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生成新词语的社会文化因素分析
生成新词语的社会文化因素分析
摘要：“猛料”是近年来生成的新词语。它的生成除了有语言内部因素的作用外，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也有明显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从新词语“猛料”的个案分析来看，社会文化因素对生成新词语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传统文化以及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猛料；烹饪术语；饮食文化；民族思维
“猛料”是近年来在新闻媒体，特别是在报纸杂志、网络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新词语。它最初作为一个烹饪术语出现，指“强烈有力的烹饪辅料”；后引申为一个新闻术语，指“能引起强烈反响的新闻消息”。
北京语言大学李润生先生在《新闻术语“猛料”的意义及其变化》一文中，从语义学的角度论述了“猛料”这一新词语出现的语言内部因素的作用，但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思考，这一新词语的产生与词义引申变化，还有语言外部因素——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民族传统文化的孕育
从最初语义看，“猛料”属于饮食文化的烹饪词汇。在中国，饮食文化历史悠久，并伴随形成较高的烹饪技术和完备的五味调和理论及实践。如表示烹饪方法的术语，就多达烧、烤、煎、炙、爆、焙、炒、蒸、熘、炖、涮、腌等十多个。商周的《礼记o内则》就记载：“凡脍，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韭；三牲用艾，和用毓，兽用梅。”发展到现在，中国烹饪采用的调味品多达五百多种，几大特色菜系：鲁菜、川菜、湘菜、粤菜等，用“料”调出的味是这些菜系独有的标志，用以命名这些调味料及其味道的词语极其丰富繁杂，“料”在饮食文化词汇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显然。传统饮食文化孕育了丰富的和“料”有关的词汇。
萨丕尔说：“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这种语义联系反映了新词语“猛料”与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在已有“作料”的基础上出现“猛料”，是现代人们对烹饪调料进一步认识和饮食文化发展的结果，如罗常培先生所说的：“语义发展史与社会生活经济、环境的发展分不开。”因此，是民族传统饮食文化孕育了新词语“猛料”的生成。
二、传统民族思维的构造
如果说民族传统饮食文化是新词语“猛料”产生的土壤的话，那么民族传统思维是其产生和词义变化的种子。洪堡特说：“语言是精神的产物和思维的手段。”我们可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一下：一是作为烹饪术语时，“猛”与“料”两个语素相结合的思维；二是后来作为新闻术语时，从烹饪术语转变到新闻术语的引申转变的思维。
“猛”是现代汉语中有很强能产力的语素，基本义是强烈、有力，与“料”结合组成偏正关系修饰“料”，突出强调了烹饪作料的强烈有力的味道。这一语素组合，与我国注重烹饪和调味的传统饮食文化是分不开的，其思维就源于民族传统饮食文化对作料的深刻认识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独特的用味觉来体验和认识饮食的思维。这种思维，甚至扩大到了观察和认知其他的许多领域，并形成传统的民族思维认知模式。
事实上的确如此，李波在《“吃垮”中国——中国饮食文化反思》中就说：“中国人是靠味觉在认知自己、认知同类、认知这个世界，也是通过味觉来表达这个世界。味觉是中国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生理想，味觉就是一切。”虽然李先生言过其实，但也说明了中华民族用味觉思维来观察和认知的事实。这也可以用汉语语言作为佐证，在汉语词汇中，表味觉的这个“味”字大量修饰人生、人情、工作、文章等广大领域。如：人生百味、人情味、工作没味、文章有韵味等等。这些短语表明，“味觉思维”早已超出饮食范围而扩大到其他领域，是我国民族观察和认知人、自然等许多领域的思维方式之一。
那么，在这种传统民族思维的影响下，新词语“猛料”自然会从烹饪术语过度到新闻术语。
三、现代个性社会的催化
如果说民族传统文化和思维是新词语“猛料”产生和词义引申变化的土壤和种子的话，那么现代个性社会就是其生长的催化剂。
从新词语“猛料”的出现到现在不过五六年，相对于上文谈到的历史悠久的传统饮食文化来说，它不应该出现这么晚；相对于“猛料”词义引申变化的时间来说，它又是这么快。这就说明还有另外一个影响新词语“猛料”形成和词义引申变化的因素：现代个性社会。
第2篇：社会文化变迁与新型人格的生成
社会文化变迁与新型人格的生成【作 者】盛国军
【作者简介】盛国军：中国煤炭经济学院
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的社会文化变迁，引发出新型人格生成的话题。笔者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一切重大问题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最深层次的人的问题。社会现代化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而人的现代化则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和最终目的。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新型人格的生成又是先决条件，因而，研究社会文化变迁时期新型人格的生成问题，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社会文化变迁是新型人格生成的环境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文化的变迁是全方位的，略加疏理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体制变革。以市场取向的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线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市场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彻底改变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相互关系。经济利益之间的商品货币关系，使得社会经济生活既简单又复杂。说简单是因为各经济利益主体都践履着同一条生产经营法则：利润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说复杂是因为一方面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并遗留下大量“后遗症”，另一方面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完全形成，竞争的法则也不健全，形成一个特定的“磨合”转型期，矛盾与冲突层出不穷。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主体的人当然就面临着新的选择、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
