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解读科学,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论文
解读科学,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论文
1927年、1929年，王国维、梁启超先后谢世，标志着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告一段落。两人所代表的“新史学”两大基本路向，以更新的方式取得长足发展。梁启超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学与现实紧密结合，出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群体。王国维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学与新史料相结合，出现以保存史料、研究史料为旨归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团队。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群体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团队成为20世纪前半纪史学两大主干之际，却遭到了某些玩弄“历史哲学”名词者的否定，说“中国学术界到了今天应当设法在五四以来二十年间所承受自欧西的‘经验事实’与‘辩证革命’的两派圈套外，另谋开辟一条新途径”①。“辩证革命”出于政治原因姑且不论，欧西“经验事实”实即针对历史语言研究所办所方针，说什么“竟有人主张‘近代最初设想，两年内设立九组。历史五组: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语言四组:汉语、西南语、中亚西亚语、语言学。1929年迁北平后，正式设历史、语言、考古三组，分别以陈寅烙、赵元任、李济为主任。
1. 最能体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精神的考古组
1937年12月14日考古组在长沙清溪阁二楼举行离别宴，参加者有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刘凡、李景耽、李光宇、石璋如、王湘、祁延需、胡福林、高去寻、潘意、杨延宾以及魏喜臣、胡占奎、王文林、李连青，被视为是考古组“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国仇组J限终身难忘”⑥。刘凡，赴延安后改名尹达。胡福林，即胡厚宣。 《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明确写道:“我们最注意的是求新材料，第一步想沿京汉路，安阳至易州，安阳殷墟以前盗出之物并非彻底发掘，易州、邯郸又是燕赵故都，这一带又是卫邺故域。这些地方我们既颇知其富有，又容易达到的，现在已着手调查及布置，河南军事少静止，便结队前去。第二步是洛阳一带，将来一步一步的西去，到中央亚细亚各地，就脱了纯中国材料之范围了。为这一些工作及随时搜集之方便，我们想在洛阳或西安，敦煌或吐鲁蕃、疏勒，设几个工作站，有志者事竟成!”
在设想的“求新材料”的发掘中，以殷墟发掘成就最为瞩目。1928年秋至1937年夏的15次发掘，系指殷代王都即小屯村发掘12次，殷代王陵侯家庄西北冈发掘3次。此外，殷都近郊遗址发掘，后冈4次，大司空村、四盘磨各2次，侯家庄南地、侯家庄高井台子、武官南霸台、武官四面碑、秋口同乐寨、范家庄、王裕口及霍家小庄各1次。
殷墟以外，与河南省联合组成河南古迹研究会，先后在浚县辛村发掘4次，在浚县刘庄、大责店，山彪县，辉县琉璃阁、毡匠屯、固维村，巩县塌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旨趣》“能充量的辨别着去用一切材料，如金文、甲骨文等，因而成就的文字学，乃是科学的研究”的宗旨完全吻合，所以才被傅斯年列入考古与美术史领域“提名中不位虑了的'”名单，并在《院士候选人提名表》“被提名人资格之说明”一栏写着:“郭君研究两周金文以年代与国别为条贯”，‘淇于殷商卜辞，分别排比，尤能自成体系，其所创获，更不限于一字一词之考订，殆现代治考古学之最能以新资料征史者，合乎第一项之规定。”这样，郭沫若才与考古组李济、梁思永、董作宾一道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使甲骨学的发展由草创迈向成熟，并预示着后来推进的基本趋势。
2.“扩张研究材料、扩张研究工具”的历史组
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1928)年度报告规定，迁移北平之后，“史学各方面以及文籍校订等属之’第一组，主要工作三项:一是编定藏文籍敦煌卷子金石书等目录，二是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三是研究历史上各项问题，以材料定研究对象:以甲骨文金文为研究上古史的对象;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央亚细亚近年出现之材料，为研究中古史的对象;以明清档案为研究近代史的对象。⑩这一规定，确定了历史组的基本研究路向，也确定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路向。
