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越喜欢讲道理的家长，孩子往往越不听话
天下没有不懂事的孩子，如果要孩子懂道理，家长首先要做得有道理，做得有道理，比说得有道理重要得多。
越喜欢讲道理的家长，他的孩子往往越不听话
“讲道理”是很多家长喜欢的一种教育方式，一直以来被正面推崇。但人们也往往发现讲道理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没用，越喜欢讲道理的家长，他的孩子往往越不听话。
有位家长说她7岁的女儿特别逆反，不让做什么就偏去做，她经常苦口婆心地给孩子讲道理，孩子却不听，惹得家长常发脾气。她知道打骂孩子不对，但不知该怎么办。我让她举个孩子如何不听话的例子，她讲了这样一件事。
她家住公寓楼五层，没有电梯，走楼梯上下。最近女儿特别喜欢这样下楼：一条胳膊搭到楼梯扶手上，胳膊用力脚不用力地向下溜。妈妈不允许孩子这样做，说楼梯扶手平时没人擦，那样会把衣服弄脏磨坏。但再一次下楼时，孩子又那样，屡说屡犯，家长终于失去耐心，大发脾气。孩子当着家长的面不敢那样做了，却找各种机会偷偷地那样下楼，衣服袖子下面经常是脏脏的。陈述完事情后，家长用失望的口气加一句：我那孩子，天生就不如别的孩子懂事，我其实挺尊重她的，不知给她讲了多少道理，可她好像一句也不听。
我对家长说，你既然已经发现讲道理没用，那至少说明在这件事上，讲道理是不对的，发现不对，就应该立即停止。家长一脸迷惑，情绪上略有抵触地问我，讲道理不对吗？那该怎么教育她呢？
我说，很简单，回家找两块抹布，你和孩子一人一块，自上而下把楼梯扶手擦干净，既做了公益，又满足了孩子手脚并用下楼的乐趣，试一下，看看效果如何。家长一听，恍然大悟，对啊，这么简单，我怎么没想到呢！我怎么就光想着给她讲道理呢？
这位家长之所以没想到，应该在于她一直以来只注意了自己如何说得“有道理”，没去想自己做得多么没道理。就这件事，孩子不过是想变个花样走楼梯，家长却不体恤孩子，这么微小的一点童趣都不给孩子，对这么简单的尝试都不能容忍，这和家长所说的给孩子“尊重”就完全不搭界。天下没有不懂事的孩子，如果要孩子懂道理，家长首先要做得有道理，做得有道理，比说得有道理重要得多。
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并不是一件“告诉”和被告知的事情，而是一个主动的和建设性的过程，这个原理几乎在理论上无人不承认，而在实践中又无人不违反。要使儿童“明白道理”，不要仅仅把道理告诉儿童，必须要首先让儿童有机会在实践中获得连续不断的经验。
我曾看到一则新闻，广州番禺张中良夫妇收养了10个孤儿，孩子做错事，张中良与妻子不会责骂他们，也不讲大道理，而是让孩子们通过体验，来完成对一个道理的认识。比如，有一次，张中良让家中的小女儿慕恩带着眼睛看不见的姐姐美春出去玩，不知为何慕恩将美春一个人丢在了外面，独自回来了。张中良知道后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让小慕恩做了一个体验：用毛巾蒙住慕恩的眼睛，让她自己在外面走一段路。从此以后，慕恩变得特别懂事。这一个细节，足以让我们对张中良夫妇更加敬佩，他们也许没学过教育学、心理学，对教育的理解却那样透彻，没有对孩子的真爱，是不可能有这份悟性的。
“行不言之教”是传诵千古的经典教育方法，理论上人们都认可，可遇到问题时，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念头总是如何劝说孩子，如何给孩子讲道理。比如我经常收到这样的来信：年轻父母们详细陈述了老人带孩子如何包办溺爱，导致孩子有许多毛病，后面提出的问题却是：“这种情况下，我如何给孩子讲道理，让孩子改正缺点？”也有不少家长，他的孩子遭遇了学校老师的冷暴力，导致孩子厌学。家长不去想办法向学校反映，解决老师的问题，也不去做任何和老师沟通的努力，却来问我“如何给孩子做思想工作，让孩子不再厌学”--这样奇怪的逻辑经常遇到，明明是成年人做得不对，伤害了孩子，却把改造的矛头对准孩子，指望动动嘴皮子，说点什么，就可以改善孩子的状态，这怎么可能呢？
把“讲道理”当成教育，这几乎是“问题家长”的通病
人们对“讲道理”的偏好往往源于思维惯性。从小在家庭、学校接受太多“大道理”教育的人，往往会成为讲道理爱好者。在他们的经验和认识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就是告知与被告知的关系；所谓教育，就是“明白人”对“不明白人”说话。所以他们对孩子表示负责和爱，就是大事小事都要告诉他们如何做。不过，这种单边主义思维方式，最容易让人陷入教育困境中。
