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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演讲稿悼念钱伟长院士，以及近代以来中国所有的科学大师 2010-07-31 00:02 转自 法治论坛
时间：2004年4月9日晚7：00至9：00
地点：清华大学五教5101室
举办单位：清华大学笃行社
主讲人：姚国华
在座各位，晚上好！（掌声）
这次，感谢清华同学再次给我机会，让我得以站在这个讲台上继续演讲。前天，我在这里做过题为“文化与文明”的演讲，之后回答了很多同学的提问。我发现，清华学生的思维模式和我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的思维模式十分相似。华中科技大学以理工科为主，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院系调整之后，清华的情况也是如此。对大多数理工科学生而言，文科是一本由静止的知识构成的教科书，而我的思路和正统教科书灌输的思路有很大的区别，由此，我可能会对大家造成较大的思想冲击，有的同学可能在思维习惯上受不了，有的同学可能在感情上受不了，能忍受的我请大家忍受，万一忍受不了，请站起来用最尖锐的方式反驳我，没问题的！我更希望在不同思维之间进行对话、达成理解。
我今天要讲的话题涉及大家最熟悉的领域，中国的科学技术。但是我是站在现实批判者的角度，可能与大家熟知的观点是形成对立。我的主题是“是谁阉割了科学的春天？”题目本身就比较刺激一点。（笑声）
首先，我想把话题说开点，在拙著《文化立国》和《大学重建》中，我列举了四十多个概念，它们是当代中国人使用频率极高，却意识不到其中包括误会、陷阱的词语，包括学习、知识、科学、人才、封建、启蒙、现代化等，在我看来，它们背后都有思维的陷阱。这些陷阱不仅套住中国思想者，更影响着刚刚接受思想的初中生。我要说的是，这些陷阱不被揭露，中国未来的进程将是一种平庸的、悲剧的进程。今天，我只讲一个概念——科学。
科学这个词语，在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或者说从近九十年前新文化运动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以来，在汉语词汇之中一起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世界各种语言里，也许只有汉语里的“科学”是如此的积极、正面、权威，至高无上，几乎等同于真理。凡是科学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一说科学，大家就肃然起敬。人们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理，便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哲学。（笑声）可是，我要揭示的是，中国人无论在今天，还是在传统背景里，几乎是不理解什么是科学。这里插一件事，前年年底，我在清华也做过两场讲座，有一位不知名的听众（事后他给我信箱发过一封道歉信，但再也联系不上）出于一片好心，与大家熟悉的在科学打假的新语丝网站主人方舟子写信，想把我的著作推荐给该网站，但没有得到方先生的回应，但他却不知为何把信件以新语丝网站为落款，发表在某个知名bbs上。方舟子先生发现后，认为这是盗用他的名义，在推销我的书。方舟子本能地对我产生反感，他认为我与他要批判的那种“反科学的文化人”臭味相投。我得知以后，就把我书中论述科学的整章内容从网上发送给他，没想到，误会不仅没有消除，他还进一步断定，我与“反科学的文化人”是一丘之貉。（笑声）在如今这个表面是科学的春天、实际是科学的荒漠的时代里，方舟子先生作为科学打假的英雄，其实我是非常景仰的，但没想到，对于“科学是什么”的理解，我们之间却发生了完全不可理喻的冲突，以至于我觉得，跟他争论没有意义，我缄默了。今天我也想借助这个机会，澄清一下我对科学的理解。
我们今天这种科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只是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在特定的生活方式中产生的。在古代中国，并没有产生像今天这样的科学。希腊社会里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以商业以及手工业为主业，形成一种工商业文明。插一句，清华有一位博学和雄辩得令人尊敬的秦晖教授认为，反对这种说法，他说，古希腊也是以农业为主。我想他说的有理，任何一个大的文明区域没有大规模的农业，人怎么养活呢？希腊社会当然也不会例外。但我要强调，希腊人大规模的橄榄与葡萄种植并不能直接养活大量人口，必须拿他们的产品与外部交易，换取粮食才行。因此，古希腊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它的中心是工商业城邦，这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希腊城邦的文明构成如今全球化的现代文明的源头。这种文明背后蕴藏着一种与其他绝大多数文明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表现在哪里呢？
