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长恨歌王安忆解读
长恨歌王安忆解读
《长恨歌》是中国当代作家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最初连载于《钟山》杂志1995年第2、3、4期，首次出版于1996年。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长恨歌王安忆解读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这一个故事，开始不久就准备结束;这一个故事，快乐很少悲伤很多;这一个故事，感情复杂情绪难言……这是一个关于四十年代上海小姐悲剧的一生，也是一个时代的遗物，更是一曲命运的挽歌……
王琦瑶是一个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旧式女子，美丽却不骄傲。她十六岁那年受追求者程先生鼓励参加了“上海小姐”的竞选，意外地得到了第三名，人称“三小姐”。后来她得到军方神秘人物李主任的垂青，竟成为他的“金丝雀”;及后李主任惨死，她悲痛欲绝，万念俱灰地回到家乡，和单纯的阿二有一份似有还无的感情。三年以后她收拾心情回到上海，又与一大户人家的独生子康明逊堕入情网。后来他们因为她的怀孕而分开。王独自养大女儿薇薇，晚年与一名二十六岁的青年老克腊有一段畸恋。最后因为黄金而为人所杀。
这就是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的主要情节。二十九万字所诉说的，就只是这样一个女人的一生，那么的简单，却又那么让人沮丧。五个男人从她的生命中匆匆走过，只是那样略一驻足稍事停留，随即便转身离开，一切恢复宁静，彷佛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人。他们或许有过真感情，或许有过快乐，但是快乐与爱都是偷来的，那么轻那么少那么不经考验。而苍凉和绝望却由此至终如影随形。他们紧紧地捉住快乐，尽情享受转瞬即逝的爱恋，却不知他们原来仅仅是呼吸着，生存着，心却如一团死水，灵魂早已抽空。故事快到尽头却似断未断，直到人一个个死去，岁月一天天溜走。他们这一群可怜可悲可叹的旧时代的遗物，全都免不了悲剧的结局。一切正如程先生自杀之前所说，“其实，一切早已经结束，走的是最后的尾声，可这个尾拖得实在太长了。”
小说中处处抒写旧时代中人的身不由己，却又处处不吝笔墨地大肆渲染四十年代的旧上海，四十年代的繁华，四十年代的浪漫，四十年代的从容。王安忆对四十年代旧上海的向往和怀念使王琦瑶回忆中的四十年代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她彷佛早已忘记四十年代对于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是一个什么概念，王琦瑶在四十年代的旧梦中沉迷，王安忆在王琦瑶的梦里沉醉。四十年代作为一个大背景，在王琦瑶的脑海中没有概念，如果李主任不是在那个时代死于非命，王琦瑶便会安稳地在“爱丽思公寓”这个金丝笼中一直守候，忘却时间和年龄，直到被房子的主人赶出。而人早已变成非人矣!
可以说，王琦瑶对命运对未来对人生的渴求是矛盾的，却又是合理的。一方面她渴望四十年代旧上海的繁华，另一方面却渴望平平淡淡细水长流的生活。因此概括出来，她渴望精致的外表下细水长流的生活，热闹的是外表，平静的是内心。只是她年轻之时对此毫不知晓，因而被繁华的外壳欺骗了而已。小说中对此有一段精彩描述：
“四十年前的这根本其实是不张扬的，不张贴也不作广告，一粒米一棵菜都是清清爽爽，如今的日子不知怎么的变成了大把大把的，而且糊里糊涂的，有些像食堂里的大锅菜;要知道，四十年前的面，都是一碗一碗下出来的。……”
