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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11 贺怀君 120113403031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当从老师那里听到《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一书名时，心里感到万分惊奇，因为之前还未听过此书，直到回到寝室下载了一份，略读了一番，才知道了其魅力之大，它已经成为了有成、有忧之人的公共读物。
在1856年出版的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伟大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的研究，为此他研究了许多不大知名而且不值得知名的著作。他虽然出身于贵族，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尽管他带有贵族阶级的偏见和激情，但他仍试图用社会学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旧制度下各阶级的状况进行客观的研究和描绘，特别是农民和贵族的状况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他曾这样说道：“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 本书一共三编，第一编主要讲述的是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是摧毁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法国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为了追求自由；第二编主要讲述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原因在于人们没有平等、没有公平，一些旧的制度都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第三编主要讲述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及其后果、大革命如何从已往事物中自动产生。
该书序言中提道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主要论点归结为以下几点：
1.法国革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这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它符合全欧洲的需要，大革命是为了废除统治欧洲和法国的封建制度。它不仅要改变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的社会形式，更新风尚与习惯。
2.法国革命是一件长期工作的最后完成，在革命来临之前，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而“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忍受，农民和领主、第三等级和特权阶级的矛盾越加尖锐，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更早爆发的主要原因。
3.法国革命既呈现出决裂性，又呈现出连续性和反复性。托克维尔不同意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加强是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创造这个观点，相反，他认为这是旧制度下王权和中央政府权力集中趋势的继续。同时，他注意到法国革命初期废除的一些法律和习惯，包括旧制度下的思想感情，在若干年后重新出现。
4.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涉及对于专制、自由、平等三者关系的理解问题。在作者看来，旧制度后期王权和中央政权的加强侵犯了公民社会，剥夺了贵族的自由。他们只要求改革，要求地位平等，并不要求自由，至少是把改革放在自由之前。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恢复了地方自治，但是不久人们就忘记了自由。
托克维尔还在书中指出：“唯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
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没有我所陈述的那些原因，法国人绝不会进行大革命；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从托克维尔的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看待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的。
法国人们在大革命时期，期望平等却不要自由。而在当今社会中，平等是很难达到的，工作中人人都怕地位下降，并且都拼命向上爬。生活中，人们都怕生活地位降低，因此都拼命地赚钱，而在当时专制制度正好支持这种感情，所以助长了它的气焰。篇2：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拜读仰慕已久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感慨不已唏嘘良久，真不愧是世界级的世界名著呵。托克维尔犹如一位饱经世故饱读史书的老人讲故事拉家常般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既生动有趣又别开生面。