先说说商业文明的影响。第一，商人漂泊于海上，每天处在不同的空间，需要不断计算自己的方位与路程，他们的几何感觉相对其他民族其他类型文明的人占据极大的优势。第二，商人与别人交换物品时，关心的并不是物品本身，而是物品之间的比率关系，因此对一种数字的比例特别敏感。这两个因素，成为了毕达哥拉斯主义的社会基础，毕达哥拉斯主义认为，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上丰富多彩事物本身并不是本质，它背后抽象而纯粹的数字和形式才是本质。万物表面事物这么复杂，但实质很简单，就是1，2，3，4，5，6，7，8，9，10，以及点、线、面。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哲学。毕达哥拉斯把数学看作是本质的、形而上的东西，西方数学就是沿着这种传统发展下来的。而中国数学不同，虽然中国古代某些数学家在计算方面远远超过西方数学家，比如，祖冲之的出圆周率。但是，这只能称作算术，而不是纯粹的数学理论。再比如说，中国的勾股定律只是现实经验之上的一种猜测，而毕拉格拉斯主义是严密逻辑推理形成的体系。
再说说手工业文明的影响。手工业生产方式造就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工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是显著的，农业生产不是制造，只能耕作和培育，帮助动植物成长，最后获取收成。稻子是制造不出来的；生产一头
羊，先造羊头、再造羊身子，再造羊腿，能拼凑成一只活羊吗？（笑声）反过来，工业生产不能依靠培育，我们不能播下一颗种子，等待它生出一个陶罐来，我们也不可能让一只大手表，繁衍出几只小手表来。工业的对象是机械的、非生命的、客观的对象，可以由人来分析、解剖、测量、设计、构造、改变，由此德谟克利特形成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他认为万事万物分解到最小的、不可再分的成分就是原子，原子不同重量、大小、形状、结构，造成了万物的不同属性，只要掌握了原子、结构及其必然性，就能掌握万物。这种机械论思维奠定了以后西方自然科学的基本思维，牛顿通过分析每个质点的受力情况以及每个质点间的关系，寻找规律，把握整个物质体系的运动状态，就是源自这种思维方式。
可以说，希腊人的思维方式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东西。毕达哥拉斯的唯心主义也好，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也好，他们都是将复杂事物解析为最小、最简单、最基本单位，这些基本单位是确定的，具有特定规则，只要把握了它的规则，你就能掌握这个事物的整体。希腊哲学的代表人物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将毕达哥拉斯主义和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作了更全面的升华，奠定了希腊人思维方式的基础，也成为直到今天西方整个社会结构与理性思维的基础。这种思维相信：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表象并非根本，它背后的观念、理念、结构、规律、规则和蓝图才是至关重要的。举个例子，说起做房子，中国人想到的是水泥、钢筋、木头、砖块等材料，这些东西是基本的，至于设计样式则是附带的形式，不怎么紧要。而在西方人看来，设计房子的图纸是起决定作用的，它才是整座房子的根本。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古希腊哲学的根本，它并不重视人的感觉直接掌握着的物质材料，而非常重视人的理性思维、抽象理念所掌握的事物的规律。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作了国王，建立起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马其顿帝国，他非常热衷于希腊文化的推广，每征服一个地方都要在那里建立希腊式的学校和图书馆，古希腊哲学也在泛希腊地区结出了灿烂的果实。
希腊化时代，有三个重要人物奠定了古代科学的基础。第一个是托勒密，今天我们教科书里，它被当作科学的靶子，一个错误的典型，但我要说，没有托勒密，是不可能有哥白尼的。托勒密的思想直接延袭了古希腊哲学，并将其系统化。柏拉图设想，宇宙万物最本质的东西是抽象的形式，“圆”是最完美的形式，所以，他自然认为，宇宙天体是按照圆形轨道运转的。显然，这种想法完全不是科学。柏拉图有一个学生叫欧多克斯，不仅执着相信老师说的正确，而且还将观测数据和圆的模型结合起来，导致了理论天文学的诞生。中国尽管有那么精确的天文观测，却没有这样纯粹的理论成果，中国人只能以直接经验的眼光观测星图，不能站在客观对象之外进行测量。今天，我们知道，天体运动轨迹是椭圆形的，而不是园形。因此，理论那个理论模型与观测资料就是出现矛盾，但当理论和实践发生冲突时，按照我们的习惯思维，是应该尊重实践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笑声）但是，这种经验主义思维，并不被西方文化普遍接受的，科学家们不会因为理论与观察相矛盾而轻易放弃理论，他们更倾向于局部修改理论或者给它打个补丁。托勒密正是如此，他设想星体在大圆之上的一个小圆上，这就精确多了，还有些不精确，又在小圆上再加一个小圆，一直加下去，直到精确为止。这也可见，西方人总是试图在复杂多样的物质世界中寻找某种简单的规则，如数学比例，公式方程，几何模型。
