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宋濂与明代文学
宋濂是明朝文化规制的主要设计者，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他年轻时曾入郡学师从闻人梦吉，学习《春秋》三传，又师事浙东理学家、古文家吴莱，并游学于柳贯、黄溍、郑复初之门。其师门学术乃是朱熹、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脉之传，他本人则有志继承东莱吕祖谦的婺学。在宋濂身上，存在着理学家和文学家的两重文化性格，他的文学思想接郝经、刘将孙余绪，倡天道、事功、文章三位一体，其文学本体论延续着理学“文道合一”的观念，这种观念表现在编修《元史》时，就是将儒林与文苑合而为一。他在《文原》中既强调文是道的显现，又把文分为载道之文与纪事之文，认为“纪事之文，当本之司马迁、班固，而载道之文，舍六籍吾将焉从？”以六经为标准衡评古代作家，有时就显出偏狭的态度来。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夫自孟氏既殁，世不复有文，贾长沙、董江都、太史迁得其皮肤，韩吏部、欧阳少师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横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观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迷，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经之文也”。这显然是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并自觉配合朱元璋“独尊宋儒”的文化政策。
宋濂的文学创作道路，可以至正二十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作品多以逃避世乱、歌颂隐逸为基调，后期他写了许多庙堂典册文字和元勋巨卿的碑铭传状，为同辈文人及四方学者所推重。他的庙堂文学虽表现出儒家的进取精神，但不少文章是出于应酬、颂圣的需要，宏丽典则的形式掩盖了内在活力的枯窘。
宋濂是其后兴起的“台阁体”文学的奠基人，他在文论中为“台阁体”开了理论先河，其《汪右丞诗集序》把文章分为台阁与山林两大体派，其中尊台阁而贬山林的意向是十分鲜明的。宋濂雍容静穆的庙堂文章也为“台阁体”提供了创作范本，如《阅江楼记》本着体会圣意的旨趣，设想天子登楼的种种遐想，赞叹朱元璋的“致治之思”。后来三杨的台阁之文就导源于这样的应制文章。
真正显示宋濂的文学才华和创造精神的文章不是他的庙堂之文，而是其自由选材、有感而作的传记文。其代表作是记述浦阳历史名人的《浦阳人物记》和为婺州先贤立传的《杂传九首》及其他一些带有传奇色彩的传记。这些传记能抓住特征性细节，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突出人物性格，缺点是有时稍嫌冗芜。如《白牛生传》是宋濂的自传，作者为自己写形传神，揭示了自己的精神面貌：
白牛生者，金华潜溪人，宋姓濂名，尝骑白牛往来溪上，故人以白牛生目之。生趣干短小，细目而疏髯。性多勤，他无所嗜，惟攻学不怠，存诸心、著诸书六经，与人言亦六经。或厌其繁，生曰：“吾舍此不学也，六经其曜灵乎！一日无之，则冥冥夜行矣”。
《王冕传》以晓畅的笔调描写了一个元末遭时不偶的“狂士”，一个先知先觉的奇才，一个藏器待时的诸葛亮式的隐者。可以说，王冕的身上也叠印着宋濂的自我写照。开头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生动的表现了王冕异乎寻常的好学精神：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王冕传》奇中见朴，怪而不诞，突显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淡泊名利的的情操。