更奇特的是，我最近正在读一本叫《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感觉非常亲切。不仅一般道理相同，就是许多“故事情节”也极其类似。有些章节只需把其中的“法国”换成“中国”即可了。
究竟是否如此，请允许我从大处和细节两个方面来论证。.1.新与旧
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空穴来风横空出世，而是在旧制度母体中孕育成熟的。许多所谓的革命成果不过是移花接木旧瓶装新酒罢了。
我们近代中国百年风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拿我们最引以为豪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而言，它不单单是共产党独自努力的结果，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自从中国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后，为图自强须学西方已成大势。先学西方的技术，再学其体制、文化，各个告败之后最终不得不抓最后一根稻草了——意识形态。而当时各种思潮尘烟并起，立宪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主张都没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再拿近代史最著名的辛亥革命来说，在士大夫阶级倒台之后，资本的洪流必不可免的席卷了中国，而中国也必不可免的搭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这班车。孙文选择了资本主义，一群留美留日学生选择了资本主义，但是这不仅仅是当权者的个人选择，而且是鉴于当时的必要选择，在全球资本的洪流下，我们无法逃脱，这是必然的。
可见，历史洪流总是逐波推进一浪接一浪，我们切不可割裂了片面来看。2.农民被抛弃
托克维尔叹道：“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接着他分析其原因是农民被各阶级遗弃了，命运更加悲惨且无法自己改善。只能通过改变国家的命运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中国农民亦是如此，无论是封建时代还是民国时代，时代了主角不是士大夫就是官僚。他们主宰者这个国家的一举一动，他们决定这国家的走向。无论是洋务运动时期，还是辛亥革命时期，都是由这些人主导，他们是这个时代舞台上的主角，而没有文化没有权力没有金钱的农民一直处于被选择的境地。他们作为国家的构建者，一直被压在政权机器之下。他们只能被各个阶级指使，被各个阶级利用，成为各个阶级手中的武器，却没有选择的权力。这是封建时期和军阀混战时期农民的悲哀。
对于农民来说政治似乎与他们无关，这尤其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得最明显，鲁迅作品中有着鲜活的纪录。而且因为战争频频,灾祸连连，农民的处境自然也大不如从前了。所以他们才会成为中国革命最后的主力军。3.文人的作用
托克维尔又称：在18世纪中，文人成为法国首要的政治家，指导思想启蒙了大革命。中国近代文人虽然没有显赫的身世，没有厚重的家产，但他们却对革命产生了不可缺少的帮助，尤其是在建国以前。从林魏到康梁、严章，再到陈李等五四导师乃至以后的各色文人，是他们引进了新思想，开启了新风气，启蒙了心智，唤醒了人民，可以说，没有他们打开窗户放声喊，就不会有雄狮的觉醒怒吼。4.宗教特征
中国革命虽然不能完全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完全称之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但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通过预言布道深入人心,也像宗教革命一样在社会与政府问题上追溯到普遍性,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更相似的是非宗教倾向也在当时中国人身上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并且同样作家们首先拿儒教开刀.因为教会制度乃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是他们进攻的庞大建筑中最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当宗教离弃灵魂时,它并不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让灵魂空虚软弱.灵魂一时充满了感情和思想.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它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使人们摆脱了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从一开始就揭示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忠诚的的爱国主义、无私胸怀、真正的伟大。”这是非宗教倾向有利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非宗教倾向也会造成巨大的公害：“因为与其说宗教倾向使人堕落或风尚破坏，不如说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时的人们采取如此极端行为。”“在宗教法规被废除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不犹豫拖延。”中国的革命者似乎也是这个种族的一部分呵。5.自由与平等