第二个是阿基米德。很多中国人可能认为，阿基米德的浮力原理是小儿科，谁不懂呢？（笑声）但是，阿基米德独特在，他可以用定律和公式概括这一原理。相反，中国人的体会只是一种直觉经验。第三个重要人物就是欧几里德。
他不仅了解平面几何的规律，而且能够运用五大公设，把平面几何的所有规律用一种逻辑体系揭示出来。欧几里德的体系那么精美，那么完备，那么无懈可击，带给智慧的头脑们无限的震撼。这种震撼是无条件的，可以让你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抽象的规律统领着世界，谁投入其中，内心将忠诚地信奉它。从那以后，欧几里德代表着西方的学术文化传统，具体来说，一种思想或者一种理论能够在逻辑上完美地构成一个体系，那它本身的正确性不言自明，并且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它就是科学的。我曾经一再声明过，科学本身就是价值，不需要给我们带来什么实际的功利。欧几里德有一位学生，突然崩出一个在古希腊哲学家看来是异类的问题，“老师你的东西好是好，可有没有什么用呢？”若在中国，哪个人没有这样的问题，别人恐怕还觉得他有问题。欧几里德愣了半天，实在找不到自己的成就有什么用处，无法回答他。于是，叫自己的仆人拿了两个铜板给这位学生，请他走人了。（笑声）“道不同不相与谋”。可见，希腊哲学家有一种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的理念，即“为知识而知识”、“为学问而学问”。到十六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一个命题，在这一基本前提之上肯定另一倾向：“知识就是力量”。培根之前，西方纯粹的学术文化传统确证了知识本身的价值、思想的价值和逻辑的价值。
总之，今天西方科学传统的哲学前提，源自古希腊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数学形式主义。它在罗马时期几乎被中断，罗马人只有在法律上继承了希腊传统，越到后期，科学传统越来越淡漠。到什么程度呢？图书馆里的羊皮纸都抛进了公共澡堂的炉子里。（笑声）罗马经济表面上异常繁荣，罗马人的物质生活达到一种鼎盛状态，但罗马的文化日趋颓废。如果这个帝国再维持几百年的话，希腊传统可能会一点点消逝掉。罗马人的精神崩溃导致了现实的最终崩溃。
在深重的灾难里，一种最柔弱的力量拯救了罗马人，那就是生存在罗马社会最底层的犹太人，他们对于人生苦难的理解，他们对于彼岸世界的关怀，给予身陷灾难中的罗马社会一种精神的慰藉。残存的希腊的理性思维传统，与犹太的宗教信仰进行某种形式的结合，产生了基督教文化。这种结合的标志性人物，主要是公元五世纪时的奥古斯丁，当时信仰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不是先讲道理而是让人相信一种理念，只有你相信它，才有道理可讲。今天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你先讲道理，说服了我，我就相信你。基督教告诉灵魂濒临崩溃边缘的人们，惟有把整个生命交托给终极的上帝，你才能获得精神的安宁。也就是说，在信仰与理性两者之间，信仰绝对高于理性。不过，人们也相信，上帝是会讲道理的。
漫长的一千年过去，我们的教科书把这看作中世纪黑暗的一千年。在如今丧失了文化自信的中国人眼中，那些颇具绅士气派和现代气息的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洋人们，当时也极其野蛮，他们只知道拿刀与剑搏斗。在摧毁了醉生梦死的罗马帝国后，繁盛的文明在他们脚下消失，起初他们还有破坏的快感，渐渐地他们感到空虚，这时，基督教给了他们顿心灵的力量，于是他们转而成为信仰的传播者，整个欧洲在中世纪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一种状态：每个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不是吃喝玩乐，不是物质享受，不是现实和世俗，而是超越日常生活之上的精神依托。人的终极快乐只存在于彼岸世界，在上帝那里，而不在此岸世界，在现实生活中。所以，我要说，中世纪奠定了西方人的精神平台，使得他们最为关心的不是日常琐事，而是永恒的上帝。而这个上帝，根本不是存在于现实世界里，而是存在于人的心灵世界中。
