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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与饭碗》-读后感
狂人先生说：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过去提到陈西滢教授，我就认为，他是一个军阀手下的御用文人，资本家的走狗，一个没有学识，没有品格的文化小丑。因为，在《鲁迅全集》中，鲁迅就是这样刻画他的，鲁迅文章后面的注释中也是这样解释他的。这几天，我手里有一本陈西滢教授的杂文集子《文章与饭碗》，里面差不多收集了他发表在《现代评论》上所有的“闲话”，我对照着鲁迅的《华盖集》及其续编，详细地读了，这时我才知道，我如此偏狭地理解陈教授，很对不住他。现在读了他的书，虽然说还不是研究，但我要说一说我心中真正的陈西滢先生，至少在我心中，要给他“平反”。
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
鲁迅是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作为鲁迅的敌人，陈西滢在独立性上并不亚于鲁迅。
陈西滢的“闲话”所涉及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有政治，有经济，有小说，有戏剧，有教育，有法律，有医疗问题，有人物分析，有计划生育，有社会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总之，对于当时敏感的人和事，他几乎都要发表发表意见的。这点，他要比鲁迅还敏感。更主要的是，陈氏也非常乐意于认真、独立地思考这些事件，然后表达自己的看法。鲁迅说，自己对社会的批评，希望早一点消亡，然后让人们忘却了他。这样，说明自己所批判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陈西滢没有这样说，但是，陈西滢对中国的批评现在看起来都还没有过时。
比如说，陈西滢在上世纪20年代就提出计划生育的问题（见《平民与节育问题》、《节育问题》），陈先生说，中国的人口密度不低于日本和德国，并且，中国的人口质量问题太差，所以，中国人最好少生育，多发展经济，首先让大家都吃饱饭。接着，他要求富人也要节育，给普通老百姓带一个好头。现在看来，陈西滢的这个观点很对，我们现在不就实行他的思想吗？可惜，他的观点一出来，鲁迅就骂他，你认为中国人素质差，那么，让别人都去死，世界上只留下你高素质的陈教授一个人好了。对此，历史已经证明了，是陈西滢正确呢？还是鲁迅正确？至少，在这件事情的预见性上，陈西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再比如说，对于女师大风潮，陈西滢认为，事情是发生了，但是，我们要理性地处理这个事情，首先看一看事情的起因和合法性的问题。反对校长，如果是大部分学生的意志，那么，学生是对的。如果仅仅是几个少数学生的意志，那么，几个人就不能代表全体学生的意志。还有，要看学生和校长谁错了，校长错了，就必须让校长承担责任，至少要解职，如果是学生错了，当然也要惩罚，绝不可姑息养奸。让我看，陈西滢这样的观点并没有错，他是理性的，并不象鲁迅说的那样，是包藏祸心，是走狗的表现。
再比如说，他谈到版权的问题（见《版权论》、《剽窃与抄袭》），他说，中国的作家比不上欧洲的作家，稿费根本不能养家糊口，而书商又随意地选印作家的作品，还不给稿费，这就是对作家的侵权。他还举了鲁迅的例子，说鲁迅的书很畅销，书商选印鲁迅的作品就不给鲁迅稿费。陈西滢的这话，放在现在，谁也不会说他错，但在当时，鲁迅就发话了，“所以一写完，便完事，管他妈的，书贾怎么偷，文士怎么说，都不再提心吊胆”，并且鲁迅很刻薄地挖苦说，谁也知道，书商是“不纯洁”的，“绝不至于和大学教授来等量齐观的”，还说，商人就是偷几个钱，“倘是向来没有受过更奇特而阴毒的暗箭的福人，那即此一点也要感到痛苦”（见鲁迅《华盖集》之《并非闲话》
（三）》。显然，这已经不是正常观点的讨论，陈西滢是就事情谈事情的，而鲁迅，是人身攻击了。
还有，陈西滢在论及共产主义的时候，他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他分析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却很奇特。他说，中国不适合于搞共产主义的原因是，共产主义已经在中国实行过了。从理论上来说，“共产”是穷人共富人的产，贫民共官僚的产，但是，实际上在中国，富人和官僚是特权阶级，他们在话语权和经济上却“共”着穷人和贫民的“产”，所以，实行共产主义就是让富人变为穷人，穷人变成富人，还是换汤不换药，最终还是瞎折腾（见《共产》）。这观点，是不是过激了一些，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却很有意思。试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一个县长在个人消费方面就完全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不要说更大一些的官员了。所以说，陈西滢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预言家，这点上，他并不比鲁迅差。
