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路遥《人生》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读路遥人生心得体会”。
一个已经毕业的学生有一天发短信告诉我，说他刚刚看完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简直有点喜出望外了，实在觉得难能可贵，忙回问他有什么感觉，他说：“孙少平的奋斗精神确实值得我学习。”我好像被噎住了似的，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于是又想起早些时候我让学生看路遥的另一篇小说《人生》之后问他们的感想，当时好几个学生都语带义愤的说，高加林不该背叛刘巧珍，他最后的结局是咎由自取——还好，没用“罪有应得”。
这两件事使我想到文学阅读中的两个现象。一是一个人读一篇作品总容易受自己价值取向的影响。读《平凡的世界》的那位，因为正处于找工作难的境地，因此他需要坚毅顽强的精神，自然很容易从孙少平身上看到这一点。一是大众读者包括青年学生常常习惯于从道德的角度评价作品中的人物，而不能进一步思考作者要表现的更具广度的社会生活，不能进一步思考作者要表达的更具深度的对生活的看法。
我是通过《人生》“认识”路遥的。开始在杂志上读到这篇小说，后来又看了根据小说拍的电影，从此对路遥有了特别深厚的感情。他的五卷本全集出版后，我买了一套精装的，不知什么时候谁借去了《人生》所在的第一卷再没还给我，我只好重买了一套。除此之外，我还先后三次买了《平凡的世界》送给对文学有爱好的学生作为毕业留念。
读路遥的作品，感觉得到他是一个用全部身心、用血泪进行写作的人。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他倾注了全部感情，不论是孙少平，还是高加林，还有那个刘巧珍，以及生活在农村的那些父老乡亲，哪一个不是作者深为同情的人物？读他的作品，你还感觉得到他是在抒发内心一种强烈的呼唤，希望这个社会更加公平，更加人道，更加有利于弱势群体的生存。正因为是为此而写作而不是为稿费而写作，路遥才令人痛惜地英年早逝，而且死后其养母一度陷于贫困。出于对路遥的崇敬，我对他由于受时代影响在语言方面存在的过于直白、甚至某些地方宣传味太浓这些不尽如人意之处都不愿、不忍而且觉得不该计较。
我也是在路遥描写的那个时代、那种环境中度过自己的年轻岁月的，因此对孙少平、高加林的生活苦难和内心痛苦很容易产生共鸣。我曾经在一篇回忆性散文中写到过，什么人最痛苦？没读多少书，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的人，不知痛苦；书读得多，又进入了外面的世界的人，没有痛苦；痛苦的是那些读了一些书、又知道外面的世界、却只能“窝”在乡下一隅的人！
更有感受的是，《人生》所写的是一个人们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我对现在有些人动辄就拿“毛主席那个时候”如何如何来反衬当下社会弊端极为反感。这样说的不外乎三种人：要么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改革开放使他们失去了（或他们觉得失去了）某些东西；
要么是没有受那个时代的苦，“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么是视野有限，找不到横比的参照物，于是只知道纵向地拿过去来对比。当然，《人生》描写的时代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典型的毛泽东时代。高加林的叔叔高玉智获得平反并重新被任用，农村里有明有暗的搞起了单干……从这些情节来判断，那时文化革命高潮时期已经结束，中国已经迎来变革曙光。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毛时代和改革开放时期新旧交替的年代。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我们可以从一些情节窥见它的端倪：高加林民办教师被顶替，巧珍因为是个女孩儿没有读过书，高玉智一复职马上就有人把高加林安排到县广播站当记者……不过对于故事中的主人公而言，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中国社会还处于农村和城市的撕裂状态，我们一系列造成这种撕裂的政策制度都还牢牢地控制着整个社会的结构和管理机制，也控制着所有的社会成员。因此，一个人只要出生在农村家庭，那他基本上就只能一辈子做农民（我记得当时农村青年倒有一条出路：当兵。不知道为什么高加林那么好的体质却没有走这条路）。当民办教师算是取其次：虽然也是记工分，虽然收入只是跟完全的农民不相上下，但是它可以让你的知识有用武之地，可以让你避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我至今记得有一次公社书记在教师会上批评的话：“有的民办教师还闹待遇，你总不会日晒雨淋吧？”）。高加林的民办教师被下之后，他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陷于无望境地。那时没有高考，没有公务员考，没有个体户，没有进城打工