繁华和平淡，本就是人生的两面，王安忆却把它推到了极致，美到了极致，也就痛到了极致。王琦瑶的美本来就是细水长流的，是“一点一滴累计起来的美，不会减，只会加”“好看是不露声色的美，要精心仔细去品的”，但是她却经历了最繁华的时代和最惨痛不堪的人生。本来她在经历了大悲大恸之后明白了青春和繁华的不可遇不可留，便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护士，希望重过无风无雨的生活，就像上海平安里所有的人家一样，过着把一寸一寸的日子过得精细的有滋有味的生活。她不再需要大富大贵，只想抓住眼前的仅有，却连这样也不可得。她本是很有主见的女子，但是一切都不由她来决定。有很多次，她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接受了追求她的男子，但还是不得安稳，所有男人无一例外都离开了她，情愿或不情愿。他们有的自私，有的耿直，有的单纯，有的霸道;有的是生离，有的是死别，有的则是生死两茫茫。但是这些对于王琦瑶，又有什么不同呢?总之她已经一无所有。
王安忆对她笔下的人物是宽容的，同情的，她一直以一种大悲悯来看待这些茫茫命运下的身不由己的小人物。无论他们做错了什么，总有不得已的理由，离开王琦瑶的男人，也全部都是真心爱过王琦瑶的。但是这更突出了人不可改变的什么东西，显得更加绝望。的确，岁月无情，命运茫茫，人生无常，感情无奈……诸如此类的描写充斥了整部小说，成为基调一般的东西。人在其中渺小得像一颗灰尘。正如书中所说，倘若只是将人的一生填进去，却是不够塞历史的牙缝。倘若要哀悼，则可哀悼一生。
正因为这种感情，王安忆的这本书中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大坏蛋，有的只是小人物们不断地犯错。程先生是一个儒雅的知识分子，他对王琦瑶的爱情最深最长久，却始终不懂得爱不是强求，不是可怜，不是同情，因此不断向王琦瑶乞求爱;李主任是一个军阀式的人物，一度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但是内心却孤独懦弱，因此怜惜王琦瑶想要照顾她却误了她一生;康明逊生于大户人家，对于家庭却没有半点归属感，甚至跟母亲的感情也是相当淡漠，他向王琦瑶寻求慰藉，倾诉心事，却始终没有背叛封建大家庭跟王琦瑶走到一起的勇气，只好一再说“我没有办法”，只好在王琦瑶怀孕之后借故走掉;老克腊是一个潇洒的新式的青年，他对王琦瑶的感情不是爱情，只是怜惜，只是同情，还有对于旧日旧上海的莫名的怀旧情绪。他想抓住旧日繁华的一角，于是抓住了王琦瑶，几经辛苦的敲开了她本来早已关闭的心门，但是这段年龄相差半个世纪的感情随着老克腊对往事了解的深入始终是没有结果的，因此他不理王琦瑶的苦苦哀求决然离开……
而对于杀死王琦瑶的凶手“长脚”，王安忆的感情是最为复杂的。她放下了自己的感情，没有写上哪怕一句判断是非的话，只是力求表现得客观，公正，轻描淡写地写出了事情的经过，同时着力挖掘了长脚性格和家庭中的特质，写了命运对于他的残酷无情，家庭对他童年的伤害，和他在社会中摸爬滚打的心酸和无奈。因此，她想告诉人们的就是，这就是命运，这只是命运。不是谁的错。这对于善良的人来说有些不可理喻，因为那个是杀人凶手，因为他导致王琦瑶惨死，然后把她保存了一生的财产一扫而空。但事实上，如果不是人生的无常，命运的捉弄，谁希望如此?谁活该如此?而且对于王琦瑶，长脚确实不是罪魁祸首。
其实王琦瑶的死是必然的。受过了这么多爱情的伤害和美丽的拖累，她的心已经死亡。她不求将来不求名分不求惊天动地的爱情，只是向往平静，渴望安稳从容细水长流的人生，却一次又一次地受伤，一次又一次被无情背叛，一次被一次更加绝望。她总是用尽全力去爱一个人，但是结果却弄得自己满身伤痕。到了最后一次，她终于抛开所有尊严，语无伦次地乞求老克腊不要离开她，给她几年时间，却使他头也不回毫无留恋地快步逃开。她潜意识里一直等待一段真正全身心投入的刻骨铭心的爱情，所以她努力的保护着自己曾经姣好的容颜，拒绝年龄留下的痕迹。但是到了最后的背叛，她已经鞭长莫及，像一瓶经过了长久发酵的酒，打开了瓶盖，随即变酸;她想要到最后奋力一跃，却终于粉身碎骨。她的灵魂早已被谁杀死，长脚只是干脆地把她的肉体也消灭掉而已。事实上，王琦瑶死亡之前的面容是让人不寒而栗的，她“头发是干的，发根是灰白的，发梢却油黑油黑”，“多么丑陋和干枯啊”!因此，王琦瑶的死亡，其实是一种解脱，是一种彻底的安静，王琦瑶终于不需要生活在谎言、背叛、流言、回忆和孤单下。经过了长久的苦苦挣扎，死亡对于王琦瑶来说可以是一件愉悦的事。而最后的最后，她竟然发觉眼前的一切和四十年前片厂拍的影片场景一模一样。她终于知道原来四十多年以前，她的命运已经赫然出现在眼前，只是当时她没有察觉而已。中间的辛酸，原来都是命运的捉弄，一早便已注定，多少努力都是枉然。
