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有关读《别论集》随感
有关读《别论集》随感
19xx年本人对谭绍凯教授主编的《外国文学新编》写过一篇评论，其中论及高德祥（强）先生写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概述》，曾说：（它）描述全面，多有个人看法，与一般教材的简单化大相径庭。有的教材，在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时，竟连诗人塔索、散文家兼思想家马基雅维里的名字也没提；有的教材，竟然在讲文艺复兴时，不提德国的宗教改革和优美的散文；还有的教材，直线式地讲述文艺复兴的反教会反封建。《外国文学新编》的这一节谈得很辩证，它如实指出：“教会和城邦的统治者在古代文化复兴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列举了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家族、赞护文艺复兴而本身又是古代文化热心研究者的许多教皇、热衷于在修道院寻找希腊罗马古书和传抄大量古书的修士修女。同时又如实地指出罗马天主教掀起反对宗教改革和异端的运动。这一正一反则辩证地论述了文艺复兴并非有组织的自觉运动及其特点。
讵料23年后，高德强先生出版的《别论集》中收录了这段话，令我汗颜。高先生让我全面读读这本书，谈谈看法，我用了好多天时光，将这本厚达400多页的16开本的大书，通读了一番。读后，心悦诚服地认为，这部书是学者的心血、著作家的创造，是很有价值的著作。我的老伴金留春教授也对之赞不绝口，以为很有见地。
首先当说《别论集》的博大精深。它（尤其“网文选”）包罗广泛，中外古今，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医学、史学、教育、社会问题、国际政治、小说创作、散文传记……，而全书重点在外国文学的研究。
《别论集》中有三篇小说：《何斯人》、《严复出山》、《壮飞之死》，第一篇写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和弹棉花匠的故事，苦涩而感人；后两篇写晚清历史人物严复、谭嗣同的事迹，意在从历史看改革。前者生动有趣，方言运用巧妙，后者青铜锈迹般的历史质感，深沉至极。《别论集》附录的作者自传《坎坷人生》是一篇优秀的散文，由中可见大时代中的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特道路。高德强先生有艺术创作的才能，只是人生道路被决定了从事教师工作而已。
《别论集》中的外国文学研究成绩斐然，它涉及欧美、俄苏、日本诸国文学。既有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巴尔扎克、惠特曼、海明威、奥尼尔、茨威格，又有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而重在俄罗斯与苏联文学。对俄苏文学，除了论冈察洛夫、契诃夫、艾特马托夫，重点在果戈里和托尔斯泰。《别论集》涉及果戈里的为人和创作，谈到了他的《涅瓦大街》、《狂人日记》以及《外套》、《钦差大臣》等等；更对托尔斯泰的《袭击》、《台球房记分员笔记》、《伐林》、《克莱采奏鸣曲》等小说和有关评论托尔斯泰的'传记、信件、序言、献词、谈话录以及研究论著等做了精当的概括和描述。这种广博的知识范围，是一位文学研究者和外国文学教师高度修养的体现。
我以为《别论集》的价值，不仅在研究的广博，而更在精深。其研究深度就在于：常常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独具慧眼地别出心裁，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别论集》特点在第一辑的“别论系列”。
“别论系列”中关于莎士比亚有五篇，果戈里有三篇，其他有契诃夫、雨果、巴尔扎克、三岛由纪夫各一篇。别论莎士比亚的是其剧本创作分期问题，《哈姆莱特》研究中的误区问题，剧本人物语言非个性化问题，以及与孙法理教授一再商榷莎士比亚《凤凰与斑鸠》的政治性问题。对这些问题，高德强先生都提出了个人不同惯常说法的见解。如，一般都说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者的典型”，高德强认为这是不确实的。这个观点是对的。我也曾说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主要是指与研究神学相异的人文学的学者。”（见拙著《西洋戏剧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12世纪的丹麦王子显然不是人文主义者。论者们大约是借用这个词来说明哈姆莱特有人文主义的思想。不然莎士比亚为何要犯时代的错误：让12世纪的人读15世纪才成立的威登堡大学，读16世纪的托马斯·莫尔写的《乌托邦》呢？
又如果戈里笔下的“小人物”问题。高德强先生认为《狂人日记》中的波普里希钦与《外套》中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同，前者并非“小人物”。说得有理有据。不过，一百多年来，俄罗斯文学研究中的“多余人”（лишнийеловек）、“小人物”（маленькийчеловек）、“新人”（новыелюи）等词，均有较固定的含意与所指。一般说来“小人物”不是指劳动人民（不包括姚纳和万卡等），也不是指显赫的大人物，而是出于二者之间的一些人。俄语中的маленький，既和“大”相对而言，又有“渺小”（无足轻重）、“弱小”的意思。除了小市民、平民知识分子、小商人，当时的下级军官、小公务员一般都是贵族子弟。果戈里也是小地主家庭出身，不得志时也是住地下室、遭人白眼的小人物。果戈里对小人物的态度，前期讽刺多于同情，后期同情多于讽刺。他对波普里希庆、巴什马奇金二人，态度有差别，这和小说的主旨不同有关，并非定性迥异。因此，对“小人物”当广泛看待。
