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基于权力话语理论下的翻译策略研究论文
基于权力话语理论下的翻译策略研究论文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与国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国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并介绍到国外；与此同时，也有国外的一些译者将我国的作品翻译到他们本国的语言。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一种权力关系在制约着译者，使得不同国家的译者在翻译同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一般来说，强势的国家更加崇拜自己本国的文化，而对于外来国家的作品则抱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因此导致翻译书籍占英美图书比重较小，根据笔者查找的数据，在 1990 年，英国出版了 63980 种图书，其中翻译书籍仅有 1625 种（2.4%）；美国出版了 46743 种图书，其中翻译书籍仅有 1380 种（2.96%）（李红满，2003:106-107）与之相反，翻译的书籍在弱势文化中所占的比例较之文化强势国家大了许多。以韩国为例，2000 年至 2012 年，从韩国出版市场的翻译图书所占的比重一直维持在 25%-31% 之间。这和英美国家的数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仅如此，当我们仔细阅读强势国家为数不多的翻译书籍时，会发现译本和原著所要表达的意思会有一定的出入，这是因为译者会受到权力的制约，对其中部分用词进行一定的修改，这在某种程度上会违背原著作者的初衷，使得译本在译入语国家产生与本国不同的效果。本文将从权力话语理论的视角下，对一些文学作品及其各国译本进行分析，从各国译者在翻译他国文学作品时采取的翻译策略中，探寻对我们中国译者的启示。
一、权力话语理论
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家们认为，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间的转换，也不能看作是文本层面上的信息转换，而是和文化与权力密切相关的。在研究翻译和权力的相互作用的理论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就是福柯，他提出了“权力话语理论”，所谓“权力”是指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它是一种网络关系，弥漫于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它包括有形的，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和习俗；还包括思想、宗教等的影响。它们是一种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吕俊，2002：106-109）。福柯把“话语”与“权力”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认为社会制度、权力机制对话语实践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他认为自由的、不受约束的人文科学知识是不存在的。
权力话语理论给翻译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指导和研究方法，使得翻译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学，而是扩展到文化，历史，美学，甚至意识形态等多样的学科领域。权力话语理论时时刻刻都会对译者和译文进行操纵，译者也始终不能摆脱这样一种约束。通过该理论，处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我们，可以得知在面对欧美强势国家的文化侵袭和对弱势国家的忽视态度时，采取何种策略可以更好地将中国文化推向外国，巩固我国的国际地位。在译文中能够体现出权力话语理论的作用的代表性策略就是归化和异化。
二、归化和异化
德国的施莱尔马赫曾在 1813 年在柏林皇家科学院的一个学术演讲中指出，翻译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打扰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不打扰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靠近读者。之后，1995 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的《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问世，里面使用了一对关键术语—“归化”和“异化”。
前文提到过，西方国家引进的翻译书籍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在翻译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会大量采取归化的策略。中国的翻译学者在研究西方的归化翻译倾向上也很活跃，另一方面又强烈地将其作用于权力话语。中国学者对英美译者将外国文本任意删除变用的行为表示反对，也进行过强烈的批判。而中国译者在翻译本国作品的时候，大量采取异化的策略，尽量保持自己文化的原汁原味，使中国文化最大限度地在译入语译本中体现出来。这种翻译策略的差异也可以从各国的译本中体现出来。因此笔者将用下面的例子来具体分析一下权力话语理论在翻译中的具体体现。
三、权力话语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体现
1. 在汉译英中的体现
一般说来，在翻译外语文本时，由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比较自信，轻视其他文化，往往对他们认为落后的文化不屑一顾，在翻译东方弱势文化文本时，一般不会接受东方弱势文化中有别于自己文化价值的成分，多半会采取归化策略（金敬红等 2007:451-455）。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例 1：
原文：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P156)
译文 1：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P155)
译文 2：I know“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P231)
上文中的原文是红楼梦第十一回王熙凤的一句话。译文 1 是杨宪益的译本，译文 2 是霍克斯的译本。从上面的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和欧美国家的人对中文文本英译采用了不同策略。杨宪益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虽然离纯正的英语表达距离相对较远，但是传达了原汁原味的中式表达，有利于扩大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提高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与之相反，霍克斯采用了归化的策略，摒弃了中文原语的结构，用英语中常用的表达，更加贴近英语国家的读者。
2. 在汉译日、汉译韩中的体现
前文举出的例子是汉译英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英美国家的译者翻译中文小说的时候，基本上采取了归化的策略，摒弃了我国小说原有的味道。处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我们，在面对英美强势文化的时候，我国的译者在翻译的时候有一定的反抗精神，尽量采取异化的策略，来尽力保存我国文化的元素。
