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话语权的言论
话语权的言论
我是一个不大善于言谈的人,但我是一个有话就要说的人。这两者并不矛盾,对于这种习惯绝对不是随便就能形成的,当然也不具有规律性。即使有的话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发现,但我还是倾向于没有。在做一个健谈者与沉默的思考者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始终相信健谈者往往耐不住寂寞,往往需要听众,一旦听众缺席就会焦躁不安、坐卧不宁。还有一个更有趣、更有利的证据是你会发现这类人俯拾皆是,说话时时可以滔滔不绝,可真正有用的话语寥寥无几。不过话又说回来,往往健谈者的随从又成群结队,用“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来形容应该稍微可靠些,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沉默者并不是都不会说话,而是不会说无用的话;健谈者并不是都会说话,而是常不能说真话,无论是沉默者还是健谈者,失言不如不言。话不在多,说好就好。有的人只习惯于与别人共处,和别人说话,自己对自己无话可说,一旦独处就难受得要命,这样的人终究是肤浅的。人必须学会倾听自己的心声,自己与自己交流,这样才能逐渐形成一个较有深度的内心世界。不要太在乎你说了什么,而是要关注你是怎么说的!虽是同一句话,但你的听众会根据你诉说的方式而作出不同的回应,方式决定效果。从这点来看,说话绝不是张口就来的动作,而是最起码来说要经过大脑的加工一番。
说话在很多时候是相当具有艺术性的,能说并不一定会说,会说并不一定能说好。说话的艺术与说话的技巧是迥异的,至于这点自己倒有一些自我的俗见——带技巧的说话大都不具话语的艺术性,而且常常有损于艺术本身,带艺术性的话语一定含有技巧,而且通常超越着技巧本身。我向来不会去学习技巧,也不具备那方面的能力,即便是有也不会损伤艺术的原本而去开发这方面的潜能,这是相当划不来的。
至于谈到我是一个有话就要说的人,一方面与自我对话语权的认知有关,另一方面是这是一个长久养成的习惯,更确切地说是骨子里本来就充溢着的气质。说话是一个人的权利——言论自由。这句话自然只能在这个时代才一定程度上的享有,这个时代之前反正是很少且不能乱说话的,以前不能乱说话是我听来的,现在同样不能乱说话是我亲自看到的。但前者是由于权力的受限,后者是由于谣言制造权力的受限,从这点来看都不具有权力,实质却有着质的差异,稍有点明辨是非能力的人都能看得出来的。如果有价值的话不说实属损坏话语价值的本身,更是对自我的极大否定。那么可以推断出有话就要保持言论的自由,只要加上言论具有可靠性这个前提就妥当了。
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权力关系,而不是思想自由的表现,在任何社会里,话语一旦产生,即刻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每个阶级、 集团、个人都受制于权利,也都行使着权利。
在王小波看来话语即权利,权利即话语,此观点是具有一定的偏颇性,确切地说应该是过于绝对,如说男人和女人都是人,但究其个人来说是有差异的。有话语不一定有权利,反之亦如此。玛丽?安?格伦顿在《权力话语》一书中指出“权利话语”所具有的负面效应——“权利间的相互对峙”形成的法律僵局;“ 责任话语的缺失”导致整个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的乐土;“对传统的背离”,将政治言论演变成为了一场不负责的“脱口秀”,从而扼杀了普遍对话的机会,损害了有序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基石。显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人都话语的权利,却又不享有乱说的权利,尤其是说些影响安定的话语,在这方面来说我还是比较支持的。玛丽?安?格伦顿说扼杀了普遍对话的机会,这点着实不假,既然机会都被扼杀了,那就干脆不说,于是选择沉默,接踵而至的后来者也效仿桌沉默者,最终没有说话的了。