——他是什么出路都没有。有时候我不禁联想，这种残酷的身份制度不跟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差不多吗？这是一种严重窒息生机、消磨社会发展动力的制度。但是今天想来，当时这种残酷的身份制度其实是有它产生和维持的原因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把社会的“可控制”看得比“可发展”更重要，而“文化革命”不过是这种观念发展到极点的产物；又由于多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革命”对生产力的破坏，国民经济及其薄弱，国家无力为农村人口提供非农业就业机会，于是农民便堕入自生自灭的状态。高加林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当民办教师不由他，离开教师队伍不由他；进城当记者不由他，清退回农村不由他……他就像一只没有船舵没有动力的舢板，完全听任波浪的起伏而抛上去和跌下来。他的主观努力毫无用处：当老师认真教书，还是被下了；当记者不避风雨，还是被退了。
一个有知识的人陷于这种境地，其精神之痛苦是我切身感受过的。《人生》中最感人的描写，我觉得莫过于高加林进城卖蒸馍的路上练“吆喝”的那一段，它让我这个读者潸然泪下。当然，高加林进城掏粪的那一节也是写得很精彩的，把一个受歧视又不愿失去尊严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心理活动写得入木三分。
这样的生存环境毁灭了不少有发展潜力的人，刘巧珍就是被毁灭的人之一。她天资聪颖，却没有读书的机会；她仰慕有文化的高加林，而且得到了她苦苦追求的爱情，却最终因为高加林成了城里人而自己仍然是乡里人而分手。
高加林与巧珍的感情纠葛是小说里的重头戏。只要稍为有点深度的人，大概都不会把把高加林看成当代陈世美。作者对他的态度与其 说是批判的，不如说主要是同情的。高加林一开始对在村里被称为“能人”、又与书记高玉楼结为亲家的刘立本这个不识字的二女儿并无好感，可是巧珍替他卖蒸馍的举动大大地感动了他。我想，任何一个处于这等孤苦无助境地的人恐怕都可能被这样一种雪中送炭的温情所融化。在两人相处的日子里，高加林也偶有发现两人在见识、观念、情趣等方面不和拍的时候，但是他觉得“既然我亲了她，就应该对她负责”。后来高加林重逢了中学同学黄亚萍，试想，一个在中学时代口不离国际时事的人，怎么可能不与这个能写诗的黄亚萍碰出火花，而能够与告诉他“家里母猪又下了几个猪仔”的刘巧珍说话投机？何况当初就对高加林心存爱慕的黄亚萍这会儿又发动了如此猛烈而持久的主动进攻？作者之所以这样如此细致地写出“情变”过程，就是为了给高加林找寻可原谅的理由。高加林和刘巧珍都是悲剧人物，制造这个悲剧的祸首主要不是当事人的道德，而是那个社会环境。如果谁不能为高加林掬“一把辛酸泪”而只能伸出你的“千夫指”，那你支配看台湾影视剧。
读路遥的小说时我不禁想，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有两颗心。
一颗是怜悯之心，能悲天悯人，也就是人道之心，同情弱势群体之心；一颗是批判之心，能直面社会的弊端，尽管你也许对这些弊端无可奈何。文字技巧其实是第二位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人生》都没有什么玩弄技巧的痕迹（顺便提及，电影《人生》里有一个设计特别好的长镜头：德顺老汉给高加林和刘巧珍说他自己恋爱经历，影片一直只拍出老汉的“说”，而不是像通常的那样在银幕上出现回忆中的画面）。但是读着它，你会感觉到有人在抚慰你苦难的灵魂。而我们的文坛在相当长的年代里缺失的正是这种给读者带来精神抚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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