权力对于翻译策略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欧美和亚洲国家的对立，在亚洲国家之间也有一定的体现。这一节笔者选取了余华的小说《活着》的日译本和韩译本进行比较，来分析其中权力话语带给翻译的.影响。我们来看下面两个例子。
例 2：
原文：日本投降那年，龙二来了，龙二说话时南腔北调，光听他的口音，就知道这人不简单，是闯荡过很多地方、见过大世面的人。(P95)
译文 ：日本が投降した年に、龍二がやっ来た。言葉になまりがあり、その発音を聞いただけで、只者でないとがわかる。(P90)
在上文中，日译本的译者飯塚容对其进行了归化翻译。将“南腔北调”译成了“なまり（乡音）”。因为中国地域辽阔，南方和北方的口音相差很大，所以出现了“南腔北调”这个词汇，而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归化翻译成“乡音”，则没有了这背后的文化。韩译本的译者白元坦是在“南腔北调”这个词的翻译上，忠实了原文，采取了异化的策略，译成了“”，这也体现出中韩两国并没有强烈的权力关系，而中日两国这种关系确实存在。笔者认为，如果是中国译者进行翻译，在译文中进行直译，添加脚注不失为一个良策。
3. 在英译汉、英译韩中的体现
以上笔者举出的两例都是强势文化国家在翻译弱势文化国家作品的时候采取的归化策略，下面我们再看一些弱势国家翻译强势国家文本的例子，这里面笔者选取了美国小说《富爸爸，穷爸爸》的汉译本和韩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探寻同属弱势国家的中韩，在翻译美国小说的时候，两国译者会带着什么样的翻译态度来进行翻译。
例 3：
原文：He is only 29. He was fired from the car wash because he refused to take off his championship ring as he was wiping off the cars，so…(P15)
译文：他只有 29 岁。因为拒绝在擦车时摘下冠军戒指，他又被洗车站解雇了。(P22)
观察上面的译文，可以发现中韩两国对于“championship ring”的翻译截然不同。中文译者采取了完全归化的策略，翻译成了“冠军戒指”；而韩国译者翻译成了“”而没有翻译成固有词“?”。因为韩国语言受到英文外来语的影响严重的特殊性，译者更倾向于翻译成有欧美范儿的词汇。
通过前面的几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英美国家在翻译中国的作品时，会采取归化的策略，对含有中国文化的语句进行删减，更改，融入他们本国的元素，译本更便于译入语国家的读者理解。而中国译者翻译同样一部作品时会采取异化的策略，尽力保留我国的文化，将中国文化传递给英美国家的读者。
日本和韩国虽然同属汉字文化圈，两国的语法结构和词汇也十分相近，但是在翻译中文小说时也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日本译者更愿意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原文的意思，采用归化的策略，而韩译本尽量忠实于原文，采用异化的策略来处理一些词汇。在对待美国小说时，中文译者更喜欢将一些词汇用纯粹的中文进行翻译，偏向于将美国小说翻译成地道的中文；而韩国更加崇尚用外来语进行翻译，而不是固有的韩文。
权力话语理论让我们认识到，翻译并非只是两种语言之间转换那么简单，而是与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因素密切相关。这就要求译者必须秉着一个正确、端正的态度来面对各个世界国家的文学作品，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作为一名中国的译者，在将中国作品翻译到国外时，更应该积极采取异化的策略，这样我国文化的精髓才能更好地保留，以免被西方归化、吞噬。西方国家的译者将我国的作品翻译到他们本国时，或许会采取归化的策略，删除或更改我国文学作品中很多的文化元素，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尽可能站在中国译者、中国人民的角度进行复译，让西方人看到一个真正的中国。
第2篇：从权力话语理论看异化翻译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更多期刊：点此访问 >>> 2007年第5期
从权力话语理论看异化翻译
作者：金敬红 张艳新 字体： 【大 中 小】
摘要:福柯权力话语理论阐述了权力、知识和话语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知识是权力的象征,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控制知识权力话语的文化力量能够实现其文化控制地位。强势文化凭借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文化交流中获取说话的权力,并对弱势文化进行操控。翻译作为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势必会受到这种文化霸权的影响,这体现在译者对翻译题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中。翻译已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工具,而是一种在不同的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对话与交流。弱势文化通过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介绍自己本民族的优质文化,有利于抵制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
关键词:权力话语;强势文化;弱势文化;异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H 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758(2007)05-0451-05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强调了翻译与目标语体系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这使得研究者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翻译已不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话语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中的改写、变形或再创造。与此同时,异化翻译也逐渐成为当今翻译理论的热门话题之一。作为文化转向的产物,异化翻译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文学乃至政治的内涵。在此背景下,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异化翻译进行了客观的解释。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宏观视角,将社会之维、历史之维引入翻译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权力话语理论深刻揭示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背后的操控因素和它在文化建构中的重大作用。因此,采用权力话语理论的视角,将异化翻译置于广阔的国际政治文化框架内进行审视,注重探讨异化翻译的真正含义及其在文化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权力话语理论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被公认为是西方结构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受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以及尼采关于真理、知识和权力关系观念的影响,福柯在对文学和哲学领域、精神分析领域、政治经济领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权力话语理论。权力、知识和话语是这个理论的核心概念,而且权力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权力和知识的关系