然后，上海的弄堂里仍然是壮观的景象，是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上海每一条弄堂里，仍然有着是非的空气;上海弄堂里的闺阁，仍然是八面来风的闺阁，愁仍然是喧喧嚣嚣的愁，云开日出便灰飞烟散，却也是一幕接一幕，永无止境。你看见谁和谁在一起，也许他们也不知道对方是谁，他们又为何在了一起。
下面略谈“长恨歌”的不足。比如说，关于王琦瑶的女儿薇薇;比如说，王琦瑶被长脚杀死...... 薇薇这个人物可有可无，没有也许更好。作者想通过青少年薇薇写出那个年代，可薇薇没写好那年代也没写好。明确让人感到的，只剩作者写微微的用心(又一个刻意)。王琦瑶为什么会死?作者想以她的死来加强悲剧效果，加强她身上存有的那种怆凉感。然而，王琦瑶身上的怆凉感不是靠死来突出的，而是靠活，靠她怎么活下去怎样活出怆凉来。长脚杀王琦瑶杀得莫名其妙，杀得太戏剧化，这一杀，将一本沉甸甸的书、将一个严肃的作家，“杀”出了一些轻浮、杀出了一些稚嫩。
然而，“长恨歌”纵有再多的不足，一切不足在她获得的巨大成功面前都显得不重要。
“长恨歌”不可取代，王安忆不可取代。
内容简介
小说以王琦瑶“锦绣烟尘”式的传奇一生作为主要的表现内容，将时代的沧桑变幻同个人命运乖蹇相联系。
20世纪40年代末期，风雨飘摇中的上海并不知道时代的巨轮即将碾碎繁华旧梦。出身上海弄堂的女中学生王琦瑶非常偶然地被选为“上海小姐”，由此展开了她充满传奇和无限变数的人生。
作为颇有姿色又可人的“上海小姐”，被选中就意味着将被抛进喧嚣驳杂的男人世界。王琦瑶被国民党大员李主任看中，养为外室。怜香惜玉的李主任给予了她物质上的极大满足，王琦瑶尽享了人间的浮华，但同时她也饱尝了独守空房的寂寞滋味。两人进行的是一场“苦多乐少的恩爱”和“得过且过的恩爱”，彼此对未来都没有长久的打算。
李主任死于空难后，她陷入极大的恐惧之中，不得不逃到乡下避难。风平浪静后，她回到了平安里，按下心头的浮华，开始平淡素朴的生活。与严家师母的交往，不禁重新勾起她隐藏在内心深处昔日的繁华梦影。在严家的牌桌上，王琦瑶结识了没落的旧式大户人家的子弟康明逊，经过反复的试探之后，两人终于接纳了彼此。但康明逊却不能将王琦瑶所盼望的东西交付给她，他们同样生活在没有将来的绝望之中。
两人有了爱情的结晶，但康明逊却担当不起做父亲的责任，王琦瑶只好让看似懵懂的混血儿萨沙代人受过。本打算在萨沙的帮助下做掉孩子，可是在去医院的路上她忽然决定生下这个爱情的纪念。当她大腹便便即将生产之际邂逅程先生，宅心仁厚的程先生担负起了照顾王琦瑶母女生活的重担。随着女儿薇薇的长大和出嫁、出国，她开始走入属于自己的怀旧时代。
王琦瑶荣膺“上海小姐”的陈年旧事和过眼繁华又重新被人们提起，女儿薇薇的同学张永红将王琦瑶介绍到各类年轻人的“派推”中去。在这些场合她似乎重新找到了生命的喜悦和自豪，但并不张扬，“她穿着那么得体，态度且优雅，一点不扫人兴的，一点不碍人事情的。她就像一个摆设，一幅壁上的画，装点了客厅。聚会中，对20世纪40年代充满怀旧之心情的“老克腊”被她的仪态和风韵所吸引，并逐渐与王琦瑶熟悉起来。“老克腊”爱上了王琦瑶，王琦瑶恍如隔世感慨万端，仿佛又回到了旧梦前尘，两人陷入了畸恋。王琦瑶提醒自己要处理好二人之间的关系，“走钢丝般的游戏，是有些刺激的。可也不能多，多了就要失足了”。但随着交往的加深，王琦瑶终于向他展开了自己几十年的“锦绣繁华悲剧”，“老克腊”完全被她往昔的魅踪丽影所迷惑。两人的感情热度亦达到了极致。
出乎意料的是王琦瑶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当“老克腊”游历40年代的`“太虚幻境”之后，欲重新回归现实，要别她而去。王琦瑶为了挽留住他。不惜以黄金相诱。她的真心告白非但未能留住“老克腊”，反而加速了他逃逸的速度。最后王琦瑶被张永红的男朋友“长脚”所害，魂归离恨天。
创作背景
《长恨歌》的原型是王安忆无意中看到的一则新闻。新闻讲述的是“美丽”牌香烟封面上的女郎被男青年骚扰，男青年做贼心虚杀害了封面女郎的事件。上文材料只是相对粗糙的信息，作者需要通过在心灵深处的筛选，抽出曾风靡一时的封面女郎、男青年两个现实人物和女主人公悲惨命运的结局作为小说的真实元素。比如“上海小姐”是上海20世纪四五十年代“摩登”的代名词，竞选“上海小姐”的比赛，获得前三位的“名花”都有各自名号，像这样名妓文化在现代转换成新的公众形象依然存在。因此，真实的材料更能把人们迅速带回到四五十年代，去感受当时的上海风情。王安忆运用现实的人物和情节表现上海，更会让读者产生认同感。随后作者在确定了小说结局的基础上对故事情节进行虚构。