高德强先生对契诃夫的《套中人》的别论不同其他。许多教材，都把别里科夫作为反动势力来分析的。《别论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是正确的。其实别里科夫身上体现出的是双重寓意：既是不满和反对一切新事物的保守主义者，又是被反动社会和反动思想毒化了而自觉维护反动秩序的知识分子。前者有超时代的意义，今天我们还把反对新事物的人叫做“套中人”；后者具有认识旧俄国的社会特点的价值。因此把别里科夫单一地视为反动派的走卒、密探，是片面的。我也曾说过：“别里科夫的保守主义和自觉维护专制黑暗统治的反动意识相结合，他是被警察制度征服了的知识分子。在这个形象中，作者不但写了自觉向当局打小报告的小丑，也反映了黑暗统治对人的精神的窒息。别里科夫老是怕‘别闹出什么乱子来’，一切循规蹈矩，最后也成了旧制度的殉葬品”（《外国文学自学教程——十九、二十世纪欧美文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页）。高德强先生在《别论集》中断言：别里科夫是“在沙皇制度下被扭曲了的奴性十足的‘小人物’的典型”，是确切精到的。
《别论集》中的创造性看法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我祝愿高德强先生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有更多的创造。
第2篇：读《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读《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叶圣陶先生从一九一二年起从事语文方面的教学、编辑、出版工作，前后六十多年，对于这半个多世纪里我国语文教育工作中的利弊得失知道得深切详明，写下了大量文章，收在这论集里的就有一百多篇。凡是关心语文教育问题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论集。这本论集的文章大部分是解放以前写的，到现在还有深刻的现实借鉴意义。因为里头论述的都是语文教育中的根本问题。
论集里的文章，涉及的面很宽，性质也多种多样，有商讨语文教育的理论原则的，也有只谈论一篇文章或者评议一两个词语的。最重要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二是关于语文教学的任务：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
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一种工具，日常生活中少不了它，学习以及交流各科知识也少不了它。圣陶先生扼要地指出旧式语文教学的三大弊病，并且在好些处别的地方加以申说。第一是在阅读教学上不适当地强调所读的内容而把语文本身的规律放在次要的地位。“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像轮辐一样辏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说到教育的意义，就牵涉到内容问题了。……笃信固有道德的，爱把圣贤之书教学生诵读，关切我国现状的，爱把抗战文章作为补充教材，都是重视内容也就是重视教育意义的例子。这是应当的，无可非议的。不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在灌输固有道德，等等，而竟忘了语文教学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道德必须求其能够见诸践履，意识必须求其能够化为行动。要达到这样地步，仅仅读一些书籍与文篇是不够的。必须有关各种学科都注重这方面，学科以外的一切训练也注重这方面，然后有实效可言。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当其任的惟一学科。所以，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在今天的语文课堂教学中过分强调思想教育，过分强调感悟文章作者的思想感情，显然是背离了学科的性质，最终无法完成学科教学任务。第二种弊病是在作文教学上要求模仿一套程式。“不幸我国的写作教学继承着科举时代的传统，兴办学校数十年，还摆脱不了八股的精神。”我想：不但是过去，就是现在，教学改革进行的过程中，课堂教学总要按照一定的模式进行，一节课里，总要有复习、学生提问、板书、小组讨论，小组汇报，总要有录像、课件，否则就算不上是优质课，本来教学是为了学生学，结果，我们在教学中却很少关注学生是否已经把该要学的知识技能学到，学得容易还是困难，学得轻松还是辛苦，而是过分关注教师在上课时是否已经达到了某个指标，把学生放在一边了，忘在一边了，这样的语文教育实际上是为教育而教育，应此，我不断地告诫自
己，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要驱除程式化，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因人制宜，因文制宜。
第三种弊病就是读书作文不是为了增长知识，发表思想，抒发感情，而是为了应付考试。“从前读书人学作文，最主要的目标在考试，总要作得能使考官中意，从而取得功名。现在也有考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还有升学考试。但是，我以为现在学生不宜存有为考试而学作文的想头。只要平时学得扎实，作得认真，临到考试总不会差到哪里。推广开来说，人生一辈子总在面临考试，单就作文而言，刚才说的写封信打个报告之类其实也是考试，不过通常叫作„考验‟不叫作„考试‟罢了。学生学作文就是要练成一种熟练技能，一辈子能禁得起这种最广泛的意义的„考试‟即„考验‟，而不是为了一时的学期考试和升学考试。”为了一时的学期考试和升学考试而学习的学生，为了一时的学期考试和升学考试而执行教育教学工作的老师现在还大有人在，因为学生的考试成绩是评价学生优劣的最重要的依据，也是评价老师的最重要的依据。因为这样，不少老师还对教学内容进行擅自取舍，要考试的多讲多练，不考试的内容不提也不练。我想这才是教育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
