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儒佛世界中的柳宗元及其诗
儒佛世界中的柳宗元及其诗
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虽然其散文成就远胜于诗歌。但统观后者，其诗歌风貌也足以令人称羡。
这不是篇规范的论文。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意外发现了孙昌武先生的一次大学讲座，讲的是禅宗对文学的影响。他还列出了可以供人继续予以挖掘的几点：禅宗对诗人生活、思想及创作的影响;禅宗对诗歌创作思维方式的影响;禅宗对诗歌创作语言和表现方法的影响。当时，我喜出望外，以为可资借鉴。但在具体行文时，我发现由于自身水平有限，对后两点很难予以准确地把握和阐释。故将这篇文章写成如下这样。同时，我也感觉到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即感情便于抒发，但有些观点可能因此而有片面之嫌，还望大家斧正和海涵。
柳宗元早年得志，考试很顺利。但后因参加王叔文领导的革新运动，他在政治上开始走下坡路。由此壮年失志，半生沦落。他先被贬至永州做司马闲职十年，中间原有一次被诏回京的机会，却又戏剧性地被贬到更远的柳州。人生如此凄惨，那么支撑他的信仰又是什么呢?前辈学者多认为柳宗元统合儒佛，我也赞同。要说明这个问题，就要追溯其家学渊源了。其父柳镇长攻经书，在仕途上积极进取，虽然终未做成大官。母亲卢氏贤良淑德，知书达礼，是他教儿子读书识字的，母子俩长期相依为命，而且卢氏好佛，这不能不说会给柳宗元以思想上的影响。所以说，柳宗元是在儒佛兼容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后来，柳宗元的岳父杨凭也对佛教之事有过关注。所以，虽然祖上是士族之家，柳宗元的思想根基固然是儒家思想，但同时也潜藏了一层佛学的影子。前半生，柳宗元已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后半生，他更是真正意义上接触了佛教。
中唐是南禅宗的兴盛时期。而永州，虽当时地处荒莽之地，但佛学却异常兴盛，佛寺众多，香火盛旺，来往僧人颇多。柳宗元初到永州，因是“员外”，并无官署，幸好龙兴寺的重巽和尚慷慨相助，才得一安身之所。后因遇赦无望，柳宗元又搬到法华寺。他研读佛经，生活虽孤苦，但佛教却让他暂时性地找到了精神上的寄托。韩愈曾因此而指摘他。他不无自豪地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得焉。”
但柳宗元绝不是一个虔诚的释子。他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对佛的接受，主要是领会佛教义理，以图统合儒佛，把佛教思想纳入儒家思想体系。迥异于韩愈彻底的斥佛论，在柳宗元的眼里，儒佛不仅不会水火不容，而且能达到相通相融、相辅相成的境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他认为佛教教义与儒家在伦常上有相通之处;二、他把佛教戒律与儒家礼制作用等同一致;三、他认为儒佛都有济世之用。从而，柳宗元站在更高的历史视野中，找到了儒佛的契合点，这一点在当时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不知哪位学者曾说过，儒家让人入世，道家引人出世，佛教渡人永生。接着，他又将士大夫分为官僚士大夫和文人士大夫。而文人士大夫所作的诗又可分为三类：士人之诗(主善);仙人之诗(主真);释子之诗(主美)。他又讲到释子之诗多呈现清空格调。我认为此种见解很独到。柳宗元就有一些释子之诗，还被现代人编入禅师集中。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柳宗元儒佛兼修，所以反映在他的有些诗文中，最后虽说“无机心”，却让人隐约感觉到隐藏在其诗背后的不甘落寞之心。这也足以证明儒家文化对其根深蒂固的作用。
与上不同的是他的那几首富有禅意的诗歌，最为人所称颂的禅诗当属名篇《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硝日出不见人，�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有不少学者五六两句可删去，我则不敢苟同。有人在最后一句的“云”字后加一逗号，即成“无心云”。佛家讲四大皆空，讲求顿悟。禅宗的最高境界便在一“空”字。柳诗末句讲云无心，实言自己“无心”。苏轼曾评此诗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诗人明明眼见渔翁汲水生火，在日出东山烟波消散之后，却不见其踪影。这时却听见从远处天际传来的悠悠摇橹声，原来一只小船已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悄然离去了。这首诗写得极其恬淡清逸，极富画意和禅思。诗中渔翁空间位置转换很快，但正表现了其与自然山水间的完美契合。而敏感的诗人也从画外人变成了画中人，那颗负荷累累的心刹那间仿佛顿悟了，变成了天边自由清逸的白云，释然了。我想，如果没有一点佛学的淡然心境，诗人是不会那么自然地写出最后一句诗的;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是做不出此等禅诗来的。