第二，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变革相适应，社会的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出现重新分化和组合，比如经济生活中的中介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大量涌现，各项新的法规、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等。新体制确立中，人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角色等，也要重组。这对于一部分人意味着既得利益的失落，对另
一部分人则意味着机遇和发展。
第三，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价值观念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由“虚”到“实”、由封闭单一到开放多元的态势上；在生活方式上表现为由温饱型向小康型，由单纯的物质生活型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并重的二元型转变。社会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往往是整个社会化变迁的先声。
第四，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社会生活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当代科技的发展不仅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生活，而且也直接改变着人们对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看法。以几何级数迅猛倍增的科学技术成果，一方面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许多遗憾，如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环境污染、核武器等。科学技术的进步加速了社会的变迁和迈向现代化的步伐，也加速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
第五，道德与文化的变迁。道德与文化必然要随着社会变革而变化。一方面是原有的道德与文化与新的道德与文化在继承、融合、冲突的基础上发生变迁；另一方面，在道德与文化的转型期，由于旧的道德观念和文化传统迅速失落，新的道德规范与文化积累尚未完全确立和成熟，因而，出现失序与缺乏认同似乎难以避免。“全盘西化”和抱朴守旧，则是在我国道德与文化变迁过程中两个极端的表现。
社会文化的变迁是新型人格生成的环境条件，以上社会文化变迁诸因素对新型人格生成的影响，可以用下面的模式图加以直观显示：
如图所示，新型人格的形成与价值观念和道德与文化显示出强相关，依次递减，与自然环境显示出弱相关。自然环境对新型人格生成的影响需要通过科学技术等若干中间变量来实现。由弱相关到强相关，中间变量依次递减。
二、社会文化变迁对新型人格生成的正面影响
社会文化变迁对新型人格生成，有双重影响或称双重效应。我们先来分析正面影响：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与运行，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主要表现在：泯灭已久的独立人格意识作为人的尊严受到重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开放意识、进取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强化了，等级意识、封闭意识、依赖意识弱化了。主体意识的觉醒，大大激发了人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刺激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困挠了我们祖祖辈辈几千年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随着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自主选择（如自主择业、自主消费、自主交换等）的范围逐步扩大，在无数次的得与失交错出现的对比中，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增强了，风险意识也强化了，敢冒风险就意味着某种机遇，这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简直不可思议。要在竞争中取胜或处于有利位置，还要具备创新意识，创新既是对原有东西的突破，又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近年来许多青年人不满于现状，其中相当一批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人成为令人羡慕的“儒商”，即使那些多次“跳糟”、寻求人生最佳座标的人，也无不充满了朝气和创造性，这都体现着人们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张扬。
第二，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相伴随，人们的经济意识、法制意识强化了，政治意识、人治意识弱化了。“学而优则仕”，不再是青年人的唯一选择，“学而优则商”甚至成为某种时尚。遇到纠纷和麻烦，人们更多的是想到要“讨个说法”，而且是借助法律而非人情。优化劳动组织合、人事管理中一些人下岗，另一些人被重用或提拔，已是寻常事而不再有轰动效应。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蓬勃发展，人们不能不做出重新判断与评价。
