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汪曾祺作品语言风格
汪曾祺作品语言风格
导语：虽然汪曾祺作品在趣材上开拓不算大，而且总有几分重温旧梦的缱绻，但他那独特的语言风格让你口齿留韵之余。
在当代文坛上，汪曾祺以自己珠玉般的篇什。显示了他那简淡恬适的个性气质和古朴明净的传统风格，表现了驾御语言的高超功力和卓然不凡的语言风度。由于个人情性、具体工作等多种原因，汪曾祺并不算一位多产作家，然而，他那篇篇佳作赢得了人们的喝彩，尤其是他那幽兰清菊般的语言更是令人口齿留韵，难以释怀。真正艺术的美是超越时空的，作为语言艺术宝库中的财富，绝不会因时光流转而稍减风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样态的丰富。人们的接收心态愈加开放，审美趣味日浙提高，汪曾祺语言风格正得到更广大读者群的了解和认识。本文拟探讨汪曾祺小说语言风格特色，期待人们对汪曾祺语言有更深入的鉴赏和研究。
行云流水逸然散淡文白如话，运笔如舌，散散淡淡，从从容容，这是汪曾祺语言的基调或底色。由于汪曾祺长期在北京从事文学和京剧戏曲的编辑和编剧工作，大大影响了他的小说语言，使他操成更为纯熟流利的京味儿普通话。而这京味儿又是最恰到好处的，它平添了文学的生活姿态和个性色彩，而绝无油嘴子之弊，令人感到朴素而不平板，流畅而不浮滑，自然本色，舒爽清新。
汪曾祺是主张散淡为主的。他说：“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疆，为文无法。”这种散，不仅见诸结构，而且见诸语言的散淡，透发着一种洞察事故的旷达与从容。汪曾祺是一位兼有多种艺术修养的作家，在创作小说和曲词之余，他还擅长丹青。他说过：“我的调色碟里没有颜色，只有墨，从褐黑焦墨到浅到象清水一样的淡墨，”他的语言亦如其画。统观汪曾祺作品，无论是富于诗情的，还是偏于记人的，其语言都有一个总的特色：平远简淡，行云流水。他把感情深藏于笔墨之间，铺述平淡，摹写浅近，却无不趣远情深，浑成意境。汪曾祺作为一种美的和谐体，最生动的体现着老作家古雅超俗的美学趣味，鲜明地映照着他那淡泊闲和的艺术人格和胸襟气象。
汪曾祺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他博览古典诗文，熟谙古代文论和画论。他曾对苏轼文章的“行云流水”“随物赋形”表示由衷的饮羡：“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翻他喜欢中国传统的以简淡笔墨写人事的笔记小说：“我爱读宋人笔记甚于唐人传奇。”在现代，他更自觉地从鲁迅、沈从文、朱自清等大家的作品中师承艺术精髓，月同时也从外国文学中吸取有益的表现技巧，从而使自己的创作在兼收并蓄、博采精粹的同时，表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总的看来，汪曾祺的作品偏于纡徐散淡的。虽然他也努力追求内容与形式的新和奇，但那独特的艺术气质却是。一以贯之的。他的语言不以辞彩的富丽取胜，而是追求一种谈话式的随意和自如。在平淡如水的闲聊中。营造一种优柔儒雅而又洒脱生动的气韵。事实上，愈是平常的语言，愈是耐人寻味，也是最见功力的语言。汪曾祺是深得其中奥妙的。“风华从朴素中来，幽默从忠厚中来，腴厚是从平淡中出来。”古今多少大家都在追求语言的这种高境界。商品位!汪曾祺所热爱的朱自清先生便是力主“用笔如舌”的。他认为“文章有能达到这样境界的.，简直当以说话论，不再是文章了，但这是怎样一个不易到的境界!”