沉默是一种病,是国人通有的病;沉默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个人单独享有的生活方式。这个时代之前的人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人,通常是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而这个时代的人是什么都不说,因为几乎没有信得过的人,此类事多半或是全部发生于充满冷漠的`城市之间。说得高尚些就是人们逐而把沉默作为了表达情感的方式,说得真实些就是如今世态炎凉、人情的冷漠。如果在二者之间作出自我的希冀与肯定,我还是悲哀地选择前者,至少是可能流转出沉默真正意义的一个希望。
如果是出自于贴近心灵的话语也不会出现那么多尴尬的沉默与人心距离之间的孤独守望。只有出自于内心深处的语言才能触及心灵,深入人心。说话必须要有真实性,更多的是诚实,两者都是难能可贵的品德,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因为几乎没有人不说谎的。毕淑敏说:“人总是要说谎的,谁要说自己不说谎,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有的人一生都在说谎,他的存在就是一个谎言。有的人偶尔说谎,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谎言,谎言在某些时候只是说话人的善良愿望,只要不害人,说说也无妨。”在说谎上我还是秉承宽容的态度说几乎没有人说谎,而不是没有不说谎。我相信不说话那是一个存在并可以追寻的境界,虽然当前我是一个说过谎并在克服说谎的人的一份子。
可纵观历史可以看出很多人宁愿相谄媚的假话,却不爱听道出实质的真话。在落得个倒猢猕散、国破身戮的帝王将相那里得到了最真实的印证,历史上诸如此类也屡见不鲜。商纣时的忠臣王子比干,为了挽救先王基业,仗义执言,结果被“剖心而死”;汉文帝时的贾谊,才华横溢,少年得志,深得文帝赏识,不断破格提拔,一年之中,贾谊被提到太中大夫。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一批人都强烈反对并诋毁他,最终被贬做长沙太傅,心情极度抑郁,于是在赴任途中投湘水而死。而种种都是源于对颜面的维存。
处世要求我们: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隐逸在世上要求我们:假话不能说,真话自我说。人最难的事就是处在俗世却又站在一个高度审视问题,栖居于人世,隐逸于俗世。在本身一个世上划出一道鸿沟来这本身就是一种解脱,更多是作为大多数人的悲哀却又具有不可更改性,天生就要求有那么一些人寻找那化解悲哀的办法,究其最终来说也只是一个方法,等多的还是使用方法的那个人。
在说话态度上我认为林语堂先生说得最具体不过了。他说:“我国人对于说话的态度,最高的是忘言,但如禅宗“教”人“将嘴挂在墙上”,也还免不了说话。其次是慎言,寡言,讷于言。这三样又有分别:慎言是小心说话,小心说话自然就少说话,少说话少出错儿;寡言是说话少,是一种深沉或贞静的性格或品德;讷于言是说不出话,是一种浑厚诚实的性格或品德。这两种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辞或辞令。至诚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阴暗;他用不着多说话,说话也无须修饰。只知讲究修饰,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盾森然,那是所谓小人;他太会修饰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戏法总有让人揭穿的一日。我们是介在两者之间的平凡的人;没有那伟大的魄力,可也不至于忘掉了自己。只是不能无视世故人情,我们看时候,看地方,看人在礼貌与趣味两个条件之下,修饰我们的说话。这儿没有力,只有机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饰可得的。”
论及真实上来说,我认为蒙田要胜过培根。培根在自己的著作中虽多次出版却还不断增删修改,精雕细啄,终成不可弃一字之作。然而,比起蒙田的著作无心问世,读者却有钦佩之心却不那么真切感人肺腑。诚然,语言是愈加修饰、愈加精雕细刻才会达到精炼的程度,但在逐而逐渐、雕刻的过程中那思想本身质朴的美就会失去。真实不带表不加以加工,唯是力求保证原本的质朴、单纯、达意。没有谁写文章一气呵成后字句不改,更何况纵横历史来看,也无此类人士。有的也只是有文章却无锤炼的文豪。如今很多人都喜欢写些华而不实的话语,内容肤乏无味,不过倒也欺骗了很多幼稚的读者,虽然欺骗一词有些刻薄,但作为一个有话就要说的人憋着实属难受,更何况为文不真实、无病呻吟、附庸风雅(往往是庸而不雅)就是对文学的一种损伤。