1995年，《长恨歌》正式在《钟山》上连载，并于1996年由首度出版。
人物介绍
王琦瑶
上海女孩。从出生就注定被安排，每天陪母亲走街串访，听母亲们唏嘘男人的秉性，王琦瑶不愿甘于平庸，她认识了富家小姐蒋丽莉和对她始终如一的程先生。并在蒋丽莉和程先生的设计下，荣获“三小姐”称号。可以说她命运的起点就是从这里开始发生改变，有了这个称号，她就不再是巷子里那个无人关注的小丫头了，“三小姐”是都市潮流的一个代言词，而她也承认夜色灯光变幻的代言人。
王琦瑶第二个阶段的人生可以用“沉潜”来形容，从爱丽丝公寓到水乡邬桥。在这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王琦瑶仍无法按捺内心对上海的梦的憧憬，在邬桥“沉潜”了三年后，她重拾心情回到了上海的弄堂——平安里。在这几次地点的改变之后，王琦瑶已经把她渗入到骨子里的上海人的气质完全展露出来。世俗，精明，但又敢于追求属于自己的东西。
20世纪80年代的王琦瑶已经是个母亲，女儿薇薇是新时代的代表，穿着打扮，都是那个时代的风采，但她不喜欢女儿的品味，同样女儿也不愿意跟王琦瑶交流。王琦瑶是老上海的见证者，面对这样的时代变化，她缅怀旧上海的风雅的同时，已经俨然成为一位旁观者，这就是为什么王琦瑶和薇薇之间永远都有争吵和间隙，王琦瑶不理解薇薇这代人，而薇薇也对母亲心生怨怼。
程先生
程先生是贯穿全文的一位男主人公。他和王琦瑶是郎有心、妾无意。在与王琦瑶有瓜葛的那些男人中，程先生算是最真心的一位了。在王琦瑶心里，程先生是这样的存在，“退上一步，最后还有个程先生；万事无成，最后也还有个程先生”。当王琦瑶住进了爱丽丝公寓之后，程先生逃命似得离开了上海。等他十几年后再回来，昔日的光彩夺目的王琦瑶成为了身怀六甲的单身母亲，程先生仍未改初衷，悉心照料她们母女。直到他见到康明逊，才知道王琦瑶从来没有给过他爱情。他带着满心的绝望，离开了爱恋了半个世纪的女人。
康明逊
豪门少爷。王琦瑶与康明逊之间是“角角落落的温爱，一样的孤独，无聊没前途，相互间不乏吸引，还有着真实的同情”康明逊的细致和善解深深吸引着王琦瑶，两人为了暂时的欢爱，不顾门第之间，偷偷的过上了同居生活。他们像是在末日相爱，每日都是偷来的时光。但是王琦瑶的怀孕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把暂时的欢愉都碾为了泡沫。康明逊的软弱、自私与寡情使得他选择逃避现实。“他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就像他所说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无法再为王琦瑶遮风挡雨。而正好是他的软弱和无助唤起了王琦瑶的怜爱，为他找了萨沙这个替罪羊，他则继续心安理得做他的豪门二少。
作品鉴赏
作品主题
宿命观念
《长恨歌》具有多重的主题意蕴，首先，是对浮华人生的参悟。“上海小姐”之名，对王琦瑶其实是她人生的一付无形枷锁，凭借“上海小姐”，先是身不由己而又心怀窃喜地与李主任交往，后来与康明逊、“老克腊”等人的恋情莫不因此而开始，但最终却又因“上海小姐”之名而死于非命。一切都躲不掉“锦绣炯尘”的宿命。
女性悲剧
其次，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揭示。“上海小姐”王琦瑶无疑是美丽的，但美丽并未给她带来幸福人生。她与小说中几个男性的或浓烈或平淡的爱情，在她的心田上划下的均是深深的伤痕。对于王琦瑶来说“眼前的快乐其实是要以将来作抵押，将来又是要过去来抵，人生真是连成一串的锁链，想独取一环谈何容易”。
