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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智障儿童随班就读研究与对策分析
刘建会
(唐山师范学院教育学院,111110041024)
摘要
本文运用文献法,对我国近二十年智障儿童随班就读研究的现状进行梳理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智障儿童随班就读目前发展的现状、问题进行探讨,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建议。
关键词
智障儿童
随班就读
现状与问题
建议
Reflection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earning in Regular Claes of Children with Mentally Handicapped and Analysis of Countermeasures
LIU JIANHUI
(College of Education,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111110041024)
Abstract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article synthesized studi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earning in regular claes of children with mentally handicapped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On the basis of this, we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problems of learning in regular claes of children with mentally handicapped in China at present development and aim at the existing problem
solution.Key words
mentally handicapped
learning in regular cla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advice
前 言
随班就读是残疾儿童接受教育的一种方式, 是指普通学校招收能够跟班的残疾学生, 如肢残、轻度智障、弱视、重听等学生, 是对残疾儿童进行教育的有效形式,它是我国特殊教育的重要办学形式。在当今国际上, 经历了“正常化”、“回归主流”和“一体化”运动之后, 以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市召开的“国际特殊教育需要大会”及其所通过的《萨拉曼卡宣言》和《特殊需要教育行动纲领》为标志, 特殊教育的发展迈向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即“融合教育”[1]。我国残疾儿童的随班就读工作开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 是受北欧“正常化”思潮和美国“回归主流”运动的影响而产生的,其是特殊教育所提倡的“正常化”教育、“回归主流”和“一体化教育”在实际教育中的一种体现,也是我国基础教育包括特殊教育探索融合教育的一种创新。在我国大陆地区基本实行随班就读,国外及港澳台地区这种教育模式称为“全纳教育”或“融合教育”。所谓融合,不仅仅是一系列的教育策略或仅解决一个安置问题,融合是要做到归属于一个团体、一群朋友,一个校区或一个社区[2]。因此,随班就读的目标应该是使这一群体的儿童享有像普通儿童一样的受教育的权利,尽可能的使残障特殊儿童经过教育后回归正常社会,回
归主流,最终达到生活自理、自立。然而,能否维护每一个儿童, 尤其是各类有特殊需要儿童的教育权利, 最大限度地为个人提供实现潜能的机会, 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3]。
随班就读在我国近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已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据2010 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显示: 我国目前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和附设特教班就读的残疾儿童学生数,占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的 60.99%[4]。可以看到,随班就读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大多数轻度智力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但近年来各地随班就读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出现了有学者指出的“随班就混”等现象, 这些新问题掣肘了随班就读的质量及其有效性。本文通过文献法,查阅大量相关资料, 试图梳理和分析近二十年我国智障儿童随班就读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建议,以期为我国今后的智障儿童随班就读研究工作提供借鉴。智障儿童随班就读研究现状 1.1 关注智障儿童随班就读的安置模式
通过对调查文献的分析后,我们了解到从1990年到1999年这十年间,是我国随班就读工作大规模开展的 并于本世纪初提出了“融合保教”的理念,即在幼儿园附设特教班,同时让轻度残疾和有一些问题行为的儿童在普通班中接受保教。目前上海已经基本形成了完全融入、部分融入和间断融入三种融入模式[5];《北京市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调查报告》调查了1996 年 5 月至 1997 年 1 月北京市所属 18 个区县教委管辖下的随班就读工作, 弱智生随班就读人数为 6640 人, 远高于盲生、低视生和聋生[6]。这些都说明了弱智儿童随班就读是一种良好的安置模式, 但在实施中有些具体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故而,人们在以随班就读的形式来追求融合的同时也要注意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随班就读模式。