本书还有一个重大观点，就是法国人民为了平等，宁愿舍弃自由。“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能看出我们如此熟悉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在他们眼中，私人权利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公益。”“将政治自由引入与之格格不入或截然对立的制度和思想，这个意图60年来产生了多少次自由政府的徒然尝试，直到最后对这些徒劳无功的努力感到心灰意冷，终于抛开他们的第二个目的，回到第一个目的。于是他们归结到这样的思想：不管怎么说，在一个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毕竟还能尝到一个甜头。”托克维尔说得好：“人们
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中国革命也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中央集权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
6.最后我们谈一谈革命与法国大革命
革命，什么是革命？19世纪的《利特雷辞典》说：“革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政府的突然地猛烈地变化”，20世纪的《罗贝尔辞典》说：“革命是在社会和道德领域中的突然地猛烈地变化”。可以说不同时期对“革命”的解释不同，如今“革命”一词的不断滥用，让我们很难准确理解“革命”一词的真正的精确含义。从广义上讲，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变的飞跃。从狭义上讲，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显然，狭义的“革命”含义更能有助于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的理解，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这样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正确理解革命，他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候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上层建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而革命就是要摧毁旧制度旧社会；托克维尔也曾说：“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真正的革命不仅意味者破坏现有的国家机器，而且还是一种对社会组织结构的破坏，并破坏设置这种组织结构的各项原则。”
无疑，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政变或政府更替，他是一场真正的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始末始终贯穿着复杂的社会阶级斗争，其中特殊的表现为第三等级（包括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反对特权阶级（教士和贵族）的斗争，“阶级斗争之父”基佐首次提出阶级斗争的观点，其也试图用这种观点解释历史，解释法国大革命，他说：“第三等级在法国曾起了巨大的作用···。从社会的角度和从他同国内存在的不同阶级的关系来看，被称为第三等级的那个阶级在逐渐扩大提高，而首先是有力的改变了、随后又超出了、最终是吞并了所有其他阶级”，马克思很好的吸收并发展了阶级斗争这一理论，马克思认为：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了解完大革命前那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的矛盾已日趋紧张，专制王朝和特权等级处处侵犯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改革乃至革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专制王朝依然顽固的维持着旧制度而未能有所改变，革命喷薄欲出。而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这样的革命，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产物，并最终由第三等级成功的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了特权等级、打破了封建旧制度的一场革命。
通过以上分析，似乎应该能证明我前面所言非虚了吧。当然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但是人们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必须承认，所以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套用此话，“必须承认，所有这些相似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中国的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一样伟大、激烈的中国革命自然也有自身的原因和特征，不能完全搬用该