在明代武侠传奇之文中，宋濂的《秦士录》是篇深得司马迁《项羽本纪》遗意的佳作，宋濂运用直接描写和侧面衬托相结合的手法，着意捕捉人物最主要的的外貌特征和思想性格，以酣畅的笔墨描绘惊心动魄的场面，刻画出邓弼豪爽粗狂的个性，文末在慨叹邓弼空负一腔抱负的同时，寓有对元末社会人才受压制状况的的愤激之情。其《太白丈人传》运用互相映衬的方法写了两个人物：太白丈人和文中子王通。其中的太白丈人是悟透尘世的飘逸隐士，而文中子则是想出仕而徘徊犹豫的困顿者。使用两人互衬的手法，更显示出了封建社会对人才的压抑。《樗散生传》写以卖药隐于民间的樗散生，凸现了传主追求精神自适的隐士性人格。该传以议论写心理，剖白传主的内心世界很有层次感。
宋濂不仅有意识的为士大夫阶层的忠义人物、高逸之士立传，而且塑造了一批平民义士的形象，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如《李疑传》借庸俗的商业环境，凸现小客栈店主周人之急的品质；《杜环小传》采用对比反衬的手法，通过生活琐事的叙述，表现南京书生杜环奉养父亲友人之母张氏的“孝义”；《记李歌》用白描手法，写一位出身倡家的少女能反对权贵，自卫其贞。这类传记精于选材，侧重于一时一事的描述，常用只言片语就凸现出传主精神境界的精粹之处。
宋濂常将描写自然景色的优美文字插入传记文中，这无疑能提高传记文的可读性和审美价值。如《抱瓮子传》对隐士刘彬居处的自然环境的描写：
予尝游括之少微山，俯瞰四周，如列屏障。山之趾有随地形高下为蔬圃约二十亩，凡可茹者，咸艺焉。傍列桃杏梨李诸树。时春气方殷，蔬苗怒长，满望皆翡翠色。树亦作红白花，缤纷间错，如张锦绣缎。心颇讶之，曰：“是必有异！”因曳杖而降，冉冉至其处，气象幽夐，绝不闻鸡犬声。遥望草庐一区，隐约出竹阴间。
这样的生花妙笔营造了优美神秘的环境气氛，为隐者的出场起到了铺垫和衬托作用。在元末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宋濂工笔描绘如此安静恬淡的世外桃源，显然是在其中寄寓了他对太平世界的向往。宋濂简洁清秀的文笔更多的见于其楼观记中。如《看松庵记》写原始松林：“山多髯松，弥望入青云，新翠照人如濯。松上薜萝，纷纷披披，横敷数十寻，嫩绿可咽。松根茯苓，其大如斗，杂以黄精、前胡及牡鞠之苗，采之可茹”。《环翠亭记》写亭外竹林，“当积雨初霁，晨光熹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浮光闪彩，晶荧连娟，扑人衣袂，皆成碧色”。前者摹写壮美之境，后者描画秀丽之色，都十分灵动自然。从宋濂清俊雅洁的写景散文中可以看出他学习柳宗元、欧阳修山水游记的痕迹，但他并没有重蹈前人的故辙，而是在描绘山水中加入了考证山川名物和历代人事的内容，显示了一代史家的文笔特色。如他的《瑯琊山游记》逐一考证山中的名胜古迹，为自然风光增添了人文色彩。
宋濂的各种应用性散文往往各具特点，冲破了碑铭章奏的范围。如《蜀墅塘记》、《天台广济桥记》、《金溪县义渡记》等，记经验，说作法，有技术措施，有管理手段，颇有新闻性。他的序文文辞简练古奥，具有纯熟的语言技巧，是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如《桃花涧修禊诗序》写三月上巳日与友人游览桃花涧，修禊于涧滨。遣词造语既富丽又简洁，文章结构既层次分明又浑然天成。他的《送东阳马生序》叙述自己早年求学的经历，明白晓畅，序次得法，富有教育意义。
第2篇：刘基与明代文学
刘基博通经史，与宋濂师出同门，也是一位有浓厚道家气质的儒生。他幼时即习《春秋》学，后又师从郑复初，研习濂、洛心法。他的文学思想在明道宗经征圣方面与宋濂大致相近。针对宋代以来文坛怨刺之声消歇的状态，刘基论诗不以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为范则，而是力主讽谕之说：“余观诗人之有作也,大抵主于讽谕。盖欲使闻者有所感动，以兴其懿德,非徒为诵美也”。(《送张山长序》,卷七) 他驳诘了朱熹所谓国风“讪上”之嫌，突出强调了“刺”诗的社会功能，肯定了刺诗的地位。刘基在学术方面涉猎广泛，他不仅和合“朱陆”，而且受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的影响，注重事功之学，精于天文、兵法、数术，个性又锐利深险，因此他具有强烈的重历史、重致用的经世精神，是一个刚正峻烈、雄迈奇矫的英才。