1.2 关于智障儿童随班就读的教学研究
在编制、调整和选择课程中,邓猛(2004)认为,全纳学校的课程“应该具备弹性,应该体现学生学习能力的多样性,反映不同学生的不同特点与学习需要。”在课程调整上,要注意三点。一是课程准入,即要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平等充分地参与到学校各种教学和活动中,不得因学生的残疾而将学生排斥在教学活动之外;二是要为残疾学生提供相关的资源和服务。三是课程分层,即不同能力的学生学习不同的课程内容[7]。兰继军等(2003)探讨全纳教育的原则是正常化原则、早期干预原则、成功教育原则、平等教育原则、系统教育原则和个别化教育原则[8]。李青燕和罗文达在《分类教学在“随班就读”课堂上的应用》初步探索了整体分类, 集体教学, 异步要求;局部分类, 分组教学, 异步调整式以及混合分类, 个别教学, 异步训练
这三种课堂模式, 并通过教学实例加以说明,有利于教师在实践中更好的学习和理解这些模式[9]。以上这些研究实践性强, 但是专业性不够,因此需要加强理论上的研究与指导。1.3 关于智障儿童随班就读的态度研究
崔艳萍等人(2012)对山西省智障儿童随班就读的现状进行调查后得出,50%的教师认为随班就读形式多少会影响到课堂教学,给教师的教学带来很大的麻烦, 并且这种形式会影响到班级上普通学生的学习, 尤其是对自制力不强的小学生来说[10]。严冷(2008)对北京市的幼教工作者调查发现,66.4%的幼教工作者对幼儿园招收特殊需要儿童持中立态度[11]。
1.4 关于智障儿童随班就读教师培训研究
崔艳萍等人(2012)对山西省智障儿童随班就读的现状进行调查后得出,仅有 48.28%的随班就读教师“经常参加特殊教育培训”, 41.38%的随班就读教师“有时参加特殊教育培训”,10.34%的随班就读教师“没有参加特殊教育培训”。培训多数是学校组织的、教师之间的经验交流,而教育局或者其它部门组织的培训多是通过讲座的形式进行, 内容偏重于一般残疾儿童教育的理论且缺少实际操作的指导, 培训效果欠佳[12]。上海一份 普通中小学教师对特殊儿童接纳态度的研究中显示, 多数教师(占 81 8%)对亲自教育特殊儿童有无力感[13]。这表明目前的特殊教育培训仍难以满足一线教师的真正需要。
智障儿童随班就读存在的问题 2.1 智障儿童随班就读的模式较为单一
随班就读是我国独特的特殊教育模式,属于融合教育或全纳教育体系。随着融合教育的开展,各国实行的模式也是多种多样,融合教育发展最好的美国,目前主要有四种融合教育模式:(1)咨询模式(Consultat ion);(2)团队教学模式(TeamTeaching);(3)助手服务模式(Aide Services);(4)有限的移出式的服务模式(Limited Pullout Service)。亚洲日本的融合教育主要有三种模式:(1)巡回教师模式;(2)资源教室模式;(3)助教模式。[14]我国大陆地区的随班就读模式主要为2类:(1)巡回教师模式,往往是由各地方教育局的特殊教育专员或特殊学校中的骨干教师来充当, 主要工作是指导各学校的随班就读工作;(2)资源教室模式。这是我国发达地区普遍使用的一种教学方式。但就我国目前的实践来看, 此两种模式还未完全发挥作用。其次, 在我国普通班级中还没有助教的参与, 普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难以满足特殊学生的需求。
2.2 智障儿童随班就读研究缺乏坚实的理论体系的支撑
目前我国随班就读的理论基本上从国外引进,尤其是融合教育或全纳教育的思想和理论,而我国本土产生的理论较少,而经验总结性的“理论”较多,基本上是以引进为主,并结合我国各地区情况加以改进其引进的理论。有些国外理论引进后或许呈现出“水土不服”的情况,有些经验还有待验证。
2.3 智障儿童随班就读的师资培训
崔艳萍等人(2012)对山西省智障儿童随班就读的教师进行调查发现,即使教师参加了培训,培训内容也偏重于一般残疾儿童教育的理论且缺少实际操作的指导, 培训效果欠佳。而实际情况中,有些学校参加培训的教师数量较少,名额有限,而且往往是骨干教师参加培训,并不是所有教师都有资格参加培训,这就导致普校教师的能力业务水平难以满足随班就读学生的实际需要。2.4 普校教师对智障儿童随班就读的态度有待改善
韦小满等人在对普通小学教师和特殊学校教师(包括聋校、盲校和培智学校的教师)教师进行调查以及张莉对上海市幼教工作者的融合教育观念进行调查后分别发现,对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在普通班级随班就读的认识上,特殊学校教师的态度比普通小学教师要更为积极;普通幼儿园教育者得分最低[15]。可见,普校教师关于随班就读的观念态度有待改善和提高。2.5 智障儿童随班就读缺乏法律支撑
另外,通过文献的调查以及我国融合教育或全纳教育的发展历程发现,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特殊教育的专门成文法律。例如,1795年,美联邦政府颁布了最具影响力的教育法案,即《全体残障儿童教育法案》,该法案指出,美国社会要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提供免费的适当教育,为每个符合规定的儿童制订个别化教育计划。我国由于没有专门的法律,使得智障儿童随班就读的发展缺乏法
律支撑,有些学校在接收智障儿童上表现的很不积极,而且很多轻度智障儿童也并未得到很好的教育。建议
3.1 完善智障儿童教育模式,加强理论与实践研究
我国智障儿童教育模式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为单一,在广大地区基本上是以随班就读的形式呈现,虽然发达地区已经有了巡回教师和资源教室模式,但也只是少数,并不能满足广大智障儿童的教育需求,我们应借鉴发达国家关于智障儿童融合教育的成功模式,如美国的咨询模式、团队教学模式,同时还应结合我国发展的具体实际,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合我国广大地区的智障儿童教育安置模式,以使更多的智障儿童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和尊严,尽可能地步入正常生活。