在权力话语理论中,福柯认为权力是社会理论的重要课题。权力是指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这其中有有形的,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也有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与习俗的影响。这些都可以视为权力,它们是一种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1］。而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知识更不能摆脱权力的制约。福柯针对人与人的关系指出,知识就是权力。
通过考察,福柯发现人文科学的社会知识内在地与权力机制联结在一起,因为这些学科的主题至少部分地是被权力机制所建构的,知识的生产只有依靠作为社会权力网络的知识团体作背景才可能实现。在福柯看来,不仅人文科学是与权力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自然科学也是如此。
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上,福柯不仅考察了权力对知识的作用,而且考察了知识对权力的作用。他认为知识和权力是不可分的,权力深受知识的影响;知识能给人以权力,如果没有知识的传播、保存,权力也无法发挥作用。知识中又渗透着权力关系。权力对知识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它或者鼓励和激励知识,或者征服、限制知识,在知识身上打上权力的烙印。权力和知识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知识不仅仅反映着权力关系而且蕴涵在权力之中。人类的本质就是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权力和知识相互作用。没有知识,就没有权力关系,权力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发展;相对应地,没有权力体系也就没有知识,权力体系是知识存在的前提条件［2］。权力和话语的关系
福柯所指的“话语”,从狭义上,可理解为“语言”的形式;从广义上,它又涵盖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因此,对“话语”的分析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1］。事实上,福柯所谓的“话语”是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标准中分离出来的,但这里的“话语”并非索绪尔的“言语”,它不是指个人的语言实践或表达方式,而是一种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的深层逻辑,暗中支配着各个不同群体的言语表达、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它是对某一特定的认知领域和认知活动的语言表述。它也不等同于索绪尔的“语言”,因为它不是指一种抽象的语法规则,而是一种受到制约的语言应用,并且体现意识形态的语义。关于“话语”,福柯早已超出了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中所说的“话语”概念,在福柯那里它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所有权力都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所以权力实质上就是说话的权力［3］。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话语”一经产生,就立刻受到若干权力形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我们通常看到的某种历史性表述,都是经过具有约束性的话语规则的选择和排斥后的产物［4］。
福柯认为,权力和话语是不可分割的,权力通过话语来实现。例如,知识和真理是权力的象征,通过掌握知识和真理的话语权,人们可以掌握权力。换言之,话语是实施权力的工具,也是获得权力的关键。每个社会层面都存在着一些特别的话语,它们与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相互交织,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体系控制和支配着社会成员的思想。所有的社会活动都会受到这些权力话语的支配。福柯认为,文本应该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角度进行理解和阐释。翻译已不是纯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从始至终都受权力话语支配的活动。翻译带来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能够支持或者减弱甚至摧毁目标语中的意识形态,所以翻译是一种控制行为。
二、从权力话语理论看翻译中的文化霸权
根据福柯权力话语理论,文化也是无形的权力形式。文化和所有其他力量结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权力网,使得整个社会中的任何个体都不能摆脱它的影响。知识,作为权力的象征,也不可避免地与文化紧密相连。因此,任何控制知识权力话语的文化力量都能够实现其文化控制地位。
相比较而言,强势文化国家通常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以至于他们能够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获取说话的权力;而弱势文化则经常会陷入失语的状况。这种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知识话语的差异势必导致文化霸权的存在。而且文化霸权的存在肯定会影响重要的文化和知识传播工具翻译。翻译活动已不再是发生在“真空”中而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行为。相反,翻译是政治性十分强烈的活动。译者对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无不受到文化霸权的影响。
