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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在这场变革中，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化产业的振兴，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大力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和文化产业发展，必须通过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来落实和保障。我们要正确、全面地理解新形势下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现实意义，我体会主要应把握以下五点：
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促进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迫切需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创业。我们必须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培育大批合格文化市场主体，构建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场环境，为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进一步扩大内需、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通过文化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性、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显著增强经济发展中文化含量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经济与文化越来越融为一体。我们必须加大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力度，激发文化发展创新的活力，为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提高文化领域自主创新能力的需要。只有实现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融合，才能为我们在文化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我们必须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步伐，大力推进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利用先进技术培育、发展和传播先进文化。
五、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拓展国际发展空间的迫切需要。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必须加大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力度，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大力推动文化企业、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
为民营出版企业“正名”
“这次(对民营出版)无论定性定位都定得很高，相当于政府承认了民营出版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北京报道
“ ‘指导意见’意味着民营出版力量已经逐渐被政府重视。”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非国有书业工作委员会(下简称 “非公委”)主任薛野对《望东方周刊》说。
他说的“指导意见”，就是新闻出版总署4月7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5薛野介绍，近年来各级新闻出版主管部门都组织过多次针对民营出版业的调研。“去年春天出版署图书司还跟我们联系，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以前官员也避讳，小心翼翼给我们命名，‘工作室’、‘策划人’、‘文化公司’，等等，现在全国性的会上都可以讨论民营出版了。”
逐渐松动的空气令民营出版行业对此次“指导意见”的出台更加期待。“但文件出来一看，既没提出版登记制，也没提试点。”薛野说，他同意媒体对此次指导意见的评价：“小步慢进”。接着他又说，“但我觉得阿姆斯特朗的话在这里也适用，这既是一小步，又是一大步。”
薛野说，“这次(对民营出版)无论定性定位都定得很高，相当于政府承认了民营出版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首先带来一种安全感”
“指导意见”出台后，几乎所有民营出版界人士都埋头琢磨其中每一个与自己相关的字眼。
在这份共计25条的意见中，第14条与民营出版相关，其首句的表述是“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
“将民营定义为‘新兴出版生产力’，是‘新闻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给民营出版一个正名。”北京弘文馆出版策划有限公司总编杨文轩说。
“有许多有意思的提法，比如定义为‘非国有出版工作室’，‘非国有’与‘国有’相对应，既包括境内私人资本，也包括港台以及外国资本，还包括混合经济成分资本。‘出版’二字则突破了以前的‘文化工作室’、‘策划公司’等回避‘ 出版’字样的状况，从某种意义承认了非国有资本出版地位；‘工作室’三个字则在范畴上有所限定。事实上，许多非国有出版机构都成立了公司，有些发行码洋已经过亿。所以我的评价是，‘指导意见’是有突破意义的，但也是谨慎的，政策制定者出于对新闻出版改革整体上的把握，有松有紧。”杨文轩向本刊记者谈他的解读心得。
长期以来，民营出版一直处于灰色地带，“既不能说合法，也不是非法。”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董事长漆峻泓感慨道，“这次意见首先给我们带来一种安全感，这是基本需求。”
“安全感”是几乎所有被访者都会提到的词汇。
“我们这一行很容易赚到小钱，因为门槛低，又多是现金交易。任何一个行业一旦有了积累都会考虑长远发展，但是民营书商存在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产生非常大的企业？”毕业于中科大计算机系的漆峻泓对《望东方周刊》说，“因为大家都没有安全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问题了，要做好随时跑路的准备。”
弘文馆和磨铁文化都是致力于社科文艺方面的民营出版机构，前者曾推出畅销书《致加西亚的信》、《人生若只如初见》等，后者则有卖得火爆的《明朝那些事儿》、《诛仙》系列。
“目前中国图书市场的畅销书，有百分之七八十来自民营。”薛野介绍道，如2008年的畅销书《求医不如求己》、《藏地密码》、《杜拉拉升职记》都出自民间策划，“民营出版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业中最活跃的力量，政府若要实现出版产业的振兴，必然要基于这样的认识。这次定性，无论从产业还是意识形态角度都是一种政治进步。”
“地下”—“边缘”—“依附”
“名分”有了，薛野所期望的“相应的公共政策”却没有同时出台。