一位家长说他在没孩子时，很瞧不上那些打孩子的人，觉得成人靠武力征服孩子，真是无能。他自己有了儿子后，遇到问题，总是耐心地跟孩子讲道理。但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他发现自己奉行的“以理服人”越来越行不通了。孩子经常很固执逆反，不管家长怎么说，就是不听。所以他开始怀疑自己做得对不对，周围又不时地有人对他说，教育男孩子就要粗野一些，只要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想让他做什么事，没什么好商量的，必须服从，不行就动用武力。所以，有两次他和孩子发生冲突，真的没能控制住，对孩子动了手。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黔驴技穷，也堕落为自己曾经不齿的那类家长了。
这位家长的做法很有代表性，不少家长，包括很多学校老师，面对孩子的一些问题时，经常脱不了这样的套路：先讲道理，讲道理不行就去批评，再不行就通过发脾气来征服。或者在孩子的感情上做文章，比如陈述我为你付出多少辛苦，你却这样不懂事……以此来“感化”孩子。
思想家卢梭说过，3种对孩子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的教育方法是：讲道理、发脾气、刻意感动。这句重要的提醒已存世百年，可这3种办法恰是很多家长身体力行，运用最纯熟的。每当我在不同场合引用卢梭这句话时，总是会引起别人的疑问和困惑：如果讲道理孩子不听，除了生气或感化他，还有什么方法呢？难道不要教育他吗？
把“讲道理”当成教育，这几乎是“问题家长”的通病。
当然要教育孩子，但以大道理压人，强迫孩子接受来自家长口头的“道理”，这是在使蛮力，是思维懒惰和粗糙的表现，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问题之扣越系越复杂，越系越死。教育是门艺术，讲究的是简单和精巧。改变“讲道理”的思维定式，变通一下，效果可能会好得多。
有位妈妈，从孩子一岁半时，开始每晚给孩子刷牙，可小家伙怎么都不配合，任凭妈妈讲多少道理都没用，刷牙成了天天必打的战争，总是弄得双方都不愉快。后来，这位妈妈想了一个办法，孩子有一个很喜欢的小熊玩具，妈妈在晚上要刷牙前跟孩子说：“宝贝，小熊这么长时间没刷牙，牙疼了，长龋齿了，你帮它刷刷牙好吗？”孩子很乐意地接过妈妈准备好的牙刷帮小熊刷起来。给小熊刷完牙后，妈妈表扬孩子刷得好，并说：“小熊真乖，给它刷牙它配合得真好。”然后问孩子：“宝宝想不想让小熊看看你也很乖，也会好好配合妈妈刷牙？”孩子高兴地说好，史无前例地配合妈妈刷牙。这样几天下来，孩子再也不厌烦刷牙了。
还有一位家长，说他4岁的孩子有两个毛病，一是不听话，一是爱哭。问我怎么办。我让他举出最近的一个不听话的例子。
他说孩子这几天总是在晚上临睡觉前要下楼玩，无论家长怎么给他讲外面天黑了，小朋友都回家了，明天再玩之类的话，孩子都不听，就是哭着要下楼。
我说，你说的两个毛病其实是一个，可以一起解决。从今天开始，一切事情尽量听孩子的。如果他临睡前想下楼，你就辛苦点，抱他下楼，他想在楼下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在其他事情上也采取类似的做法。家长有些吃惊，很顾虑的样子，但回去还是按着我说的做了，结果让他意想不到。
他后来告诉我，当天孩子在临睡前又要下楼，家长没说什么，愉快地给他穿好衣服，带他下去。外面很黑，冷风嗖嗖的，楼下空无一人，他刚把孩子放地上，孩子就要他抱着回家。家长故意说既然下来了，多待一会儿吧，孩子说什么也不肯多待，说想回家睡觉。回家后，孩子一下变得很听话，让刷牙就刷牙，让脱衣服就脱衣服。此后其他的一些小事上，家长也都少说多做，尽可能倾听孩子的意见，结果孩子哭闹大大减少。
两千多年前的荀子把有效教育和无效教育区分为“君子之学”和“小人之学”。“君子之学”是从耳朵进来，进入心中，传遍全身，影响到行为；而“小人之学”则是从耳朵进来，从嘴巴出去，只走了4寸长，所以难以影响到整个人。用思想家卢梭的话来说就是，“冷冰冰的理论，只能影响我们的见解，而不能决定我们的行为；它可以使我们相信它，但不能使我们按照它去行动，它所揭示的是我们该怎样想，而不是我们应该怎样做”。
现代心理学研究证实了东西方先哲们的观点：从讲道理到接受道理，中间的距离可能很远。一个人能否接纳别人的观点，首先取决于情绪，其次取决于对方的行为，最后才是对方的语言--成年人尚且如此，何况孩子。
讲道理孩子不听，不妨换个做法
孩子有时候确实会有些令人不可理喻的想法，给家长带来麻烦。遇到这种情况，除了想办法和孩子沟通，也要站在孩子的角度感觉一下他的想法和愿望，不要轻易下论断，说孩子“不听话”。家长当然可以直接给孩子讲一些正确的道理，但如果孩子不听，就应该考虑换一种说法。实践证明，想要孩子接受一个观点，从情绪上入手最容易，通过问答的方式，调动孩子去思考，刺激他天性中善良的一面。这样的方法屡试不爽。