王琦瑶的悲剧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这与她个人性格、成长环境、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首先是她的性格因素，性格决定命运。王琦瑶之所以最后落得这个下场，我认为和她的爱慕虚荣有很大的关系。由于从小在弄堂里的耳濡目染，她对自己的前途有着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想要的是一古脑儿，终身受益的安慰”，而这些是她的现实身份所接触不到的。于是她为了“终身受益”而委身于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
其次是成长环境对她的影响。程先生曾说王琦瑶的母亲是市侩的，他去家里找王琦瑶的时候，母亲从未给过他什么好脸色。在王琦瑶怀薇薇的时候，母亲曾出言训斥她误入了歧路。父母在王琦瑶的生命中一直都是可有可无的形象，甚至王琦瑶一年至多回家一次。家庭里的不如意让她几乎把所有感情都投放在爱情上。一次又一次恋爱的失败并没有使她气馁，反而更加出格，她甚至找了一个比自己小二十岁的老克腊。另外，她周围家境富裕的好友蒋丽莉之类的，有意无意间让她见识到了上流社会的奢华，这正是她所向往的世界。蒋丽莉等朋友向她打开了一扇通向上流社会的大门。她终究是走了她想走的路。
最后是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在物欲横流的大上海，在人们的普遍意识里，唯有金钱和权势才是王道。不只是王琦瑶，所有的人都是利益至上。而在这种利益至上的大背景下，人们难免不会沾染上这种习气。无论是男女关系也好，还是亲情、友情，都统统置于这种利益之下。社会上普遍的男女不平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性的自我解放，她们往往都是以依附男人为人生目标。在这种大背景下，王琦瑶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中的一个。
艺术特色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不注重以时间为序，而以空间来体现时间，采用空间叙事手法来安排小说的情节发展。小说中以刻画王琦瑶几个生活空间的转变来抒写王琦瑶一生多舛的命运：弄堂——闺阁——片厂——爱丽丝公寓——邬桥——平安里。王安忆运用独特的散文笔法和排比手法来描写小说中平凡无奇或者琐碎的事物，赋予它们诗性和灵性，正是这种细碎的语言描述，为小说人物情节的发展作了很好的铺垫，每一个空间场景都预示着故事发展的结果。
王安忆《长恨歌》第一部的第一章以标志性的建筑弄堂为开篇，“流言”“闺阁”“上海小姐”等都在诉说着上海的历史。例如“站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晨曦一点一点亮起，灯光一点一点熄灭：先是有薄薄的雾，光是平直的光，勾出轮廓，细工笔似的。”在上海，弄堂是典型标志性建筑，最能体现上海的历史和特色。王安忆独具匠心地从时间和空间描写刻画出弄堂的特点。在常人眼中弄堂不过是居住的地方，在王安忆笔下弄堂是有韵味的，是令人感动的，是各形各异，是有温度的，代表着城市的文化。经过作家一番入戏的描绘后，我们仿佛看到一个真真切切的上海。“这城市的弄堂有多少，流言就有多少，是数也数不清，谁也说不完的。”在小说中王琦瑶就是流言的驱动者，流言的主线一直跟随着王琦瑶，王琦瑶在哪里，流言就在哪里。“闺阁通常是做在偏厢房或亭子间里，总是被阴着窗，拉着花窗帘。”她将上海的历史文化一层层剥开，细致入微地展现在看似散漫的生活细节里。领略到繁华未尽美丽如旧的城市，如同日落之前的夕阳，惆怅中依然有无尽的灿烂霞光，短暂而记忆深刻久远。小说中体现城市文化特色的还有上海人的服饰，特色美食，社交活动等。在上海饮食文化上，“桂花糖粥”“乌梅汤”“蟹粉小笼”“咖啡茗茶”“花赤豆粥芝麻糖金橘饼”等等尽收眼底。穿着家常素碎花旗袍的王琦瑶自身就带着忧郁的气质和独特的味道，潜藏着中国女人无限的魅力。昔日的上海小姐王琦瑶和副厂长太太严家师母、大家庭里没落公子康明逊以及“革命的混血儿”萨沙凑成一餐下午茶或是一桌麻将。这无不渗透着上海的文化是中西结合的产物，反映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以及上海的文化风情。
作品影响
