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诗人徐志摩与凌叔华一段情缘
诗人徐志摩与凌叔华一段情缘
在作家徐志摩一生中，遇见了四个有才华的女子，而在这里，小编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其中一位女子凌叔华与徐志摩的一段情，欢迎大家阅读。
徐志摩一生为四位女性所困：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
徐志摩与张幼仪系奉父命而结合，以仳缡告终;与林徽因相见恨晚，是一厢情愿;陆小曼与徐志摩终成眷属后，却又悲剧收场。因此，《不容青史尽成灰》作者刘绍唐认为，“仅有凌叔华本最有资格做徐的妻子、徐家媳妇的”。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侍奉大诗人左右。凌叔华是作为燕京大学学生代表去欢迎泰戈尔的，由此同时认识了徐志摩和后来成为其丈夫的陈西滢。
据说，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北京欧美留学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会。后将聚餐会扩大为固定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上世纪20年代社交公开已蔚然成风，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夫妇都入盟成为新月社的常客。
这时，最为新月社主要成员的徐志摩自然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近当时最富盛名的三位女人。林徽因当时已有婚约在身，因此对徐志摩自然是以礼相待，而凌叔华和陆小曼却都因欣赏徐志摩的才气，而与之越走越近。
徐志摩双美在侧，自然高兴非常，他双管齐下，与陆小曼、凌叔华同时交往并通信。但毕竟，陆小曼是已婚之人，徐志摩多少有些顾忌。而凌叔华是自由之身，加之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才貌很欣赏，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徐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于是二人的交往便越来越密切了，相识半年光通信就有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再加上聚会，可以说这显然超出了一般的友谊。这恰恰表明凌徐二人相知极深。
徐志摩称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菲尔”。曼殊菲尔作为一个异性的外国女作家，徐志摩对她一直怀着一份特殊的情感，称赞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鹃鸟，呕出缕缕的心血制成无双的情曲，即便唱到血枯音嘶，也不忘她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几分的美，给苦闷的人间几分艺术化精神的安慰”，而对于曼殊菲尔的外貌，徐志摩更是惊为天人，说她“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仿佛你对着自然界的杰作，不论是秋水洗净的湖山，霞彩纷披的夕照，或是南洋莹彻的星空，你只觉得它们整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说的美……”
当然，也许人说诗人就喜欢夸张的语言，可诗人夸张的程度往往和情感的程度相一致。
这样的一种才貌双全的也许只有林徽因可以比之，可是“中国的曼殊菲尔”这项桂冠，他却颁给了凌叔华。
然而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感情，却又是那么地雾里看花，一种比朋友更亲，比恋人略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看他们含含糊糊地交往，仿佛感觉原来其实是“粉蝶无踪，疑在落花深处”的知己。
凌叔华也很豁达，在与徐志摩嘘寒问暖的同时，也与陈西滢音问不断。其间，当陆小曼活跃于徐志摩的视线后，徐志摩渐为陆小曼的艳丽、热情所融化。在那段时间内，徐志摩同时在两个女人中周旋，喜剧，或曰悲剧也就缘此开场了。
1924年8月，徐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迭接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第二日早晨，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前往看望徐志摩，陆小曼的丈夫王赓亦同时往候。徐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因此当徐申如到来得时候，即说：“叔华有信。”然后就把放在枕边的一封信拿给父亲看。徐申如打开信来阅读，站在徐申如身边的王赓也跟着看，这时，徐志摩发现王赓的脸色大变，于是忙看了看自己的枕边。这才发现，凌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陆小曼的信，徐志摩当下便失了声色，他知道自己闯祸了。
序幕一拉开，以后的故事逼得角色们将剧情发展下去，很快便进入了高潮。不久后，陆小曼与王受庆离婚并回到北京。自此，徐、陆的关系急转直上，不久就结婚了。谁也难否认，这封“阴错阳差”的信把徐、陆逼到墙角，他们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做出唯一的抉择。