10世纪前后，基督教面临伊斯兰教世界的强大压力，那比今天小布什给萨达姆和拉登造成的压力大得多。（笑声）在危机中，基督教世界不得不组织十字军对伊斯兰世界进行针锋相对的抗争。十字军行动尽管除第一次之外，大多失败，其中第四次居然占领东罗马帝国首都拜占廷。但是，行动本身打开了他们视野，从阿拉伯人那里，在东罗马帝国，他们获得了大量自己祖先的文化感染。一时之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欧几里德的几何学，越来越多地回到西方人的世界中。古希腊人的精神内涵，慢慢获得复苏在基督徒们的心灵里。十二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开始了基督教进行了第二次大综合。这时，理性在信仰中的地位，就发生了变化。在典型的基督教氛围里，信仰是占绝对地位的，但人们也开始认同，讲道理也是很重要的。理性和信仰，达到某种平衡。原来，那些曾被视为异端的学说，如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人们觉得那太精美了，便努力使它融入了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人们经不起理性的诱惑，讲道理的人越来越多了。打个比方，冬天里的种子，外壳是僵硬的，而内核饱含着生命力；春天到来，内部的生命力量萌动，冲破外壳，长出新芽。西方文明的种子的内核，就是希腊人的理性思维，而它的外壳，就是源自犹太教的宗教信仰。在基督教的内部，理性的萌发与信仰的抑制，两方面从十二世纪开始不断较量，到了文艺复兴时代，理性自由地萌发，特别是宗教改革之后，理性文化完全发育出来。就在此时，科学作为理性之中最为典型的东西，产生在哥白尼的学说中。
哥白尼的整个思想体系其实是托勒密思想的改头换面。它们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哥白尼几乎沿用了托勒密的思维方式和哲学理念，只不过做了一点小小的更改，将地球为中心改换为太阳为中心。而且，对于究竟是地球为中心还是太阳为中心，他也是犹豫不决的。（笑声）他发现，如果以太阳为中心，计算起来简易得多，上百个圆可以简化成几十个圆。既然算起来如此简便，可能太阳就是中心了。（笑声）临死之前，他才宣布了这一观点。可见，他只不过是从数学方法的角度、从技术的层面上，对托勒密的思想进行了改造。哥白尼之后，出现了毕富，他把新的观测资料运用数学方式精确整理出来。到了开普勒，就把这一事实总结成天文学三大定律，它是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新发现。
还有一个人，就是伽利略，他把古代的思维方式与实验结合起来，将哥白尼的天文思想发展到实证的经验领域中。再打个比方，如果说哥白尼的推想是种子萌发出的第一片子叶，那么，伽利略的思想是生长出的第一节根，而开普勒的发现是第一根针。牛顿是干什么呢？他将整个体系完整地呈现出来，当时，他做了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把当时科学界关键的定律运用几何原本的方式编排成一本书，叫做《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今天的主题不是讲科学史，我就不细致分析了。我想说的是，假如没有牛顿，就没有接踵而来的一大堆科学巨匠。但是，牛顿捡了一个大便宜。（笑声）牛顿极好地运用了当时科学界的重大发现，比如说，牛顿的天文学定律其实包含在开普勒的三大定律中；牛顿的微积分，莱布尼茨也有；牛顿的力学三定律，普克也有类似的发现。虽然如此，牛顿却变成了新科学的代表人物，因为他将科学发现概括在《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而这本书之所以给牛顿带来巨大影响，在于这本书的体系完整模仿了一千多年来人们在理性上膜拜的《几何原本》的体例。牛顿居然能把复杂的物理学体系用完美的逻辑体系表达出来，这一下子震撼了整个欧洲。从那以后，科学开始独立了。尤其是在十八世纪，哈雷克利青回归后，牛顿不仅在理论上立足了，而且在经验世界和实证领域里立足了。这就是科学的产生。
在此，我总结一下，科学一定是一种特殊思维方式的产物，一种特殊哲学的产物，说得更直接些，是机械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物。科学建立在毕拉格拉斯的数学形式主义和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两大平台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概括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物质的运作是遵守规律的，而这些规律，可以用数学和逻辑的方式精确表达出来。这就是整个近代科学建立的哲学前提。这种哲学在古希腊时期就被奠定了。
中国有没有这种哲学思想呢？严格来说，没有。牵强点说，战国时期墨子的思想与古希腊哲学思想有类似之处。墨子的“墨”字，与我们今天所谓的木匠是同一个意思，墨子的木匠工艺恐怕比鲁班还要厉害，（笑声）而且，他号召和组织成一个群体。墨子是地地道道的古代中国工商业者。所以，你可以发现，墨子思想中有许多接近于机械唯物主义。墨子有原子的思想，他的原子叫做“端”；墨子有类似于毕拉格拉斯的证明方式；墨子有类似于几何光学的精致思想。可惜的是，墨子的自然科学思维，在后来的社会进程中被抹煞掉了，甚至完全消失在中华文明中，现在我们得知的那些墨子的仅有思想，也是从日本传播过来的。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假如中国文化不是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核心，而是以墨子的思想为中心，中国也许在唐宋时期完成了工业革命，明清时期卫星上天。（笑声）不过，这种假设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拥有辽阔国土、农业文明占主导的国度，工商业没有成为主导产业的可能性。只有在古希腊特殊的地理环境下，在没有办法的办法下，才衍生出工商业文明的独特方式。在中国社会的实际环境下，一旦以工商业为主导生产方式，必定遭受莫大的灾难。中国古代的皇帝们是一些非常聪明的人，一旦工商业过度繁荣的时候，他们就会从江山社稷的角度出发，压制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意味着社会动荡即将来临，中国古代几千年的社会进程从来没有逃脱过这种规律。
