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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清贫与潦倒的关系
庄子是个什么人呢？无疑，以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是个穷人，很穷很穷的人。诸子百家中，庄子的日子过的是最寒酸最贫穷的。如孔子，三十岁时他的私学已经办的很有规模了，而私学是收费的。更何况他在鲁国做官，以及在游说各国的时候，各诸侯很重视这个名人，会给予他丰厚的待遇。又如孟子，在齐宣王名下做官，俸禄是大夫中最高级别的。而庄子住在偏避的小巷里，以贩卖草鞋为生，一身破烂，面黄肌瘦的模样，难免不时受到世人的冷眼与嘲笑。据说有一次他前去见魏王也没办法穿得体面一点，只能是把一件补了又补的粗布破衣身上一裹，又用麻绳绑着他那双快要露出脚丫子的破鞋子。一身华服的魏王看到他这副模样，揶揄道：“先生你是怎么混的，竟然这样潦倒？”庄子反驳道：“我这是贫穷，并不是潦倒。读书人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不能坚持自己的信念，那才叫潦倒。”
由此可见虽然现在穷困潦倒已经混为一谈了，但在庄子的那个年代，贫穷与潦倒还是两码事。贫穷只不过是有关肚子饱不饱的问题，而潦倒则有关一个人精神与灵魂的问题。庄子宁可贫穷，也不愿“潦倒”。如果他愿意“潦倒”放弃自己的信念，要想“脱贫致富”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当时，招揽士人成为一种时髦，但是，才华横溢的庄子，为什么不去投靠官宦而甘于贫穷呢？那是他乐于其中，超越了贫穷。可他宁可借贷于监河侯，也不愿出卖自己。
而另一个《惠子相梁》的故事再次表明了庄子对庙堂高位的态度：
惠施在梁国作了宰相，庄子去见见这位好朋友。有人报告惠子，道：“庄子来，是想取代您的相位。”惠子很慌恐，派人在国都中搜了三日三夜。庄子来见他,道：“南方有只鸟，其名为凤凰，您可听说过？这凤凰展翅而起。从南海飞向北海，不是梧桐不休息，不是竹子的果实不吃；不是甜美如醴的泉水不喝。这时，有只猫头鹰刚抓到一只腐鼠，恰好凤凰从头顶飞过。猫头鹰急忙护住腐鼠，发出‘吓’的怒斥声。现在您也想用你的梁国相位来吓我吗？”
庄子一生都不愿为官，视富贵荣华如粪土浮云。如果认为庄子之所以鄙视高官厚禄是因为图逍遥自在，这种理解就太过肤浅。其实他更多的是对这乱世太过失望。在这鸡犬不宁的乱世之中，就是想做好官也做不成的，甚至做成了坏官，所以不如不做。正因如此，他才总是嘲笑周游列国力图谋个一官半职的孔子。虽然孔子说自己并非为了当官，而是为了平定天下。
而尽管庄子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超脱世俗欲望的圣人，神人，真人，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有着肉胎凡体的凡人。作为一个凡人，又如何克制对名利权势的贪欲？最好的办法便是守得住清贫，真正的做到安贫乐道。也正因为他坚持自己的道德和节操，而不愿意出卖自己，他才有这样的贫困的生活。庄子实际上是一个在政治上、道德上、审美上有洁癖的人，他容不得一点点肮脏的东西。
自古以来，也许有着不少世人面对过清贫。但他们的面对与庄子的面对是全然不同的。世人面对清贫时，心中大多却还是做着富贵梦的。想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总有一天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算是有如陶潜这种流芳千古的高洁之士，他们的清贫也只不过是人生中的一段。而唯有庄子，一生都在极度的贫穷中度过，且从未想过要摆脱。清贫成了他的风骨，甚至人生的追求。如此庄子，什么样的世俗名利可以引诱？也正因如此，一般的世人在贫穷之中总是难免显出窘迫猥琐之态，所谓“人穷志短”。而庄子，就算是穷得衣不遮体，那也是一身的清风傲骨。
庄子到死都是一无所有。临死之前，他的几个弟子告诉说想让他死后的葬礼搞得象样一点。而庄子反对道：以天地为棺，以日月为陪葬，还有比这更侈华的葬礼么？
庄子死了。而他的“清贫之志”也化为千古烟云消散，再无后人为之继承。
自古以来，为什么忠谏之臣难以自保？
缺少人权法律对自身权利的保护
下面从中国古代御史、谏官制度的特点及作用上来答