后来，徐志摩亲口对好友蒋复璁说：“看信这一件事是‘阴错阳差’，他总认为王受庆与陆小曼离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责任。”徐志摩也无愧男子汉，敢做敢当，娶了陆小曼。更有趣的是1926年10月，徐、陆结婚，给王赓发一喜帖，王赓竟还送一份礼品，不失君子之风。
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拿错信”事件，她说：“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第2篇：徐志摩与凌叔华八宝箱事件
徐志摩与凌叔华八宝箱事件
多情才子徐志摩写下了不少的作品，被人们广为传诵。而他的感情纠葛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下面是小编和大家分享的徐志摩与凌叔华八宝箱事件，欢迎阅读。
徐志摩将八宝箱交给凌叔华是1925年旅欧时，当时徐志摩正为与陆小曼的私情弄得心力憔悴，去欧洲也是要暂时离开一下，避风头，冷静下来。他身边的八宝箱总不能带着满欧洲地跑，得托一可靠的人保管。陆小曼当时自身难保，且箱内有些东西“不宜小曼看”。而此后给陆小曼的信，徐志摩一再说：“只有她是惟一有益的真朋友。”“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那么，把八宝箱托付给凌叔华是情理之中的事。
徐志摩从欧洲平安归来了，但他并没有将寄存在凌叔华处的八宝箱取回。之后他与陆小曼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并搬到上海去住，仍然没有拿去。凌叔华致胡适信中接下来写道：“我去日本时，他也不要，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才物归原主。”这一段交待得很清楚，但其中“交与之琳”一事，赵家璧于八十年代曾写信问过卞之琳。卞之琳回信说：“凌叔华致胡适信，说曾把徐‘文字因缘箱’交与我，是她记错了，我从未闻此事，不知道她究竟交给了谁。”
八宝箱交与卞之琳是不可能的，这不必去问卞本人就可以推想到。凌叔华去武昌是1928年随陈西滢到武汉大学的，在她离京之前，要将徐志摩的八宝箱委托可信赖的人转交，而此时卞之琳还在上海读中学呢!卞之琳是1929年秋入北京大学就读的，他认识徐志摩更晚，是1931年初徐到北大兼课之时。卞之琳呈上习作请徐志摩指教，没想到徐志摩拿去后，选了几首交沈从文发表了。这个时候，卞之琳才开始自称徐志摩的学生。凌叔华何以在1928年就认识卞之琳，且将如此重要的八宝箱交予一个根本还没见过徐志摩的人?
不是卞之琳，那会是谁呢?凌叔华的信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是根据原件排印的，这错误要么是原信中出现笔误，要么是排印者认读的问题。信中有“徽□”字样，这框肯定是因字，大概是原件模糊不可辨认，才用这个符号代替。之琳的琳字，笔划多，不大可能认错，之字就很难说了。校阅者要辨认此字，想到徐志摩熟人中有卞之琳，便这样排印了。我以为这个字很可能是丽字，丽的草写再简化一点，很容易被认作之字。
我说的丽琳是当时与金岳霖同居的美国女子Lilian Tai-lor，这个名字在徐志摩致陆小曼的信中出现过多次。与徐志摩及凌叔华交往甚密的人中叫什么琳的，只有此人。有两个旁证对我的这一猜测是有利的。其一是徐志摩1928年12月13日由上海到北京后给陆小曼写的信：“老金他们已迁入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丽琳还是那旧精神……”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是清代翰林出身，久任京官，家境一定很好，所以能买下那所小洋屋。而那房子正是林长民林徽因父女从欧洲回来曾住过一段时间的“雪池”。林徽因他们走后，凌家买下了这所房子。凌叔华到武汉去了，只留下凌家老太太一人，金岳霖和丽琳便搬了进来。凌叔华离京之前，要将徐志摩的八宝箱托人转交，丽琳是最好的人选。她就住在自己家中，箱子都不要抱出大门就可交托了;徐志摩若来京，一定会到凌家找老金和丽琳;还有丽琳是美国人，应该知道尊重别人隐私，交予她是最保险的。果然，从以上所引的那封信里可知，徐志摩一到北京，就被老金、丽琳从车站接到凌家。
徐志摩在凌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去看望梁思成和林徽因，这便和我的另一个旁证联系上了。这个旁证出自林徽因1932年元旦写给胡适的信。当时林徽因正与凌叔华为徐志摩的日记闹得不可开交，林徽因写信给胡适交待事情的经过。其中有这样一段：“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志摩曾寄存她处的一个箱子，曾被她私开过的，此句话志摩曾亲语我。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亦大喊：‘我锁的，如何开了，这是我最要紧的文件箱，如何无锁，怪事——’又‘太奇怪，许多东西不见了missing’，旁有思成、Lilian Tailor及我三人。”林徽因对凌叔华不满，说了许多对她不利的内容，我们暂且不去管它，有几处应该是事实：徐志摩曾在凌老太太家取回箱子，而当时在场的有丽琳及林徽因夫妇。
事情很明显，凌叔华信中提到的“之琳”正是“丽琳”之误，卞之琳被扯了进来，是很荒唐的。
不管怎样，徐志摩曾经取回过八宝箱是必定无疑的。那八宝箱后来放在哪儿呢?随身带着?还是寄往某处?反正徐志摩去世后，这箱子到了胡适手中，胡适又将它交给了林徽因。那么，在胡适那里之前呢?