还有另外一首传颂千古的五言绝句《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首诗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禅诗，但在用字和意境上，却让我慢慢咀嚼出一股禅味来。首先，“绝”、“灭”、“孤”、“独”、“寒”，两个带有禅理意味的去声字和三个冷色调的形容词，穿插在仅二十个字的诗歌中，怎能不给人一种凉彻心扉的寒意呢?而“千山”、“万径”、“江面”，意境本是很开阔，但在这茫茫天地间，却只有一叶孤舟和一位孤苦的衰翁。天之大，何处是其所?大有一种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意味。而出自自己散文的那句“悄怆幽邃，凄神寒骨”也可作此诗意境的完美注脚。
如果勉强也将《江雪》作禅诗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江雪》是一首凄苦的禅诗，而《渔翁》则是一首淡逸的禅诗。有人说虽然这两首诗一个写得淡，一个写得冷，但其背后都潜藏着一颗深沉而火热的进取心。对此，我不敢妄作评论。儒家的理想和残酷的现实之间差距甚大，诗人有感而作，当然可以理解。只是我想说，一次一次的遇赦无望，柳宗元那颗火热的心终究会被慢慢冷却的，而到那时佛学给人的那种清净无疑便是治疗心灵之伤的一剂良药。
第2篇：以佛济儒的柳宗元
以佛济儒的柳宗元
导读：尽管柳宗元自称“自幼好佛”，天台宗也把他列为重巽的俗家弟子。 但他却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博采众家，苏轼赞许他“儒释兼通、道学纯备。” 他对佛教的接受，主要是领会佛教义理，以图“统合儒释”，把佛教思想纳入儒家思想体系。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七七三至八一九)，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杰出的散文家与诗人，在文坛上与韩愈齐名。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山西)。他的父亲柳镇，历任录事参军、长安主簿及殿中御史等官职，为人刚正，富有学识，所交多天下善士。母亲卢氏，是一位具有文化素养的妇女。有一次，柳镇在吴地为官，她带着孩子在长安，家中缺少书籍，于是，她凭着记忆，为刚满四岁的柳宗元传授十几篇深奥的辞赋。家庭的教养、父母的为人，对柳宗元性格的形成以及学习造就，都有深刻的影响。十三岁那年，柳宗元作了一篇向德宗道贺的奏表，这是他在中唐文坛上初露头角。
柳宗元自幼信佛，这与他家庭环境有关。他少年时，随父亲去任职的洪州(今山西南昌)，马祖道一禅师正在那里传法，称为洪州禅，受到江西观察使李兼的礼重。李兼正是柳镇的长官，也是后来他的夫人杨氏的外祖父。当柳宗元在长安做官时，正值德宗崇信佛教，在朝廷上讲三教讲论，对佛教的发展具有风吹草偃之功。柳宗元本人也与文畅、灵澈等法师有密切往还。他很赞赏东晋、刘宋以来谢安、王羲之、习凿齿、谢灵运等人与高僧支道林、道安、慧远大师交游的事迹，也称扬社会上尊礼圣教的人。
“永贞革新”失败，所谓“八司马”被贬，柳宗元谪居南荒永州，当时他处在壮年时期。刚到永州时，他没有官舍，寄居在一座古庙龙兴寺，那时他已鳏居，老母卢氏年近七旬，同赴永州，仅半年就因为水土不服而病逝。柳宗元在身心上都受到严重摧残，龙兴寺重巽和尚是湛然的弟子，对他多所照应，两人成为方外知交，经常共同探讨佛理，因此，柳宗元为他写了《巽公院五首》，其中《净土堂》一首：
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
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
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
清冷焚众香，微妙歌法言。
稽首愧导师，超遥谢晨昏。
柳宗元描写重巽和尚重修净土院焕然一新的景象，表示自己领悟我空、法空、空空等三空的真理，同时肯定西方净土。
另一首《禅堂》写道：
发地结菁茆，团团抱虚白，
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
