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国学泰斗季羡林的故事
国学泰斗季羡林的故事
引导语：国学大师季羡林曾经说过：“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季羡林已经逝世，然而，这位富有才华的大师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下面小编分享一下关于季羡林先生的生平故事。
季羡林的故事
恩师朋友
幼时随马景恭识字，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1929年，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其国文老师董秋芳是鲁迅的朋友，还是著名翻译家。季羡林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耄耋之年，仍旧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季羡林毕生难忘”。
1946年，臧克家到南京国立编译馆去看望老同学李长之，恰好季羡林在，在这里臧克家第一次见到季羡林。1949年春，臧克家从香港来到北平，和季羡林重又相见。20世纪50年代初，臧克家支持季羡林入党。1978年前后，臧克家见到季羡林，见季羡林头发半白;1980年再次会面，已满头白雪。于是臧克家顿生感慨，随即赋诗一首，赠给季羡林：年年各自奔长途，把手欣逢惊与呼!朴素衣裳常在眼，遍寻黑发一根无。
苦涩童年
季羡林，字希逋，曾用名齐奘，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
该县在山东西部几乎是最穷的县，官庄村在穷县中的穷村，季羡林的家在全村中几乎是最穷。季羡林出生后，家境仍然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子;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一年到头，就吃这种咸菜。
好在季羡林在故乡只待了6年。在6岁那一年，他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叔父把他接到济南上私塾。季羡林当时并不用功，玩的时候多，念书的时候少。对正课不感兴趣，但是对小说情有独钟。书桌上摆着《四书》，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个时候也开始学英文，当时英文对他来说，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东西：那些弯弯曲曲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居然能发出音来。
综观季羡林的童年，从一片灰黄开始，贫困、单调、死板、固执，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
济南求学
季羡林在十三四岁时上了济南当地一所三流学校正谊中学。季羡林还是不喜欢念书。对课堂和老师的重视远远比不上他对蛤蟆和虾的兴趣。每次考试，好了可以考到甲等三四名，坏了就只能考到乙等前几名，在班上总还是高才生。
在正谊中学待了三年以后，1926年，十五岁，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后转入山东济南高级中学。中学老师胡也频最让他难忘，季羡林从他那里没有学到什么国文知识，只学到了一件事，就是要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胡也频在课堂上只讲无产阶级文学。
负笈清华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刚能吃饱饭的家庭出身的人，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能抢到一只“饭碗”。当时社会上只有三个地方能生产“铁饭碗”：一个是邮政局，一个是铁路局，一个是盐务稽核所。这三处地方都掌握在帝国主义分子手中。在半殖民地社会里，只要一碗在手，好好干活，不违“洋”命，则会有饭吃。
这样的情势下，季羡林的家庭希望他在高中毕业后能抢到这样一只“铁饭碗”。高中毕业后曾报考邮政局，可惜没有考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才报考了大学。在出国方面，季羡林以为清华条件优于北大，所以舍后者而取前者。
清华四年，季羡林认为有两门课对他影响最大：一门是旁听而又因时间冲突没能听全的历史系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另一门是中文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一门选修课。陈、朱二师的这两门课，让季羡林终生受用不尽。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
清华大学毕业后，山东济南高级中学校长宋还吾托人游说季羡林回母校任国文教员。当时除了这条路以外，季羡林已无路可走，于是于1934年秋天到了济南高中。
留德十年
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远非季羡林的梦想，他急切希望出国留学，于1935年夏入德国哥廷根大学读书。
季羡林认为，在他一生六十多年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德国十年是至关重要的十年，他的学术研究发轫不是在清华大学，而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
在哥廷根的十年，对于一介穷书生的季羡林来说，他所拥有的就是时间和书籍。学校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他空前绝后读书的机会。这个时期，他大致阅读两大种类，一类是有关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书籍，另一类是中文书籍。这一时期，除了星期日和假日外，季羡林都要阅读，对当时世界上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情况，心中有了大致的轮廓。在哥廷根，他主修印度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进行研究工作。