凌叔华致胡适的信中没有交待，但她八十年代致陈从周、赵家璧的信中，明确地说是志摩去世后，胡适从她那儿要去的。如果是事实的话，徐志摩又是何时再次将八宝箱交给凌叔华的呢?凌叔华致胡适信中有这样一节：“今年夏天从文答应给他写小说，所以他把他天堂地狱的‘案件’带来与他看，我也听他提过(从前他去欧时已给我看过，解说甚详，也叫我万一他不回来为他写小说)，不意人未见也就永远不能见了。他的箱内藏着什么我本知道，这次他又告诉了我的。”这里的话说得很拗口，但意思还很明白，即沈从文有意以徐志摩为原型写小说，徐志摩便把八宝箱里的东西带给沈从文看。
这是没问题的。“今年夏天”是指1931年夏天，而正是此时，徐志摩以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的故事写了一篇未结束的小说《王当女士》，发表在9月出版的《新月》杂志上。两人很可能相约各自为对方写小说，沈从文是否见到八宝箱呢?1931年6月25日徐志摩致陆小曼信中有：“叔华、从文又忙了我不少时间。”凌叔华信开头有：“十余天前从文有信来。”后面又写道：“现在从信上又提到‘志摩说过叔华是最适宜料理案件的人’。”可以推测，沈从文写信给凌叔华正是为了这八宝箱的事。可能当时徐志摩只是给沈从文看了一下文稿，然后重又寄放在凌叔华处，并告诉凌箱内藏的什么。这样才会有“这次他又告诉了我的”一句。徐志摩去世后，沈从文记起这件事，便写信给凌叔华询问。凌叔华没办法交待了，因为她把箱子给了胡适，胡适又给了林徽因。凌叔华知道箱子到了林徽因处，会出些问题，便写信给胡适，暗示他不该交给林徽因。
这样看来，凌叔华交与胡适的箱子，虽然还是1925年徐志摩托付给她的那只，里面的东西很可能就不尽相同了。因为徐志摩取走过一段时间，他可能拿出一些东西，也可能放进一些新的东西。箱中有陆小曼的两册日记，凌叔华和林徽因的说法完全一致，一定不会错。而这两册初恋日记，肯定不是1925年3月10日徐志摩离京之前放进去的。据《小曼日记》第一篇可知，陆小曼记日记是听了徐志摩的话，以前从没写过，而她的第一篇日记开始于1925年3月11日。
凌叔华晚年的信中称，八宝箱是胡适、林徽因他们逼她交出的。可从林徽因的信以及胡适的日记和信看，他们逼她交出的是徐志摩的英文日记，即康桥日记的一部分，其中内容有涉及徐、林最初相识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胡适得到八宝箱时费过一番周折。林徽因在胡适处取走箱子，并没觉得这箱子有什么特别，后来才知道是在凌老太太处见到的那只。
现在，有些重要的情节是十分确切的.。其一，徐志摩1925年出国前曾将一只箱子交给凌叔华。其二，这只箱子于1928年凌叔华去武汉时留在北京，并由友人转交徐志摩。其三，1931年夏天，徐志摩又将这箱子给凌叔华看过，可能又在她那放过一段时间。其四，徐志摩死后，箱子到了胡适手中，并由他交给林徽因。
故事发展到这一阶段，尚未出现什么波折，各方之间也无冲突。然而林徽因整理箱内遗稿时，得到一个消息：凌叔华处还有一本或两本徐志摩的英文日记，其中涉及徐志摩与林徽因在英国时的一些事。于是**陡起，故事进入了高潮。
拓展：陆小曼与徐志摩的故事