刘基散文众体兼备，形式多样，其中寓言体占三分之二。刘基弃官归青田后写的《郁离子》是他的寓言体散文的代表,这部著作内容深奥复杂，富有创造性的思想，风格以讥刺讽喻为主。徐一夔说:“郁离子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固曰《郁离子》”。也就是说，“郁离”含有使“圣人”、“明君”成就文明盛世之伟业的意义。《郁离子》采取的是即事明理的表述手法，于形象机敏的言辞中透露出幽眇的义趣，体现了浙东学派务实不务虚的学问特点，反映了作者审美观照下体现的社会生活整体,系统地阐发了作者的政治主张、哲学观点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等、审美观等。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它同样展示了古代知识分子被羁绊的灵魂。通过《郁离子》，可以感受中国古代艰难的“仕”途和由此伴生的“苦闷”,感受古代知识分子对生命痛苦的诘问。在艺术上，《郁离子》吸收先秦诸子寓言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风格，吸收柳宗元寓言锋利简洁的特点，既短小精悍，活泼犀利，又古朴闳深，余味曲包，在虚实相间里,寓丰富的哲理于形象的描绘之中。从整个中国寓言史的角度来看，《郁离子》内容恢宏，气魄宏大，是继柳宗元后使寓言取得文学独立地位的集大成之作。
刘基的游记散文，都作于元末，其中羁管于绍兴时写下的游记有《游云门记》、《出越城至平水记》、《活水源记》、《登普济过明觉寺至深居记》、《松风阁前记》、《松风阁后记》、《白云山舍记》等等。这些作品-般都富丽华瞻、穷极声貌，颇富辅采摛文的辞赋风采。如《松风阁记》抓住风和松声的特征，巧妙地赋予松风各种美的意象，构成超乎尘世的自然意境，文中还连用十个比喻，如繁管急弦般地描写了水流山峙的雄伟景观，显示出作者雕凿造化的艺术表现力。除此之外，刘基也有继承了《水经注》与柳宗元山水游记风格的清新秀美之作，如《活水源记》平实无华，简练明畅，抓住自然界中的不同特征，体物摹景，自然逼真。同时，刘基的游记往往将对自然景观的描写与对宇宙人生哲理的探求交融在一起，如《苦斋记》以大量笔墨极写“苦斋”所在地环境之艰苦，先抑后扬，为阐述苦乐观蓄势作铺垫，引出以苦为乐,苦尽甘来的警世之论。
刘基的“问答语”、“拟连珠”、《伐寄生赋》等杂文、辞赋，也都华彩飞扬,文质兼备。其《诚意伯文集》中“问答语”一类包括《卖柑者言》、《樵渔子对》、《答郑子享问齿》、《愁鬼言》四篇。他在《樵渔子对》中认为“日高而起，日入而卧，目不接市肆之尘，耳不受长官之骂”的隐者生活为“近乎道”。而《卖柑者言》讽刺了元代贪恶官宦“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本质，文笔犀利，语言简练，具有启示性。《答郑子享问齿》、《愁鬼言》描写了司牙之神和愁鬼的种种情态，想象奇持，曲折生动，含有丰富的人生哲理。刘基68首“拟连珠” 内容该博．警策明了，文情蒸蔚，讲的是“居身涉世之理，用贤治人之道，与夫阴阳祸福、盛衰治乱”，其中人才学思想尤其丰富，与《郁离子》互相发明。
刘基是越诗派的开山鼻祖，他的诗包罗古今各体，魁垒顿挫，自成一家。沈德潜《明诗别裁》评其诗说：“元季诗多尚辞华，文成独标高格，时欲追逐杜、韩，故超然独胜，允为一代之冠”。指出刘基追慕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和韩愈雄健奇崛的格调，其诗歌艺术成就代表了明初诗坛的最高水准。