我们也知道，曾经一段时间，古希腊式的哲学传统在西方社会被中断，但是，中世纪时，通过基督教的母体，希腊人的哲学精神重新萌发，从这一层面上讲，牛顿的直接精神资源来自于宗教。事实也是如此，牛顿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平常说，牛顿晚年堕落了，他跑去研究上帝。我们经常用牛顿的这一转变去警告科学家们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否则重蹈牛顿式的弯路，是极其可悲的。其实，这是对历史的极大误解。如果牛顿不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就不会是后来的牛顿了。牛顿晚年倘若不研究基督教，那才奇怪呢！为什么？宗教改革之后，牛顿是一位持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家，自然神论告诉人们，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是以自在自美的形式创造的，但是，创造完世界之后，他就躺着睡大觉去了。（笑声）你跟上帝对话，你祈祷，你忏悔，上帝都不会理你。唯一能够让你与上帝沟通的方式是，在经验世界和日常生活中去追寻上帝的蛛丝马迹，去发现上帝赋予世界的规则。所以，从一个苹果砸到头上，牛顿想到，为什么上帝让这个苹果砸到他的头上，而不是像一般人那样，会联想到是不是今天他很倒霉或者他鸿运当头，（笑声）牛顿从坚信苹果落下的必然性，慢慢去探索事件背后的规律，最终他总结出了万有引力定律。牛顿一生做了这么多的伟大发现，晚年时，他踌躇满志地想了解，上帝安排世界运转的第一推动力究竟是什么，于是，他向上帝汇报去了。而且，可以这么说，当时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是基督教徒，尤其是新教徒。
这让我再次联想到方舟子骂我的三句话。这里，我做一个回应吧。他分别针对我的三个言论。第一个言论，我说，牛顿要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话，那他就不是牛顿。以上我已经解释清楚了。第二个言论，我说，爱因斯坦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他说这完全是胡扯。他认为，爱因斯坦与宗教没有关系。但是，我从《爱因斯坦文集》中抽出了几千字的表述，足可以证明爱因斯坦与宗教的关联。爱因斯坦的宗教，不是一种偶像式的宗教，他认为，所有的宗教归根结蒂都包含一种普遍的东西：人是渺小和有限的，而宇宙是辽阔和无限的，人对宇宙的敬畏之情，是所有宗教的出发点。爱因斯坦本人确实有这种敬畏感，有这种宗教情结。他将科学家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汲汲于名利财富，这种科学家在当今中国恐怕不少。（笑声）第二类人想在科学事业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释放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就是说，获得自我实现。这类人虽然是少数，但他们是科学界的中坚，能做出较大的成就。第三类人更为个别了，他们将科学事业当作哲学和宗教的关怀，从事科学研究是发自于内心生命的呼唤。只有这种人，才是科学界的核心，才能对科学界产生全面的开创性作用。爱因斯坦自认为属于第三类人。我的第三个言论得自于某次观看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时的感受，当时，一位年青的院士被邀请做客演播室，他谈到某次有四百余名一流生物学家参加的国际性生物研讨会，主持人发问：“谁对基因科学毫无顾忌？”当场，有三个人举手，其中就有这位年青的中国生物学家。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时，他对于那一场景感到十分骄傲。但是，从他的豪情中我却看到了中国人发自内心的对于科学的误解。我们在前面说过，科学一词，在汉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它几乎等同于真理。所以，我们想象，科学既然是如此好的东西，它必定经历过不少周折。传统教科书讲述了无数个这样的故事：一种科学成果诞生时，有很多人反对它，关于科学的斗争异常激烈。于是，赫胥黎豪迈地说：“我就是达尔文的一条狗！谁反对达尔文主义，我就跟谁拼命。”在这些故事的影响下，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热爱科学，捍卫科学，献身科学。