一、中国古代监察官的设置源于先秦时期。周官有小宰“掌建邦之宫刑，以理王官之政令，凡宫之纠禁又其任也”，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伴随西周君主权力和等级制度的确立，维护这一权力和制度、对臣属施行监察成为必要。御史也始设于周，但职非监察，“盖掌赞书而授法令”，至战国时仍掌记事之职，不过因与会军国大事，事实上起着一定监察作用。谏议对君主有一定匡正作用，周官有辅臣保氏“掌谏五恶”，庶人也得传语得失。春秋战国诸侯兼并，求谏纳谏关系到治国安邦甚至国家兴衰，各国竞相招贤纳谏，谏议并不限于专掌谏议之责的官员。
秦朝，空前集权统一的政权确立，随之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庞大的官僚机构。
二、御史、谏官的设置多采取“以小驭大”、“秩卑权重”互相制约的原则以小驭大，权力互相制约是统治阶级加强官僚机构自身管理，澄清吏治的重要手段。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权和皇权；秩卑权重，则人较少顾虑，易于激发其进取精神和责任感，并能行其志，也是借以奖拔新进的有利途径。
三、御史、谏官有相对独立行使职权的权力监察官行使职权的这种独立性，使监察机构本身具有较强的自律能力，互相纠禁以解决监察官自身出现的违法违纪问题。监察机构独立后，其不同部门之间均得互相纠禁。汉文帝十三年曾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监察御史；汉武帝时则以中丞督司隶，司隶督丞相，丞相督司直，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石下至黑绶。监察机构独立后，其不同部门之间均得互相纠禁。武周时，武则天一度改御史台为肃政台，分设左右二台，左台察在京百司及监军旅，右台专察州县，“二台迭相纠正”【31】。唐中期以后御史台分置台、殿、察三院，三院也得互相纠劾。明代，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也是科道互纠。
四、选任御史、谏官有严格的制度和要求上述种种规定和要求，可归纳如下：
（一）历代所除授选任的监察官都有品德方面的要求，即要具备清廉刚正、忠勤的品质，有斗争性，能从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克己奉公。
（二）监察官的人选须是任职具有一定年限的州县理人官、或其他官员，初仕者不得选任，即要求有一定阅历和实践经验。有实际治民、治政经验，了解地方实际情况，能体察下情，通达治体，任监察官，执行其职责自然能得其要领。
（三）监察官选任对策高第者、明习法律者或进士、举人出身者，即在才能学识上要求有学识、通古今，能有独立见解，法纪观念强且懂得法纪，这些人处理事务，考虑问题必然更为恰当得体，能有力维护国家纲纪，对执行其职责有更高的自觉性。
（四）士族子弟不为御史、大臣之族不任科道、辅臣所荐不除台谏，其目的和作用十分明了：避免贵戚、重臣与监察官之间因私情而徇私枉法，擅权自隳纲纪，为保证监察官真正独立发挥其监察作用，其防范和制约的作用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积极的而且非常必要的回避制度。
从选任监察官的规定来看，自汉至明要求日趋明确，不断提高，最终形成了对监察官品德、经验、才学和回避的全面要求。
五、对地方监察的重视由上可知，监察官在澄清吏治，安抚百姓，维护老百姓的某些基本利益方面有一定积极作用，确实罢黜了不少失职不法官吏，一定程度防止了官吏的迅速腐化，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地方统治的稳定是中央政权巩固的基础，封建统治者对地方吏治的重视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长远利益所必须的。
六、御史谏官制度在谐调阶级关系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的作用
封建时代的监察制度是以巩固皇权，维护中央集权和统一为其宗旨，在封建国家不断发展，政府职能和机构日益扩大的前提下，皇权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庞大的官僚队伍进行统治，同时又要有效地控制这一官僚机构，因此监察制度中维护和加强集权与皇权的目的也越来越被突出。在加强巩固皇权方面，人民的权力最大限度的被剥夺，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方面，人民的利益尽可能的被降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完全对立又互相制约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封建时代专制集权的政治学说与“民贵君轻”、“恤民”、“仁政”的统治思想也是相对立又相补充而并行发展的。