(1编定藏文籍敦煌卷子金石书等目录，以编定敦煌卷子目录成就为最，以敦煌学研究成就最著。1929年春邀陈垣“重理旧稿，删其复出，补其漏载，正其误考”，至1930年3月完成《敦煌劫余录》，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刊行。“总目”依佛经种次汇编，排成目录，并在每经之下记其所有卷子数目。“正录”13峡，依“总目”著录的卷子数目，按佛经目次，先记每卷起讫、纸数、行数、品第，并在附记内连录题记，兼及残缺情况。“正录”著录佛经、律、论、杂文 396种，道经9种，摩尼教经1种，共计8527卷。“续考诸经”1峡，著录86种，为周叔迎从失名诸经中陆续考出者。又著录“侯考诸经”66种。 陈寅烙为之序，强调《敦煌劫余录》“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提出作“敦煌学之预流”的希望:“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④此间，陈寅烙所撰专论敦煌经卷者多达12篇。经过各界“预流”和多方努力，至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敦煌学研究的两个基本方面—文书研究和艺术研究齐头并进。尽管当时未能改变‘墩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状况，但“敦煌学之正统在中国”的理念却未间断。
(2攻购明清档案，整理明清档案，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初的一项重要工作。 1928年春马衡致函傅斯年，请设法筹款收购内阁档案。接受陈寅烙建议，傅斯年致函蔡元培，以“其中无尽宝藏。……此后《明史》改修，《清史)Y}}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昨日适之、寅烙两先生谈，坚谓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此实非一浪费不急之事也’，@。1929年9月组建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陈寅烙、朱希祖、陈垣、傅斯年、徐中舒为委员，总其整理编辑之事。自1930年9月至1948年迁台之前，先后编成甲、乙、丙、丁四编，每编10册，共40册。甲编1930年7月至1931年7月出版;乙编1936年6月出版;丙编1936年11月出版;丁编1948年交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年改由中国
3.西夏研究
西夏研究在语言组，1929年至1933年是语言组西夏研究成绩最为突出的四年。 自王静如《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发表，西夏研究一直为傅斯年所关注，先看傅斯年所写年度报告。十九年(1930年度报告最详尽，几乎逐月报告:三月王静如“成《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篇，以西北方音，唐末日译汉音，《广韵》至《中原音韵》之分合论证西夏掌中珠汉译音质而较其藏译残文，条理俱合，足明西夏音及宋代西北方音之涯略。盖欲作西夏语与印支语族比较研究，必先明其音质，此其初步也”。四月王静如“研究西夏文《光明最胜王经》，先考其刊印及组织。已定其为西夏仁宗乾枯年重造，经前有冥报传，序为兰山慧觉集，二者内地久付阀如，惟今日敦煌写经及突厥、吐蕃译经始见之，方译其传”。五月王静如“成价可西字藏精雕版考》‘篇。考订北平图书馆西夏文藏经雕印之源流及其与番僧管主人之关系;复较于闽、粤、浙、杭诸版风尚之不同，明其刻本之时代，探芳号之异于宋、元，定其依乎盛教标目”。六月“王静如成《西夏番汉合时掌中珠补》一篇，据俄人N kolas Nevsky所获照片以补罗本缺遗，版本考订除己意外兼采日人所论，并拟举新见之字加以考释，先付油印，以求教正”。十月“王静如拟集近年来本人研究西夏语史诸论文汇为《西夏研究》专干日，其第一号现正计划印刷，约12月初出版，要目为:(1 )《河西字藏经雕版考》《新见西夏官印考释》。(3 )《西夏国名考众(4 )东汉西南夷白狼王慕化诗歌译证》与西夏西藏语之比较研究)。(5 )牺夏民族语言与夏国史料》败定稿)”④。十九年年度总报告第四章研究之经过，有“王静如于本年内开始作西夏文金光明经全部之考释，约计下年度内可完成;又据中国古音发音部位不同之谐声字，与西藏、逞罗等语比较，以测拟上古复辅音之可能，关于西夏之研究，已编成为《西夏专刊》,第一期于本年内编成”。十九年年度总报告第七章“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九年度报告”，增加物品总数一节有西夏官印拓本和王静如考释:“印背所凿文字为:大庆三年，即西夏仁宗之大庆三年也。若其纽上夏字，即是:‘弥’字，亦即元史中之‘于弥’或‘乌弥’，是为夏国自称之族或国名。”“各方研究状况”一节，介绍“国内人士研究文字。
这种“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虽然称不了“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却实现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初衷，比起那些想要“建立一个系统整然的历史哲学”，想让史学成为“阐天地造化，握人生国家社会枢纽的全体之学”而最终一无所成、被证明是在搞“骗人的把戏”的“空论”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第2篇：科学在中国
读《科学在中国：意义与承诺》有感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
这篇文章节选于江泽民的《论科学技术》。读了这篇文章使我们感触良多，不禁感叹中国科技的发展速度之快，成就之大。不管是国家的发展还是生活的变迁，我们都会在不经意间发现社会的进步。
中国从近代以后曾深深陷入落后和屈辱的境地，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不朽的成绩，正逐步缩小着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中国不仅成功解决了十三亿多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
科学在中国。中国从古代的辉煌一路走来，历经几千年，我们不仅看到了时代的久远，更加体会到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
