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章 语文课程演变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第一章语文课程理论”。
第一章
语文课程演变
“语文”一名，始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此概念使用时间不长，但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把中国历史上包含语文要素的课程一并纳入“语文课程”这一概念。这样，可以把我国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发展，大略划分为古代、近现代、当代三个历史时期。在这里，语文课程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第一节 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
中国古代的教育，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的语文课程。但许多内容都具有语文课程的性质。原始社会，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学习内容大多已不可考。但是人们在生活中口头创作出来的古代神话故事，如精卫填海、女蜗补天、后羿射日等，一直是我国语文课程与教学的传统教学内容。奴隶社会的学校教育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内容，其中“礼”、“乐”、“书”中包含着相当多的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封建社会，文化教育独尊一家，教学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学习的内容，与今天的语文课程大致对应：幼学启蒙-----集中识字；《四书》《五经》-----阅读教学；八股文习练----写作练习。
一、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
（一）“三百千千”。我国古代流传最广、历时最久、最具代表性的蒙学读物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合称“三百千千”，主要作用是用韵语化的方式集中识字。
1、《千字文》相传为南朝（梁）周兴嗣所著，其内容包括天文、博物、历史、人伦、教育、生活各方面。全书对仗工整，押韵自然，四字一句共250句，恰为千字，均拓取王羲之手书。
2、《百家姓》相传为北宋人所编。全书集姓氏400余个，后来不断增补至500多姓。每四字组为四言韵语，文中字与字之间并无联系，但因隔句押韵，读来和谐流畅，易于记诵。
3、《三字经》相传为宋代王应麟所编，该书言简意赅，内容丰富，从教学的重要性谈到封建礼教的基本纲领，进而介绍名物常识、读书次序、历史知识、勤勉好学的范例等。在编制方面，采用三字一句，押韵成文，读起来琅琅上口。该书在海内外流传很广，影响很大。
4、南宋刘克庄编选的《千家诗》最初是作为蒙学诗歌读本，流传很广。在此基础上选录编订的有王选注的《新镌五言千家诗》，谢枋得选、王相注的《重订千家诗》，流传更广，影响更大。后来把这两种《千家诗》合二为一，共选出200余首脍炙人口的名家名篇，既作为蒙学诗歌读本，又作为蒙学识字课本。把识字 1 教学和审美体验结合起来，进行韵语化识字教学，效果更佳，所以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合称为“三百千千”。
（二）“五经”“四书”。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教育，汉唐以“五经”为主要课程，宋代以后以“四书”为主要课程。
1、“五经”。“五经”即经过孔子整理的《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的合称，加上失传的《乐经》也称“六经”。自从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学术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和“五经”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和经典，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五经”包含了古代政治、教育、文化、哲学、伦理等方面的内容，在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2、“四书”。“四书”是儒家经典的代表性著作《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著作的合称。宋代朱熹撰写了《四书章句集注》之后“四书”之名始立，此后长期成为政府科举取士的考试用书。
“五经”“四书”作为我国古代的阅读教材一直沿用到清末，它们可以称得上语文课程的经典内容，对语文教育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政治上的专制和文化上的独尊一家，导致其负面作用越来越大，表现为：禁锢了人的思想，僵化了人的思维，以至于影响了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文选读本。文选读本是我国古代用来进行读写训练的主要教材。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是南朝梁太子萧统编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其后影响较大的还有宋代真德秀编《文章正宗》，谢枋得编《文章轨范》，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编《古文观止》，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孙洙编《唐诗三百首》等。各类文选读本，所选的大都是各个朝代的名家名篇，有利于学生阅读和仿作习文。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是《古文观止》，选文200余篇，时间跨度2000余年，平均十年一篇好文章，确是文章典范。编选体系基本上是整体按时代分，同一时代按作家分，成为以后文章选编的基本体例。