言谈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沉默是金”这句也只是相对的,毕竟缺少是真正沉默者这个前提。然而,倒也证明了夸夸其谈者出不了金,更多的是缺乏智慧。夸夸其谈者无非有两类,一类是谈些老生常谈、妇孺皆知的东西,为此我常惊诧不已;二是学会不了沉默、缺少倾听的智慧。一位古罗马哲人揣摩出了造物者的意图,之所以人有两只耳朵而只有一张嘴,是因为人更多的是要倾听。我觉得一个人在对方说话时还能不断地听到自己的声音就是一种缺乏智慧的症状。
第2篇:话语权读后感
话语权读后感
最近,我读了话语权这本书,深入地了解美国媒体的发展,了解了美国所谓的新闻强,则国强的说法,以及为什么说美国的新闻史就是美国的强国史这种说法并不为过。以下便是我看了这本书的一些感想。
美国能如此快地发展,离不开媒体的帮忙,而美国媒体的发展,话语权的巩固,则离不开那些开明的领导。美国的领导,从华盛顿到杰斐逊到麦迪逊,他们都受过媒体的不同程度的攻讦和谩骂,造谣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杰斐逊,他承受的可是双重痛苦:一方面,要忍受媒体的攻击,另一方面,还要捍卫它们骂自己的权利。但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呵护着美国媒体的发展。其实,人们要感激的,是杰斐逊等人对媒体发展的尊重和护卫,容忍它们的幼稚,容忍它们的偏颇,引导它们最终回到正轨上来,成为美国强大的推动力量。
话语权,乃是一国发出声音对世界的影响能力,从杰克逊时期说起,他那是的媒体是报刊,而他,就是借助对公众舆论的有效调动,特别是借助同情和支持自己的媒体,杰克逊打赢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场由媒体发挥重要作用的选战。在不能赢得内阁和国会的支持时,杰克逊就会通过媒体诉诸人民,求得民众的热烈而真诚的帮助。而这也为日后的国会议员们做出了榜样——要想话语权,就引来媒体吧。他的这些做法,使得人们逐渐重视起媒体,重视其它的影响力,重视起话语权。他之后,就到了普利策。他的出现,不仅促使《世界报》迅速做大,而且刺激了其他媒体的成熟。普利策、赫斯特等传媒精英的出现,带给美国媒体观念和经营上的巨大转变,尤其是萌生了改善与政府关系的“冲动”。就这样,媒体不断发展着。在麦金莱时期,不仅原有的新闻秘书制度坚持了下来,而且新闻发布会的形式也出现了,难得的是,麦金莱还与来自各地的“舆论制造者”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联系。到罗斯福时代时,他敏锐地意识到,媒体正在变成一种积极地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并且已不甘心仅仅扮演曝光的角色。事实证明,在罗斯福那里,媒体不仅成了最有效的施政武器,而且还成为了他自己和那个时代的理想飞得更高的翅膀,成为推行改革的最好的“东风”。
在美国,民众对包括总统在内的政客是不信任的,并相信,新闻的责任是对于权力的重要检验,任何企图玷污权力的人都要越过他人的肩膀看看自己是否正被人注视着。尼克松来的“水门事件”就反映了民众对领导人物的监督。这应该是中国要向美国学习的地方吧,我不知道中国民众是否相信自己的政客,但我觉得中国媒体应加大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力度。这样才能尽量避免那些官员在退休后才被查出犯了罪,才被监禁这种事情的发生。才能为共产党的廉洁奉公做出更大的努力。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好地发展。
话语权的赢得并不容易,有三点是环环相扣的:一是政府要意识到媒体的重要性,意识到话语权的关键性;二是媒体要表现出这种重要性,不仅要有国内的民意基础,更要有国际影响力;三是政府要有意识、讲艺术地通过议程设置来左右美国媒体,影响甚至左右世界媒体,从而掌握国际话语权。而这些,在不断地摸索中,美国已逐渐做到了。他的政府与媒体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我们的媒体与政府也应时刻注意相辅相成,让媒体更好地宣传政府的政策,同时政府要维护媒体的话语权。