徐志摩爱上陆小曼的时候，是离异了的“单身贵族”，而陆小曼却是正宗的“有夫之妇”。20出头的陆小曼，当时已经是北京交际界的名流，喜欢音乐、书法，舞也跳得好。因为婚姻的不幸吧，自叹独守空房、空度岁月，所以把精力发泄在牌桌上、戏园里、还有交际场合中。这里我说一句，所谓“婚姻不幸”，许多情况是男一女对“常态幸福”的一种误读，生在福中不知福，对婚姻有一种总也满足不了的“变一态”期望，所以幽怨不已。
徐志摩绝对是洋道德、西文化的急先锋。他在欧洲跟张幼仪离婚的时候，写了份离婚声明，张幼仪还听不明白，以为徐志摩要纳妾，她当时还是倾向于让徐纳妾的，可徐说，这不是纳妾，这是离婚。徐志摩即便不是中华民国离婚最早的，肯定也是比较早的。接着，就狂一热的追求起陆小曼了，方法也很简明，投其所好、写诗吟句，《翡冷翠的一一夜》就是写给小曼的诗文集子。陆小曼这堆干柴很容易被徐火给点燃了，终于下决心跟徐志摩一起粉身。通过一番磨难，这个比登天还难离的婚姻离掉了，要知道，当时陆小曼的丈夫，正是东南五省联军的司令王庚。1926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会的那天，他们选择在北京北海公园结婚。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是证婚人。梁启超先生说，徐志摩啊徐志摩，你用情不专，结婚又离婚，你们两个都是“过来人”，希望你们不要再做一次“过来人”。
事实上，知人莫过恩师，他们不幸被梁启超言中，又做了一回“过来人里的过来人”。离婚的原因也很简单，陆小曼过去是哪样的人，她将来仍然是哪样的人，如果她过去会感觉到婚姻的孤独，那么将来，她肯定还要品尝这种滋味，并不因为她跟“不孤独”的人结婚了，她就感受不出来这个情绪了。我就说过，瘾君子，不因戒除了烟瘾，就一定能戒除得了心瘾。
如果徐志摩和陆小曼40岁再相遇，再谈爱情，那么有可能是另一种情状。可惜，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我们只能感叹他们相爱的还是太早了些，有些盲目和幼稚。可如果真晚了，又会有什么情调呢？哪里会有《翡冷翠的一一夜》里的种种柔情！
第3篇：卞之琳与徐志摩的师生情缘
卞之琳与徐志摩的师生情缘
徐志摩是文坛上耀眼的一颗明珠，他的作品被人们争相阅读。而让他与卞之琳的师生情缘广受关注。
1930年秋天，徐志摩得到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胡适的帮助，离开上海到了北京，任教于北大。当时20岁的卞之琳是英文系学生，正开始诗歌创作。早在他念初中的时候，曾从上海新月书店邮购到一册《志摩的诗》，就觉得跟《女神》、《死水》一般，吟后有一大振奋。晚年，卞老回忆起徐志摩给他们上课的情景，仍然津津乐道：“徐志摩是才气横溢的一路诗人。他给我们在课堂上讲英国浪漫派诗，特别是讲雪莱，眼睛朝着窗外，或者对着天花板，实在是自己在作诗，天马行空，天花乱坠，大概雪莱就是他在这一片空气里了……”
1931年4月，卞之琳和同学初编《北大学生周刊》，向老师征稿，徐志摩作了小诗一首《我羡慕》刊登在第一卷第10期上，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