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
内容摘要：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渴望新理论的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已经扫除了大多学术上的禁区，市场化改革也已基本上扫清了政治上的障碍。经济学研究出现了几个中心。一些中青年学者与他们的前辈一起加入到了政策咨询的行列。向政府高层提供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机构势成竞争。农村改革的成功正期待着人们对它的解释，乡镇企业的崛起又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市场化的主要内容 —— 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正在艰难中前进，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还在辩论之中。经济学家们在如饥似渴地探求着新的理论资源。就在这时，新制度经济学与许多其它经济理论一起，进入了中国。
一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初次来到中国，应该说是在不经意之间。在我的印象里，第一本涉及到新制度经济学的中文书，是1985年出版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叫作勒帕日的法国人写的。在其中，新制度经济学被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一部分，由作者做了简洁的介绍。1987年，奥利佛·威廉森教授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讲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引起了更大的反响。后来他又于1989年到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的研究所作了演讲。大约于1988年，科斯教授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被翻译成中文，首次在《中国：发展与改革》杂志上发表。1990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科斯的《企业、市场与法律》，后来这本书又以《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为名，于1992年出了修订版。1988年，张五常教授在他的随笔集《卖桔者言》中，以通畅易懂的语言，使科斯的名字（文中为高斯）超越了经济学界。他也曾于八十年代末多次来过大陆，宣讲产权经济学。科斯于1990年，诺斯于1993年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诺斯教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在九十年代初先后被翻译成中文。同一时期以中文出版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外国文献还有德姆赛兹的《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多人的论文集《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等等。经过若干年的沉寂，经济科学出版社于1999年推出了《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2001年又有张五常教授的两本著作的中文版，《佃农理论》和《经济解释》出版。此外还有两种新制度经济学的教科书被翻译成中文。
更广义地看，制度经济学不仅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历史地看，还有在它之前的所谓旧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横向看，则有公共选择理论，法与经济学，“集体行动的逻辑”等相近理论。早在六十年代，一些旧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作品就被介绍到了中国，如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1962），凡伯伦的《有闲阶级论》（1964）；后来后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熊彼特和加尔布雷斯，也有著作翻译成中文，如前者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和《经济分析史》等；到了八九十年代，公共选择理论的大师，布坎南的《自由、市场与国家》，《民主过程中的财政》，《同意的计算》等，利益集团理论的先驱，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兴衰探源》，以及“法和经济学”的著作，等等，也出现了中译本。
这样一个翻译运动并不是说明这个理论趋势只是外来的，它恰恰说明当时中国内在的理论需求。与翻译运动并行的，是中国学者对制度经济学理论的介绍。在八十年代末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如《中青年学者经济论坛》，《中国：发展与改革》和《经济研究》中，都出现了一些对这一理论的最初的介绍文章。到了九十年代初，在《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动态》中出现了两个专门的系列，是专门讨论制度经济学问题的。《经济研究》的系列大概没有专门的名称，《经济学动态》中的则冠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讨论。这时也出现了中国学者专门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的书籍，如张军的《现代产权经济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从介绍转向评论与批评，再到应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在他们的著述中，也包含着越来越多的独创性。如林毅夫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汪新波的“对企业性质的重新思考”等等。在这前后，又出现了以制度经济学为主要分析方法的专著，如盛洪的《分工与交易》和张宇燕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