另外一方面,在美国,拖欠稿费成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这个视知识产权保护为生命的国家,谁要是恶意拖欠稿费,不仅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而且会遭致社会舆论的唾弃。而在中国,尽管《著作权法》明确指出,必须在2个月内支付作者稿费,但遗憾的是,没有多少人把他当回事,而相关管理部门也不会真的去处罚违法的媒体。从而,追讨稿费也成为作者自己的事情。如此般不重视作者的合法权益,如何能让国人继续热衷于发现新闻,热衷于写稿呢?那又会有谁去相信我们的媒体呢? 也许在看到了别人的长处后,我们应该思考自己如何向它学习,然后做到更好了吧。我们也应加大自己的执行力,维护好大家应有的权益。督促媒体健康发展。在美国,虽然没有新闻法,但美国的相关法律却是多如牛毛,《间谍法》《煽动法》《国家安全法》《地方广播所有权法》等这一系列法律让媒体在近乎透明的法律环境中发展,也使美国的新闻记者清楚他们的底线。美国的媒体十分注重事情的真实性,为了追求真实性,《纽约时报》走的是稳健的路子,有的时候,它甚至可以比别人慢半拍或而回想起中国的媒体在这一方面则有些欠缺了。仍记得有过这样一篇报道,【外国小伙北京街头扶摔倒中年女子遭讹诈】,当初这篇报道传得沸沸扬扬,那些拍摄者,那些媒体报道者都没有核实它的真实性就直接发布了,结果到后来才发现这则新闻有误,说那妇女是被外国小伙撞倒的。而那妇女,承受着本不该承受的名誉损失。只为了那个轰动效应,他们就这样把不实的新闻传出来,如果是更大的事件就这样被不实地传播了,那又该怎么办呢?新闻报道就应具备真实性,要得简洁一些,也不要胡乱发言。在这里,少说话,有时就是在维护话语权。归根结底,报纸是靠信任生存的。没有了信任,新闻业将无法存在。中国媒体在这些发面应多加努力的,并应时刻反省自己。媒体最终目的是要营利,靠新闻赚钱,在这个经营链上,新闻是产品,听众(观众)和读者就是消费者。如果出现了假冒伪劣产品(新闻),媒体就会失去信誉,也就失去了受众支持,这也使得美国媒体对新闻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尤为看重,而上层对“报誉”的重视也直接转化为对媒体内部自律的重视,从而在组织和制度上加强了媒体的新闻自律。在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这种自律是随处可见的。由于许多新闻事件都会牵扯到法律问题,稍有不慎就会给媒体带来重大损失,为此,许多媒体都在编辑流程中加入了法律“看门人”的角色。以美国广播公司(ABC)为例,该公司每次播出的新闻最终审稿播出权的不是编辑,他是分管此业务的副总裁,实际上是个律师。对新闻业务不太在行,但他是法律专业,他只审查三条:一是新闻来源、出处;二是核实新闻是否真实可靠;三是此稿会不会引起任何官司,仅此而已。我不知道中国的媒体是怎样工作的,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这一点,让新闻更可靠,更具真实性,并且也符合法律要求。从而尽量减少甚至杜绝虚假新闻的出现,避免媒体名誉的丢失。
中国的国际形象,始终是对外展示的关键,甚至成了当前中国最大的战略威胁。中国大企业的对外投资受阻,对外出口的遭遇官司,对外形象的遭误解与猜疑,无一不是缘于中国国际形象的信任危机。所以,话语权塑造的首要任务便应是树立积极,清晰的国际形象。看了美国的话语权,我觉得媒体的发展离不看开明的政府的支持,同时,媒体身更要自律,注重新闻的真实性。无论如何,美国在话语权这方面很值得我们媒体深思。我们也应加强对媒体的监督,巩固我们话语权。最后引用张国庆的一句话语:公信力所在,话语权所养;认同感所在,话语权所生。
第3篇:女性话语权
女性话语权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特别报道
城里城外的女人最关注什么?
浙江理工大学调查2000人寻找答案
女性希望在家中有话语权
都说女人心海底针,女人心里到底在关心什么?这是许多男人都想不通的问题,但是浙江理工大学心理系的师生们用自己开发的《妇女对自身发展状况的主观满意度评价调查问卷》解开了这个难题。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们联合建德市妇联,在农村和城市各找了1000名妇女,专门做了一个“妇女最关心十大问题”的调研报告,在妇女节来临之时为男人们揭秘这道难题。
从9个方面剖析女人心
“我们这个调查从9个纬度入手,主要是让妇女自己对自身发展的主观满意感进行评价,从而达到了解女性心理世界的目的。”浙江理工大学心理系教授侯公林是这次调研的学术负责人。
侯公林觉得过去对妇女发展的评价都是采用外部的方法,人们认为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