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主义话语的理论基础问题探讨

精品范文时间：2023-02-02 19:29:03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第1篇：关于东方主义话语的理论基础问题探讨

关于东方主义话语的理论基础问题探讨

关于东方主义话语的理论基础问题

作为当代著名思想家的福柯，与其他思想家一样，关注的是这个时代的人的处境，但与其他思想家不同的是他从话语切入对人类问题的关心。

福柯的“话语”是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概念。对于这个概念，福柯并没有给它一个严格的定义，如果单从字面上看，人们会觉得福柯所说的话语就是“语言”。的确，在福柯的整个著述中，话语与语言的关系极为复杂，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福柯的话语并不是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福柯在谈到自己对于话语问题的兴趣时说:“我之所以对话语模式 (modeofdiscourse)产生兴趣，并不是因为某种使一系列言说得以可能的语言结构，而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生活在一个事物被说出的世界中。人们认为这些被说出的话似一阵风，不留痕迹，可情况并不如此，事实上不论它们的痕迹如何多样，都会保留下来。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为一话语所标记、所交织的世界中，这种话语就是谈论被说出的物，断言与命令，以及谈论己出现的话语 (discourses)的言说。”“)这段话，一方面表明福柯的话语概念突破了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枷锁，而呈现渗透性、发散性特征，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完全是被话语所标示、与话语相交织;另一方面，这段话告诉我们不应该追问“话语是什么”，而应该追问“话语何以存在”。

最后一句一话看似说出了话语的定义，但实际上它是非常模糊的，因为言说 (utteranee)、谈论介、被说(besa记)等词的意义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所以从这段话中我们是无法知道福柯话语概念的确切所指，而这正是福柯的旨意:“我的话语……正试图避免在其上找到支持的根据，它是一种关一于话语的话语:但它无意在话语中找到一种隐藏的规律，一个隐蔽的本源，它也无意将自身确立为一般理论，视自身为出发点……它试图展示一种离散，一种永远不能被还原到一单一差异系统的离散，一种散播，一种不能被联系到绝对参照轴的散播。它试图进行一种非中心化的操作，这种非中心化的操作没给任何中心留下特权。”①也就是说，福柯话语理论所作的话语成为可能即他所说的“话语形成”，以破除对一切话语的神圣化诉说，破除话语的总体性追求，从而证明没有一种话语可以囊括整个历史，所有那些不证白明的东西都是建构的结果。

福柯认为话语是人类科学(包括医学、经济学、语言学等)的知识体系，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话语的产生是由一些权力程序控制的过程，话语与权力互为影响。在一文中，福柯将权力理论引入话语分析，把话语作为“历史事件”的分析定焦到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上。他指出:“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的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①福柯将话语的控制程序大致分为三种:一是话语的外部程序，又称为排斥程序;二是话语的内部程序;三是话语的应用条件原则。外部程序的目标是消除与力量和欲望相联系的话语所可能具有的危险性，包括三条原则禁忌、分化与拒绝以及真假的对立。“禁忌”原则是最明显的，也是最为人熟悉的，比如，人们不能随时随地说某些事情，而且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谈论某件事情。这属于言语禁忌，包括对言说对象的限制，言说场合的限制和言说主体的特权限制。它们相互交叉，相互补充，相互强化，形成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网络。在福柯看来，政治和性是当代控制最紧的网络。对于“分化与拒绝”原则，福柯以疯癫与理性的划分为例加以说明。自中世纪以来，疯人的话语已不能像其他人的话语那样流通，伴随着疯子被禁闭和排斥的过程，它被理性的话语压制和剔除。严格地讲，疯人的言语是不存在的，疯人众多的话语仅被视为纯粹的噪音。所以，“疯癫”概念并非是现代精神病学的实在的研究对象，而是理性话语对非理性进行知识排斥的.结果。福柯指出，这种形式尽管在现代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是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不同的方式、沿着不同的路径、在不同的制度中起着不同的效果。相对于前两种排斥的方式，第三种即“真假的对立”原则更为重要和根本。“真假的对立”原则涉及对“什么是真理”，“为什么要认识真理”以及“真理是怎样产生”等问题的追问，这些追问关乎求知意志和真理意志，依赖于某种制度的支持和分配，因此福柯认为，真理与谬误的划分既不是任意的，也不是暴力的，而是历史的建构。在这三条原则中，福柯最重视的是第三条，因为在福柯看来，前两种形式不但实际上都以最后形式为基础，而且不断向最后一种转化。就现代社会来说，求知意志无论在强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较以往增加许多，而求知意志和真理意志取决于欲望和权力因素，但这种求知意志最易为人们所忽视，因为它作为排斥体系的一种，己经渗透于一话语之中，这就使得话语很难认识到它的存在了。