有位妈妈说在儿子3岁前，她上卫生间不注意关门，孩子经常跟进来。后来她觉得孩子越来越懂事了，让他看到自己蹲马桶的样子不好，就不再允许孩子跟进来，孩子不听，非跟进来不可。妈妈很耐心地给孩子讲道理，总没什么效果，妈妈只好强行把门闩上，孩子每次都在外面拍打着门，哭得声嘶力竭，有一次甚至哭吐了。从此，孩子的注意力都放在妈妈去卫生间这件事上，即使他正和姥姥玩着，或正在看电视，妈妈想悄悄地溜进卫生间时，他不知为什么总能发现，会马上丢下正做的事，冲过来高喊“不让妈妈上厕所”。这位妈妈非常发愁，每天上厕所成了一件警察抓小偷的较量，感觉真是累人。
我对她说，既然前面已讲过道理，没用，就不要再讲，换一种方法，用问问题的方式来给孩子做思想工作，效果也许更好。我建议她问孩子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不让妈妈去卫生间，那你觉得妈妈尿裤子里好还是尿马桶里好？”大多数孩子第一问就可解决问题，他们会很快判断出来，尿裤子不好。孩子一旦给出这个答案，多半不会再阻拦妈妈去卫生间。个别孩子，因为和家长为这事拧巴了挺长一段时间，可能会故意别扭着回答，说尿裤子好，那么接下来家长问第二个问题。
“你喜欢妈妈高兴，还是喜欢妈妈不高兴？”一般情况下，孩子肯定会选择喜欢妈妈高兴。就像父母本能地会爱孩子，孩子也会本能地爱父母，愿意讨好父母，所以在这个问题中，几乎很少有孩子会选择要妈妈不高兴。这样问的目的，是引导孩子对第一个问题重新做一下选择。如果孩子重新做出正确选择，要真诚地表示出愉快，肯定孩子非常懂事。然后让孩子在外面等着，并给他一个期待，让他看看一会儿妈妈出来后，是高兴的还是不高兴的。
对一个幼儿来说，只要有一两次，他体会到正确选择的快乐，看到妈妈因为自己的选择而高兴，正面心理得到强化，问题多半就解决了。万一你的孩子实在是特别，到这里还不行，固执地选择要妈妈不高兴，那继续问第三个问题。
“你希望妈妈只是今天不高兴，还是明天也不高兴？”我几乎不相信哪个幼儿会继续选择让妈妈不高兴，只要他选择了明天要妈妈高兴，事情就又可以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按前面的套路来解决。最意外的是孩子继续选择明天也不让妈妈高兴，妈妈在第二天可以接着问同一个问题：妈妈今天因为不能正常上卫生间不高兴了，你希望明天妈妈高兴吗--家长问话的态度拿捏好，要平和而真诚。夸张的口气会误导孩子，让他以为这只是个游戏，故意做出错误的选择，以延长游戏时间；当然更不能表示出生气，那样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坏，刺激其负面心理。只要孩子感觉妈妈内心没有恨意，他绝不可能一直要妈妈不高兴。
这位妈妈后来告诉我，她问到第二问，问题就解决了，很有效。
工作中我见过一些“屡教不改”的孩子，确实让人感觉棘手。但如果深入了解一下他们的家庭生活，总会发现根源在于家长的固执。许多家长，可以为孩子付出生命，却不肯在孩子面前放下自己的想法，不管大事小事，一旦孩子的想法和他的不一样，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劝说孩子服从，让弱小的孩子举起想法的白旗。如果有人告诉他说要改变的是家长自己，他会觉得被冒犯、被挑衅，非常生气。他们爱自己的想法超过爱孩子，而孩子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投降”中，心理逐渐被打垮，如果没有阅读或其他思想导师扶植其精神之树成长，思想就会逐渐萎缩或变态，思维方式慢慢变得畸形。
这样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会首先丧失倾听的兴趣，发展出超过常人的防御心理，同时产生“道理免疫力”，哪怕这个道理本身很有道理，他也本能地排斥，严重的甚至会发生道德免疫力；其次，独立意识丧失，不能对一件事进行诚实、深入的思考，失去正常判断力，思维流于肤浅和平庸；第三，心态变得苛刻，对理解他人没有兴趣，兴趣只在如何用自己的观点征服对方，占据上风--这样的人生活中常见，他们和“他人”几乎没有共同认可的观点，几乎从来不能在一件事上持有相同的看法。