二、古代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四大经验、三大问题
张志公先生在《关于改革语文课、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一些初步设想》一文中指出，我国传统语文教育有三大经验：“一是建立了成套的、行之有效的汉字教学体系；一是建立了成套的文章之学的教学体系；一是建立了以大量的读、写实践为主的语文教学法体系。” 并指出，我国传统语文教育也存在三大问题：“首先是语文教学的性质和目的——语文教学是科举考试的附庸。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写作能力。这样的性质和目的决定了教学内容——识字加读古文加作古文(一般古文和八股文)。这样的性质和目的，这样的内容，决定了学语文的主要手段——记诵和摹仿。”并由此产生了四大弊端：脱离语言实际，脱离应用实际，忽视文学教育，忽视知识教育。
（一）四大经验
1、识字教学经验：
（1）生字编入具体的语境，集中认读，低耗高效。“三百千”三本书合起来，单字在2000字左右，可达到初级阅读所需要的基本识字量。教学内容主要是字形和字音，也进行适当的写字练习。字义教学根据儿童的理解能力，在掌握字形字音的基础上结合阅读教学进行，并逐步加深。一般私塾，在八岁之前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2）合辙押韵，便于朗读和记诵。“识字教学使用整齐的韵语，或者使用对偶，或者二者并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使用整齐的韵语，“念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既合乎儿童兴趣，又容易记忆”，使用对偶“从声音上说，和谐顺畅，读来上口，听来悦耳。从内容上说，或者连类而及，或者同类相比，或者义反相衬，给人的印象特别鲜明突出，容易联想，容易记忆”。
（3）文道结合密切。以伦理道德为基本教育内容、以孝悌为伦理道德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特点，这在识字教学中也得到了体现。《三字经》把伦理教育与识字教学结合得非常成功，1994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三字经》选作世界儿童道德丛书之一。《百家姓》只是无意义的单字组合，却能够得到广泛的、久远的流传，是识字教材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书。通行的本子中，共收集507姓，其中单姓446，复姓61。有学者考证，宋初出现的《百家姓》曾经配有曲谱，旋律优美，适合儿童吟诵，是世界上第一部可以唱颂的识字课本。全书共用15个韵，71个韵脚。通篇语调和谐，读来顺口，听来悦耳。如：
赵钱孙李 周吴郑王 冯陈褚卫 蒋沈韩杨 朱秦尤许 何吕施张 仄平平仄 平平仄平 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 平平平仄 平仄平平
它与政治有一定联系，但可以不依赖政治而独立存在。因其以“赵”字开头，所以后人据此推断是宋代人的作品，“天子第一号”是当朝皇帝的姓。这种皇朝正统思想，在后代的改编本中体现得更为鲜明。明朝以“朱”字打头：“朱奉天运，富有万方。圣神文武，道合陶唐。学弘周孔，统绍禹汤。”清朝统治者则把孔老夫子拖出来，以“孔”字打头，继以“孟”字，然后是孔门弟子之姓。所以开头几句是：“孔师阙党，孟席齐梁。高山詹仰，邹鲁荣昌。”。《百家姓》满足了社会生活中认识常见姓氏的需要，并且符合儿童学习的规律，所以能够广泛久远地流传。
（4）联系日常生活。中国古代识字教学的内容是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明人吕坤在《社学要略》中介绍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习见闻”、“便 3 日用”、“有义理”，足见“三百千”等蒙学识字教材的内容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这也是“三百千”等蒙学读物流传于世，成为“恒用之书”的重要原因。
（5）激发儿童兴趣。儿童喜爱听故事，喜爱看图画，喜爱大声朗诵。适应儿童的这些特点，古代蒙学识字教材中编入简短的故事，浅显的诗歌，有时配以插图，以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例如蒙学读物中的孔融让梨、磨杵作针、击瓮出儿等故事。明清时期蒙学的“歌诗”课程，不仅能教识字，而且能陶冶情操，树立志向，促进智力和语言发展。
反观我们今天的识字教学，巧妙百出，却高耗低效。小学毕业，识字2500。因为而且分散，相互之间无意义联系，很容易遗忘。过去的“三百千千”，生字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学过以后，一生不忘。
2、阅读教学经验：
（1）熟读，精思，博览。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十分重视熟读文本，以诵读和背诵为主。这是语文学习最有效的经验，是语文学习的“葵花宝典”，是千古不传之秘。朱熹在《朱子童蒙须知》中说：“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是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通过诵读、熟读、背诵，不仅能够形成语感，而且有助于记忆和理解，能够积累知识，提高认识，培养情操。清人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也谈到他的体会：“读书须将本文读熟，字字咀嚼令有味。理会不得处，且宜深思；思之不得，然后将注脚看，始有益。” 即所谓“读而未晓则思，思而未晓则读”。在熟读的基础上精思，方能有所感悟。在提倡熟读、精思的同时，古代语文教育也主张广泛涉猎，并不仅仅局限在“三百千”和“四书”“五经”的狭小范围里，要广泛读书、接触社会，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说：“从古未有止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止读四书一经之名臣。”古人还认为广泛涉猎即可学会作文，即所谓“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