谈及中国古代科技的辉煌，我们首先会想到令每个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印刷术，产生于西汉时期，后来在宋仁宗时期的毕昇发展改良后成为了活字印刷术，并且发展到了现在。然后是我们的指南针，指南针以辨别方位为本质特征，所以被广泛的应用于旅行、航海和军事，也为后来世界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紧接着是我们的造纸术和火药。造纸术最早出现于西汉，后经蔡伦改造与发展，将渔网、破布、树皮等应用于造纸，使之成为了最普遍、最简易的书写材料，并且不断进步，发展到了现在。最后是我们的火药。火药的产生是在秦汉时期，由于在炼丹过程中发生意外的爆炸，火药就这样被人类所认知了。但是起初的火药是应用于娱乐，比如说炮仗、烟花等，在后来西欧社会的发展应用下，火药开始应用于军事。当然，除了我们的四大发明外，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也是非常的发达的。就像我们的唐三彩、丝绸、《本草纲目》、地动仪等。
历经无数的辉煌，相对于古代而言，就因为有古代延续下来的封建专制制度，时期延续到了现代，并且被君王变本加厉，严重阻碍了近代科技的发展。
由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滥行，导致当时的中国沉醉于“清朝上国”的美梦中，不愿苏醒。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中国当时对科学技术的排斥。不论外面世界是如何的发展，中国始终采取闭关锁国的策略。直至1840年，西欧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至此，中国的灾难史正式的开始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让中国陷入无尽的灾难，中国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此时科技的发展是相当的缓慢的，但是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发展。在19世纪60
至90年代，一批先进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了一股代表资产阶级改良的洋务运动。所以，在落寞之中的中国近代科技也是有一定的发展的。
那么，相对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往的发展真的可谓是铺垫，抑或是点缀了。
中国的发展立足于世界的顶端，除了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还结合中国自己的科技成果，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局面。国防、航天、城市等发展充斥着科学的气息，我们甚至清楚的感觉到中国在世界之林站了起来，而且永远的屹立不倒，它将以往不敢想象的科技带入了现实。
所以，我们在如此浓烈的科学气息下，可以设想未来的科学发展是不可估计的，不管是国防航天还是城市建筑，在当今中国与世界的科技交流下，我们相信，中国未来的发展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一起期待，一起见证。
那么为什么会几代历史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呢？中国封建社会太漫长，缺乏产生近代科学技术的动力。这归结于以下几点：
一、中国封建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为支撑的。在这种经济基础下，封建地主阶级依靠征赋税，收地租以及封建特权就可以满足他们有限的“奢侈生活”的需求。因此，他们没有商品生产，科学发
展和技术革新的需求。而近代科学的诞生恰恰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产生而发展起来。
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和基础。所以，中国自古就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也正是这一政策严重阻碍了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因此，社会生产力也一直停留在较低下的水平。当时社会对科技发展远没有西方诸国那样迫切。另外，封建小农经济也不可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工具基础。
三、科举制度的盛行又是维持封建社会安定的一大“利器”。这一教育制度不仅严重钳制了中国读书人的思想，而且埋没了大量的科技人才，甚至是摧残人才。这使得多数学子成为只懂得诗词歌赋，而不注重实际知识的应用和能力的培养。
俗话说：“落后就要挨打”。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落后，没有强大的科学技术做支撑，导致列强对我们的肆意侵略和剥削。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使其成为我国发展的强大后盾；并且，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高低也是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之
一。况且中国现在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国际国内的双重挑战和压力。为了迎接和战胜这些挑战，都需要大力发展科学以及改革和创新技术。