历代监察制度对官吏失职不法行为的察处都发挥了一定作用，对缓解社会不满情绪，安抚民心，调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皇权的不断强化，使谏官御史上言不同政见也越来越受到压制，唐代对御史谏官还有特殊的礼遇和优容，即使触怒皇帝“宪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当杀即杀，当流即流，不可决杖，可杀而不可辱也”【65】，被杖只是偶有发生，君臣议政颇为自由。魏徵曾总结历史经验告诉太宗，臣有良、忠之别，“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嘉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如稷契咎陶，“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如龙逢比干，故君主应“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66】。明清时期对御史谏官就没有这样的特殊礼遇可言了，廷杖被视为常规，被杖死者不胜枚举。进谏者生命失去保障，必然直言进谏者日少，谏议制度事实上大大削弱。统治者出于其长远利益的考虑，出于保持统治集团的意志统一，维护内部的稳定与平衡，就极力宣扬和提倡人们作“空有其名”的忠臣。明代特别明令“死谏、死节、阵亡者皆得赠官”【67】，一方面以杀死进谏者来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以给死谏者封赠的殊荣，式闾表墓，名垂青史，使为人臣者得到精神慰籍而满足。权力与名利的平衡缓解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协调了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是中国封建统治的一大特色。正因为谏官制度有这样的实际效果，历代统治者出于同样的政治目的，忠臣越来越受到大力提倡，良臣之议则逐渐湮没无闻，以致出现“论国事而至于爱名，则将惟其名之可取，而事之得失有所不顾，于匡弼之道或者其未善乎。”【68】
封建监察制度“本欲水火相济，盐梅相承，然后庶绩咸熙，风雨交泰，则知人主不得独是独非，皆由圣旨。”【69】古人对其重要性早有认识，并视之为维护巩固封建统治的有效手段。
七、御史、谏官制度的根本弊病在于地主阶级的专制皇权
封建社会的监察制度作为专制皇权和官僚制度的产物在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和政治制度方面发挥了有效的作用。从历代御史的监察职责中都首先看到维护封建等级礼仪和皇帝至高至尊的权威地位的规定，大量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无须赘述。
其次，监察官的权力是皇帝授与的，监察官无论弹劾、进谏，最终决断权都在皇帝手中。第三、御史职在纠劾百官，不可避免会得罪于权贵，并遭到权贵的毁谤，甚至迫害，因此监察官必须也只能依赖皇权的保护。
第四、封建监察虽然发展颇为完备，在维护封建制度和加强皇权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这些监察官毕竟也是封建官僚的成员，在统治集团日益腐化，政治腐败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例外地会不断腐化，以致成为统治集团内部政争的工具，而失去真正的监察作用或难以发挥其作用。封建社会后期御史监察制度中一重要发展就是加强了对御史自身的约束。如前文所述，明代对出巡御史本人越来越多、越明确地作出种种规定，进行钳束，并且御史出巡返回都察院，有了汇报考核的办法，还规定御史违法罪加三等，执法犯法从重处罚。清代则更系统地汇编了《钦定台规》，不仅监察部门使职权有了明确的依据，对御史等监察官的监察规则、要求都更具体化，正反映了这种状况及封建统治阶级自身对这种现象的认识和防范。这也正是封建统治阶级长远利益与现任官僚统治集团既得利益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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