话语的内部程序就是话语对于白己进行控制的规则。这种白我控制的目的是从另一个方面对话语进行控制，即对于事件和偶然性的控制。内部程序也有二个运作原则:评论原则、作者原则和学科原则。评论的前提是存在一种初始意义的话语，这种话语得到重复、转换和讨论后形成次级话语。在初始文本和次级文本的关系中，由于初始文本是“源头”，无疑具有头等重要性，但原初话语的留存、发展与持久则需要次级话语的“最后说出”功能，因此两者呈现一种互为依赖的关系。福柯意义上的“作者”指作为一组特定书写物或陈述游戏中的统一原则的“作者”，作者原则将各种不同的虚构语言统一起来，通过同一性形式对话语的偶然性加以限定，给话语提供源泉和凝聚点，并将其置入现实之中;学科原则既不同于对原初话语阐释的评论原则，又不同于对话语的偶然性进行统一性限定的作者原则，而是新命题的形成，是一种匿名体系，虽可以无偿提供给任何人，但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确定命题的正确与否的条件，即只有符合特定条件的命题才能成为真理，也就是说，学科原则规定话语的界限。总之，作者的多产，评论的繁殖和学科的发展都是话语生产的无限源泉。

除了从话语内外对其进行控制之外，还有一种对话语运用的条件加以控制的程序，其目的是将一定的规则施加于某些人之上从而使其他人无法使用，“这就等于将说话主体稀少化:如果一个人没有满足一定的条件，或者从一开始他就没有资格这样做，他就无法进入关于一个特定主题的话语”①。这种程序主要包括话语仪式、话语团体、教条和教育等方式。总之，在福柯看来，话语与权力是一种辨证的同构关系，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因素是权力，权力是通过话语来现的，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在、临床医学的诞生和中，福柯分析了精神病学、医学和人文科学的话语，以及在西方文化史的不同时代，官方话语以何种方式对诸如“健全”、“健康”以及“知识”这样一些非实体的“事物”进行感知、分类和分配。这些著作证明在疯癫与健全、患病和健康、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区别始终是由不同时期的社会权力中心占上风的话语模式决定的。这些话语模式与其说是假设和观察或理论和实践之间进行的自主交流的过程所形成的产物，不如说是在一定时期内决定哪些理论和实践，丁上风的基础。也就是说，权力通过建立制度和法律建构了行为、知识和社会存在，权力也规定着我们自身的形成，它通过语言、性、经济、政治、文化和心理学的种种规则来构成我们所谓的“个体性”。然而，话语并不一劳永逸地从属于权力或对抗权力。话语传播和生产权力;它强化权力，但也破坏和揭露权力，使其软弱，使对权力的推翻成为可能。话语的这种性质和这些特点使人们不可能在话语所属的知识型之外进行思想，也就是说，除了屈从话语，人们似乎别无选择。

第2篇：东方主义

中文系甲班

陈淳

09309086

从《末代皇帝》等电影看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视角

摘要：80年代初期开始，西方尤其是好莱坞开始热衷于探索东方，用他们的理解来创作出他们自以为准确的东方影像，而东方导演又极少能拍出真正代表东方世界的电影，所以东方特别是中国一直摆脱不了这种靠别人的描述展示自己的尴尬处境。本文以几部经典的西方人创作的关于东方的电影为例，试分析西方电影的东方主义视角

关键词：西方电影；东方主义；奇观化；定型化

世界不仅由于经济的差异被分为了发达的西方与贫穷的东方，西方社会所持的文化上的优越感更是将世界分为文明的东方和愚昧的东方。自视甚高的西方人用一种源于种族优劣论的二分发把这个世界简单化了，这就是贯穿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主义产生的根源。

《末代皇帝》获得1988 年第60届美国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等九项大奖，国人大多认为这是中国故事或者中国文化的一次成功的对外传播，而我在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是怀抱着一种自豪、喜悦的心情。殊不知，它，只是西方人在文化分析话语权上的又一次胜利。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展示的只是“他者”眼中的溥仪，东方主义视角下的中国。时隔20年，同样的事情、几乎翻版的一个过程发生在同样是东方文明古国的印度——《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而这20年间西方对东方特别是中国的自我解释的电影从没停止过，《拉贝日记》、《黄石的孩子》都是这样比比皆是的例子。也是因为西方的东方主义视角，这些电影才得到主流意识的正面评论，成为奥斯卡、金球等西方电影盛会的大赢家。

一、“他者”眼中的东方——奇观化

西方人了解东方吗？贝托鲁奇了解中国吗？丹尼·博伊尔了解印度吗？不！《末代皇帝》只是老贝的中国印象的拼凑，《贫民富翁》只是博伊尔对印度的想象和成就自我的美国梦的嫁接，他们展示的是一种奇观化的社会，满足了西方观众对东方的窥视和猎奇心理，而不是想要解释或者解决什么实质问题。

