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财的吝啬鬼和敛财的守财奴——严监生与葛朗台之比较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严监生疾终正寝答案”。
严监生与葛朗台之比较
【内容摘要】 本文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两个典型形象（《儒林外史》的严监生和《人间喜剧》的葛朗台）在历史学和美学这两个学科方面作比较研究。结果发现，由于作家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持有不同的世界观，而对其所塑造的典型形象蕴藏的社会内涵和注入的审美情趣在本质上都有明显的差异。【关键词】 严监生 葛朗台 吝啬鬼 性格
18世纪，中国的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创造了一个严监生的形象，一个世纪后，法国的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也创造了一个葛朗台形象。这两个艺术形象性格颇相似：吝啬而缺少人情，前者是破财的守财奴，后者是敛财的吝啬鬼。这两者确实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是，二者的精神深层及其产生条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文从历史学和美学两方面把他们作跨学科的研究。
一、社会学：没落的封建社会与上升的资本主义
吴敬梓生于封建的名门望族，“五十年家门鼎盛”，但他却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受尽了冷遇，和巴尔扎克一样，同样体会到世态炎凉。他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周旋于官僚、绅士、名流、清客之间，对他们卑污的灵魂有很深刻的认识：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专横，膏粱子弟的平庸昏馈，举人的利欲熏心。社会的现实使他逐渐清醒，也促使他形成了自己阶级的浪子与叛逆者，是封建社会的自觉批判者与个人性解放、民主思想的追求者。处在复杂动荡、变革的时代使他有机会以广阔的历史视角、敏锐的观察目光冷眼注视着清王朝的黑暗、庸俗、卑劣的种种世相人情，于是愤世嫉俗写就了《儒林外史》。吴写《儒林外史》时约在1736—1750年。这时清王朝虽然显出一派繁盛的景象，但封建社会末世的黑暗腐朽的迹象已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显露出来。它终究已是旧社会的老人，已无法阻住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吴敬梓很清楚历史这种发展必然性。《儒林外史》中塑的严监生的形象即是注入了作家对甘于受金钱奴役的社会现象的揭露、批判和对封建社会行将就木的预言。由于严监生的形象蕴含着作家对人生的深刻思考，故能“震动一时，而流传于一世”（严复、夏尊右：《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
巴尔扎克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816—1819年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这是他认识社会的三年，通过律师事务所的窗口，他看到巴黎社会的腐败与司法界的卑鄙勾当。以后社会上的坎坷经历使他进一步认识社会，深感金钱的魔力，领略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觉察到社会痼疾：腐朽的、贪婪的、虚伪的、丑恶的。他创作《人间喜剧》是在1829年至1848年之间，正是大资产阶级金融贵族统治上升时期，作家生活于“金钱污秽和鲜血同归一流”的恶浊社会中，认识“金钱肆虐，人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现实，由于他坚持“真实”、“典型”地“照原样表现世界”，因而《人间喜剧》实质就是贵族阶级的衰亡史与资产阶级的发展史的再现。它“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恩格斯语）而《欧也妮·葛朗台》作为《人间喜剧》中最出色的画幅之一，其中典型的艺术形象葛朗台，无疑是作家对这个独特的社会独有的观察与长期的思考的结果。
人生的经历与对社会的理解，吴敬梓与巴尔扎克很相似，但是，吴敬梓已从自已的阶级分化出来，成为叛逆者，巴尔扎克虽然对资产阶级的腐朽深恶痛绝，但最终未能摆脱自己阶级对本身的束缚。这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明显地体现出来。