让我们进一步从汪曾祺小说选材的特征看。老作家无限眷恋自己熟悉的岁月，他的小说也多取材于家乡江苏高邮三四十年代的生活。他描写旧时代普通人的平凡故事，写他们简朴自足的生活和率直真谆的人性，他书写家乡那淳朴如诗的风土人情，描绘出一幅情味醇厚的水乡风俗图。这样古朴的人情民风’这样久远的故土佚事，只有用自然淡朴的文字才能烘染出气氛。也只有如此明净单纯的语言才能与那朴素的乡土风情揉为一体，相得益彰。
总之，证曾祺小说字里行间流淌着一种自由放逸的性灵之美，语言符号与他那平和冲淡而又软快跳荡的情绪达到了最完美的交融。
起落多姿-隽永多峭汪曾祺语言并不一味地平和淡泊，他还兼有起落多姿，隽永多峭的特点。他曾说：“在文风上，我是更有意识地写的平淡，但我不能一味地平淡，一味平淡，就会流于枯瘦……我愿意把平淡和奇崛结合起来。”汪曾祺熟谙民族文学，并明显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技巧和语言特色，他本人又有长期从事戏曲创作的经历，这使他的语言冲淡之中又见生动鲜活。平实之中跳脱勃勃的意趣。
汪曾祺凭着丰厚的生活功底和对生活洞幽察微的本领，使得笔下所出，无不令人喝彩之处。你看他的两段写鸡的文字：
“……它们把碎米啄尽，就鱼贯进入鸡窝。进窝时还故意把脑袋低一低，把尾巴向下耸拉一下，以示雍容文雅，很有鸡教。鸡窝门有一道小坎，这些鸡还一定两脚并齐，站在门坎上，然后向前一跳。这种礼节，其实太可不必。”(《鸡毛》)
汪曾祺曾不止一次地讲过写小说要如说话一样讲究“语态”。他在《评<烟壶>》这篇文章里。称赞邓友梅的语言起落多瓷，富于“语态”。其实：他的语言何尝不是如此呢!读他的水说小说有种感觉，作者就置身于所记述的事件中，他正夹着一缕香烟。跟你面对面地聊呢，滔滔汩汩，逶迤道来，俯仰开绝，摇曳跌宕，有气息，有情态，真正是一种活泼泼的立体语言。
汪曾祺还十分注重语言简洁、含蓄、有暗示性。他说过：好的语言能够调动读者的想象，少写是写得好的、重要前提。汪曾祺的小说从不面面俱到。而总是给读者留出足够的可供想象的不定点和空白暗示给人们远远丰富于文字的审美蕴涵，让人尽情享受品茗之后的快感，从而使语言真正井华到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美学境界。他的一些笔记式小说，构思精到，语言洗练，相当精彩。他的短篇小说《尾巴》。写某工厂领导干部就一名工程师提升为总工的事展开讨论，反对者抓住他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等问题不放松，几次讨论都未有结果。“人事顾问”老黄发言时，意味深长的讲了个故事：有人坐船泊于江边。夜半忽听一群水族哭。又见一蛤蟆哭，原来他是、怕龙王追查他当蝌蚪时的事。故事至此，嘎然而止，留给读者深长的回味，令人深切地感到那个特殊年代以历史论人事的荒唐可笑。
汪曾祺非常注意表现手法的多样化，注意吸取一些新颖的表现技巧来丰富自己的创作。他这样说过：“我是更有意识地吸收民族传统的，在叙述方法上有时简直有点象旧小说。但是有时忽然来一点现代派手法，意象、比喻，都是从外国移来的。”读汪曾祺小说。你会处处感受到一位智者的-雍容、随和、机敏、与调侃，感受到一位长者学问才情的深厚与广博。口语之中，他还乐意杂些文言，文言词。在汪曾祺小说中好似一把佐料。略洒一二，便顿起幽默。引来满纸的活泼。
总之。汪曾祺语言绝非单色调的。他明显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手法。又不排斥外国小说富于表现力的技巧;他追求“俗”，又喜欢“奇”;他将灶间俚语运用裕如，又间杂以文言雅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希望溶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能把他们揉在一起。”就语体风格而论，汪曾祺语言属于何种类型?应该说，他是将口语。文言、家乡话、北京腔巧妙
地熔为一炉，炼制成一种亦俗亦雅、亦淡亦浓、亦庄亦谐的而以散淡平易为主的独特的语体风格。
字疏句朗真情并茂汪曾祺在为文造语、使用标点上也极有特色，他善于调动各种语言手段。综合发挥其表现力。
汪曾祺语言短句多。具体表现在：一是喜用单句，因而多用句号。试举一例：
“此人名叫高大头。这当然是个外号。他当然是有个大名的。大名也不难考查。
他家的户口本上‘户主’一栏里就写着。”(《皮风三楦房于》)