在整个九十年代初期，制度经济学几成一种理论时尚。尤其是有影响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多与制度经济学沾边。1992年，《经济研究》召开了以制度经济学为主题的研讨会；从1990年到1994年，上海三联书店一年一度的经济学研讨会多是以制度经济学为主题的。1993年成立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公开宣称，它是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背景的，并开始了对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1995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强调以研究过渡经济学为已任。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新制度经济学最初引起的兴奋开始消退，中国经济学界代之以低调但稳健的前进。在这期间，周其仁、汪丁丁和张维迎等人都发表过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天则研究所的“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也完成了三批，并印刷出版了两个论文集。天则所还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天则论丛）为题出版了一本制度经济学的论文集。2001年9月，由天则所发起的中国制度经济学学会（筹备组）又召开了第一次年会。但总体来看，发展的速度低于人们的预期。二
毫不奇怪，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显然与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制度变迁的时代有关。首先人们需要理解，为什么计划经济是一个效率较低的经济制度，而市场经济则有效得多。在这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能马上给予回答，因为它曾被用来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那些对计划经济有所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支，或者只是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而默认计划经济在生产关系上仍是优越的（如张闻天，1979）；或者在集权和分权方面做文章（如布鲁斯，1984）。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既定的市场制度条件下的经济学，它一般不解释不同经济制度的优劣。有趣的是，它关于资源配置的理论，有时也能用来为计划经济提供依据。例如奥斯卡·兰格就曾证明，只要（1）中央计划当局用试错的方法找出均衡价格；（2）企业经理按照边际成本等于价格来决定产量；也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个论证显然忽略了中央计划当局本身也是个利益主体和企业经理的动力问题，被实践证明是不可行的。
在各种理论的竞争中，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似乎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简洁而有力的解释。针对列宁提出的“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大工厂”的形象比喻，交易费用理论指出，企业内组织费用作为交易费用的一种，当企业规模超过一定限度时，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而增加，在企业组织的边际费用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相等的那一点上，就是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如果企业超出这一点继续扩张，以至扩张到了整个社会，显然企业的组织费用会远远高于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自然会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盛洪，1994）。在这时，进行市场化改革，即将企业的规模缩小到它与市场的均衡边界上，无疑会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率。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产权，也似乎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尽管国有产权在概念上可以是明确的，但一个有效的产权还要能在现实中有效行使。并且在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中，始终存在着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公司治理结构作为这一冲突的解决方案也仍然要承受代理费用。国有企业将这一问题推向极端。一方面，作为十几亿委托人之一，对每个人来讲，对代理人的监督相当于公共物品，谁也没有积极性在这方面作过多投入。另一方面，从全国人民这个初始委托人到企业代理人之间，有着过多的环节，从而有着过长的委托代理链条；每经过一个委托代理的环节，来自初始委托人的强烈的激励和监督动力和信息就会部分衰减，以致到了企业这个端头几乎丧失殆尽了（张维迎，1995）。因而国有产权形式是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这两种解释有着很强的经验基础。事实上，二十多年的改革基本上就做了两件事，一是用市场价格机制代替了中央计划当局的指令；一是用非国有的产权制度替代国有的产权制度：或者是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之外生长起来，或者是国有企业自身进行产权改革。关于制度变迁，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变”的问题。对此新古典经济学更是无能为力。因为它基本上只研究既定制度之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对于制度变迁，由一般均衡理论导出的次优理论强调，要么不变，要么全变，从而更有可能产生出“大爆炸”式的方案。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挫折揭示了这一理论存在着重大缺陷。强调“生产关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是承认制度变迁的。然而虽然马克思注意到了流通费用的存在，由于没有将政府的组织费用和企业的管理费用一般化，没有建立起交易费用概念，不仅误判了市场制度的效率，而且缺少了分析制度或“生产关系”及其变迁的有效的经济学工具。更加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关系中处于对立地位的阶级之间的冲突无法调和，“生产关系革命”只能建立在暴力革命的基础上，其形式是将旧制度打碎，然后再建立起新的来。这种思路显然不能为和平的渐进改革提供帮助。由于有了交易费用的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就完全不同。不仅作为“制度运转的费用”，交易费用可以判别制度的效率高低，而且可以用“制度变迁的成本”或“改革成本”来判别不同改革道路的优劣。由于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以“改革成本”就多来自改革导致的利益再分配对某些人的损害，以及这些人很自然的对改革的反对。因而，改革方案越是能够在改变规则时减少损害的人数或受损害的程度，改革成本就越低，改革也就越容易成功。这种理论为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解释，也为进一步的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考框架。