刘基的诗歌创作生涯以至正二十年应聘佐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诗作在元末集成《覆瓿集》，后期诗作在明初集成《犁眉公集》，词收录于《写情集》中。明人李时勉在《犁眉公集序》中说：“伤今悼古，牢笼百态，可以超迈当世者，则于《覆瓿集》见之，若夫优游闲雅、托兴微婉，而有以尽其自得之趣者则于是编(《犁眉公集》)见之。”刘基前期以命世之才沉于下僚，发为歌诗往往魁垒顿挫。佐命之后，列爵五等，看似得志遂情，但时常悲穷叹老，当年的飞扬情采撕然无存。陈田说：“《覆瓿》远胜《犁眉》前人已有定论。”[ ]因此，分析刘基诗歌艺术成就，主要就其前期诗作而论。
刘基早年诗歌奇崛雄健，多怨抑之气，对元室的丑秽行径也有所讥刺，如《飞龙引》、《鸡鸣曲》、《前有尊酒行》等诗谴责帝王的荒纵，《巫山高》讥刺两宫生衅，致使丧师鸭绿，藩臣称兵犯阙。他的歌行体长诗《二鬼》是一首雄奇伟丽的神话诗。诗的内容是通过离奇变幻的神话形象表达重建儒家封建秩序的理想。全诗梗概为：盘古开天辟地之初，以日月为两眼。天帝命结邻、郁仪二鬼为守护日月之神，二鬼辛勤劳作，对宇宙人事贡献很大，天帝爱怜二鬼，暂时让他们游戏人间。忽然宇宙发生变乱：六月冰天、蓬莱水没，蛇头生角、鳄鱼掉尾，天帝无人扶持，一筹莫展。二鬼相约要再造乾坤，重整人伦，“启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礼义尊父师。奉事周文公、鲁仲尼、曾子与子思，敬习《书》、《易》、《礼》、《春秋》、《诗》。履正直，屏邪欹，引顽嚣，入矩规。雍雍熙熙，不冻不饥，避刑远罪趋祥祺”。不料天帝认为二鬼侵犯了皇权，泄漏了天机，派飞天神王逮捕了二鬼，让他们在银丝铁栅里面享受锦衣美食。面对唯我独尊的天帝，二鬼只能安时处顺，韬晦自守，等待着天帝猜惑消解之时，再重回天上游戏。诗中的二鬼比喻自己和贴里帖木耳，天帝则是元顺帝的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诗中虽然充满着天帝列仙的形象，但二鬼再造的天地秩序，完全是儒家仁政社会的理想蓝图。这首诗形式不受拘束，句法自由灵动，构思变幻莫测，艺术上富有创造性。从渊源来说，此诗远承《离骚》的遗韵，近接韩愈《月蚀诗效玉川子作》、《双鸟》和卢仝《月蚀诗》的流风，具有浓厚的浪漫气息。
刘基还有不少诗歌，议及元季至政年间的政事，举凡吏治、军政、农政、钞发、盐法等方面的种种弊端以及天下危局都在他的诗中得到揭示和批判。如《感时述事十首》其三指出将帅“荫叙”制度，使得无德无能之辈依赖世袭占据要位，导致元官军战斗力锐减：
将官用世袭，生长值时雍。岂惟昧韬略，且不习击。悍卒等娇子，有令亦无从。跳踉恣豪横，古气陵愚蠢。所以丧纪律，安能挡贼锋？
刘基认为世袭军官既不懂谋略，又不习武功，在军队中毫无威信，因此下级、士兵皆可以有令不从。此外，他的乐府诗《筑城词》、《畦桑词》、《买马词》等篇语言质朴通俗，虽有拟古的倾向，但其中反映社会矛盾、忧国恤民的思想力度抑制了拟古倾向的张扬。他的山水诗作品中始终难以摆脱深沉的忧患情绪，根本的原因是乱离板荡之世、坎坷多艰的仕途在他心头形成了难解的愁结。刘基的题画诗能据画面立意而予以适当的生发，如《题钱舜举马图》运用夸张、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刻画出骐骥驰骋千里的瞬间动态和雄健风姿，《为戴起之题猿鸟图》描绘长江三峡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他的《吴歌》、《采莲歌》、《江上曲》、《竹枝歌》、《江南曲》等，带有江南民歌风味，一派清新活泼的天然意趣。
明词一向以“纤艳庸下”遭后人疵议。从刘基和高启的词来看，明词虽总体上处于衰微之势，但明初词却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王国维说：“有明一代，乐府道衰，《写情》、《扣舷》尚有宋元遗响。仁、宣以后,兹事几绝。”刘基的词集《写情集》所存 230 余首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厚，其中有些作品寓意幽微，与其散文风格相仿佛，在词林独标异帜。永嘉儒学训导叶蕃《写情集序》高度概括地论述了刘词的思想内容和创作目的：
