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夏目漱石写作心理背景探析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鲁迅的写作背景”。
夏目漱石对鲁迅的影响 中文112班 胡逸超
二十世纪初，夏目漱石（1867—1916）与周树人（1881—1936），一个是业已声名显赫的日本文坛巨子，一个是苦闷敏感的异国求学的弱国青年，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奠基者，曾在东京西片町一所华美而典雅的住宅里先后住过，这是日后对中日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两位文坛巨子一次不经意的、但又不完全的邂逅。
最能说明鲁迅与夏目漱石直接发生联系的文学事件莫过于鲁迅在日留学期间直接翻译过夏目漱石的两篇作品，这两篇作品为《挂幅》和《克莱喀先生》。它们被收录在周氏兄弟合译的出版于1923年的《现代日本小说集》里。就在该书的后记里有着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极高而又精到的评价，他说，“夏目的著作以想像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做，登在俳谐杂志《子规》上的《哥儿》,《我是猫》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湖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鲁迅对夏目漱石的评价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它最直接地证明了鲁迅对夏目漱石作品了然于胸。
对于文学的超功利性认识，鲁迅与夏目漱石的看法也是不谋而合的。夏目漱石在中篇小说《旅宿》中一改《我是猫》中泼辣的风格，倡导一种超功利的“非人情”的艺术主张，他在《文学论》第二编第三章里给“非人情”做了这样解释，“可称为‘非人情’者，即抽去了道德的文学，这种文学中没有道德的分子钻进去的余地。诗意确实是堕落的，但并不能以此着重断定它是不道德的，非人情即从一开始就处于善恶界之外。”夏目强调的是文学与道德无关这一艺术特性。然而，周树人之所以会接受这一理论的影响，是由于他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中传统的‘文以载道’观的厌恶和对于梁启超等人‘昧于文章之意’，‘惑于裨益社会’的不满，故很自然地会欣赏这种美学观念。因为，鲁迅对艺术的娱乐特性和审美本质的认识是以一贯之的，他早年听章太炎授课时私下就不满于章氏将学说和文学混淆起来，他说：“文学与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在教育部时他对美术本质的看法也是基于这一认识的，“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主美者以为美术目的，即在美术，其于他事，更无关系。诚言目的，此其正解。”就连后来提倡木刻运动时，他也还说，至于“为什么要绍介呢？据我个人的私见，第一是因为好玩。说到玩，自然好像有些不正经，但我们钞书写字太久了，谁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会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挂在墙壁上的画，那岂不是更其好？”好玩成为他要介绍木刻的首先的原因。可见对文艺的超功利性的认识，鲁迅是向来如此的。
在东京与鲁迅朝夕相处的周作人及日后翻译鲁迅所著小说史略的日本学生增田涉的回忆文字也明确地提到了鲁迅所受的影响。周作人回忆说：“此外日本作家中有夏目漱石，写有一部长篇小说，名曰《我是猫》，假托猫的口气，描写社会情状，加以讽刺，在日本现代文学上很是有名，鲁迅在东京的时候也很爱读。在鲁迅的小说上虽然看不出明了的痕迹，但总受到它的有些影响，这是鲁迅自己在生前也曾承认的。”增田涉的回忆与周作人的回忆极为相似，他应当说是参考并借用了周作人的说法，他在《鲁迅在日本》一书中这样写到；“鲁迅后来所写的小说的作风，与漱石的作风也不相似。但那嘲讽之中的轻妙笔致，则是颇受漱石的影响。至于那深刻沉重之处，则来自果戈里和显克微支。”
鲁迅与夏目漱石虽知道文艺的真谛在于其非功利性，但他们又都有一种参与社会，批判社会的倾向，在明治时期，自然主义风靡文坛，个性卓绝而又感情激烈的夏目漱石与鲁迅都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他们内心必然反感那种无视作家主观性一面发扬的自然主义写作方式，不约而同地选择功利性和批判性的立场来从事写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鲁迅倾心于夏目漱石继承并发扬光大的二叶亭四迷开创的批判现实的文学传统是不足为怪的。
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来看，鲁迅与夏目漱石两位作家都生活在本国由自我封闭的封建制国家在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历史转折时期。“五四”运动和明治维新，分属中国和日本在外在的逼压之下不得不告别沉重的过去，走向现代化的一次艰难选择，在这个转折期里，经济、文化、政治、思想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门的洞开，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进行了直接的面对面的碰撞，这一方面带来了文化交流的新奇和兴奋，另一方面也会带来文化文锋的紧张和痛苦。
虽然中国的“五四”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他们有着各自的特点，加之鲁迅与夏目漱石分别在这两次重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参与的方式不同，这都决定了鲁迅与夏目漱石在分别写作《野草》和《十夜梦》时所产生的抑郁和苦闷的原因各各不同。
鲁迅以新文化思想运动主将之一的身份作为这个变动时代的参与者和观察者，他转眼间又面临着新的失败，“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
在这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鲁迅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来写《野草》，自然沉痛而抑郁。
夏目漱石生于1867年，即明治维新（1868年）前一年，“五四”运动虽比明治维新晚将尽五十余年，但夏目在1905年写他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我是猫》时，已是明治38年了，他也已经38岁，不同于鲁迅的当事人身份，夏目漱石是以一个后来者的身份来观察明治维新的成果，这时明冶维新“肤浅的文明开化”恶果这时已有所呈现，在夏目漱石的眼中，无论是在社会生活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维新后的日本却处处是丑恶和堕落。