此外,我们在进行智障儿童随班就读的实践研究,如具体的教学、安置模式等方面时,应注意加强理论研究,充分吸收借鉴西方的成熟理论和经验,结合本土实际情况,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建立我国智障儿童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框架,使实践研究有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3.2 实行“双教师资格证书”制度,建立普校教师特殊教育培训机制
实行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是特殊教育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重要途径。而实行双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是提高特殊教育教师素质的有效手段。双教师资格证书制度,即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教师必须同时拥有普校教师资格证和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证的制度。在这方面美国做的比较成功,而我国已经建立了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制度,高
级、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证书制度,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证是制度,但目前却尚未建立特殊教育资格证书制度,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我国应借鉴和吸收国外特殊教育的成功管理经验,推进我国特殊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
另外,针对普校智障儿童随班就读的教师,还应加强其特殊教育培训,建立普校教师定期培训制度,提高普校教师关于特殊教育的知识素养。如: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安排特殊教育领域的专家教授到普校进行讲座,定期培训。
3.3 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构建多元包容文化
普通大众尤其是普校教师对智障儿童的态度对于实施随班就读具有很大的意义。几乎所有的随班就读的学生都会受到忽视、排斥与歧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许多普通儿童家长对随班就读生的态度也会影响自己孩子对这些随班就读特殊儿童的态度。因此,智障儿童随班就读如果想要得到发展,一个更加多元、包容的社会文化是必不可少的。现代传播媒介的影响力很大,覆盖面积广泛,因此这是可以改善普通民众文化观念、改善对随班就读的接纳态度的最有效和最为直接的手段。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改变普校教师、家长和社会的观念,传播人道主义的思想观念,积极创设特殊儿童平等接受教育的环境和理念。
3.4 健全特殊教育法律法规, 提供政策性支持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尚未建立专门的特殊教育方面的法律,使得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缺乏相应的法律和政策支持,这也导致特殊教育
的发展没有充足的经费保障。许多国家的经验都表明, 为了维护弱势群体受教育的权利, 除了一般的号召、动员和倡导之外, 必须发挥国家各级政府干预和指导的职能, 明确各级组织机构和个人在负责儿童教育方面的责任、义务和权利, 一定的特教立法和相应的法规是绝对需要的。各级政府有关发展特殊教育的政策、法规对特殊儿童的评估、认可和接纳做出必要的规定, 它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促进智障儿童随班就读的意义、任务和具体途径, 为实施随班就读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 制定必要的评估制度, 从宏观指导和管理方面提供大力的支持。因此, 建立我国专门的特殊教育法律法规, 提供政策性支持是开展智障儿童随班就读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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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继军,李国庆,刘树森.论全纳教育的教育原则[J].中国特殊教育,2003(6).[9] 李青燕, 罗文达.分类教学在随班就读课堂上的应用[J].中国特殊教育, 2004,(8).[10] [12] 崔艳萍,丁相平等.山西省智障儿童随班就读的现状、问题及发展[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11] 严冷.北京幼儿园教师全纳教育观念的调查[J].学前教育研究,2008(5).[13] 刘春玲, 杜晓新, 姚健.普通小学教师对特殊儿童接纳态度的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 2000,(3).[14] 曹洁琼,昝飞.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地区融合教育的比较与思考[J].中国特殊教育.2003(4).[15] 虞洁.对教师、家长融合教育认识的调查及智障儿童的个案研究D].硕士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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