《写情集》者，诚意伯栝苍刘先生六引三调之清唱，四上九成之至音也，先生生于元季，蚤蕴伊吕之志，遭时变更，命世之才，沉于下僚，浩然之气，厄于不用，因著书立言，以俟知者。其经济之大，则垂诸《郁离子》，其诗文之盛，则播为《覆瓿集》，风流文彩英余，阳春白雪雅调则发泄于长短句也。或愤其言之不听，或郁乎志之弗舒，感四时景物，托风月情怀，皆所以写其忧世拯民之心，故名之曰《写情集》，厘为四卷，其词藻绚烂，慷慨激烈，盎然而春温，肃然而秋清，靡不得其性情之正焉。宜其遇知圣主，君臣同心拨乱世，反之治，以辅成大一统之业，垂宪于万世也。
从叶蕃的序文可以看出，集名“写情”，是因为抒写的是词人忧世拯民之心。虽然刘基的词有描绘四时景物、闲情理趣、羁旅愁叹的内容，但和他的诗文一样，刘基词作经常描写榛莽遍地、满目疮痍的荒梗景象，以表达济世拯民的情怀。这种现实取向性自然体现了词人的人生态度和理想观念。刘基词作中对个人不幸遭际的感喟，也多是济世理想受到压抑而产生的苦闷，因此，这些抒写个人情感的词，常常蕴含着抑郁不平之气。如《踏莎行》：
瓶水知秋，池荷怨晚，有人楼上吹清管。月明夜寂却堪听，可怜刚被风惊断。
楚泽吟悲，槐根梦短，江山处处伤愁眼，欲凭青鸟寄殷勤，波涛无地蓬莱远。
词人“欲凭青鸟寄殷勤”的幻想是建立在仕途多舛的现实之上的。以屈子行吟泽畔的典故写词人抱负难遂的伤愁，感情沉郁而不颓唐。刘基词集中也时或可见悲凉慷慨的作品，如《沁园春和郑德章暮春感怀呈石末元帅》：
万里封侯，八珍鼎食，何如故乡。奈狐狸夜啸，腥风满地，蛟螭昼舞，平陆成江。中泽号鸿，苞荆集鸨，软尽平生铁石肠。凭阑看，但云霓明灭，烟草苍茫。不须踽踽凉凉。盖世功名百战场。笑扬雄寂寞，刘伶沉湎，嵇生纵诞,贺老清狂。江左夷吾，关中宰相,济弱扶颠计甚长。桑榆外，有轻阴乍起,未是斜阳。
由词题可知，此词也作于元末刘基未遇时。此词带有辛弃疾豪放词的韵味，词下片在两组历史人物的对照中,肯定了像管仲、诸葛亮那样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扶危济世的壮举,尽管有推崇石抹元帅之意,但同时也流露出自己建功未晚的豪情壮志，词中称“群盗”作乱仅为“轻阴乍起”而已，说明他对未来国家前途充满信心。
刘基以词抒情，以词言志，艺术上长于兴寄铺叙，善于用典，思理绵密，韵调流美，卓然为明代一大家，历来为文学史家所推重，如王国维说：“明诚意伯词，非季迪、孟载诸人所敢望也”。
综上所述，刘基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以文学经世原则写成的诗文，反映了板荡乱离时代的世况，其中元末的作品更富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他和宋濂等人的作品代表着明代雅文学的最高成就，对于扫荡元季文坛纤弱之风，振起明初新一代文风，在理论上起了骅骝开道的作用。
第3篇：宋濂简介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今浙江义乌）人，明初文学家。他家境贫寒，但自幼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
至正二十年（1360），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洪武初主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造。后因牵涉胡惟庸案，谪茂州，中途病死。著作有《宋学士文集》、《孝经新说》、《东阳马生序》 等。
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 提举，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其长孙宋慎牵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