（2）评点法。对文章进行“圈点”“评注”，是古代阅读教学的主要方式。“圈点”是指在阅读时给对自己有特殊感受的字句画上符号，“评注”是把对内容和文字的理解评论写在正文旁或行间。这种方法对提高学生自读能力，培养学生细心阅读、读思结合的良好习惯，都非常有益。这种读书方法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学问，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就是因为评点《水浒传》和《西厢记》，而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3、写作教学经验：
（1）注重基本功训练。“蒙学教文，注重锤字、炼句、布局、谋篇等项基础练习，不尽是笼统地一篇1篇写去。”蒙学写作教学，注重进行分解练习。写 4 议论文，要先练习写“破题”，然后练习写“承题”，大量练习写段落，直至写整篇文章。公式化对写作来说是不足取的，但基本功训练扎实，可谓古代写作教学的成功经验。
其中“属对”训练效果最为显著。唐朝已经开始，作诗之前往往要先练“属对”。先是“一字对”，渐增至二字三字，直到十一字。“属对”训练不仅具有语音训练、词汇训练、语法训练的作用，还有修辞训练和逻辑训练的作用，是作诗写赋的基本功，也是语言运用的基本功。骆宾王七岁时写成《咏鹅》诗，王维十七岁时写出成名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都得益于早期接受的这些基础训练。后来发展成为对仗句和格律诗的基本要求：字数相等，词性相对，结构相同，平仄相反，意义相关。蔡元培说它“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
从单项训练开始，渐至整篇作文的训练，体现了写作教学的一般规律。
（2）多读多写多改。我国古代把“读”视为“写”的前提条件，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劳于读书，逸于作文”的说法。但读不能代替写，文章的功夫要靠多写才能练就。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说：“多读，乃借人之工夫，多做乃切实求己之工夫，其益相去远也。”
我国古代的写作教学一贯有精于改文的传统。要点有：其一，先生改文要“随其立意而改之”，避免挫伤学生的才思；其二，批改要精当，“唯可改之处，宜细小笔削，令有点铁成金之妙，斯善矣”；其三，要教学生懂得改文之方，使学生练就独立修改的能力。改文有许多方法，主要是删繁就简，使文意显豁，古人称作“斧正”。
（3）从模仿入手。朱熹曾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这是对前人写作经验的总结，也反映了宋代对写作规律的一般认识。实践证明，人们练习写作都是要经过模仿，而后才有创新。
（4）先放后收。“先放后收”是历代学者主张的写作指导原则。苏轼说：“凡文字少中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谢枋得说：“凡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初学熟之，开广其胸襟，发舒其志气，但见文之易，不见文之难，必能放言高论，笔端不窘束矣。”
4、美育达到了极高的境界。每个学子的语言，几乎都能出口成章，妙语如珠。书法造诣，今人难望其项背。文人墨客，诗文酬唱，风雅至极。
（二）三大问题
1、语文教学的性质和目的问题。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 5 亲民，在止于至善。”《学记》中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语文教育成了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工具。科举取士制度推行以后，全国士子趋向科举，语文教育逐渐变成了科举考试的附庸。郑振铎先生在《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一文中说：那种作为科举考试制度的附庸的教育，是“以严格的文字的和音韵的技术上的修养来消磨‘天下豪杰’的不羁的雄心和反抗的意思，以莫测高深的道学家的哲学和人生观，来统辖茫无所知的儿童。”课程是服从于人的发展还是社会的需要？这是一大问题。
2、教学内容问题。教学内容陈旧片面，主要是识字、读古文、作古文，把古人作为学习的楷模，把古文作为学习的最高境界，窒息了青少年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创新精神。引导人们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张志公先生说：“往根本处说，足以束缚青年的思想，使他们不能越出封建统治的牢笼；从写作方面看，必然形成一种追求形式，讲究格律，陈词滥调，言之无物的风气。”
3、教学观念问题。强调求同思维、单向思维，忽视求异思维、发散思维；过分尊重维护作者权威，无视读者理解的主动性、创造性。禁锢人的思想。教学方法单一，就是记诵和摹仿。过于重视学生自己的感悟，忽视方法与理论的指导。
第二节 近现代语文课程与教学
近现代语文课程与教学，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历史时期的语文教育。又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分界线，划分为近代与现代两个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引起了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巨大变革，最突出的有语文单独设科、“国文”名称出现和现代文进入语文教学这三件大事。