1945年秋，季羡林从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机会回国。
谦和待人
有一个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两人分别!几日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拓展
季羡林经典语录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
第2篇：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故事
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故事
引导语：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我是一个最爱母亲的人，却又是一个享受母爱最少的人。季羡林已经逝世，然而，这位富有才华的大师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季羡林的故事
恩师朋友
幼时随马景恭识字，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1929年，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其国文老师董秋芳是鲁迅的朋友，还是著名翻译家。季羡林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耄耋之年，仍旧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季羡林毕生难忘”。
1946年，臧克家到南京国立编译馆去看望老同学李长之，恰好季羡林在，在这里臧克家第一次见到季羡林。1949年春，臧克家从香港来到北平，和季羡林重又相见。20世纪50年代初，臧克家支持季羡林入党。1978年前后，臧克家见到季羡林，见季羡林头发半白;1980年再次会面，已满头白雪。于是臧克家顿生感慨，随即赋诗一首，赠给季羡林：年年各自奔长途，把手欣逢惊与呼!朴素衣裳常在眼，遍寻黑发一根无。
苦涩童年
季羡林，字希逋，曾用名齐奘，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
该县在山东西部几乎是最穷的县，官庄村在穷县中的穷村，季羡林的家在全村中几乎是最穷。季羡林出生后，家境仍然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子;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一年到头，就吃这种咸菜。
好在季羡林在故乡只待了6年。在6岁那一年，他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叔父把他接到济南上私塾。季羡林当时并不用功，玩的时候多，念书的时候少。对正课不感兴趣，但是对小说情有独钟。书桌上摆着《四书》，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个时候也开始学英文，当时英文对他来说，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东西：那些弯弯曲曲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居然能发出音来。
综观季羡林的童年，从一片灰黄开始，贫困、单调、死板、固执，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
济南求学
季羡林在十三四岁时上了济南当地一所三流学校正谊中学。季羡林还是不喜欢念书。对课堂和老师的重视远远比不上他对蛤蟆和虾的兴趣。每次考试，好了可以考到甲等三四名，坏了就只能考到乙等前几名，在班上总还是高才生。
在正谊中学待了三年以后，1926年，十五岁，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后转入山东济南高级中学。中学老师胡也频最让他难忘，季羡林从他那里没有学到什么国文知识，只学到了一件事，就是要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胡也频在课堂上只讲无产阶级文学。
负笈清华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刚能吃饱饭的家庭出身的人，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能抢到一只“饭碗”。当时社会上只有三个地方能生产“铁饭碗”：一个是邮政局，一个是铁路局，一个是盐务稽核所。这三处地方都掌握在帝国主义分子手中。在半殖民地社会里，只要一碗在手，好好干活，不违“洋”命，则会有饭吃。
这样的情势下，季羡林的家庭希望他在高中毕业后能抢到这样一只“铁饭碗”。高中毕业后曾报考邮政局，可惜没有考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才报考了大学。在出国方面，季羡林以为清华条件优于北大，所以舍后者而取前者。
清华四年，季羡林认为有两门课对他影响最大：一门是旁听而又因时间冲突没能听全的历史系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另一门是中文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一门选修课。陈、朱二师的这两门课，让季羡林终生受用不尽。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
清华大学毕业后，山东济南高级中学校长宋还吾托人游说季羡林回母校任国文教员。当时除了这条路以外，季羡林已无路可走，于是于1934年秋天到了济南高中。