句号通常表示一句话的结束，亦即一个相对完整意思的完成。而在汪曾祺小说中，句号又多用来顿挫和缓冲语气，令人读起来更多些疏散、冲淡的意味。
二是复句内的分句短。如《塞下人物记，王大力》写王大力的死，“有一次：火车过了扬旗：已经拉了汽笛：王大力发现：轨道上有一堆杉蒿……(引者删)蕞后一根杉蒿扔上去，火车到了。他爬上月台，脱了力，瘫下来，死了。”四个短小的分句，节奏迟缓、断续，隐含着作者对这位平凡又高尚的工人的同情和哀思。小小的逗号，在作者笔尖的调遣下，产生了十分微妙的修辞效果。
三是常用短小的非主谓句。《受戒》末尾，作者用抒情的笔调描写芦花荡的幽寂：“芦花才吐新穗。……(引者删)青浮弹，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名词句两两一组，短峭整齐，如童谣一般的朴素美丽，又有特写镜头般的突现效果。作者用芦花荡的静来衬托小英予和明子的动，动静相生，各得其妙，愈发显出这对小儿女的淳朴可爱来。
四是人物对话短。汪曾祺语言是以叙述为主的，人物对话较少，即使有对话，也往往是作，为叙速的一部分，既注意到人物的个性特点，又关顾到全篇气氛，对话和叙述是一个和谐的艺术整体。
汪曾祺喜用短句，喜欢分行。这是他的小说语言形式上的一大特征，也是造成他小说散文化的原因之一。短，是口语的突出特点，汪曾祺是主张写小说要象说话一样讲究语态的。句子短，就灵活。就上口流利，平易亲切，就有活泼的生命;短句长句交相变化。又显得错落有致，姿态横生。汪曾祺在作品中。将语言各要素诸如音韵、节奏、词语、句式及至修辞方式等，驱谴髓意，驾御自如，显示了造语谋篇的高超功力和高品位的语言修养。
总之，汪曾祺小说语言是他深厚卢博的文化修养孕育的成果，具有独特的个性气质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尽管汪曾祺作品在趣材上开拓不算大，而且总有几分重温旧梦的缱绻，但他那独特的语言风格让你口齿留韵之余，不得不对老作家那卓越的语言功力刮目而视。这是一种真正达到了美的超拔与和谐的文学语言，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值得认真学习和研究。
第2篇：汪曾祺作品
汪曾祺作品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苏高邮人，现代作家、散文家、文体家。著有小说集《邂逅集》，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调回北京，在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工作。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受到很高的赞誉。出版了小说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记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受戒》、《异秉》等。所作小说多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
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代表作：
《人间草木》、《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翠文谈》、《大淖记事》、《受戒》、《异秉》等。
第3篇：汪曾祺散文风格
汪曾祺散文风格
汪曾祺的散文善于在平素的生活和日常见闻中撷取题材，把知识、趣味和思想寓于信笔所至的文字之中，并能做到亲切自然，舒展流畅，感情随笔流出，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中，透露出人生况味,有一种迷人的风采。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1943年开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入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对于性灵散文在90年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