一、语文单独设科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列强入侵，国家内忧外困、风雨飘摇。志士仁人上下求索，寻找救国之道。中西对照，反躬自省，痛感科举考试弊端：拘泥儒家经典，禁锢时人思想，压制社会舆论，沉迷功名利禄，空谈大道义理，成为无用之学。资产阶级改良派，革新图强，极力主张对教育制度进行了大规模改革。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中不得不下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实施教育改革。
1902年8月15日（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颁布了张百熙所拟的《钦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由政府正式颁布的第一个现代学制，史称“壬寅学制”。教学科目中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字”“词章”等。该章程由于内忧外患虽未施行，但开了新学制之先河。1904年1月13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6 清政府又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合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正式颁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现代学制。“癸卯学制”实行分科教学，有算术、外文、历史、地理、博物（生物）、格致（物理）、化学等现代学科，修身（政治）、中国文学（语文）等传统学科，我国现代教育由此开端。
由于《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于农历癸卯年，对应年是公元1903年，所以有许多学者把语文单独设科的时间定为1903年。但颁布的具体时间是癸卯年末，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公元已经到了1904年1月13日。经严密考证，语文单独设科应为1904年。
分科教学之初，语文学科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1）教学内容，以文言文为主。《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读经讲经的教材为“四书”“五经”《尔雅》《左传》等儒家经典。课程名称没有明确规定，各地各校曾用过中国文学、中国文字、读经讲经、词章、字课、习字、作文等名称。当时较有影响的语文教材，如清政府编写的《国文教科书》（1906）、刘师培编写的《中国文学教科书》（1906）、吴曾祺编写的《国文教科书》（1908），虽然编写的体例各有不同，但内容均是古文诗赋，并不曾有白话文的立足之地。
（2）教学方法，以评点串讲、记诵和模仿为主。
（3）教育目的，要求“能为中国各体文辞”，“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而根本目的在于“传述圣贤精理”，“以资官私实用”，“供谋生应世之需”、“备应世达意之用”。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仍以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培养统治阶级的忠臣顺民为己任。
这一时期的语文课程，本质上还是传统语文教育的延续，还不具备现代语文课程的基本特征。
二、国文----语文单独设科后第一个正式名称
辛亥革命前，蔡元培、梁启超等人提议将这一学科定名为“国文”。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于1912年颁布了《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中小学一律开设“国文”课，这是语文学科独立出来后的第一个正式名称。课程目标规定为“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明确语文教育的目标是：语言教育、文学教育、发展智力、完善人格。
教育目的中涵盖了读写训练、智力开发、品德培养以及心理发展等多种因素，开始注意人的全面发展。
三、现代文进入语文教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北洋军阀政府于1920年通令全国，小学开设“国语”，主要教白话文；中学继续开设“国文”，仍然教文言文。现代文第一次进入语文课程，在语文教学中取得了合法地位。
国民党政府于1929年颁布《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仍然沿用“国语”和“国文”的名称。
四、关于现代文教学的初步研究
现代文的教学方法，最初还是沿袭传统的文言文教授方法，就是逐字逐句地讲解。民国八年(1919)以后,优秀的教师受了杜威教育学说的影响,优秀的学生们受了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于是中等学校的教学法才发生变动,而趋向于启发式的自动主义。大概情形是这样:国文科参用新文学作品或译品,侧重人生问题或社会问题的讨论,而忽略文字或技巧方面的研究。
第三节 当代语文课程与教学
一、语文学科的定名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原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学改革的经验，接受语文教育家叶圣陶等人的建议，决定取消“国语”和“国文”这两个名称，统称“语文”。
什么叫语文？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拟定的《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中的解释是：“所谓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
二、标准频繁更新