我们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们，经常用科学来糊弄大家，谁知道这个就加两分，谁不知道这个就扣两分。（笑声）科学变成了对科学权威的迷信，这种现状建立在对科学结论顶礼膜拜的基础上，我们既坚信科学在知识层面上的正确性，甚至过渡到道德层面、价值层面和幸福论层面，我们也毫不怀疑科学的真理性。大家稍微想一想，就可以看出这种盲从的错误性。基因科学尽管是科学研究的产物，但它有极大的负面效应，一旦滥用，可能改变人类的生理结构，还可能导致整个地球的混乱甚至毁灭。所以说，科学的成果，对于人类是否有益，它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对于基因物品，我们要保持反省的态度，保持距离感，保持警惕性。可是，方舟子由此证明，姚国华与那些“反科学的文化人”是一丘之貉。（笑声）我一点都没有添油加醋，如果有人不相信，可以去网上搜索。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别，使得我和方舟子无法再深入交流下去。但是，无论如何，对于方舟子先生揭露并打击了那么多的科学界伪学者，我表示深深的敬佩。只是他对于科学的迷信，我表示遗憾。
从以上讲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科学除了有哲学的前提之外，还有宗教的前提。直到今天，科学与宗教之间，仍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这并不表示，科学依附于宗教。十八世纪，法国科学家拉布拉斯运用牛顿定律推演宇宙发生的学说，成为运用科学定律设想宇宙进化模式的第一人。据说，拉布拉斯在拿破仑宫廷内，只是个唯唯诺诺、怯懦无能的贵族，但是，在科学领域内，他做出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行为。有一次，拿破仑上朝时，突然问拉布拉斯：“听说你写了一本书，谈宇宙的起源，居然没有谈到造物主这回事。”拉布拉斯一反常态，说：“陛下，我的宇宙论，不需要上帝。”也就是说，宇宙的起源，完全可以用科学来解说，宇宙不需要由上帝来创造。这句话标志着，科学开始羽翼丰满，跟宗教说再见了。
科学本身一定是严格的理论体系，这是科学的第三个重要特征。科学包含的若干概念能够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进行精确表达和推演，科学也能够运用数学方式与经验世界进行某种对应，这是科学的第四个特征。当科学与经验发生冲突时，要么用新的方法重新解释经验，要么从经验中获取成果弥补科学的不足。也就是说，理论和经验之间，需要保持某种平衡。前面我们讲过，我们习惯于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和实践发生矛盾时，理论要无条件地服从于实践。事实如此吗？事实往往与此相反。经常是实践错误了，而不是理论错误了。说得具体些，或者是你的眼睛看错了，或者是你的仪器有误差，或者是操作步骤有误。所以，不是理论在不断改变，而是实践在不断改进。
回到中国科学的问题上。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树立起两面旗帜，一个是民主，一个是科学。但是，我们知道，民主在中国走了很大的弯路，到今天为止，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最缺乏的就是民主。毛泽东时代，民主有了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含义，即人民当家作主，但在具体操作中，它很难得到保证，它必须由一个理想主义的政党保证人民的权力，但是，政党一旦获取政权后，很容易蜕化变质，成为某种利益集团。当年，毛泽东面对黄英培的提问时，坚定地回答：“共产党绝对可以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中流砥柱。”这在当时没有问题，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官僚主义就滋生了，毛泽东把这看成是党内“走资派”的行为，他意识到，要绝对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很困难的，于是，发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如整风运动、“双百”方针、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但是最后彻底失败。晚年，他形成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必须的，每隔七八年得来一次。（笑声）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不断地用群众运动，打倒贪官污吏，清除党内腐败，保证人民利益。事实证明，这不可行。今天，我们认为，有另一种方式可以保证民主，那就是，把西方的民主制度移植过来。但是，我们又越来越多地看到，选举制度表面看起来是公正的，但它背后隐藏着背离民主的一面。再说，西方的民主是在自身特定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缺乏那种文化，照搬别人的民主也不可行。民主的理想似乎越来越难以实现了。