书来解释比拟，但如果我们想深刻地描述透析中国这场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应该是少不了的楷模和参考。篇3：旧制度母体中的启蒙——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母体中的启蒙
——兼作心态史的分析
一．旧制度下人们的心态分析
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这是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的问题。我们不妨顺着他的思路继续前行。马克思看到，法国在政治上具有典型性①。在这个国家的一些地区，农奴制早在13世纪就已经被废除了，而在俄国，直到1861年，亚历山大一世才下定决心废除农奴制。相对来说，法国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无论怎么样衡量，在全欧洲都不会是最深重的。中、东欧随便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民、农奴，其遭遇更值得我们同情，无论是在波希米亚、西里西亚，还是在巴伐利亚，抑或在沙俄。山雨欲来前夕所积累的怨诽并不完全是出于对经济权利预期的失望②，具体的分析详见后文，此处暂不赘述。而从影响的区域来看，大革命主要是发生在巴黎及其附近地区，并未深入广阔的农村尤其是南部的边远省份。至少，说农民是革命的主力或者说是群众基础，都是值得商榷和再思考的。革命主要是市民发动的，这样的说法或许更能让人信服。大革命其波澜之壮阔，自然是有法国农民的推波助澜，但他们在大多数时候都只是“沉默的大多数”，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就是“非历史的主体③”。
既然这样，那么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托克维尔在他惜墨如金的名著里以一种泼墨式的手法去再现农民当时的状况和心态？而法国农民又是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革命的进程以及它的成果？那些“普罗米修斯式的使命”到底与“散文化（prosaic）”的农民有多大的关涉？正面回答这些问题对学生来说，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在下面的几段文字中，学生试图通过对当时各阶层心态的揣摩以期接近问题的答案。法国农民的不满，我想，主要是来自于一种隐性的“走投无路”的担忧，毋宁说是一种“合理预期的失落”。在一个典型的大陆民族封建国家里，农业是主要的社会生产部门，物质的生产过程中伴随着制度的生产。商业贸易的客体仅仅限于贵族阶层享用的奢侈品——香料、来自东方的珍奇等等。传统、生计使农民乃至整个社会安土重迁的观念根深蒂固，他们的祖辈、父辈、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后代都不得不重复和继承着这一产业。
哈贝马斯认为不同阶层之间的交往能够有效地推进现代社会地创造，这种交往要具有渗透性。陆地上的人口流动在统一的王权之下部分得到了实现，但这并不是社会活力充沛的象征④，这种流动不具备现代性，充其量只是空间分布上的集中与分散，在很多时候仅仅是一种迫于生计的盲动，甚至不能说是为了货币、资本，而只是为了物质的利益，为了生计，财产仅仅代表一种收益权，不能指望这样的流动真正对历史施加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力或者说改变未来的方向，旧制度（l’ancien régime）在流动中被原封不动的保存下来，这使得法国①
② 从罗马帝国治下高卢典型的奴隶制到后来中世纪典型的分封采邑制，法国一直是政治制度的“标本”。这一论断或许对于资产阶级更为适用，必须承认，从十八世纪，经济力量开始发挥其前所未有的作用，英国法国的革命其导火索都是国家的财政危机。的政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稳定地积累了一种典型性，犹如一个密封的罐头，而一旦透出一点新鲜空气，整个罐头内的东西就会由里到外全部烂掉。是传统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提供了这样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坚硬的金属外壳。在诸多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农民安土重迁的观念之甚，骑士虽然是社会上的活跃阶层，但奇怪的是，他们更多地是扮演中世纪城堡守夜人的角色。他们的不满，是其天然具有的这种观念之预期与真正结果之抵牾造成的，渐渐地他们无法承受自己的预期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中国的孟子谓，“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其实不尽然，如果所谓的“恒产”不是农民家庭自己生存发展下去的凭借，而成为一种累赘、负担、缴税的凭据、为政府所盘剥的根据①时，农民就起而对土地抱有一种憎恶感，就像英国“卢德派运动”中工人对机器的态度一样，而不会因此有“恒心”了，尽管这一阶段是短暂的；进而，他们一旦获得本阶级的觉悟，就必然经由土地而转向对自己的现实处境乃至对整个现存的封建制产生一种群体的不满和憎恶，汇聚成一种自觉的群体意识，这是大革命潜在的波澜。