有人说不要滥用药品，他就说生病了还是要吃药的，不能一概而论；有人说孩子不能打、要尊重，他就说孩子和孩子不一样，有的孩子是需要打的；甚至有人说60岁以上妇女不适宜穿高跟鞋，容易扭伤或摔倒，他也会发表自己的见解，说不穿高跟鞋的老人也有摔倒扭伤的……我老家管这种偏爱抬杠的人叫作“杠房出生的”。表面看，这些人说话总是一分为二，又全面又客观，其实他们只有两种观点：你的观点，我的观点。并且前者总是错误，后者总是正确。“杠房出生的人”其实思辨力特别弱，原因是他们的能量不能用于真诚的思辨上，主要用于不停地反抗别人的话语上，一生也往往在这种无端的消耗中庸碌地度过。而这样一种心理，如果不自知，会通过言传身教，产生代代相传的恶习。
教条不重要，教养才重要
做“不讲道理”的家长，并非完全否定言语的必要性，而是强调口头教育的适度性和行为教育的重要性。这里另有3条建议。
第一，“讲道理”一定不要口是心非。
想给孩子讲点什么道理，必须首先确认这“道理”你自己也相信。我在工作中经常遇到心口不一的家长，比如有的家长明明自己对孩子的考试分数斤斤计较，向我讨教的问题却是：孩子考试成绩不好时，如何给孩子做思想工作，让他不要在意分数？
把“如何说”仅仅理解为一种说话技巧，这是一些人在教育上始终不得要领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像文字所到之处是一个人的思考所到之处一样，语言所到之处，也应该是一个人观念所到之处。与其向别人讨要说话技巧，不如静下心来想想，我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
第二，避免向孩子灌输庸俗价值观。
生活中可以经常看到这种情况，一些家长自己站位不高，却热衷于向孩子传达一些并不高明的见解，甚至是一些庸俗的人生经验。比如有的家长暗示孩子不必在学习上帮助别的同学，给别人讲题既浪费时间，又容易被别人超过。生活就是竞争，别人走得靠前了，你就落后了。孩子从这些所谓的人生道理上，学会了小钻营、小算计，却学不到大胸襟、大情怀。这样的“讲道理”，实际上是在降低孩子的视野和胸襟，束缚限制了他的发展。
教育的真正准备是完善自己，想要给孩子讲出能让他飞翔的道理，家长自己就要具有蓝天的胸怀和高度。如果感觉自己的高度不够，不知道该如何说，什么也不说总比胡说好得多。
第三，切不可把“不讲道理”做成“不讲理”。
有一些家长确实很少对孩子讲道理，他们很直接，三句话不对就把孩子骂一顿或打一顿，这就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不讲道理”，而是不讲理了。更有些家长，对孩子简单粗暴，却在事后美化自己的行为。例如，打了孩子，然后又深情地讲“孩子，我为什么打你”，通过煽情来为自己的行为找遮羞布。这简直是强盗逻辑，矫情得十分了得，是更深层面的不讲理。
“讲道理”是下策，发脾气是下下策，发脾气加虚伪是下下下策。
总之，教条不重要，教养才重要。卢梭说过，事事讲一番道理，是心胸狭窄的人的一种癖好。有气魄的人是有另外一种语言的，他通过这种语言，能说服人心，作出行动。想让孩子懂道理，家长就要口头少讲道理，行为符合道理，这样孩子才能明白道理--像绕口令了--这就是教育的道理。
第2篇：孩子越聪明
孩子越聪明 越需要引导
实习生 殷骁 本报记者 邱晨辉 《 中国青年报 》（2011年09月26日 12 版）
正在普渡大学攻读研究生的李奕晗，如今是父母的骄傲。
但鲜有人知道，他的聪明伶俐，曾是爸妈最大的困扰。因为自幼聪慧，智商测试高达140分，他总是瞧不上老师，甚至容不得老师的一点儿口误。
有一次，考试中李奕晗早早做完卷子，便怂恿别人也快点做，交了卷和他一起玩。老师不点名地警告了一句“做完了的同学不要交头接耳，再把题目检查一遍。”李奕晗一听就火了，拿出试卷窝成一团儿，扔进抽屉里，背起书包，头也不回径直走出教室。
类似的事件时有发生，李奕晗的骄横之气令老师无比头疼，到了中学，班主任都“管”不住他。
“还不如养个笨孩子！”为此，母亲经常这样训他。这样下去孩子肯定就“聪明反被聪明误”，变成一棵歪树了。必须想想办法。身为大学教授的父亲下定决心，用各种办法给他修枝剪叶。
一次，李奕晗做作业遇到不懂的问题，拿去问父亲，不料父亲眉头一皱：‘问你们老师去！’初中的题目父亲当然会做，不过父亲自有考虑：“我们上学的时候问谁？哪个家长会？不都是问同学问老师？可不能让他养成了特殊优待的习惯。”
接着，李奕晗的父亲把他转到了一所重点中学读书。“都是尖子生，老师水平也高，他在之前的中学当惯了山大王，让他见识一下人外有人。”
不过，和聪明的学生聚在一起，又生出了新的问题来。除了在课堂上恶搞老师的口头禅和习惯动作之外，凭借自己高效率学习完成作业的本领，李奕晗开始肆无忌惮地享受着“优等生”特有的权利——偷闲打游戏。
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但他们知道，对待像他这样的聪明小子，不能用一般的方法，只能欲擒故纵。
有一次，从网吧出来，李奕晗发现父亲刚给他买的山地车没了，回家只好老实交代。父亲二话没说，又买了一辆。李奕晗觉得偶尔丢一辆也无所谓，放学后仍然去网吧玩游戏。