1998年，《长恨歌》获选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1999年获选《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2000年成功获选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并被评为20世纪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
2005年，《长恨歌》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英皇影业有限公司等联合摄制。
2006年，《长恨歌》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由丁黑执导。
2018年9月27日，由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杂志社、中国小说学会、人民日报海外网主办，青岛市作家协会承办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评选在青岛揭晓。《长恨歌》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
作品评价
文学评论家汪政、晓华：《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是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典型的上海小姐，她似乎被动地被上海所塑造，所接纳，自然而然地、按部就班地走着上海女性走过的或期望走过的路，而在这漫长的路上，她领略并保存着这城市的精华。她的存在是一个城市的存在，她时时提醒人们回望日益阑珊的旧时灯火，即使当王琦瑶飘零为一个街道护士时，她依然能复活人们的城市记忆。
作者简介
王安忆，1954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到沪。1970年赴安徽插队落户，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调回上海，任《儿童时代》小说编辑，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专业创作至今。自1976年发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出版发表有小说《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站》《流逝》《小鲍庄》《叔叔的故事》《69届初中生》《长恨歌》等短、中、长篇，约有400万字，以及若干散文、文学理论。其中一度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二度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翻译为外国语的有英、法、荷、德、日、捷、韩等文字。
第2篇：王安忆《长恨歌》解读
王安忆《长恨歌》解读
王安忆曾声明自己不是上海的代言人，但上海却注定要通过她的写作，在语言的世界里成形。如果多少年来，当人们凝视巴黎和伦敦，看到的并不是巴黎和伦敦，而是雨果、波德莱尔、和狄更斯笔下的巴黎和伦敦，那么今天，我们或许已不能不透过由王安忆文字所织就的面纱，去感受、理解、和想象上海。是王安忆笔下数不清的上海故事，让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具有了肌肤的触感，让它们能够像往日气息那样突然袭来，无孔不入，又像一段旧情一样变成沉淀在心底的难言之隐。
这是自茅盾、新感觉派、和张爱玲以来，上海第一次在诗的空间里凝聚为一个整体。再也没有任何文学描写，能比《长恨歌》开篇的寥寥数页更痛快淋漓地把上海一举安置在“崇高”的审美范畴里，从而使我们对这座城市的记忆和体验摆脱了“美”、“愉悦”、“室内”、“颓废”、“技巧”、“个人风格”等布尔乔亚观念的束缚。在这个意义上，《长恨歌》所具有的挽歌形式，难道不正是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宏大历史的极具个人情调的凭吊和追忆吗?