但大革命的风景线显然不在这散文化的平实之中。举凡历史上的社会动荡时期，若为逼上梁山，走投无路所致，这样所带来的庶几只是社会发展进程的倒退和逆转，纯然是一种破坏，他们除了破坏性之外很难提出另外的长期的基于建设性之诉求②。倘若还有那样一个群体或曰阶层，他们拥有“恒产”，他们是旧制度的受益者，但又从旧制度的营垒中反叛出来，成为旧制度的掘墓人，这样的革命往往具有足够的时间酝酿、准备，并获得相当冷静的理性，摆脱了短时的功利性的束缚，因为他们经历过踌躇、比较、思考，同时又经受着旧制度下传统道德的考验和煎熬，最后才作出决定的，这之后便义无反顾。这样的革命才是颠覆性的，才能真正地进入历史，而不会是一种简单的时间上的，事件上的重复和情绪上的积累起来的厌倦的一次宣泄。事实上，波澜壮阔的大革命背后是整个漫长的十七、十八世纪深入人心的启蒙运动支持着。
对财产权的重视这种观念在启蒙运动以前就已然是很普遍的了，大革命只是以法定的形式将其确立下来。据当时一位出色的观察者描述，“土地总是以超出其价值售出，原因是所有的居民都热衷于成为地产主。在法国，下层阶级的所有积蓄，不论是放给个人或投入公积金，都是为了购置土地。”农民变为土地所有者，摆脱了领主的桎梏。但在经营土地时却承受着更重的负担，遇到了更大的困难。他们被解开了一道枷锁，但代价是又换上了一道更重的枷锁。之所以觉得无法忍受，正是由于存在某种本应减轻负担的情况。小块土地所有者与大地产主之间的差别实际是两个时代的鸿沟巨壑，在现代的生产方式下这种差别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自耕农的自给自足是与传统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而无地的农业工人则是从属于现代农场的规模经营的。
在法国，由于绝对王权（absolutist monarchy）在15世纪中期即已确立，长期以来，贵族已不再参与国家的治理，而由庞大的官僚机构代为统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凡尔赛宫的优容生活中乐不思蜀，成为不在地主。“虽然某些贵族个人通常担任国家的要职，指挥武装部队或出任大使，但是就整个贵族来说，政治上的权力是微不足道的。③”在其领地内，作为领主也渐渐失去了实际的行政控制力。贵族的身份主要体现在昔日祖先的荣誉的珍视、地位和享有部分的特权（免税权等等）。从这一点上说，法国已向近代社会迈出了重要一步，① 18世纪末法国的文献告诉我们，农民所受的剥削主要并不是来自他的领主，而是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如，他们必须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向国家交平民人头税、二十分之一税、什一税、人口税以及盐税等等。由于这些税目必须以货币的形式上缴，这样农民在市场交易中又受到商人的盘剥。
② 在此无意贬低农民起义的历史性作用，然学生认为精神可嘉，能够进入历史的则实在有限。诸如中国唐代的黄巢大起义，以及近世的太平天国运动，客观上都是对正常历史进程的一次剧烈的扰动甚至打断，使正常的稳定的社会秩序陷入无序状态。
③ 参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7卷第69页，j.o.林赛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而古老封建社会的特征是拥有土地和统治居民合为一体。“没有无领主的土地”，这是一种贵族心态。“特权使得每个教士在世俗政权面前保持着独立精神”。这句话用来形容十八世纪的法国贵族同样不为过。导向自由的独立精神作为贵族交往方式的重要遗产之一，在其后产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成为国家与社会的“抽象的对立面”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传统与现代之间也并非仅仅是单线递进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界定在语汇上存在一个隐性的缺陷，即缺省地认为两者是一种历时性的过渡，这使得人们忽略了两者的共时性。
大革命的见证人贡斯当提到过古代人的自由向现代人的自由之转向①。简而言之，是政治自由（公共领域的自由）向个人自由——追求个人的独立和内心的安宁，强调这个世界是外在于他的——的转变。贡斯当进一步认为，是商业改变了这一切，是她激发了人们对个人独立的挚爱，赋予了财产新的性质——流通，正是流通给社会权力（公权力）的行动创造了一种无形的、不可克服的障碍，财产权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限制了政府及统治者地专横意志；流通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舒缓了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不同阶层之间的交往也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壁垒了，另一个值得庆幸的是，贵族的交往方式这一旧制度为数不多的珍贵遗产由于等级观念的松弛而以传播的方式得到了保留。换句话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绘画、音乐、阅读②这些原本专属贵族的生活方式逐渐大众化地流入了民间，教育也得到了普及；同样，可以想见，权利的内涵也有古代和现代之分。严格地说，古代人的权利和自由是多元的，而现代人的诸多权利之间似乎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可通约的，原因也是商业的出现，使得交换变成一种可以精确核算和成本量化的理性意识。在那些等级不是很森严的社会，贵族身份和金钱之间的等价交换得到了国王权力的认可和支持，政治、宗教权利都可整合为经济权利，资本成为图腾，商品拜物教产生了，财产权成为一项基本权利，如同坐标系一样界定和标识着大革命的矢量度——它的方向和力度，从启蒙思想家对财产权起源的论证中也可见一斑。这样一种化约在大革命前后变得尤为剧烈，苛刻的捐税如土地转移和变卖税所带来的收入继续满足着佩剑贵族们的奢侈享受。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在其论述尚未完全展开之时就断言，大革命的①