没过几天，新车再度失窃。父亲还是没有批评他，又奉上一辆价值上千元的新车。
“总不会每次都这么倒霉吧。”嘀咕着把车停在网吧门口，李奕晗又跑进去“升级练术”。没想到他果然这么倒霉，从网吧出来，看着原来停自行车的地方空空如也，他只好淋着雨走回了家。看到落汤鸡般狼狈的儿子，父亲依然什么也没说，又掏钱买来第4辆山地车。
车身涂满翠绿色的漆，性能比前几辆还要好。看到眼前崭新的“礼物”，李奕晗突然心生愧疚与感动。当晚，他就主动找到父亲，保证以后不再去网吧，一定专心学习。
李奕晗的成绩不算拔尖也不算差，最大的问题是不稳定，“这次考好了，下次一定会爆冷，像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
很快到了高三，高考在即，李奕晗可不能再这么“折腾”下去。父母也开始想新招儿。
高三寒假期间，李奕晗的父亲在朋友的提醒下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同龄人出马，一个顶父母俩。”父亲找了一个刚上大一的孩子来做“说客”，“毕竟是过来人，又刚上大学，相互有共同话题。”
这名大学的新兵告诉李奕晗，高考是何等地激烈，不仅要与同校同级同班的学生竞争，还要和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应届生以及复读生比赛。“现在独木桥比以前宽一点了，可还是独木桥，再聪明再厉害，你也得通过这个来证明自己的优秀。”
同龄人的话给李奕晗浇了冷水，也让他第一次认真地思考自己的现在与未来。李奕晗终于静下心来，全身心都投入到学习中去，笔芯几天就要换一个，草稿纸每天都消耗很多张，每一张都写满密密麻麻的算式和示意图。
其间，母亲负责后勤保障，每天有热腾腾的营养餐，有干净的换洗衣服和整洁的卧室；父亲下班后会走进他的书房，拍拍正在孜孜不倦的儿子的肩膀，寒暄几句就出去看报纸，给他留足了空间。
为了不让李奕晗紧张，父母不会在他面前议论其他同学的表现，也没有刻意提醒他还有多少天就要高考。高考前一周，学校放假，父亲甚至硬拉着他看了一会电视直播的篮球赛。“他上路子了，知道轻重了，我们就不用再给他施加压力了，他自己清楚应该怎么做。”
最终，李奕晗以高分顺利考入他理想中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孩子越聪明越需要引导，不要试图挑战他的智商，能顺着他的思路走就顺着走。”回顾儿子的中学生涯，李奕晗的父母为自己当初没把这个聪明的孩子给带偏而庆幸。
大卫 17:16:29 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和几位文化界的同龄人在一起吃饭，闲谈中提到10岁左右，各自在做什么？
有生长在北京、杭州等大都市的朋友说，他们在少年宫参加合唱队，在什刹海学滑冰，在西湖边写生。而我呢，只能在山野里放牛、砍柴。20多年过去后，彼此能坐在一起，就共同的话题进行讨论，我当然要感谢好运气。但有一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自小我酷爱阅读。在初中时，就将小山村里能借到的书几乎都读遍了。这种兴趣随着年龄增长一直未曾衰减。等我考上大学后，进入到如宝山福海似的图书馆，从无书可读变成任我阅读，渐渐地我的知识结构、眼界识见和那些生长在大都市的同龄人之间的差距缩小了，自己为文阅世，与之相比，并不显得浅陋，甚至有他们所未能及的一孔之见。
读中学时，语文课文有一篇明代大臣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文章一开头便说：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待我阅历渐深，才能深刻理解到宋濂年少时读书的艰难，也才能更深地理解阅读，对家境不甚富裕的青少年来说，对其获得知识、开阔眼界、陶冶心灵是何等的重要。
一个人降生的地域、家庭不同，其成长的环境会有差异，家境的富裕程度、地域的信息开放程度、父母的人脉状况往往对一个人获取知识的渠道有相当大的影响。生于贫寒之家，显然在接受教育方面处于相当的劣势，父母很难将其送到条件好的学校，为其延聘优秀的家庭教师，也必须承认，他们能阅读到的书籍，和生长在发达都市富裕家庭的同龄人，亦有差距。但对贫寒子弟来说，阅读书籍是贫富差距影响最弱的一种学习途径。