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
万籁俱缘生，窅然喧中寂。
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
这是借诗谈禅，表现空有双亡、心境一如的境界。
这段期间，他写了不少宣扬佛教的诗文，其中包括一些释教碑。他写释教碑是因为他结交的多为僧侣，在佛教界中有很高的声望。这些碑文中，以写慧能的《曹溪第六祖赐諡大鉴禅师碑》为最重要的佛学著作。
元和四年(八○九)九月，柳宗元至永州法华寺游览，饱览西山胜景的山峦秀色，写下了《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等四篇游记。当时住在法华寺构西亭，认识一位僧侣“觉照”，他当下就着法师的名号，写了《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发挥佛教义理“觉”与“照”的真义。三年后，柳宗元又游览袁家渴一带，写下《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四篇。以上八篇游记，就是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永州八记”。
柳宗元自认为对佛教有独特的认识与领会，他注重佛教义理的阐扬。例如他与韩愈之间就佛教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论争。他两人是好朋友，对于文学观，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古文创作上互相服膺推崇，共同成为古文运动的领袖;但是，韩愈是儒学古文主义者，认为佛道横流是纲纪紊乱的根源，要挽救世运就要承袭周孔圣人之道，因而大力辟佛。
柳宗元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士大夫，所以当晚年在永州做官，仍是兢兢业业，尽心吏治，他接受佛教的同时，也努力以佛济儒，把佛教的观念纳入儒家的理论系统。他强调佛教的伦理观，主张孝敬父母，并提出佛经中有《大方便佛报恩》等十篇宣扬孝道的经典。他把佛教的心性学说与儒家的性善说相结合，又把儒家的礼义与佛教的戒律等同起来。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中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柳宗元的这种思想，正是佛教思想进一步与中国儒家融和的表现。
佛教思想在柳宗元的创作中有相当大的影响，佛教的碑文、记祠庙、赠僧侣的文章等，在他文集中占有相当的份量，一百四十多首诗中，与僧侣赠答或宣扬禅理的就有二十首。他的释教碑多涉及僧史、僧传，也有不少谈到佛理。
元和十年正月，柳宗元接到长安的赦令，于二月回到京城长安，但三月又被贬到更远的柳州去作刺史。六月，抵达柳州任上，开始了解当地的民情风俗，引导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兴办学校，使当地青年获得教育的机会。由于柳宗元坚持“以民为本”的政治理想，经过三年的努力，使柳州面貌一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十四年的边地谪居生活，严重地摧残了柳宗元的身心，在永州时已是病魔缠身，到柳州后，因为工作辛苦，病情更加恶化。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病逝柳州，终年四十七岁。他在临死之前，写了一封信给刘禹锡，请他整理保存自己全部文稿，后来刘禹锡替他编为《柳河东集》，并为他作序。柳州人民在他死后三年，兴建了庙宇。现在的柳州市有一座人民公园，里面还完好保存着柳侯祠和他的衣冠冢，表示对他永远的怀念。
第3篇：西游记中的佛、道、儒
西游记中的佛、道、儒
《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蕴含了许多学派的思想，有对佛教尊崇的描写，有对道家修行求长生的描述，同时还把儒家思想融入其中。西游记可以说是反映佛道儒三教的基本义理的杰出代表。
首先《西游记》主要是描写师徒五人取经路上的经历，取经路就是反映他们在一次次经历磨难最后到灵山感悟到最终的解悟，修成正果的过程。这本身就反映一种佛家修行的理念。佛法可以用“四圣谛”来概括：苦谛，指经验世界的现实；因谛，指产生痛苦的原因；灭谛，指痛苦消失；道谛，指灭苦的方法。这与师徒取经之路的经历也很符合，有需要经历的磨难，有磨难产生的原因，有消除磨难的方法，最终到一切磨难消除终成正果。同时小说中也有大量对于佛法无边的描写。最早在西游记第七回中就有体现，“佛祖慧眼观看，见那猴王风车子一般相似不住，只管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