只有读了陈西滢的文字，我们才会知道，他并不是军阀或者政府包养的御用文人，他是有自己的观点的。他不满于政府，也不满于自己的人民，比如，他在一篇叫《民气》的文章中就直接发牢骚说：“政府就是那么样的政府，他们做的事情正是我们预料他们做的事。”对人民，他说，“那样的人民只配有那样的政府。”这和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哀如出一辙。我们怎么能说他就是某一个集团的小卒呢？
凡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脱离于政治的束缚，对宇宙，对人民，对民族，对政府进行独立的、公正的思考和批判。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大多都做到了这一点，只不过在水平上有或大或小的差距而已，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人文环境有极大的关系。陈西滢留学多年，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他对于一个破败不堪的中国是热爱的，是希望他发展强大的，他只是一个读书人，他只能用文字来表达他的看法和观点，以尽到一个书生的责任。至于他的观点，是深刻的、是认真的，虽然和鲁迅比起来，他们有很多争论的地方，好象是水火不容，但从出发点上看，却是完全相同的。
放不下贵族文人的架子
读陈西滢的文字，总感觉他是高高在上地谈中国的事情，并且把任何事情都绝对化，他完全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布道的牧师——你们懂什么？这个世界，还不是我最明白事理，我能够给你们说话，简直是抬举你们了。
比如，陈西滢在谈到翻译问题的时候，他就很不满，说中国的报纸常常译错外国人的名字，以至于闹出大笑话，象把作曲家Great composer Puceini翻译成著名作家（见〈〈中国报纸的外闻〉〉）。提出这样的疑问并不是不宽容，关键是陈西滢在文字的语气上是讪笑的，讥讽的，调侃的，似乎是指出这样的问题是次要的，而是要说：看，我外文系教授，我留学过英国，这事，就配我知道，你们哪里知道呢？鲁迅在〈〈咬文嚼字〉〉的杂文中（见〈〈华盖集〉〉）也谈到了翻译的毛病，但从语气上看，鲁迅的态度是痛心的、无可奈何的，并且是热切期望改变这一不良习惯的。
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来说，陈西滢很看重自己的身份问题，他在行文方面，一直保持一个贵族的尊严。可惜，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动荡的社会，思想界处于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中国需要的是导师和战士，而不需要温情脉脉的绅士。可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以及从小“修、齐、治、平”的传统教育又使得陈西滢要给社会尽一份责任，所以他愤怒了，他写作了。但是，贵族式的思维方式又使得他缩手缩脚。比如说，他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不能够象鲁迅一样自由地嬉笑怒骂，而首先是要很委屈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我本来不说这件事的，但是现实逼着我不得不说，那么大家就多多包涵，我现在就说说吧。这样就显得很别扭。由此，他在和别人，主要是和鲁迅辩论的时候，就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位置，挨了打，还得打掉牙齿往肚里咽。象在女师大事件中，陈西滢要批评鲁迅是挑起学生闹事的主谋，他用了这样的话：“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很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看文中最精彩的句句就知道了”，最后还温文尔雅地说了句风凉话：“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见〈〈粉刷毛厕〉〉一文）。这就充分表现出了贵族文人的软弱性，既想批判他人，想维护社会秩序，想伸张正义，又害怕得罪人。这却给鲁迅一个绝佳的战斗机会，他马上写了一篇〈〈我的“籍”和“系”〉〉进行了无情的反击，该文犀利地说明了自己的“籍”和“系”，还把陈西滢刻画成了阴毒的小人，卑鄙的小丑，以至于陈西滢所谓的“尊敬”之词就是阴谋和陷阱，陈西滢可笑到用词都有毛病，“挑剔”风潮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篇文章是极其犀利和刻薄的，鲁迅写作的时候可能充满着快感，但陈西滢阅读的时候估计是五味具全了。时隔80年后，我在阅读的时候都能感受到两个人不同个感受和滋味来。
这就是贵族文化人的悲哀，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里面，温文尔雅是不受欢迎的，时代不需要这样的人。但是，如果反过来想一想，一部中国的新文学史，文化史，如果仅仅剩下鲁迅这样的战士，而没有了胡适、梁实秋、周作人、陈西滢这些人，那又会是一派怎样萧条的景象呢？
最终是一个忠厚的老实人