早在八十年代末。邓小平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从古至今，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科学技术起作用的结果，是科技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的进程；是科技发展才使人类有这崭新而美好的生活。历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就是最好的例证。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开始不入蒸汽时代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电力时代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原子能技术，电子计算机等为代表。每一次的工业革命都比先前更进一步，并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科学技术的作用具有双重作用，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造福人类，同时也能在一定条件下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到来消极后果。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面对科技革命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在推进科学发展时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用科学的自然观和发展观指导人们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树立全球观念和危机意识，克服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狭隘视野，克服急功近利的行为，正确对待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为科技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并且发展科教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同时重视人才，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建立知识创新体系，注重科学家的培养；其
次要全面实施国家职能，把振兴科技，发展教育作为国家的战略重点。
科学在中国，而大学生又是祖国的希望，承担着振兴国家实现祖国富强民主的重任。而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无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为 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因此，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不仅要从自身出发，努力学习，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注重创新意识的培养和能力的提高，不断的充实自己和锻炼自己，并且要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扩大自己的视野，认清国际国内形势。
科学在中国，但是科学跨越国界，跨越种族，跨越宗教。中国的科技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科技进步也需要中国。所以中国积极发展科学技术，并加强与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致力于世界科技发展和人类共同事业的进步。这不仅是中国科学发展的意义，更是承诺。
第3篇：解读中国校车之困
解读中国校车之困
--从甘肃校车事故看
2011年11月16日，甘肃庆阳发生一件举国震惊的事情。甘肃校车事故造成60多名小孩死伤，引起社会对校车安全的广泛关注。其实去年，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就已经联合发布了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小学生校车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要求每个小学生座位都应安装安全带，且校车应装有“行驶记录仪”，也就是俗称的“汽车黑匣子”。政策出台了，事故依旧不减。2011年11月16日9时15分许，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小博士幼儿园一辆号牌为甘MA4975的运送幼儿的校车（核载9人、实载64人），由西向东行驶至正宁县正（宁）周（家）公路榆林子镇下沟村一组砖厂门前路段时，与由东向西行驶的号牌为陕D72231的重型自卸货车发生正面相撞，造成21人死亡（其中幼儿1
第4篇：2017满分作文：中国正统文化之根保留在台湾？
2017满分作文：中国正统文化之根保留在台湾？
好像在中国有这种社会现象：很多人说中国正统文化之根保留在台湾。真的是这样吗？别人不说，就说一下中国台湾二个所谓的大师级文化人。
第一个是陈安之，说实话劳资从来不看中囯台湾人陈安之的心灵鸡汤和鸭汤。他就是个写书的教你做生意和成功不是很可笑的.吗？他开过工厂、做过贸易、经营过房地产、投资过金融和高科技及互联网吗？李嘉诚、王石、马云、任正菲、等中国排名前500名的富豪肯定不知道陈安之是那个鸟。
第二个是中国台湾人南怀谨，装神弄鬼，写了上百本书肯定没有时间好好修行。天天写书挣钱，肯定一本佛经也未读透和读懂。哈哈哈，真正修行的高人老子李耳一辈子也就写一本书，才五千二百八十四个字。
大概二十年前大陆人民就开始在积极阅读陈安之和南怀谨的垃圾了。但现在也没有见一个人因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