在东方主义的视角下，东方是“华丽的、专制、残酷、奥秘的、异国情调的、神秘的、虚弱的、黑暗的” 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中才会有许多让中国人感觉不和谐的表达：最明显的莫过于整部影片极力强调的中国的佛教特性，北京的街头人群中随处可见红衣喇嘛的身影；溥仪新婚时东面墙上尽是佛像；溥仪登基时也是红衣喇嘛立在四周，但在自古重儒的中国，特别是在满人统治的晚清，佛教所能占的比例，其实是很有限的。其次，整部影片尽显神秘的气氛，猩红的色调、阴暗的大殿，大殿的两侧立着神态各异的罗汉，慈禧边上是身着各个朝代服装的侍从。通过这些描述，导演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华丽而神秘，充满着与“我们”知道的所不同的“他们”的世界” ②，所以，已是少年的溥仪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解开阿嬷的衣服吃奶；年老的太监会以喝下墨汁的方式来证明皇权的力量依然存在；民国的总统坐在汽车中，身旁却是不伦不类的华盖；新婚之夜，奴仆主动往前为正在缠绵的溥仪和婉容宽衣······最夸张的是，在描写文化大革命不到三分钟的片段里，杂糅了所有*的元素，满眼的红旗、毛主席像、红宝书、走资派、纸帽子、宣传画、阴阳头、忠字舞以及震天的音乐和激扬的口号，压缩在贝托鲁奇对东方的想象、对西方的迎合的镜头里。我们再把眼光转到《贫民富翁》看看，影片反映的贫民窟窘困的生活现状、发指的刑讯手段、激烈的宗教冲突、恶毒的乞丐组织头目、残忍的黑帮、幼小却凶狠的心灵，就连唯一象征秩序的警察也被描绘为混乱和暴力的化身，种种的西方视野下的印度元素都是西方人奇观化地制造与展览出来的奇观符号而已，但绝不会是现实中的印度。我想，印度人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应该跟我们在看《末代皇帝》时有类似的感受吧。

《黄石的孩子》所描写的抗日战争包括一些战争中的人物（如八路军）与真实的抗日战争也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在我们看来并不是必要的，为什么它们却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呢，一方面是为了衬托何克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这是一种符合西方观影的奇观化要求但也不会伤害一般中国人感情的最佳手段，所以在西方导演看来是绝对必要的。《拉贝日记》也有一些非常令人震撼的场景，当拉贝打开西门子公司大门时，人群犹如蚂蚁般汹涌而入，躲在一面硕大的纳粹旗下祈求保命，人们在自家的领土上，靠着第三国的旗帜苟活；拉贝在日军总部时看到的一整排中国人头颅这些都让人非常震撼·····即使是根据日记拍的，但还是难免带有奇观化的角度和习惯去构造镜头。

“奇观化”是电影创作者在时代背景下为了符合某部分人的审美眼光和审美要求的自觉选择，当前西方确实比东方发展，才会有好莱坞电影中对东方严重的“奇观化”倾向。

二、西方的拯救者形象——定型化

无论是《末代皇帝》中的庄士敦，抑或《贫民富翁》里给杰玛美元的白人夫妇，还是《黄石的孩子》中的何克，《拉贝日记》里的拉贝，毫无疑问，在西方人掌握话语权的电影世界里，他们都是拯救者，拯救“落后的、堕落的、幼稚”的东方。西方是有“自觉性和责任感的老师”，“替东方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西方导演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这一观点用到影片中——

庄士敦与溥仪。影片有个场景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溥仪隔着一张长长的白布在和宫女太监们玩游戏的时候，庄士敦拎着一辆自行车走了进来，不解而无奈地看着这个场景，然后高声说道：“我希望皇帝没有忘了要上数学课。”他用一种超过臣对君，超乎我们想象的语气“唤醒”溥仪，教会他骑车。这一段很有隐喻性，换成意图语言：溥仪代表东方，庄士敦代表西方，自行车是导演认为的先进文明，当整个东方文明还沉醉在游戏中而迷失了方向时，他们轻易地跨过那道门，带着对东方落后文明的不解和无奈以及一种拯救者的高傲（庄士敦两次将自行车重重的放下），给东方带来了文明，成为了东方文明的重要老师。

溥仪还戴着庄士敦为他配的近视眼镜，贝托鲁奇借此表达的不仅是庄士敦打开了溥仪的眼界，更是西方文明打开了东方的眼界并为东方所接受；在庄士敦的影响下，溥仪有了去国外留学的想法，又有了娶妻的念头······