对比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艺的高峰形态，我们会看到，上海的大都会面相，直到王安忆笔下才获得了诸如《巴黎圣母院》中“巴黎鸟瞰”那一节所具有的历史纵深和社会密度。与此对应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灵形式，是当代批评必须回答的问题。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仍然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在王安忆的作品里，虽然“崇高”的内容方面具有不折不扣的历史性，但其形式方面却并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观照。毋宁说，它的内在构成是大量的、密密麻麻的、纯粹个人的(往往是女性的)日常性瞬间体验。如果把王安忆对上海的观察还诸王安忆作品本身，我们就可以说，在今天，当我们在上海的马路上游荡，如果我们的思绪说得出话来，它说出来的或许就是王安忆式的城市私语。如果上海对我们不再显得疏远、冷漠、格格不入，那或许就是因为我们把她的某个故事，某个段落，某个女主人公当作了城市的心。
这样质地细密、意蕴深邃的文字在其内部向批评和寓意打开了门窗，但却很可能在根本上拒绝其他文体和艺术样式的改编。所以《长恨歌》由小说搬上戏剧舞台，最让人感兴趣的不是如何保持对原作的忠实，而恰恰是如何对原作进行“歪曲”--即，如何通过舞台艺术的形式，把散文的虚构作品中潜在的戏剧冲突和戏剧性重新生产出来。这就好似在不同艺术门类之间进行翻译。其实，把小说《长恨歌》改编成舞台剧，同把它改编为弦乐四重奏，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新版话剧《长恨歌》(五月二十六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首演)总体上的成功首先在于它全剧三幕的'结构安排。小说《长恨歌》里的巨细无遗、不绝如缕的叙事流，在此变成了一个女人一生中三个清晰的时间段;三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场景;三个男人(不算被年轻的上海小姐用来“打底”的程先生);三场不堪的感情纠葛;三个彼此断裂的历史时代。三幕戏用一袭从没有穿在新娘子身上的婚纱和一个只盛着一根金条的首饰盒串联起来，干净利落，效果鲜明。节目单人物介绍栏目里，所有有名有姓的角色的年龄都一一标了出来，极为引人注目。王琦瑶在三幕里的年龄分别是17岁、29岁、57岁。小说中王琦瑶是1946年的上海三小姐，那么这三幕的时间就分别是1946，1958，1986。戏剧发展的时空跳跃，提示出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的历史分期。它远比目前通行的社会史规范，更能把握当代史的内在断裂和连续性。王安忆小说叙事的复杂而隐晦的时间性内容，在新版话剧《长恨歌》中虽然被简单化，但却同时被明朗化了。
全剧保留了大量原作的语言，有时干脆围绕小说原作中的一句话设计剧情和舞台布置。比方说，小说《长恨歌》中，王琦瑶与李主任初夜有关穿婚纱的内心独白(“她还来得及有一点点惋惜，她想她婚服倒是穿了两次，一次在片场，二次在决赛的舞台，可真正该穿婚服了，却没有穿”。)，在新版话剧里，改由王母在看到挂在屋子里的婚纱时发议论。虽然这样处理的文学效果不及小说版，但把这句话大致保留下来，作为某种戏剧性内容的提示，显出令人满意的眼光和技巧。
另一方面，第一次演出的一些小疵瑕虽然无关大局，但在现场却颇刹风景。第一幕李主任的京剧清唱，就连我这个纯外行也觉得不地道(唱功最后有些跑调，做功也不到位)，看得人心烦意乱。第三幕王琦瑶教老克腊跳交谊舞，不知是演员真不会跳“慢三”，还是偶然不小心踩了对方的脚。我身后几个观众看出破绽，立刻连呼“跳弗来厄”。
饰演王琦瑶的演员张璐，其外形和气质在第一、二幕有一种浑然自成的脆弱和命运感，在与李主任和康明逊(包括严师母和王母)对戏时，不经意间就能让观众心生怜意，效果很好。但到了第三幕就有些压不住。演员的表演过于随和，好动、给角色平添了过多入世的俗气甚至巴结气，少了些“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矜持。其实八十年代王琦瑶的舞台形象，关键要出来一个“静”字，形体动作应该少、慢、老派，这样才能与老克腊、长脚、张永红一代人代表的现实时空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总的来说，第三幕好像过于强调“畸恋”，而忽视了王琦瑶对于“新时期”来说本是一个陌生人，其举手投足、待人接物，本应透出着一种自然而然的、小小的、没有恶意的挑剔，不满和有所保留，以同眼下杂乱无章、毫无口味的时代形成对照。关键是，57岁的前上海小姐即便再一次陷入感情的漩涡，也不应该像一个热恋的女中学生一样缠着情人，央求他不要弃她而去。相反，她应该是再大的事情也要轻描淡写，随时准备着原先打算的落空，打落的牙齿不但要往肚里咽，还要咽得不露声色，咽得若无其事。这对演员的表演自然提出很高的要求，但关键还是要看导演是否有实现这种效果的意图。目前这样的处理，虽然并不违反生活中的或然性，也自有其戏剧性的内在逻辑(即突出王琦瑶总在抓一种抓不住的东西，等一个等不来的男人，最后一搏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不应该忘记，王琦瑶即便对老克腊这样的狂热崇拜者，也必然带着一种超然的、不以为然的距离、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宿命论味道，是在迷醉中也带要带着几分清醒，在激动中也抱着几分自怜甚至自嘲的。
这一切决不是老克腊这样的历史赝品和文化市侩所能体味。老克蜡恋的是他想象的过去，把它投射在前上海小姐身上，根本上仍不过是自恋。所以，第三幕戏剧冲突的核心，不在于“畸恋”本身，而在于这场戏的归根结底的虚假性;在于双方为克服这种虚假感和令人不自在的距离所做的近乎疯狂的努力;在于假戏真做真亦假的讽刺意味。在此，王琦瑶既是(男性)欲望的窥视对象，又是这一对象化客体的(女性)“自我意识”;既是受害者，又是共谋。一意渲染王琦瑶希望落空的悲惨下场，就把这个戏剧形象过度简单化了。为回到第三幕的戏剧冲突的核心而再做一些局部的修改，是完全值得的。首演过程中，当舞台上出现老克腊和王琦瑶的激情戏，两人拥抱着倒在台上时，观众中当即爆发出一阵掌声和叫好声，气氛仿佛颇热烈。但这种老北京天桥戏园子里看热闹般的喝彩，是新版话剧《长恨歌》应该追求的，还是应该避免的呢?