一般说来,强势文化国家多数会不屑选择弱势文化国家的文本来进行翻译,因此,导致翻译书籍在强势文化国家市场只占很小的比例。比如,在1990年,英国出版了63?980种图书,其中翻译书籍仅有1?625种(24%);美国出版了46?743种图书,其中翻译书籍仅有1?380种(296%)［5］。与其相反,翻译的书籍在弱势文化国家中却占很大比例。由此可见,强势文化国家利用其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快速发展建立起了文化霸权主义,长期以来,翻译实行的是强势文化译成弱势文化民族语言的单向运作。在翻译选材方面,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常常以英美本土习见的美学标准来审视第三世界的作品,作出有意识的选择。那些反映第三世界原始神秘、落后的文本往往成为强势文化国家的首选,并且将之当成第三世界的文化经典一译再译,而那些不符合他们预设的文本则被剔除。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明显受到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文化权力差异的影响。在对待翻译中怎样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上,翻译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归化翻译策略和异化翻译策略。前者是以目标语文化为导向的翻译,这种翻译往往撇开原文的语句和形象,进而把源语文化中的异质成分转化为目标语中人们所熟知的内容。而后者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这种翻译保留源语中特有而目标语中没有的语言表达形式或文学形象。一般说来,在翻译外语文本时,由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比较自信,轻视其他文化,往往对他们认为落后的文化不屑一顾,在翻译东方弱势文化文本时,一般不会接受东方弱势文化中有别于自己文化价值的成分,多半会采取归化策略。在具体的翻译中,译者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不惜修改、删除原文中与译语文化不相符合的地方。除此之外,英美等国对那些选中的文本还要加入许多适合接受者接受的大量解释性的材料,使译语在内容上归化于目的语(英语)的嗜好和偏见。
自从17世纪以来英美翻译外语文本时就采用这种“流畅翻译”或“透明翻译”,其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今天。这种翻译潮流体现了英美文化霸权主义,其实质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侵略。这种归化翻译有意抹杀存在于外语文本里的语言、文化差异,尽可能将外语文本归化,用英美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观念予以取代,使译文变得明白易懂,让读者陶醉在转化成为自己文化的异地文化之中。庞德在《神州集》里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所采用的显然就是归化策略。其归化程度之高以至于大多数评论家一致将之视为“一组基于中国素材的英语诗歌”,而不是翻译作品［5］。更为典型的例子是英国译者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ld)对波斯诗人欧谟·伽亚谟(Omar Khayyam)《鲁拜集》的翻译。在英美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菲茨杰拉德对原作进行了随意改动,他在1851年写道:“这些个波斯人,我拿他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实在是开心得很。他们虽说也是诗人,但还没到让人不敢恣意妄为的地步,而且他们也确实缺乏一点艺术来塑造自身”。结果译作被英国人视做不仅是英国整个翻译史上最优秀的译作之一,而且是英国文学史上的杰作,被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强势文化和东方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翻译活动是一种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存在着文化霸权主义。归化的翻译策略与文化霸权紧密相连,归化翻译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塑造了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即一切弱势文化都得听命于英美强势文化的摆弄,归化的翻译成了他们进行文化殖民的共谋。也就是说,归化翻译帮助强势文化撒播话语权力,实施文化侵吞。
三、权力话语理论的借鉴意义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深刻地冲击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给翻译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福柯的一大贡献在于他使话语不再局限为话语本身,而是把话语变成了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对象。换言之,权力话语理论给翻译研究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转变了文本中心论的翻译观,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根据权力话语理论,我们得知,在英美文化霸权的影响下,语言之间透明的互译是不可能的,文化以语言为媒介来进行透明的交流也是不可能的。翻译已不再是纯粹的文本之间的信息转换,而是一种在两种不同的权力话语(源语话语与译语话语)制约下的对话与交流。西方强势文化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优势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文化霸权的存在。因而,第三世界应以翻译为武器,对文化霸权主义给予反击。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
为了打破西方强权话语下的翻译不平衡局面,抵制西方的文化控制,第三世界国家应大量翻译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尤其是反映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文学作品。换句话说,如果弱势文化不想被强势文化同化,磨灭自身的特性,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文学、史学和哲学作品翻译成外语,以使得各国人民对其地域风情和人文精神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对待民族文化的策略上,弱势文化要勇于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向西方推介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在向外翻译本民族的文学作品时应充分体现本土文化之异,或者改变传统以西方人的价值为准则归化弱势文化的翻译策略,从而让西方意识到文化无优劣之分,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为此,许多翻译家和文化研究者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提倡在翻译中应尽量使用异化翻译策略来保留异国文化形象,尽量不使译文失去文化特性。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异化翻译策略的代表人物韦努蒂。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源于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启迪。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就不同的翻译方法发表演讲时指出:“翻译只有两种方法,要么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让读者去接近作者;要么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让作者去接近读者”［6］。韦努蒂因此认为:“译者可以选择归化或异化的译法,前者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把外国的价值观归化到异语文化中,把原作者请到国内来;后者则离经背道,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来,把读者送到国外去。”［7］除此之外,韦努蒂指出:异化翻译策略在有利于民族文化重构的同时,也会破坏目的语的民族文化概念,挑战民族文化典律和民族价值观。