先看社会生活层面，按理说，明治维新可称得上是日本国的一次凤凰涅槃，但夏目漱石看到的却是一片黑暗和混乱，一个封建主义余毒与资本主义恶瘤交叉感染的社会。在小说《后来的事》中，夏目漱石借代助之口对明治时期日本社会的“一片黑暗”进行了反思和抨击，“你问为啥，这不能怪我，要怪社会，广而言之，是日本对西洋的关系决定着我不能有所作为。„„整个日本不管走到哪里都看不见一寸光阴，眼前只是一片黑暗。”一种失望和忧惧占据了夏目漱石他本来就神经衰弱的心理，所以他的第一部小说《我是猫》就借猫眼对明治以来社会进行猛烈的批判和揭露，小说一针见血地写道：“我现在明白了使得世间一切事物运动的，确确实实是金钱。能够充分认识金钱的作用，并且能够灵活发挥金钱的威力的，除了资本家诸君以外，再没有其他的人物了。”
1911年，夏目漱石在以《现代日本的开化》为题的演说中批判了这种外发式的畸形发展的日本文明，他“认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开化’，和欧洲是不同的。欧洲的开化是‘内发的’，它经由几百年的积累，‘如行云流水是自然发展的’。日本的开化却是‘外发的’，是‘在与外国接触’过程中被迫转化的。文化也是在大受刺激下急剧转变的。”夏目漱石显然希望建设一种内发的成熟的日本文化，而现实又不能。
在这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夏目漱石以一个后来者的身份来写《十夜梦》，自然苦闷而迷茫。
从客观方面来说，鲁迅与夏目漱石同样生活在各自所在国近现代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由于“五四”运动自下而上的形式带来的不全面性注定了这场运动失败的结局，从而构成了以当事人身份参与其中的鲁迅的心理阴影。而明治维新自上而下的形式造成全方位的颠覆的同时，也带来轻率和片面，这给以后来者身份审视维新成果的夏目漱石带来了一种思想困境。
困境中的批判型知识分子：进击与遁逃
知识分子一般被分为人文型（从事人文社会科学）与技术型（从事自然科学），前者主要涉及人的情感、伦理、价值体系等领域，注重建构人与人之间一套和谐的生存模式，而后者主要着眼于对物的真理、规律以及对智慧的追求（“格物致知”），寻求一种人与物之间便利的生活场景。
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人文型知识分子一分为二，分为人文技术型（追求知识的客观性、独立性，比如文学学）和人文批判型（对当下现实做出反应），其实两者内在之间是有相通之处，但其表面上的差异却是迥然的。人文技术型主要从事日渐 “规范化”、“技术化”、“体制化”、“学科化”的人文学科，他们运用一些学术词语在自成体系的领域里进行着可操作性的“智力游戏”。而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则应“如鱼在水，冷暖自知”般地，时刻敏感着外界的点滴变化，以“铁肩担道义”的责任和勇气，独立不旁地感受、观察、描述、概括、批判当下社会的种种现状，担当着人类的良知和正义，并促成社会公正良俗的形成。
中外古今，无论是福柯所说的“万能知识分子”，还是萨义德所提的“业余知识分子”；无论是吉罗所说的“抵抗知识分子”，还是雅各布比所提的“最后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失志于“修齐治平”的“君子”，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仕”；无论是“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还是“为知已者死”的“士”，都体现了这种知识分子的一种走出一已之私域，心忧天下，关怀社会的可贵品性。
鲁迅与夏目漱石正是属于这种人文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究竟是敏感人物”所以，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这是鲁迅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这里批判正是他们的任务和使命。
与鲁迅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相对，还有一种“流氓知识分子”，冯雪峰回忆鲁迅说过：“知识分子实在是应该轻蔑的，他们花样多，有时是看不清他的主意的所在的。有些事情就败于他们之手„„” “他以为知识分子，表面上好像很革命，骨子里却仍是传统的，也崇拜外国人的主子，只要有势力。”这和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一致，所谓没有一定的主张，一贯是骑墙的姿态都可以称之为流氓的。类似的话他还说，“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因为鲁迅历来主张文人不应随和的，应当爱其所爱，憎其所憎，“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 “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他本人就是这样以身作则，以无畏的勇气独立特行，为人文批判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1914年，夏目漱石在学习院辅仁会发表题为《我的个人主义》的讲演时，他强调首先要“发展个性”、“尊重个性”，并称“我毫无忌惮地公开说，我是个人主义”，但他也并非蛮横的个人主义者，他主张发展自己的个性的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个性。如果说鲁迅是当时中国文坛的一个另类的话，夏目漱石同样也是其时日本文坛的一个另类，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同属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个人意识的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
期待愈高，失望愈大，是为通则，鲁迅与夏目漱石参与现实的热情愈大，现实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愈深，《野草》与《十夜梦》正是他们各自与现实碰壁的结果，反思、苦闷、压抑、叫喊、迷茫无不浸透其中。
从主观方面来说，一个满腔激情的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在面临挫败时往往有两种选择，一是钻进丛林中，独自舔愈自己的伤口，以飞蛾扑火的精神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一轮的拼搏中，是为鲁迅；一是步入禅院，以期在静思默想之中获得心灵的宁静，并希图以神性的光辉照亮内心的阴暗从而造就完美世界，是为夏目漱石。
总之，我们分别从客观方面（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主观方面（知识分子的禀性）两个角度进一步地了解到鲁迅和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为人和为文呈现出一些相似的风貌的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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