历史地看，制度经济学虽然作为一种西方学说很晚近才被介绍到中国来，但中国人对“制度”概念并不陌生。更注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人，对人与人的关系尤为关切，从而很早就注意到人与人关系的稳定均衡 —— 制度的意义。《诗经》所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即是讲“有人群就必有规则”。吸收夏商文化，开辟中华文化正统的周朝，用“礼”这种特定形态的制度主导社会秩序，礼乐文化成了后来中国制度结构的主要内容。到了孔子，则集周礼之大成，引进理性主义成分，提出了“仁”、“和”、“中”等包含制度均衡的概念，并毕生“克己复礼”。他所著《春秋》提出的政治理想，引出了公羊学传统，为中国后来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汉儒实践了这一政治思想，造就了当时空前的国家。在一千多年后复兴了儒学的宋明儒家，也是把他们强调的“天理”、“心性”引伸到了典章制度。朱熹所编《近思录》专辟了“制度”一章。受儒家思想熏陶了两千多年的民族，既尊重“祖宗家法”，又强调“其命惟新”。中华文化内涵着对制度的理解。它显然是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丰沃的土壤。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张很不同于制度经济学，它实际上是后者的先驱之一。马克思主义不仅看重生产力，而且强调生产关系；不仅研究生产方式，而且分析交换关系。即它强调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它关注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一面。它认为后来形成的制度是解决冲突的结果。例如国家就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虽然它也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尤其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虽然导致了对私有产权的否定，但在强调所有权方面与制度经济学是高度一致的。最后，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互动，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解释历史，就是用制度变迁来解释历史。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以致道格拉斯·诺斯对西方历史的解释，至少在前现代部分都与马恩的解释极为相仿（对比一下诺斯的《经济学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91）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和恩格斯，1973，第198~203页））。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济学界主导了数十年，在学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深厚的基础，因而很容易提供理解和接受制度经济学的台阶。最后，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若干缺陷中发展起来的，但正如科斯所说，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它的分析方法仍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在改革开放后，新古典经济学逐渐进入了我国大学的经济学系，并在某些地方成为主流理论，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进入中国铺平道路，并提供了分析方法的基础。在问题主导下，在各种理论资源的滋养和互动中，制度经济学崛起了。三
虽然在现阶段，应该承认，我们的学术成就还远远比不上美国，然而我坚信，中国深厚的文化资源和几千年的学术传统，加上在对经济学理论最新进展及时吸纳基础上的创新能力，使得中国有可能出现出类拔萃的领先于世界的经济学家。在这个集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个选集的论文分成几个部分：对美国为主的西方制度经济学的评论和批评；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经济问题，尤其是过渡经济和国有企业问题的讨论；以及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取向对一般经济问题的讨论。
在介绍和转述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对这一理论的评论和批评。由于篇幅限制，本书只在大量的评论中选择了一篇正面评价的文章（盛洪与陈郁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在这篇文章里，新制度经济学运动显然是一场经济学的革命。至于批评，中国作者首先注意到了美国经济学界的批评（见方绍伟的“科斯定理对吗？”），进而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概念和命题提出了疑问并加以讨论。如盛洪指出，在零交易费用的假定下，产权概念就是多余的；以及如果产权总是不断地随着世代更替而消失和产生，即使在零交易费用下，也并非任意的界定都会通过交易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见“‘社会成本问题’的问题”）。汪丁丁则发动了更为猛烈的攻击。他在“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一文中指出，交易费用作为一种成本，应服从于“成本就是机会成本”的定义，但当一般均衡下对制度别无选择时，就不存在机会成本，也就没有交易费用。这种对交易费用的否定性结论显然在动摇新制度经济学的根基。
中国学者最有理论增量的地方，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一个比较有成就的方面，就是对国有企业的讨论。除了用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解释国有产权制度为什么缺乏效率以外，作者们还注意将市场价格机制和竞争引入到理论中。如张军强调自由退出对企业制度的影响。计划经济国家中，政府为了“工作权利 — 过度就业”的目标，以及存在着眼前的“退出成本”，而不能自由退出与企业间的隐含的合约，以惩罚“违约”的企业，是国有企业缺乏效率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企业：从‘退出’角度的分析”）。周其仁则指出，对私人产权的否定，最要害地是剥夺了要素所有者自由签约的权利。不能自由签约，包括从以前的合约中退出，选择新的合约的权利，就不可能形成市场，反过来也就不能参照市场价格机制进行决策。尽管在国有企业体系内部，可以设立行政级别来激励企业家，但与市场制度的激励相比要逊色得多（“公有制企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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