课程标准也称为“教学大纲”“课程纲要”，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语文教学的指导性文件。它是根据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的课程计划（也称教学计划）制定的，体现了国家对语文教材和教学的基本要求。建国至今，已颁布了七部小学语文教学大纲：
1952年《小学语文暂行标准》（修订草案）1956年《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1963年《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 1986年《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
1992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
三、教材多样化建设参阅郭开平《语文八论》145页。江平本63页
语文教材一直处于不断的改革当中。从建国初到1986年，语文教材全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统编。1986年9月，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正式成立。教材出版由国编制改为了审定制。竞争机制引入教材领域。2001年之前的小学语文教材改革，重点放在了识字教学上。集中识字，注音识字，韵语识字，循环识字等等，重点都是识字教学。阅读和写作大同小异。中学语文教材改革放在了语文能力训练的“序”上。从“知识系统型”、“文选系统型”向“训练系统型”转轨。都力求建立有序的语文能力的科学训练体系。2001年之后的新课标教材，有影响的有三家：人教版、北师大版、江苏版。强调人文教育，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贴近学生生活，关注学生的学习心理。
包括新课标教材，人教社出版过7套小学语文教材，各地也有许多很有影响的实验教材。
四、理论多元化碰撞
（一）苏联教学理论盛行
新中国建立后,全面学习前苏联的教育理论，凯洛夫的“三个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和“五个环节”(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成为各科教学的基本模式。
1953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教育实习，教学初中语文《红领巾》一课,使用讲述法,采用了凯洛夫的“五环节”教学结构。用了4个小时尚未教完,估计还需2小时。教师的讲述，每课都在40分钟以上,学生的活动不足5分钟。
苏联专家普希金教授指导学生重新进行教学设计,再次试教,得到各方好评。他的方法，得到全面推广，被称为《红领巾》教学法。
教学的基本程序：A解题：介绍作者、时代背景等；B初读：讲解生字生词、学生质疑问难等；C分析课文：结构分析、人物形象分析、重点难点分析等；D总结主题思想；E研究写作特点；F课堂练习或布置作业。
《红领巾》教学法的核心是启发式与谈话法。它是苏联文学课通行的教学法，成为现代文教学的基本模式。
《红领巾》教学法在教学实践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前苏联当时施行的是语言、文学分科教学,普希金向我们介绍的主要是文学教学法,对其他作品的教学并不一定适合；有些教师大量采用提问、谈话、讨论等方法组织学生活动，把“讲课”变成了“问课”；有些领导听课，根据教师提问次数和学生发言次数评价教学。
（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实验受前苏联语言文学分科教学的影响，我国也酝酿着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实验。1951年3月，时任宣传部长的胡乔木提出了“语言与文学教育分开”的设想。1953年12月，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给党中央提交了《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1954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中学语文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
教育部陆续制订了教学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新的教学大纲陆续编写了教材。1955年秋季教育部指定北京、上海、天津、济南、扬州、广州等地区的79所学校,在初中一年级试用语言、文学分科教材,作重点实验。
这是我国第一次有组织、有领导地对语文教学的科学化和系统化的实验研究，制定了第一套语文教学大纲，编写了第一套汉语文学分科实验教材。文学课本中许多名家名篇，其理趣之丰，情趣之浓，章法之妙，语言之美，堪称文章典范。教师乐教，学生乐学，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社会上也有较大影响。《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对我国汉语语法的学科建设和学科教学，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和持久的推动作用。
试验中发现，文学课本的份量太重，难度太大。教学中从内容到方法都有“纯文学”的倾向，应用性的文章（如总结、报告、特写、解说、评论、书信等）很少，也不注重对字、词、句等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训练。汉语课本内容呆板枯燥，术语概念较多，不能很好地与语言的实际运用相结合。尚未找到文学教学、汉语教学与作文教学三者的结合点，很难配合。作文教学既不能完全跟着文学教学走，又不能完全跟着汉语教学走，自己又没有独立的体系，所以教学很困难。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对分科教学进行了指导思想上的批判。罪名是“厚古薄今，脱离实际，脱离政治”。例如“照搬外国经验，脱离中国实际”，“盲目崇拜古人，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宣扬没落腐朽的人生观，腐蚀青年”等，纳入了政治批判的范畴，没有讨论的余地。1958年3月中央宣传部宣布,停止使用汉语、文学分科实验教材,中小学恢复语文课。这场规模宏大的教改实验，以行政力量始，以政治批判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至今没有科学的结论，成为一桩不了的公案，是发人深思的。