在翻译过程中,韦努蒂提倡采用异化的处理方法而不是英美传统上的归化方法,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发展一种翻译理论与实践,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带进占统治地位的目标语文化价值中,进而发展一种不同于今天广泛流行的千篇1律的翻译模式的方法。因此可以看出异化翻译重在彰显原文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翻译的“语言之异”和“文化之异”,而且这种差异只有通过打破目的语中现行的文化准则才能得以保存。异化翻译通常会偏离本土的文学规范,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异样的阅读体验。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这会使翻译失去其建立理解和沟通的作用。其实不然,因为沟通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相互了解和尊重,当然这里也包括了解和尊重各方的差异,从而做到互通有无。从这个角度上看,异化翻译更是一种有益于各国、各民族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方式,它是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让源语文化得到目标语读者的理解。汉译英中的异化翻译
身处第三世界的我国在把自己优秀文化译成英语时,更应该对异化翻译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只有通过异化翻译原汁原味地介绍我国文化的特性,我国文化的精髓才能不被西方强势文化所归化,进而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红楼梦》的两个不同译本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说明了异化翻译在文化交流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这两个译本分别来自杨宪益夫妇和戴维·霍克斯。由于他们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译法,所以得到的效果也截然不同。例如,《红楼梦》第十一回中王熙凤说道:“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前者将其译为:“Truly,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而后者将其译为:“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8］。显而易见,杨宪益采用的是异化翻译策略,其保留了源语中的文化因素和汉语谚语的句法结构及修辞风格。这种翻译有利于在西方读者中营造一种生疏感,以使他们面对文化差异的事实,进而质疑当今世界标准语言(如英语)的优越性和文化霸权。而霍克斯则采用了归化译法,其抛弃了汉语谚语的形象,对源语的文化因素进行了归化,表面看起来似乎霍克斯的译文把两种文化的距离拉近了,因为它读起来通俗易懂。但事实上正好相反,英语读者借助变通了的方式理解了原文的部分内容,而对原文的真实文化内涵却全然不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剥夺了英语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权利,从而也阻碍了文化的交流。因此不难看出异化翻译更有利于将我国的特色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国,保持自身固有的文化地位和文化属性,从而保存自己的优秀文化遗产不被色彩缤纷的西方强势文化所吞噬。也许有些人会对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译文能否被外国读者所接受提出疑问。但事实上大可不必,因为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与过去那种抵御陌生和寻求认同的心理相比,人们已经对异质文化采取宽容和开放的态度,他们正逐渐缩小彼此间的差异。所以说那种采用“入乡随俗”的原则将无助于满足人们渴望寻求新的文化因子以充实和更新自己的文化构成的心理。
四、结语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让我们认识到翻译远非语言转换那样简单,它与政治、经济、权力、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我们应该时刻注意翻译和翻译实践的复杂性,这有利于我们对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提高警惕。我们要想使本民族的文化不被世界遗忘,就必须大力加强文化输出,以此来改变原来翻译逆差的现象。当然在面临西方强势文化时,我们应该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而且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勇于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将自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原汁原味地介绍给西方,进而让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国,而不是“文化霸权”这套观念下,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在对待西方强势文化时,我们应该以批判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主动吸取强势文化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我们不能因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权行为而感情用事,闭关锁国,对西方文明一概排斥,这既不利于平等的文化交流的建立,也不利于本民族文学的发展。我们所要倡导的是在对各种文化的差异给予尊重、理解、包容和欣赏的前提下平等互利的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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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ization i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Discourse Theory
JIN Jinghong, ZHANG Yanxin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4, China)