由此猜测，就其戏剧风格设计的世俗性取向来说，新版话剧《长恨歌》或许本来就是一出力求具有地方色彩和“地域性人文底蕴”，好看、热闹的戏，其自我定位是在“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虽说原本的故事情节和原作语言的大量借用给它打上了一层忧郁色彩，一些场面也演得悲悲切切，但新版话剧《长恨歌》总的来说却是一部风风火火的喜剧。它的喜剧色彩甚至滑稽风格，体现在几乎所有次要角色上(蒋丽莉、张妈、严师母、中年男人，萨沙，长脚、张永红--王母和一个更次要的角色吴佩珍是仅有的两个例外)。对康明逊和老克腊的处理，同小说原本相比，也明显地增加了喜剧成分。
既然谈到悲剧喜剧，或许应该指出，王安忆的小说原作在其基本的艺术基调上就带有一种含混性或多义性。在以叙事手段、通过个别人物的经历描绘集体生活的广阔图景和“平缓的进程”(而非戏剧式的急促)的意义上，小说《长恨歌》带有明显的史诗性。(这也就是为国内评论界所注意到的“沧桑感”)。但就其(女)主人公性格力量和同周围环境的命运的冲突看，小说《长恨歌》是一部经典的悲剧，这是由作品标题所点明，为一般读者所接受的理解。但悲剧，至少是西方文艺理论传统里的悲剧定义，却与《长恨歌》的世界相去甚远。黑格尔在谈古希腊悲剧时认为，悲剧人物追求什么目的这个出发点，决定了悲剧的真正意蕴。悲剧英雄是把自己的个性和“真纯的生活内容的某一方面”(比如对家庭、国家、民族和宗教信仰的爱)完全结合到一起，从而在积极推动事物的正面进程的过程中，因自己固有的片面性而遭到毁灭。王琦瑶的世界与这种悲剧英雄的世界毫无关系。恰恰相反，小说《长恨歌》赖以展开的是一种“安稳的主体性”(即上海市民阶级的聪明、计算、和自信)，它力图置身事外、确保自己与历史间的安全距离。这就是说，小说《长恨歌》必须同时被当作一部喜剧和讽刺作品来读，因为王安忆笔下的小人物经常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绝对没有实体性却含有矛盾，因此不能使自己实现”; “[他们]以非常认真的样子，采取周密的准备，去实现一种本身渺小空虚的目的”(黑格尔)。王安忆有一篇杂文，题目就叫《上海是一部喜剧》，讲她喜欢的就是上海的“谐谑成份”，她对上海的想象，就是要“把这些单挑出来，放大，突出，拼接，搭起来”。
第3篇：王安忆长恨歌解读
一曲时间为维、流言为声的城市之歌——王安忆《长恨歌》解读
2008-04 19:13:38来源：《考试周刊》作者：常晓红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是王安忆继《小鲍庄》、《三恋》后第三次创作的高峰。本文题为“解读”，意从创作主旨、写作框架、语言风格三方面解读这部小说。
一、城市·女性
城市与女性成为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一个生长点，这是因为，城市和女性似乎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城市在发展，女性亦在成长。王安忆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她在一篇关于上海女性的文章中曾说：“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长恨歌》写的正是这样一个关于上海和女性的故事，“这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