“文学是人学”（高尔基语），一个作家的文学创造无疑贯穿着作家自己对人生的独特体味，对社会的深刻观察，倾注了作家个人感受、认识、评价与理想，着眼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思想、感情、命运、心理冲突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绘与揭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也不例外地包含着他本人对生活的反省。吴敬梓与巴尔扎克根据自己的社会体验各自塑造了一个“吝啬鬼”形象，成为文学史的不朽典型，各自从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某种社会内容。但是，吴敬梓的“吝啬鬼”与巴尔扎克的的“吝啬鬼”又有着本质的差异。严监生生活于封建阶级衰落的中国，葛朗台生活于资产阶级上升时的法国，因而，他们的身上各自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民族、阶级和个人性格、气质，各自形成“这一个”。形成这种差异是与这两位作家的经历、世界观、创造方法有关。
二、美学：滑稽之美与丑恶之美
艺术“形成”有的表现为丑，但若能贯注着进步的审美观点，也具有美感。“美就在丑的旁边”（雨果语）。“美和丑互相对照而显著”（达·芬奇）。无疑严监生、葛朗台其阴险、自私、冷漠、孤僻、吝啬构成了形式的“丑”，是畸形的，毁损的，芜杂的，然而由于这个艺术形象体现了艺术家创造性劳动，注入独特的审美观点，因此，他“内容”是“美”的。它从反面肯定了美，体现了美的规律。
“从悲剧中发现喜剧，从喜剧而且是从生活的绝对的庸俗里发现悲剧”（别林斯基语）。《儒林外史》中严监生的塑造正是通过悲剧与喜剧性反照来实现的。葛朗台同严监生一样，他们出名，均由于吝啬成性，令人不可思议，并且达到荒唐的地步。他们吝啬常为着每一个铜板费尽心机，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不放过。但他们的吝啬又有差异，一个是地主阶级的吝啬鬼，一个是资产阶级的吝啬鬼；一个吝啬是为了保家产，一个吝啬是为了守财。他们都一样给人不同的丑恶体验，并从中洞识人生。
严监生是作家精心塑造的反面人物，然而他却一直用喜剧手法去写他。“喜剧是对比较坏的人的摹仿”【2】。小说写道：有一次在席间批判其兄一买肉就是五斤，还要烧煮得稀烂。这些带有喜剧性的描述，很成功地“将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鲁迅语）这确实令人忍俊不禁。但是，一写到严监生哭念亡妻，扶妾为正，临死托孤时，作品就浸着了悲剧性。给人以强烈的震荡，以至引起“恐惧”和“怜悯”。从美学角度来说，这是滑稽美和崇高美的反映，这都由作家的讽刺手法体现出来。尤其是，作家在写严监生咽气前时用夸张手法把那种滑稽美推动到顶峰：“严监生喉咙里痰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到一声，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指头”表示对灯盏点了两根而不放心归西，深刻地触入吝啬的灵魂深处，其灵魂是何等渺小，行为是何等卑琐，愈是努力显出其可笑性。其思想实质是可卑的，严监生的本身就构成了滑稽美：笑其荒唐，悲其不幸。
但是，巴尔扎克的“吝啬鬼“完全是用正剧形式来塑造的，虽然不乏讽刺、夸张。葛朗台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暴发户，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的典型，是金钱的崇拜者和吝啬鬼的典型形象。作家同是描写其死时的本能反应以用来表现其内在的性格，但写法有差别，从而也体现出不同的灵魂。吴在夸张的基础上有喜剧的倾向，因而使人感到发笑，而巴尔扎克的手法虽不少夸张，但其态度是很严肃的，笔调是辛辣的、尖锐的，这很好地把一个金钱嗜好成性，吝啬无情的机械人的性格写出来，对他临死忏悔时对金十字架的最后一跃的细节描写，给人们画出了一个活脱脱的吝啬鬼形象，暴露了资产阶级即使在死时对金钱都致命追求的阶级本性。难怪作者要把它写成一部反映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丑恶的喜剧。人们也可以从这丑恶的“形象”中领会滑稽美的内质，于是在“丑”的旁边发现“美”。严监生与葛朗台同样非常吝啬，但由于其本质的相异，也给人不同的审美感受。从严监生身上，人们可以窥见封建阶级地主的灵魂，而从葛朗台身上人们却审察到资产阶级的本质。
五、结论
葛朗台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暴发户，但又带有劳动的痕迹，有资产阶级特有的冷酷、吝啬的本质，又有劳动者的能劳会做。严监生是封建社会衰落时期地主阶级的剥削者、吝啬，其本质是保护封建地主的资财。葛朗台的性格产生于社会重大变革时期，带有过度色彩。严监生的产生主要出自作家对社会思考的结果，是封建社会没落的概括。
黑格尔认为，“具体活动状态中的情致就是人物性格”，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美学》第一卷p30）
。“喜剧是对比较坏的人的摹仿”（亚里士多德《诗艺》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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