第三，价值观念的变化是诱导新型人格生成的重要因素。从虚到实、从单一到多元的价值观念，造成了绝大多数人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从以名正实到以实正名；从重义轻利到义利并重；从理想主义的价值目标向现实主义的价值目标转变；从一元价值观到多元价值观的格局；从生活的慢节奏转向快节奏等。就人格的个体特征来看，往往表现为注重个人物质利益，追求自我实现，用时下人们常用的一句话来描述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第四，科学技术发展对人格的影响需要通过价值观念等中介才能实现。科技越发达，人对科技的依赖感就越强，与其说是科学技术革命改变了人们的宇宙观，倒不如说人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越来越科学化、理性化。人的能力，包括认识自然与社会，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能力，随着科技的大发展而不断提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
第五，道德与文化的变迁对人格的影响最为突出。社会道德风气变化中最深刻、最有力的变化，是人们的道德心理和行为特征由“假”向“真”，由务“虚”到务“实”，由被动顺从到主动创新的转化。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两大“繁荣”，一个是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古为今用，如“国学热”和“新儒学”等；一个是大力介绍和引进西方文化，批判地借鉴吸收。道德与文化的这种变迁，对新型人格生成的意义不言而喻，在确立独立人格的基础上，为形成人的优良的道德品质奠定了基础，对于培养一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三、社会文化变迁对新型人格生成的负面影响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效果，社会文化变迁对新型人格的生成也有负面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第一，市场经济的物质利益原则、等价交换原则等，在激发人的主体性精神方面无疑会有积极作用，但过份沉溺于功利，也造成了一系列人格失落的现象，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至上等，形成了一个二律背反的现象：人的主体意识在觉醒的同时，再度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失落。
第二，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之后，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形成，由于缺乏规范和规则，竞争失序，一些人投机意识浓厚，造成了一种浮躁、侥幸的社会心理，于是便产生了一些人好逸恶劳、不安本职、投机取巧的行为，甚至有少数人不顾社会公德和基本道德准则，唯利是图、巧取豪夺、为富不仁、花天酒地、生活奢糜。道德建设中的“滑坡”迹象清晰可见，人格在某些方面出现异化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同时，也现出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比如通俗——媚俗——恶俗乃至反动的图式，就是大众文化发展中的某些负面现象的表征。严肃、高雅、健康、向上的文化受到冲击和排挤，许多青年人的低级趣味、玩世不恭、缺乏教养，甚至拒斥传统文化，就根源于这种通俗而有毒的东西。通俗并非不好，但走向内容乃至格调的反动则应当批判。文化发展中的这些不健康现象，对新型人格的生成起的是解组的破坏作用。
第四，社会文化变迁的速度是迅猛的，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些人原先操守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迅速瓦解和离析，而新的价值观、道德观又难以立即生成并发挥作用，于是一部分人信仰迷失，道德虚无主义，心态紊乱，行为失范，失去了自我的独立思考和自主选择的能力。社会生活中的所谓追星族、傍大款，迎合粗鄙、低格调的社会趣味等现象，乃至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不择手段的经营行为等，都是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衰减的写照。
四、新型人格的品质特征
社会文化变迁是新型人格生成的环境条件，新型人格的生成依赖于社会文化变迁，但新型人格生产也并不是绝对被动的，而有其相对独立性，而且会对社会文化变迁起积极促进作用。具体说来，新型人格至少应包含下面十个方面的品质特征：
第一，善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批判地继承传统人格中的优秀因素，告别顺从和依赖的品性，在思维方式上从单向的求同向立体的、开放的、求异的方式发展，敢于践履新的行为方式。
第二，对社会文化变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改革触及到自身既得利益时，能识大体、顾大局，而不是以一叶“私利”障目。有较强的应变能力。
第三，要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竞争中能耐受失败、挫折、逆境的考验与磨炼，善于向旧观念挑战，勇于创新，充分挖掘自身的创造力与智慧，从“守业型”人格向“创业型”人格迈进。
第四，要有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的个体意识，这是独立人格形成的基本条件。
第五，注重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到协调，确立公民意识，尊重他人，履行社会义务，维护自然环境。
第六，确立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即功利而超功利”，不为功利而失去人格。第七，掌握一定的现代科学知识，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并能独立分析问题和进行逻辑思考，重视专门技术，凭“真本事”吃饭。注重实干、实效和实绩，有较强的效率意识和效益意识。第八，具有较强的法制观念、规章制度观念和纪律观念，依法办事，循章而行。第九，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和文化，不断进行知识更新，以充实自己。
第十，理想和信仰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在关注物质利益的同时，要更注重理想的塑造，还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信念。对未来生活、对民族与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始终充满信心。
新型人格的生成，一方面依赖于社会文化变迁的环境条件，另一方面也依赖于个体人格自强不息的努力。这是一个挥发着人的创造性、洋溢着人的主体精神、张扬着人格魅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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