“指导意见”只是指出：“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领域。按照积极引导，择优整合，加强管理，规范运作的原则，将非公有出版工作室作为新闻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行业规划和管理，引导和规范非公有出版工作室的经营行为。”
“多种形式”存在哪些可能性？怎么实行“引导和规范”？民营出版人士们仍不甚明了。
“大家都在努力解读，也有很多困惑，现在都在等更细致的指导方案出来。”漆峻泓认为，从目前的文件来看，“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民营出版业的困难存在于许多具体环节。比如，不放开书号管理，民营公司没有出版权，只能向国有出版社购买书号。“目前一个书号平均价格是1.5万，我们去年做了将近600种图书，光书号一项就要近1000万的成本。”漆峻泓说。
此外，民营出版机构无法享受国有出版社享有的税务减免、银行信贷支持、土地资产、库存图书5年以上可报销等政策优惠。
“这样长的一份‘指导意见’里，涉及非公有出版部分的只有几百字，十分明显，民营依然是附属的，是补充地位。”杨文轩说。
1998年入行的杨文轩，经历过民营出版的多个时期。早先还属于“不法书商”的“地下经济”时代，与国有出版社合作出版被管制，参加订货会时，经常会遭遇突然查抄；2000年以后，进入“边缘经济”时代，虽未得到政策上的许可和承认，但实际经营活动也未受到太多干预。
“边缘状态也有好处，就是没人管你。买卖书号遇到问题，被查处的也是出版社，一些不规范的书商有侵权等行为也是出版社当被告。新闻出版部门无法将这些机构纳入管理范畴。”杨文轩说，但一些想做强做大的民营出版公司，因为始终处于法律和政策的边缘，在心理上一直有不安全感。
“指导意见”的出台，使非国有出版机构浮出水面，杨文轩对此表示十分乐观。他将现在及未来较长时间可能存在的状态定义为“依附经济”状态。
“出版业的发展，要么完全市场化，让民间资本以合法身份进入，要么大力扶植大型国有出版机构做大做强，但从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安全考虑，以国有出版集团发展为主体，民营作为补充，是一种无从选择下的最优选择。”他说。
接不接国有出版集团的绣球
“我们一直在讨论，这几句话是递进关系还是并列关系？到底是鼓励国有并购民营，还是只是选择之一？”漆峻泓说，“我个人更愿意理解为这是选择之一。”
他所说的“这几句话”是指“指导意见”中的“积极探索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开展国有民营联合运作的试点工作，逐步做到在特定的出版资源配置平台上，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在图书策
划、组稿、编辑等方面提供服务。鼓励国有出版企业在确保导向正确和国有资本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进行资本、项目等多种方式的合作，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搭建发展平台。”
政府正式鼓励“国有民营联合运作”还是第一次。对此，民营出版业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出版人认为这是国有机构对民营的“招安”，是拿钱换自由；也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国有出版机构每况愈下，政府希望民间注入资金和活力“拯救”国有出版业。
漆峻泓的磨铁公司2008年初获得国内私募股权基金5000万人民币的融资，是国内第一家获得融资的民营出版公司。“成为国内第一家民营出版的上市公司是我们的梦想”。因此，漆峻泓说暂时不愿选择与国有出版机构合作。
“就目前的文件来说，只要合作，你就要接受国有主导的条件，丧失自己企业发展的独立性。磨铁在第一轮融资后，正处在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中。如果在企业的价值没有被充分释放的前提下，仓促选择(与国有出版机构)合作，不等于自己贱卖吗？我的投资人也不答应啊。”
在他看来，与国有机构合作需要更多成本和冒更大风险，“比如关系成本投入，最大的风险是，一旦他们的领导换人怎么办？”
“国有担心民营拿了钱，又不把最好的资源放到合作后的新公司；民营又担心国有控股会掌握话语权，受到过多限制，以及国有传统的官僚化体制会降低对市场敏感反应的效率。”薛野说，国有与民营之间的互相猜疑、资产评估的不确定等因素，成为并购中的难题。
然而“国有民营联合运作”事实上早已开始。
“几乎每家一线的民营公司都被国有出版集团抛过绣球。”杨文轩说。与国有机构合作，一方面可以获得身份上的安全感，同时可以借助国有资本力量进行资本运作，这两点诱惑力不小。
近年来，湖北长江出版集团与“金牌策划组合”金丽红、黎波组建北京新世纪文化公司，北京出版集团与民营的北京时代新经典共同投资组建十月文化有限公司，辽宁出版集团与著名策划人路金波组建辽宁万榕书业发展公司??
“我一直鼓吹与国有合作这条道路。”杨文轩说。2008年弘文馆就曾与中信出版集团、安徽出版集团等国有出版机构洽谈过合作意向。杨文轩认为在国家整个产业发展战略中，国有出版集团将利用多项有利条件取得快速成长，譬如通过融资上市获得巨大的资本，出版业将进入资源整合时代。“靠现在这样，在一个混乱的市场里，凭借个人一点聪明才智，挖掘几本畅销书，肯定是行不通了。策划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当然，这种合作也会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在政策无法完全对民营开放的前提下，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如果你想在出版领域有所作为，就必须走这条路。”杨文轩说，“许多民营出版人已经超越原始积累期，都怀有自己的出版理想。譬如我自己，对于出版产业充满了想象力，希望能有一个更大的平台施展身手。所以发展平台比保持独立运作对我更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 a.口头传统和表述； b.表演艺术； c.社会风俗、礼仪、节庆； d.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e.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
间文化遗产，它曾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如发明于宋代的“青州白丸子”被誉为中医药发展的活化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物质文化遗产
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
转变政府职能，发展文化事业
但长期以来，制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相混淆，政府统包统揽。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束缚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强调了发展公共文化的着力点——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得到重视。各级财政对农村和西部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国家拨付专项资金，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工程等重大文化惠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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