留德十年
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远非季羡林的梦想，他急切希望出国留学，于1935年夏入德国哥廷根大学读书。
季羡林认为，在他一生六十多年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德国十年是至关重要的十年，他的学术研究发轫不是在清华大学，而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
在哥廷根的十年，对于一介穷书生的季羡林来说，他所拥有的就是时间和书籍。学校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他空前绝后读书的机会。这个时期，他大致阅读两大种类，一类是有关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书籍，另一类是中文书籍。这一时期，除了星期日和假日外，季羡林都要阅读，对当时世界上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情况，心中有了大致的.轮廓。在哥廷根，他主修印度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进行研究工作。
1945年秋，季羡林从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机会回国。
谦和待人
有一个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两人分别!几日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拓展
我的母亲
(季羡林)
我是一个最爱母亲的人，却又是一个享受母爱最少的人。我六岁离开母亲，以后有两次短暂的会面，都是由于回家奔丧。最后一次是分离八年以后，又回家奔丧。这次奔的却是母亲的丧。回到老家，母亲已经躺在棺材里，连遗容都没能见上。从此，人天永隔，连回忆里母亲的面影都变得迷离模糊，连在梦中都见不到母亲的真面目了。这样的梦，我生平不知已有多少次。直到耄耋之年，我仍然频频梦到面目不清的母亲，总是老泪纵横，哭着醒来。对享受母亲的爱来说，我注定是一个永恒的悲剧人物了。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关于母亲，我已经写了很多，这里不想再重复。我只想写一件我决不相信其为真而又热切希望其为真的小事。
在清华大学念书时，母亲突然去世。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赶回清平，送母亲入土。我回到家里，看到的只是一个黑棺材，母亲的面容再也看不到了。有一天夜里，我正睡在里间的土炕上，一叔陪着我。中间隔一片枣树林的对门的宁大叔，径直走进屋内，绕过母亲的棺材，走到里屋炕前，把我叫醒，说他的老婆宁大婶“撞客”了--我们那里把鬼附人体叫做“撞客”--，撞的客就是我母亲。我大吃一惊，一骨碌爬起来，跌跌撞撞，跟着宁大叔，穿过枣林，来到他家。宁大婶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嘴里却不停地说着话，不是她说话，而是我母亲。一见我(毋宁说是一“听到我”，因为她没有睁眼)，就抓住我的手，说：“儿啊!你让娘想得好苦呀!离家八年，也不回来看看我。你知道，娘心里是什么滋味呀!”如此刺刺不休，说个不停。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懵懵懂懂，不知所措。按理说，听到母亲的声音，我应当嚎陶大哭。然而，我没有，我似乎又清醒过来。我在潜意识中，连声问着自己：这是可能的吗?这是真事吗?我心里酸甜苦辣，搅成了一锅酱。我对“母亲”说：“娘啊!你不该来找宁大婶呀!你不该麻烦宁大婶呀!”我自己的声音传到我自己的耳朵里，一片空虚，一片淡漠。然而，我又不能不这样，我的那一点“科学”起了支配的作用。“母亲”连声说：“是啊!是啊!我要走了。”于是宁大婶睁开了眼睛，木然、愕然坐在土炕上。我回到自己家里，看到母亲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
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希望它是真的。倚闾望子，望了八年，终于“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独子，对母亲来说不也是一种安慰吗?但这是多么渺茫，多么神奇的一种安慰呀!
母亲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第3篇：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成长故事
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成长故事
引导语：国学大师季羡林已经逝世，然而，这位富有才华的大师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季羡林先生成长过程中的几个小故事。
恩师朋友
幼时随马景恭识字，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1929年，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其国文老师董秋芳是鲁迅的朋友，还是著名翻译家。季羡林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耄耋之年，仍旧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季羡林毕生难忘”。
1946年，臧克家到南京国立编译馆去看望老同学李长之，恰好季羡林在，在这里臧克家第一次见到季羡林。1949年春，臧克家从香港来到北平，和季羡林重又相见。20世纪50年代初，臧克家支持季羡林入党。1978年前后，臧克家见到季羡林，见季羡林头发半白;1980年再次会面，已满头白雪。于是臧克家顿生感慨，随即赋诗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