总之，在贝托鲁奇的叙述里，溥仪的前半生就是由庄士敦在带领着往前走的，而且是唯一一个没有把皇帝当皇帝、以老师自居的人，他征服了溥仪，西方征服了东方。

而在《贫民富翁》里，丹尼·博伊尔在塑造“救世主”形象的意图没有贝托鲁奇那样明显，但这种念头依然没有被西方导演放弃。这从电影中的一段短短叙述就可见一斑：杰玛给一对白人夫妇当导游，回到出发点时却发现车上的东西被洗劫一空，司机生气地对杰玛大打出手，杰玛一边抵抗，一边对着白人夫妇说：“你想看真实的印度，这就是！”白人夫妇制止了司机并给了杰玛100美元。且不说杰玛说出这句话的突兀，想想，为什么美国的游客真的会那么热心吗？为什么给的是一张美元？这个镜头不正很好地诠释出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关系：“西方对东方的怜悯，富裕对贫穷的施舍，文明对落后的俯视”③。

《黄石的孩子》和《拉贝日记》的“拯救者”情结就更昭然若揭了，何克和女护士丽是《黄石的孩子》着重刻画的拯救者形象，“他们不畏艰险，克服语言障碍，带着60多个孩子踏上逃亡之旅，教导孩子们自立自强，最后何克更是为了孩子们而劳累而死”④。即使是周润发、杨紫琼饰演的陈汉生和女老板，他们的优良品质也跟西方脱不了关系，陈汉生是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中国军官；销烟土的女老板因为受过传教士的教育，才被导演赋予了伟大女性的描写。而《拉贝日记》中的拉贝就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救世主形象了。在南京大屠杀时，拉贝坚持留下，在日本飞机疯狂轰炸南京城是，拉贝打开悬挂纳粹党旗的西门子公司让上千百姓涌入，和其他人道主义者共同建立了一个叫做“南京国际安全区”的地方，保全了许多无辜的生命。

所有的这些东方视角下的故事都在灌输我们一个观念——东方是被西方拯救的！总结:《末代皇帝》、《贫民富翁》都成为当时奥斯卡的最大赢家，票房评论双丰收，《黄石的孩子》、《拉贝日记》尽管没像前两部引起那么大的回响，但也是西方影评家重点表彰和推崇的影片，可见，不管是影片本身，还是西方电影界的评论，都被烙上了深深的东方主义的印迹。回头想想，中国很多在国际上有较好成绩的电影，像张艺谋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及《菊豆》等，像陈凯歌的《黄土地》、《荆轲刺秦王》，也都是因为它们所描绘的中国更加符合西方人对中国的种种想象或者说更顺从西方人的意识要求而才更容易被认同和接受。

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的认同和接受不代表我们的发展，东方主义是我们要努力去批判和摒弃的，绝不能屈服于西方的文化霸权之下。拍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生活和观念，能够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才是有担当的电影人应该追求的！

【参考文献】：

① 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陶东风等译：《文化研究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② 廖世奇：《〈末代皇帝〉：一个意识形态的隐喻》，[J].《当代电影》，1988年5期：39~41 ③ 康有金.从美国电影大片看美国文化霸权[J].电影文学，2006（05）

④ 范生彪.比较文学视域下对《黄石的孩子》的后殖民批评，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第15卷第3期

第3篇：主义与问题

主义与问题

作者：古尔思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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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主义和问题作了一番概念考察，揭示了一些关于主义及其与问题关系的观念误区，提出了一些主义；在对主义的反思中针对中国当代的一些根本问题作出了回应；对与马克思学说有关的一些主要问题与主义作了反思。

关键词：主义，问题，实践，理论，时代，马克思

意志主义哲学体系，是以意志观念为根本的观念支撑点演绎出来的哲学体系。自由主义政治学说，是以自由为根本的价值支撑点演绎出来的政治学说。证信主义论辩学说是以追求人类客观认识为自觉目标并以证信为根本方式与态度的理论观与方法论，一方面，证信概念涵盖了人类客观概念，并可以由证信演绎出穷省、洽理、螺旋递进、据同表异、据同辩异、互动共进等理论认识与共识方法方式，另一方面，必须在自觉批判、防止和抵制追求绝对客观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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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田径理论基础问题讲稿

一、田径运动比赛的主要特点：

1、快，高，远；

2、是竞技体育的基础，又是竞技体育本身，是生活技能的发展和夸张。（如各定义相同，但在快、高、远上又有区别）；

3、项目多，难度大，枯燥，乏味；

4、一个项目就可为国家争得荣誉，较经济、实惠。

二、田径教学的主要特点：

1、教学是又难又易；

2、达到上课健身的目的简单易行；

3、教法中的会与不会是相互交叉，互相平行的；

4、教学过程永远是纠偏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