叶圣陶先生认为过去的第二点错误认识是把语文课看成知识课，看成跟历史、地理或者物理、化学一样，是传授一门知识的课，因而要以讲为主。这种以教师讲解为主的教学法，其流弊，第一是学生“很轻松，听不听可以随便。但是，想到那后果，可能是很不好的。”其次，“学生会不会习惯了教师都给讲，变得永远离不开教师了呢?永远不离开教师是办不到的，毕业了，干什么工作去了，决不能带一位教师在身边，看书看报的时候请教师给讲讲，动笔写什么的时候请教师给改改。那时候感到不能独自满足当前的实际需要，岂不是极大的苦恼?”看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作文批改问题，现在，有很多老师对学生的作文是全批全改，除了总批还有微批，可说是修改的细致入微，学生只要按老师修改的照抄一遍，就是修改了，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学生修改作文全被老师包揽了。这样做老师辛苦，学生也不见长进。由此看来，教学方式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这就触及教育学上的根本问题：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起什么作用?圣陶先生的看法是，“各种学科的教学都一样，无非是教师帮着学生学习的一串过程”。换句话说，教学、教学，就是“教”学生“学”，主要不是把现成的知识交给学生，而是把学习的方法教给学生，学生就可以受用一辈子。在这个问题上，圣陶先生有一句精辟的话，现在已经众口传诵，那就是：“教是为了不教。”这句话在这本论文集里多次出现，例如：“„讲‟当然是必要的。问题可能在如何看待„讲‟和怎么„讲‟。说到如何看待„讲‟，我有个朦胧的想头。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而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因此，教师就要朝着促使学生„反三‟这个标的精要地„讲‟，务必启发学生的能动性，引导他们尽可能自己去探索。”又如：“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最终目的为：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老师之训练必作到此两点，乃为教学之成功。” “我近
来常以一语语人，凡为教，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以其欲达到不需要教，故随时宜注意减轻学生之倚赖性，而多讲则与此相违也。” “尝谓教师教各种学科，其最终目的在达到不复需教，而学生能自为研索，自求解决。故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与，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其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乃为善教者也。” “凡为教者必期于达到不须教。教师所务惟在启发导引，俾学生逐步增益其知能，展卷而自能通解，执笔而自能合度。”（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关键在于使学生的学习由被动变为主动。例如要求学生预习，给以必要的指导；发起对课文的讨论(主要指语文方面，不是内容方面)，予以有效的启发；对学生的作文只给些评论和指点，让他自己去考虑如何修改；如此等等。这一切，作者在《精读指导举隅》的《前言》以及别的篇章里都有详细的论述。这样教学，当然比逐句讲解吃力，但是这才是教学的正经道路。正如圣陶先生所说，“把上课时间花在逐句讲解上，其他应该指导的事情就少有工夫做了；应该做的不做，对不起学生，也对不起自己。”
论集里边谈到的问题很多，有很多好见解，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借阅读这本论集的机会来对照检查我们自己的工作。有许多现在还常常有争论的问题，事实上圣陶先生多年前已经遇到，并且提出了他的看法。
其实语文教学创新不是凭空提出新思想，新操作就能成的，是要根据学科的特点，学生的成长规律，不断地总结借鉴前人的经验，不断地进行实践和实践反思总结和理论提升，发现了存在问题，改进了，就是创新。所以我说凡是关心语文教育问题的人都应该读《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第3篇：人民日报社论集
2008年人民日报社论集
申论复习与考试过程中，阅读量都非常的大，如果不会提高效率，一切白搭。首先要学会快速阅读，一般人每分钟才看200字左右，我们要学会一眼尽量多看几个字，甚至是以行来计算，把我们的速读提高，然后再提高阅读量，这是申论的基础。学会快速阅读，不仅在复习过程中效率倍增，在考试过程中更能够节省大量的时间，学会快速阅读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而且，在我们一眼多看几个字的时候，还能够高度的集中我们的思维，大大的利于归纳总结，学会后，更有利于《行测》的复习、考试。本人当年有幸学习了快速阅读，至今阅读速度已经超过5000字/分钟，学习效率自然不用说了。我读大学的成绩是很差，考公务员的时候我妈说我只是碰运气，结果最后成绩出来了居然考了岗位第二，对自己的成绩非常满意，速读是我成功最大的功劳。找了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