② 两种自由之不同是基于“时代精神”的更替嬗变，毋宁说是古代人与现代人的气质（ethos）不同所致。中世纪末期两个影响后世的重要活动尚未为人所关注，一个是商业，另一个便是阅读活动。哈贝马斯认为所谓的公众是由阅读的资产阶级构成的，不包括下层人民。可见阅读在当时形成文学公共领域时的关键性，由于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不便赘述，但仍须引起注意。
③ 顺便说一下，托克维尔在1835年即已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上卷。他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考察是在1831年5月到1832年2月之间。但是美国已有了一部成文宪法，这部宪法迄今未作大的改动，立国二百余年只按照严格的程序增加了屈指可数的几条修正案；而此时距离林肯废除蓄奴制度还有三十年时间，来自爱尔兰和中国的铁路工人在西进运动前后遭遇之悲惨史册已不能悉数记载，南方和北方之间制度的差异正酝酿着一场战争的风暴；而此时的英国，携光荣革命之余威，世界工厂如火如荼，日不落帝国的米字旗正在各大洲冉冉升起，但托克维尔，这个旧大陆的没落贵族的后代，却依然目光犀利和敏锐地看到了来自新大陆的民主的熹微曙色，他的预测无疑具有深刻的洞见和惊人的应验。
而法国的文官制度其实并不完善，政府的权力范围狭小，刚刚兴起的中央政府的统治管理实际并不合乎法国的传统，它的政策在地方上四处碰壁，这是革命的一个薄弱环节，古老的习俗、旧风尚，乃至种种弊端，均在妨碍着它的行动。制度层面已经出现了危机。尽管路易十四时代改善了政府体系，把政府的权威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他却没有把它治理成一个合理与协调的整体（政府的行政效力显然不如普鲁士，国家的权威首先缺乏信仰和崇拜的基础，政治被当作谈资和笑话，日益失去其社会认知的严肃性）。按米拉波①的说法，政府只不过是“由一些相互不和的人群所组成的非法定集合体”。
附注：本节主要参考《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原著，冯棠译，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出版。译自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 tocgueville 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 tocguville alexis de 二．“启蒙”的语义学勘定
福柯的《何为启蒙》②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启蒙”一词的原意为照亮③。文中援引康德对启蒙所下的定义，被作者认为是几乎完全消极的，即称之为ausgans，是为出口、出路之意。出口、出路，意味着今天与昨天的差别，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跳跃和过渡。康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思考彼此的差别。现在相对于过去，到底带来了怎样的跃迁？雅斯贝尔斯试图作出他自己的回答：在弱化（moderate）的意义上，这种差别意味着传统价值的稀释乃至解体，而现代的哲学试图去填补因之产生的价值的断层和真空。所谓的质的变化毋宁说是量获得了一种普遍的存在。以宗教为例，自轴心时代以来，在人类思考和写作的所有时代中，都存在着怀疑；但现在解体④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和小范围的事，正如笛卡儿所倡扬的“普遍的怀疑”，它已变成整个人群的悸动。尽管在任何时代人们都准备失去信仰，但这种叛教从未超出人口的狭小部分。
照顾到下面的行文，不妨先完整引用一段康德对“启蒙”的著名定义。出于哲学家特有的谨慎和冷静，这个定义更多的是描述性质（descriptive）的，他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过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过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⑤”人类的“不成熟状态”是指我们的意愿的某种状态。这种状态使我们接受某个他人的权威，以便使我们可以走向使用理性的领域。这里的“我们”，指的使包括普遍民众在内的全体人类，而所谓的“意愿”，其内涵并不在于人类的理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思维水平，而意在一种普遍的理性、理智，这种普遍的理性意味着第二次轴心① 米拉波（1749～1791），大革命初期著名政治家、演说家，曾当选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代表和制宪会议议员，参与起草《人权宣言》，主张君主立宪，被托克维尔认为是“有能力领导革命的人”。
② 载于《福柯集》pp528~543，【法】米歇尔·福柯著，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③ 理性的阳光照彻中世纪的沉沉暗夜，这令我想起柏拉图的“洞穴”假说。