少年时，我不甚了解“穷文富武”之说的精义，搞不懂为什么穷人的孩子只能学文而不能学武？在我初一时，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我。当时我酷爱画画，因此成绩下降被母亲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她告诉我，想学画画，家里供不起，我们家的条件就够给你交学费，让你好好读书。——尔后我断了当画家的梦，就按照一般农家孩子奔前程的路径，用功读书考上大学。而今我才明白母亲的苦心，古代的“学武”类似今天的“艺术生”、“特长生”。学武之人，要持续多年才有成就，且无法自修，又食量巨大，家庭需支付昂贵的拜师、营养、器械等费用，就如今天家长送孩子学钢琴、学美术、学声乐一样成本巨高。
在中国的秦汉时期，阅读仍然是一种高昂的精神消费。因为当时没有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成文的知识主要刻写在携带极不方便的竹简上，因此世家大族容易垄断知识的传播，太史公能写出《史记》，固然与他的勤奋与天分分不开，但有一个因素非常重要：他和其父司马谈都当过汉帝国的太史令——即国家图书馆馆长，才有机会阅读寻常人家不可能见到的典籍。随着造纸术的产生和活字印刷的发明，到了宋代，图书制作和流通的成本大大降低，贫寒子弟也能购买和借阅到图书，从而进行自修，于是吕蒙正、范仲淹和明代宋濂这样的寒门子弟，能通过艰苦求学、广泛阅读而改变命运。
上世纪70～80年代，我在湘中一个偏僻的山乡度过童年、少年时代。那个时候我的家乡信息传播极为不便，当城里孩子追看电视里放映的港台连续剧《上海滩》时，我所在的山村还没有告别煤油灯，遑论看电视了，初三的时候家里才买了一台收音机。对山外知识的获得，除了课堂上老师的讲授外——而我的小学老师都是民办教师——只能通过阅读了，而山村可以阅读到的书实在是少得可怜。我读的第一本现代小说，是小学四年级时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海岛女民兵》——后被拍成电影《海霞》，相当的主旋律，但我看得津津有味，很好奇大海、椰林究竟是什么样子。阅读的第一本古典小说是《西游记》，也是读小学时，这本书是竖排繁体，被人撕掉了几页，大约去当包装纸了。那时连简化字都认不得多少，但硬是将那本繁体字《西游记》读完，自此识得许多“老字”（家乡长辈对繁体字的称呼），让同学佩服老师刮目相看。我读的第一本外国文学读物是《一千零一夜》，读中学的哥哥从别人那里借回来的，由此至今我对阿拉伯文化有一种亲近感。到了初中，学校阅览室订阅了《当代》《人民文学》《十月》等文学刊物，图书室里也有那么几百册书，总算是能解馋了。
尽管由于环境所限，上大学前我能读到的书籍种类非常有限，但“饥者易为食”，在那种饥渴的环境下读书，印象深刻，能将书中的内容很好地吸收，并在以后的岁月不断反刍、回味或重新阅读。如四大古典名著都在初中读完，后来一次次重读，每次感觉都不一样，直到在大学毕业多年后，写出了《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这算是阅读不断深化的一个例子。
而读每一本书，感觉都是那样美妙。我现在的书架上有一本购买最早、翻阅最多的书——初二时到县城买的《唐诗三百首》，竖排，岳麓书社出版。我至今还能记起放鸭子时，任鸭子在水田里嬉戏，自己将双脚泡在水中，读着“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这样的诗句，觉得汉语是那样的美，心底里有说不出的熨帖舒适之感，诗意也就一点点在一个南国乡村少年心中滋长„„
19世纪“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结合得最好的清朝大臣曾国藩，中进士在京做官，写信回家教导几位弟弟：“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放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地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今日乡村青少年，获取书籍的途径比几十年前方便得多，更不用说和清代、明代相比。曾氏所言读书 “何必择地？何必择时？”尤其值得少年读书人的自省。
“不管学生素质多差，教师职责是想方设法把学生教好”——专访香港理工大学工业中心首席项目主任黄德辉 本报记者 邱晨辉 《 中国青年报 》（2011年09月26日 11 版）
黄德辉