Abstract:Foucault's power discourse theory elabor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wer, knowledge and discourse, ie, knowledge is the symbol of power and discourse is the representative form of power, but the culture controlling the discourse of knowledge power can realize its predominance over all the three factors Powerful cultures gain the discourse right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weak cultures by virtue of its advanced knowled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integral part of the ex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translation will be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this kind of cultural hegemony This is manifested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themes to be translated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ranslation is therefore no longer merely the instrument of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but a dialogue or communication means restricted by different power discourses Recommending their own superior cultures through picking out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for proper foreignization, the weak cultures will gain the advantage to resist more efficiently the hegemony of powerful culture
Key words:power discourse;powerful culture;weak culture;translation foreignization
(责任编辑:刘晓萍)
第3篇：社会心理学下权力理论发展分析论文
社会心理学下权力理论发展分析论文
摘 要 ：权力是社会赋予人类的一种力量，有助于人类提升利益、实现梦想，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社会心理学专家对于权力理论的研究从未松懈，并且取得过突破性的进展。权力是维持市场、政府、社会之间关系的根本手段。
关键词 ：社会心理学；权力；权力理论；发展分析
前言
社会心理学主要是研究个体和群体心理特征的学科，是社会上个人心理特征的体现。近几年来，权力理论在社会心理学界的关注度有所上升，针对不同时代的不同权利特征进行了归纳与总结，从各种角度对权力理论进行阐述，以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对权力理论的发展进行分析。
一、权力理论的基本概述
权力是平衡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手段，通过对三者的约束与利用，确保社会的正向发展。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将权利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权利，另一种是国家权力，权
第4篇：关联理论视角下的应用翻译策略论文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应用翻译策略论文
【论文摘要】 关联论把翻译看作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并就此为翻译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框架。基于应用翻译具有信息性、劝导性、和匿名性的特点,本文应用关联理论的相关原理,指出在应用翻译过程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应利用自己认知语境的各种信息知识推导出原文的暗含意义或交际意图,找出语境和信息的最佳关联获得相应的语境效果,再以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和期待为准则,对译文进行最佳关联的取舍,为译文读者提供最佳关联,实现应用翻译传递信息的目的。就此本文提出了应用翻译的一些翻译策略,如替换,改译,增译,补译,摘译或将信息重组等方法,以实现译文和交际目的的最佳关联。
【论文关键词】 关联理论;应用翻译;应用翻译策略;关联性
一、引言
二、应用翻译及其特点 从应用翻译的特征来看 , “信息性,劝导性
第5篇：浅析翻译理论视角下的戏剧翻译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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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是个宽泛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层次多角度对它加以定义。在维基百科中“，戏剧(drama)” 被定义为“演员将某个故事或情境，以对话、歌唱或者动作等方式表演出来的艺术”。在《大美百科全书中》，是这样定义的“一种意由演员表演表现的文学形式”。戏剧写作的重要性最终使得很多戏剧都以文本的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因此，这些戏剧的文本，无论以何种形式问世，人们都将其作为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交融的历史中，戏剧翻译对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推广、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英美戏剧作品的翻译而言，它已经成为我国翻译文学中的重要一员。然而在中国，在学者的翻译过程中由于
第6篇：浅析翻译理论视角下的戏剧翻译研究论文
浅析翻译理论视角下的戏剧翻译研究论文
“戏剧”是个宽泛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层次多角度对它加以定义。在维基百科中“，戏剧（drama）”被定义为“演员将某个故事或情境，以对话、歌唱或者动作等方式表演出来的艺术”。在《大美百科全书中》，是这样定义的“一种意由演员表演表现的文学形式”。戏剧写作的重要性最终使得很多戏剧都以文本的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因此，这些戏剧的文本，无论以何种形式问世，人们都将其作为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交融的历史中，戏剧翻译对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推广、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英美戏剧作品的翻译而言，它已经成为我国翻译文学中的重要一员。然而在中国，在学者的翻译过程中由于缺乏理论依据、对研究术语理解不透，以及译者观念陈旧等因素使得国内翻译研究，尤其是戏剧翻译研究还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