④ 见《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页149，此处的“解体”一词似乎意译为“怀疑”更好。
⑤ 参见《历史批判理性文集》pp22~31，伊曼努尔·康德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出版。
时代致力于弥合前此的第一次轴心突破时代带来的个别贤哲的最高思想与大多数人之间的鸿沟①，我想这或许也是“启蒙”的另一层较少被人提及的涵义了。对此，康德的解释是，“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指言论自由，传播的自由——引者注），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总会发见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自己在抛却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之后，就会传播合理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及每个人的天分，就在于思想其自身的那种精神”。这一点福柯也注意到了。他对康德为“启蒙”所下的定义中特别注意到了“人类”一词的使用。福柯在思考，“是否应理解为参与到‘启蒙’过程中的全体人类？若如此，应设想，‘启蒙’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它涉及到地球上所有人的政治和社会的存在，或者是否应当理解为，这是一种变化，它影响着构成人性的东西。”既是人性，则人皆有之。所以启蒙在开始是精英文化，而它最终必然要转化为大众文化，这是它在历史存在着和构成环节的意义所在。
“启蒙”企图让公众对人之本质中的社会性有一个自觉的体悟。在古代人那里，对如何构成社会之认识是尚付阙如的，或者说是存而不论的，或者说是有一种替代性的转换。他们思考的不是个人如何构成社会，而是群体如何构成社会。柏拉图所讲的“正义”是基于国家的，其题中之义就是要社会不同等级各司其职，各尽其道。连“智慧”、“勇敢”、“节制”三种美德都被严格地赋予三个阶层：护国者、战士和手工业者。任何一种哪怕是言论上的僭越都会被视为是对神所安排的秩序之亵渎。这种秩序的正义与中国儒家所倡扬的“礼”颇为相似。而在康德那里，则被称为对理性的“私下的运用”，这种对社会的认识依然是不够健全的，必须经过启蒙。
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其《社会分工论》中提出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这两个概念。受斯宾塞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影响，他倾向于将集体看作是一个能够思维的主体（能够思维是有机体的最高特征）。社会分工，意味着社会的内部结构起来的各单元不断向异质化发展，呈现日趋复杂的态势，而分化之后各个结点之间的关联不是机械的，线性的，而是有机的，整合的，非线性的。系统的运行中潜在着一种“隐秩序”，这种隐秩序是超越这个社会之上的新的形而上学的实体。它是客观的，同时又是处处在场而不显现的，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不可言说的。由此生发出两个问题：1.如何看待现代社会中的“失范”现象，英国学者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无疑作了一个深刻的反思。大屠杀这一非理性的结果实际就是由标榜理性的现代性一手造成的。潜在的“隐秩序”揭示了这种囚徒困境与悖论背后的必然性； 2.是什么划定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绝大分野？
三、英法精英文化的比较研究
雷蒙·阿隆说，“英国知识分子的艺术是把那些常常是意识形态性的冲突化约为技术性的问题；美国知识分子的艺术是将那些更与手段，而不是目的有关的争端转化为道德冲突；而法国知识分子的艺术则是，出于一种为全人类而设想的狂妄愿望，总是忽视，并常常是恶化本民族的实际问题”。由此引发一个问题，英法两国到底是谁的文化气质中包含有更多宽容的因素？进一步问，到底什么是宽容？让我们来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工业革命前后，英国是世界技术与文化的中心，吸引了大批欧洲大陆的人才和能工巧匠。受路易十四取消南特敕令而遭迫害的法国胡格诺教徒有相当部分避难于英国，他们渐渐融入当地的文化，在一种宽松和备受鼓励的① 雅斯贝尔斯说，第一次轴心时代是“一个既创造又毁灭的时代。它并没有达到最终的尽善尽美。个别贤哲实现的最高思想潜力及其实际表达，没有成为共同的财富，因为大多数人跟不上他们的步伐。”雅斯贝尔斯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似乎包含了对“启蒙”这一人类进程的期望。他在概括世界现状的特征中特别提到，“群众成为历史进程中的决定因素”，他说，“外来文化和宗教信仰世界的发现，通过比较造成了对自己信仰的怀疑，但是这条道路并不必然导向信仰的丧失。一知半解和歪曲的启蒙运动不会带来任何东西，而总体的无限的启蒙运动，才能第一次使人们听到起源之谜”。
民众与旧制度和大革命姓 名：性 别：学 院：学 号：手 机：电子邮箱：____邓余佳______________ ____ 女 ___ __________ ___人文学院________________ ____10105214105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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