教师节前后，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在其显眼位置挂出“教育·感·思”专题，邀请香港理工大学工业中心首席项目主任、全国高职高专教育教师培训联盟顾问黄德辉参加交流。在这个过程中，黄德辉重提“教师的权利与责任”，并指出他眼中内地职业院校教师的问题所在。近几年，职业院校教师数量以数万人次逐年递增，而其综合素质、教学水平却难以令人满意。2009年7月，香港理工大学举办了“教育部职业教育校长培训班”，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的职业院校领导共约30人赴港参加培训。黄德辉是主讲教师之一。近几年，黄德辉先生和内地职业院校接触频繁，且有深入交流。近日，就内地职业院校教师的相关问题，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黄德辉。职业院校教师普遍属于不快乐的群体 记者：在您接触内地职业院校的过程中，您对它们发展的最大困难有何认识？ 黄德辉：一所学校发展的最大困难是师资。我曾经把培训班上的学员（指内地一些职业院校的领导——记者注）分为6个小组进行讨论，讨论的题目是：“目前办职业院校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讨论结果显示，来自14个省区市的职业院校领导一致认为，“教师的能力不足”是目前职业院校办学过程中的最大困难之一。6组给出的答案分别是“师资力量薄弱”、“师资队伍”、“学校师资队伍专业水平”、“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双师型教师比例过低）”、“师资力量不足（能力低）”和“缺师资，教师的责任认知不够”。在我看来，即使教师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但倘若学校领导对教师的水平有所不满，教师仍必须要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改进并尽力使领导满意。记者：您认为内地职业院校的教师有着怎样的特点？您对他们有着怎样的印象？ 黄德辉：在内地，我遇过不少非常优秀的教师，这些教师对教育事业充满热情及很有责任心，孜孜不倦地努力把本职工作做好，默默耕耘为教育事业作贡献，这类教师都是我的学习榜样。但另一方面，我也遇到不少责任心很差的教师，这类教师工作很不认真，终日怨天尤人，埋怨学生、埋怨学校。这类教师对整个团队有着非常负面的影响。在我看来，内地职业院校中相当不小一部分教师身上有着很强烈的“不愿意、不主动”的色彩，他们好像并不知道教师的存在价值就是为其学校“面对困难，解决困难”，而不是“制造困难，解释困难”。在我接触的过程中，我感觉内地教师在工作上普遍“不开心”。职业教育在我国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有幸参与其中为国家作贡献应该感到无比的荣幸及非常振奋才对，但我发现在内地职业院校工作的教师普遍属于不快乐的群体。记者：您认为他们不快乐的原因是什么？ 黄德辉：不少内地教师在教学能力和工作态度上存在很多不足，而最令人担忧的是当中有不少这类教师看不到自身的问题，却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这类教师好像只会埋怨学校的生源差、学校管理差、机制不完善„„教师整天沉浸在抱怨之中自然也不会快乐。教师职责是想方设法把学生教好 记者：我们一直认为，相比普通学校而言，职业院校教师有其自身的特点，您认为如何判断一名职业院校教师是否合格？ 黄德辉：是否合格应有三项标准，分别是令学生满意，因为学生是内部客户；令用人单位满意，因为用人单位是外部客户；令领导满意，因为职业人好好地为领导分忧是分内事。这三项是一票否决制，若其中一项不合格，就说明这名教师不合格。记者：您能否详细谈谈一名优秀的职业院校教师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黄德辉：在我看来，应具备三点素质。其一，是了解企业需求，即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该学什么”，以配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来更合理地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其二，要避免无效讲课，即在“教师该如何教”的过程中，必须避免沉闷的课堂。如果教师讲课过程中不能使学生受益，就已属于无效讲课的范畴。其三，要具备较高的EQ（情商），这一点尤为重要。职业院校教师所面对的学生年龄段是属于人生成长过程中比较叛逆的阶段，作为教师都是过来人，希望他们在面对叛逆的学生时，要避免被自己的情绪牵着鼻子走，应根据育人的效果来决定手段的选择。记者：您认为如何要做到这三点，教师要克服哪些障碍？ 黄德辉：还是要解决前面提到“不愿意、不主动”的态度问题。