我们没有真正的民主，但是，我们以为中国有科学，这是真的吗？上面我们讲过，科学是特殊的哲学和宗教的产物，发生于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我可以说，今天诸多中国人理解的科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其含义等同于科技，科技是用来干什么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它是实用性的，蕴含一种力量，可以给我们带来效率和益处。中国传统中，有一个词语，那就是技艺，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讲的科技。甚至医术、方术、巫术等，也有类似于今天科技的地方，因为只要你按照方子所讲的去做，你就能获得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快感，也就是说，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天中国的科学是什么？农民一用，黄瓜可以长得又嫩又甜，猪可以长得又壮又肥，小麦就能增产，棉花就能质量提升。（笑声）这些东西就是科学，科学是你依照它做就可以得到好处的东西。它们跟万有引力定律、开普勒三大发现等是两码事情。西方有一种纯粹的科学传统，科学家为科学而科学，科学研究的动力是理解世界的冲动，是生命兴趣的冲动，而中国今天的科学，是一种技术，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在中国沉默了。
我们有过昙花一现的对科学的追求。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还有一批人把科学研究当成一种乐趣，即使当时的科学也缺乏西方哲学传统和基督教超越精神的平台，但是，他们不关心科学有什么用处，只是单纯地为科学而科学。陈景润等是这类代表。所以，在那个科技资金缺乏、科研条件有限的时代里，中国还能创造一些世界一流或者准一流的科学成就。1964年，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是国际生物学界第一次人为制造一种生命物质。六十年代，中国物理学界还发现了“橙子模型”，与西方的“化合模型”基本是同一时间出现的，两者各有千秋，不过到了八十年代，中国这一模型沉默了，国际科学界公认了西方研究出的模型。尤其是数学领域，陈景润提出了轰动世界的哥德巴赫猜想，苏步青在“K展空间微分几何学”方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
但是，今天，中国科学彻底沉默了。为什么？这二十年来，我们的科学是要有用的，是要变成经济效益的，是要能够实实在在造福人们的，这就不再是为科学而科学了，为知识而知识了。科学没有哲学关怀和宗教关怀的基础，只有现实功利的基础。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对于基础科学的投入大大削弱，因为基础科学研究不能带来直接效益，但是，基础科学慢慢退化，国家科学技术体系的象牙塔就面临崩溃。现代生产力的核心是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四大发明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科学化的技术，是科学理论改造之后的技术，而科学理论必须来自于纯粹的科学。中国不再有纯粹的科学时，中国就不再有高科技。所以，虽然我们今天高喊“高科技”，实际上，中国自己没有高科技，我们所谓的高科技，是照搬西方现成的东西。“863计划”，其思维方式可以用一个词语来概括，那就是“跟踪”，什么是跟踪？洋人研制出来一种结果，我们跟着洋人干。我们不再有科学，我们只有科技，我们拥有的是科学的木头。什么是科学的木头？科学本来饱含生机和活力，有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等为它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资源，它是一棵繁茂的大树，而我们呢，把这棵大树砍倒，还要剥掉树皮，只取树木的枝干。我们还自以为捡了大便宜。你想想，参天大树经过千年生长，自身蕴含了多少财富，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能直接获利的枝干，我们还要把枝干修剪成各种精致的物品。其实，我们丢了根部、丢了叶子、丢了皮毛，最重要的，丢了树木的灵魂，我们是多么肤浅。这种自认为聪明的方式，一方面确实带来了GDP的急速增长，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裕，带来了经济条件的极大改善，我甚至可以骄傲地说，中国能用二十年的时间完成西方需要五十年干完的事情，中国用短短五十年走过了西方近百年的历程，甚至，中国近百年走过了西方近千年的历程。但是，在这种骄傲背后，我们越来越陷入西方既定的思维方式中，中国不再具有独立思考、想象和创造的能力。（掌声）中国已经没有科学家了。我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最王牌的院系应该是机械系，任职多年的系主任孙翰林先生，曾经多次申报院士资格，但没有成功，后来他干脆放弃，不再申报了。