（三）、十年*倒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以来出版全国通用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横遭解散，编辑们下放劳动，各地自行编写的“革命教材”五花八门，长达十年的文化浩劫在新中国语文课本上留下了荒诞的一页。
当时，各地语文课本普遍的选文标准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这样，各地的语文课本不可避免地充斥着“语录加批判”式的文字。课堂形同虚设，学生们学工学农学军，很多语文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语文”课基本变成了“政治课”。在“*”开始初期教育部的一份文件中，明确要求“语文、政治合并”。据有关文献披露，在这一精神的导引下，有的地方甚至把语文、政治、历史合并在一起，取名“政文课”，还有的地方将政治、语文、音乐、美术合在一起，称“革命文艺课”。
（四）、西方课程理论传播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语文课程与教学也进行了广泛、持续、深入的改革实验。西方的课程理论潮水般涌入国门，虽然一时间良莠难辨，但激起了思考，引发了新课程的改革。
（五）、课程效率的忧思
世纪之交，人们在总结经验的同时，也对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1997年末开始，许多报刊先后发表署名文章，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 为专题引发了一场关于语文教育现状与出路问题的大讨论。争论的问题集中在语文教学的“人文性”上，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且措辞激烈，如语文教育“误尽天下苍生”等；而反对者态度也非常坚决。讨论中提出具有警醒作用的问题较多，而能够开出联系实际的改革方案较少。讨论的收获集中反映在王丽主编《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钟晓雨主编《问题与对策——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和江明主编《问题与对策——也谈中国语文教育》三本书中。
（六）、新课程的大规模试验
东西方教育思想的激烈碰撞，导致了教学理论和课程理论的整合。课程的全面规划和建设，成为人们的共识。2001年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2003年教育部颁发了《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21世纪的课程与教学改革正式启动。
五、名师大量出现
20世纪最后20余年的改革开放时期，语文教学改革取得辉煌成就的明显标志，就是出现了一批代表我国当代语文教育最高水平的实验研究成果，以及为这些成果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教师。对这些实验研究成果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深入研究并做出科学总结，是我们探讨语文教育规律与把握进一步改革方向的重要任务。这些优秀教师中仅特级教师就数以百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于漪、钱梦龙、魏书生、李吉林、于永正、薛发根、支玉恒等。于漪老师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教书育人的思想。钱梦龙老师的主要贡献就是创立了“三主”理论，即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训练为主线。其中以学生为主体是核心，就是确认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是认知主体和发展主体，是具有独立地位和认知潜能 11 的实践者。这种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教师向学生“奉送真理”的状况，而把“发现真理”的主动权交给学生。以教师为主导，就是确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领导、支配的地位，但这种领导和支配只能通过“导”而不能用“牵”或其它方式来实现，必须以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为前提，导之有方，学生才能成为真正的主体。以训练为主线，就是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在训练过程中才能有机的统一起来，才能达到和谐统一的高度。魏书生老师的主要贡献，就是探索了语文教学中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实施方案。民主化主要解决学生愿学的问题，科学化主要解决学生会学的问题。为了实现语文教学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他和学生共同研究画了一棵语文知识树，使学生时时能够明确自己所学知识在结构图中的位置，并把零散的知识纳入到整体结构中，用科学的方法把语文知识结构转化为自身的认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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