正如医生的存在价值取决于有多少本事把病人医好，而不是只顾埋怨“病人病况多差”、“医院管理差”、“医疗机制不完善”等。同样，职业院校教师的存在价值取决于有多少本事把学生培育好，使学生有能力为地方经济发展作贡献，而不是只顾埋怨“学校的生源差”、“学校管理差”、“机制不完善”等。即使咱们教师没办法改变大环境，但咱们仍可改变自己的心态及行为：先努力把自身的分内事做好。简而言之，不管病人的病情多差，医生的职责就是想方设法把病人医好；不管学生的素质多差，教师的职责就是想方设法把学生教好。而如果选择当一名医生，就意味着已承诺尽力医治病人；选择当一名教师，就意味着已承诺尽力培育学生。培育学生过程中应多加入团队合作元素 记者：有人说，没有企业的参与，职业教育就是一句空话。您认为在推动校企合作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担起何种责任？ 黄德辉：我把“校企合作”理解为一个过程或手段，不同形式的“校企合作”是为了达到不同的“企业与院校共赢”的目的。在现阶段，我建议教师可先多参与实打实为企业解决技术困难的项目合作，通过这些合作，教师可深入了解企业的情况，在帮助企业解决技术困难过程中自己可通过攻技术关而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通过这类校企合作可打造真正意义上的双师型师资队伍。记者：常年在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职业教育领域行走，您认为香港对内地的职业教育有无可借鉴的地方？ 黄德辉：我认为全世界的职业教育的目的都是培养人才，为地方经济发展作贡献，目的非常一致。不过，团队合作是非常值得内地职业院校教师所借鉴的。就我们的经验而言：团队合作是威力非常强大的发动机，能有效推进整个团队发展，我们对团队合作这部发动机“爱不释手”。但我发现内地职业院校教师往往只单打独斗，教师间很少合作，内地教师们放弃了威力非常强大的发动机，这是非常可惜的。文人相轻的现象在全世界学术机构都存在，但在内地情况尤为严重。我深信如果内地职业院校教师之间多发挥团队合作，同时在培育学生过程中多加入团队合作的元素，这样一定能使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走得更快、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第3篇：父母越唠叨,孩子越不听话？让我来告诉你
父母越唠叨，孩子越不听话？让我来告诉你
新加坡电影《小孩不笨》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小主人公杰瑞和哥哥汤姆每天放学回家都要被爸爸妈妈还有奶奶“高频率说教”，杰瑞通过旁白说出了孩子们共同的心声：大人经常以为，和我们说很多话，就是沟通了，其实都是他们自己讲，自己爽，而我们通常都是假装在听。我们到底有没有听进去，他们不管，只要他们有讲，就算了。你看我们被他们淹死，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大人说那么多话，为什么不明白，多了就很难消化的道理呢？电影描绘的是家庭中很普遍的现象。父母对同一问题不断说教，就是一种单调的刺激，孩子慢慢会关闭自己的耳朵，你的话就像背景噪音，孩子充耳不闻。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长此以往会封闭内心不愿和父母沟通，甚至出现逆反心理。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叫做“超限效应”，它是指刺激过多、过强或作用时间
第4篇：孩子不听话家长怎么办
孩子不听话家长怎么办
孩子为什么总喜欢跟父母反着干，不听话呢？父母的唠叨、谩骂、发泄……只是给予了孩子一些垃圾信息，只让孩子知道他“做错了”但是对于孩子真正想知道的信息，如“错在什么地方？”“怎么样才能加以改进？”“到底我该做什么？”却一点儿也搜索不到。久之，孩子学会了捱时辰——知道家长发泄好之后，一切该干嘛还干嘛；久之，孩子对家长的教诲学会了一耳进一耳出；久之，孩子养成了师长一开口，就分心的“不听话”不良习惯。
父母无视孩子的实际情况和智能特点，一味要求孩子追高，如考试要第一，处处不能落后与人，结果，孩子无数次的努力换来无数次失败的体验，最后丧失了自信心，变得消极、自卑，养成家长要求什么，马上就放弃不良习惯。
父母没有顾及到孩子的接受能力和内心需求，往往采取不符合孩子年龄特点的“早教”、“强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