让别人获得今天花费、明天偿付的机会，意味着让别人运用购买力去影响产品市场。也意味着有权控制或滥用作为信贷记账单位的货币，从而影响以其它货币为单位提供信贷时的汇率。因此，金融结构实际上有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不仅包括信贷得以建立的政治经济结构，而且包含货币体系或确定作为信贷记账单位的不同货币体系。因此，金融结构可以定义为支配信贷的可货性的各种安排与决定各国货币之间交换条件的所有要素的总和。
四，知识结构所衍生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虽然它与其它三种结构衍生的力量同样重要，但还未得到充分了解。知识也是权力，谁能够获得知识，并且能不让别人接触他们所尊重和寻求的某种知识，谁能够控制知识的传播的渠道，谁就可以利用这种非常特殊的结构性权力。
下面的四章论述了刺激权力结构——运输、贸易、能源、福利。
例子：1948年，美国刚刚在欧洲显示出它的常规力量比除苏联以外任何其它欧洲国家都强大。在广岛和长崎，美国显示出它的常规力量胜过苏联和所有的其它国家，以为它暂时垄断了具有大规模破坏力的原子武器。但是这种战略力量不足以使经济生活的车轮重新在西欧转动起来。如果没有生产能力供应食物和资本品以复兴欧洲工业，如果没有金融力量和普遍接受的美元提供信贷，美国就不不可能对马歇尔计划受援国使用权力。美国的结构性权利也不是建立在安全结构、生产结构和金融结构主宰的基础上。美国以外的国家相信，美国全心全意的要利用自己的权力为本国人民和别国人民创造一个比较美好的战后世界，这种想法加强了美国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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