我这样评价陈西滢先生，似乎很不合适，一个小人物是没有资格这样评价一个学者的。同时，完全用道德性质评价不足以说明陈西滢先生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我读完这本小书后，作者给我的印象本身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也没必要强行地拔高自己文字的主题。
因为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因为是标准的绅士，因为是在黑暗的中国，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陈西滢先生,说话是很困难的，他想站在最中立的位置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似乎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当时的社会，你必须加入到某一个组织和团体里去才成，否则，你就是一只蝙蝠，到兽里面去不行，到鸟里面去也不行。军阀恨他，政府恨他，左翼人士骂他，学生们也骂他，但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又逼得他不得不说话，最终逼得陈西滢教授说话竟然语无伦次了。
陈教授的话基本上分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没完没了的“闲话”。《现代评论》是一个平台，陈西滢一直在这个台子上讲话，虽然名曰“闲话”，但陈西滢并不是谈风花雪月，而是谈时局，用一个西方知识分子的观点批评中国，他的态度是冷漠的，他看不上中国的一切，见什么都要批评。这样就惹得所有的人都痛恨他。
二是防守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陈西滢招致了那么多敌人，敌人们就对他进行了无情的打击，他自己只能被动地进行防守，一直处在辩诬的位置——你怎么这样骂我呢？我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而是那样那样的，你们是误解我的意思了。但是，如此的“辩诬”，如果遇上讲理的人，还可以讨论讨论谁对谁错。比如，陈西滢为了说说外籍医院拿病人做实验的坏毛病，就以协和医院切除梁启超肾脏的事为例子，说西医不好，不能拿病人做实验品。接下来就有一个协和医院的实习生陈志潜给陈西滢写信，批评陈西滢侵犯了协和的声誉，这封信写得很诚恳，这下让陈西滢高兴了，在中国，还有不骂人来讨论问题的？于是就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闲话”《西医问题讨论》，这篇“闲话”充满温情，满是喜悦地娓娓道来，这在他的“闲话”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大多时候，他是防守鲁迅的攻击，这似乎让他招架不了，鲁迅太强大，太厉害了，他根本不是对手，最后他只能总结为“鲁迅人格不好”。
三是主动出击。挨打多了，只防守也不是个办法，有时候还得主动出手，主要是和鲁迅斗，但结局是早定了的，他永远都不是鲁迅的对手。
陈西滢是一个悲剧人物，他全盘接受了英国民主、自由、法制的思想，回到中国后，他想有一番作为的，但是，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使得他什么都看不上，他想改变一切，但又放不下英国绅士的架子，更主要的是，他的头里面没有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案，所以，他所对中国问题的批评，就成了莫名其妙的牢骚。但是，读陈先生的这些“闲话”，我能够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也能感受到他的痛苦、孤独和无奈。
这点上，我尊敬陈先生。尽管他是我尊敬的鲁迅先生的敌人。
总体上看，陈西滢具备了英国绅士和中国中庸之道的综合素质，所以，他显得极其地忠厚、老实，这样的老实人和鲁迅论战，失败是必然的。象他对鲁迅小说的评价，现在看起来，都十分中肯（见《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但是，他在评价完鲁迅后，却画蛇添足地加了这样一段话：“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可惜，鲁迅是“一个都不饶恕的”人，他并不领情，反而狠狠地奚落了他一顿。当读到这儿的时候，我确实替陈西滢先生悲哀，真是生不逢时啊。一个掌握了先进思想的人，在当时的中国的确是没有市场的，他生活在英国或者美国，可能会好一些。好在，陈先生后来是回到英国去了，他的后半生，似乎是再没有写文字，但我想，他在英国的日子，应该是幸福的。
最后，我想顺便说说网络写作的问题。如果说，要给现在的网络写作寻找祖师爷的话，那么，他就是陈西滢。陈先生的“闲话”，长则几千字，短则一二百字，随手而起，意尽乃息，在文章结构方面表面看很随便，但实际上却很有法度，他和我们现在好的网络写手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我希望有兴趣的朋友读一读陈西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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