他曾经做过国家科技干部管理学院的院长，他说话相当直率，有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在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科学春天里，中国科学家没有在任何一个领域内创造出任何一种新概念、新方法或者新理论。中国今天，有那么多的院士，那么多的博导，那么多的学者，那么多的学科带头人，他们干出了什么令国人骄傲的事情吗？没有！二十多年前，中国只有两百多名学部委员，他们没有信心称呼自己为院士，只找了一个职业化的称谓命名自己。而当今呢，院士以每年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数量增加，今天，中国的工程院院士和科学院院士总额已经超过一千人了，试问，他们做出了什么成就？
二十多年前，中国每年都能产生一个甚至几个国家科学技术高等奖项，特别是国家科学技术一等奖必须是拿得出手的，站得住脚跟的。八十年代，一等奖尚且没有空缺，但是，九十年代，国家科学技术一等奖开始出现空缺的状况。
偶尔空缺，大家觉得奇怪，仿佛某一天突然发现黄河缺水，后来，黄河连续三天缺水，再后来，黄河连续一周缺水。大家慢慢习惯了。国家科学技术一等奖连续空缺也不足为奇了，到今年为止，这一奖项已经连续四年空缺了。今年，国家做了一次大的调整，那就是，干脆取消这项大奖。（笑声）2002年，江泽民给四位学者颁发了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第一位是数学家吴文俊先生，其实，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就同华罗庚先生一起获得过自然科学理论一等奖，1977年毛泽东去世不多久，他化悲痛为力量，创造出关键性的成就。第二位是农业学家袁隆平先生，这就更有意思了，1966至1976年，在饱受四人帮迫害的情况下，在科学的冬天里，他研制出当时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杂交水稻技术。第三位是物理学家黄昆先生，他的关键性成就是1948年在英国时期做出的。只有第四位计算机专家王选先生的关键性成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做出的。从这一意义上讲，王选是令人尊敬的，我本人最佩服的当今科学家就是王选，王选做人处事实实在在，言谈举止决不虚空伪饰，决不冠冕堂皇，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王选的科研成果是跟踪世界先进水平。激光照排技术西方早就有了，第一代和第二代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日本有了，王选延续西方和日本的研究方向，研制出第三代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到了第四代汉子激光照排技术诞生时，王选超过了日本。跟在别人的后边跑，最后能赶上别人的，恐怕中国科学家中只有王选一个人。反过来想一想，假如在这一点上，中国还赶不上人家，中国就没脸存活在世界上，中国就应该被开除“球籍”了，（笑声）因为只有中国人，才最熟悉我们的汉字。幸亏有一个王选，不然我们可丢脸了。
从那以后，没有哪一位中国科学家，能够在哪一个领域内赶超外国，为什么呢？因为需要特定精神状态、文化信念支撑的科学事业，在中国沉默了。中国的科学失去了灵魂，只剩下一种盲从，一种跟踪，按照别人既定的规则、标准，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把别人现成的东西拿过来运用。这就是我前面的表达，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其实是文化缺席状态下的现代化进程。什么叫做“文化缺席”呢？本来，一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激情和创造力，没有这种力量，我们只会接受、照搬和模仿别人现成的东西。今天，你放开眼界看一看，有哪一样令人艳羡的东西是当代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中国人被称作是最聪明、智商最高的人种，中国人掌握的现成知识也是最多的，但是，我们悲哀地发现，我们的生活完全被别人的智慧所支配。如今，没有一种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主义或者思想，主要国际社会的主流，这是一个曾经伟大的民族的悲剧。我希望，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命力，能够在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中凝聚成伟大的动力，我们能够从文化上重建我们伟大的国家。我期待，我们的科学能获得再生。
今天就讲这么多吧。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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