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普曼及其对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_贸易保护理论赫尔普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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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赫南·赫尔普曼及其对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贡献

怀

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是以色列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1997年起),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重要奠基者。他于1946年生于前苏联,1957年移居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9)和硕士学位(1971)后,于1974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旋即回到特拉维夫大学任教,并多次在哈佛大学(1982-83、1988、1991-92、1996-97)和麻省理工学院(1983-84、1987-88)等著名高校做访问学者。先后当选为经济计量协会会员(1986,2000年为会长)、以色列经济协会会长(1989-1991)、美国经济协会外籍荣誉会员(1991)和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外籍荣誉会员(1993),并获得马哈拉诺比斯纪念奖章(印度经济计量学会,1990)、以色列奖(1991)和伯恩哈德-哈姆斯奖(1998)等多项荣誉。

赫尔普曼是一位博学多产、富有创造性和合作精神的经济学家,自1974年起出版或编辑了13部著作、发表了120余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城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尤其是在近来颇为活跃的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领域,赫尔普曼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尽管他所涉猎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但其脉络和研究方法却是相当清晰的:作为以色列的经济学家,赫尔普曼的学术研究大多与开放经济密切相关;作为富有合作精神的学者,赫尔普曼的许多研究是合作完成的,从中不难发现他的研究脉络:在1980年前,他主要和特拉维夫大学的同事合作,研究重点是以色列所关注的财政理论、城市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和金融理论;在1980年以后,他更多地立足于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与美国一流经济学家合作创立新的理论体系,研究重点是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

在80年代,赫尔普曼主要与克鲁格曼合作,先后出版了以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融合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学术巨著《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1985)和论述不完全竞争下贸易政策问题的《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1989),从而确立了新贸易理论奠基者的地位。1980s末开始与格罗斯曼合作,提出了以有意识的R&D活动为创新的来源、以创新的垄断收益为动力的新增长理论,与罗默(1990)和阿洪&豪伊特(1992)共同构成了第二代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并以其对贸易、创新和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而独具特色。最近则与格罗斯曼一起研究政治经济学,出版有《特殊利益政治学》(MIT,2001)和《利益集团和贸易政策》(普林斯顿,2002)等。鉴于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重要性以及赫尔普曼的突出贡献,本文拟重点评述赫尔普曼在这两个领域的学术贡献;同时,由于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是它们的共同基础,我们拟结合赫尔普曼(1984)的论述,先对这些基本概念及相应的处理方式做概要的介绍。

一、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

在当代经济学文献中,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等愈益成为频繁出现的词汇,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是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共同基石。以国际贸易为例,从6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学家注意到战后的国际贸易主要表现为产业内贸易的巨大增加,而这是传统的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的。为了解释这一经验观察,经济学家转向了收益递增或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而这必然意味着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同时,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1977)和兰开斯特(1979,第9章)对产品差异的处理方法,为深入研究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下的国际贸易提供了易于处理的分析框架。因此,发轫于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的新贸易理论,与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等概念具有内在的密切联系。在为《国际经济学手册》撰写的《收益递增、不完全市场和贸易理论》(1984)一文中,赫尔普曼对这些重要概念及相应的处理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分析了它们对国际贸易、尤其是贸易模式和贸易得益的影响。在这篇综述性、但不乏创新性的论文中,赫尔普曼对规模经济、竞争的类型、产品差异和进入限制等的处理方法及其对贸易理论的含义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着重分析了不同类型的规模经济(包括企业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行业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国家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和世界范围的规模经济)对市场结构和国际贸易的不同含义。

(1)规模经济。赫尔普曼(1984)指出,规模经济包括内在于企业的规模经济和外在于企业但内在于产业(或国家、世界)的规模经济。前者主要有两种度量方法:一是根据生产函数,一是根据成本函数。以规模收益递增为例,第一种方法意味着对于任何1有fvfv,其中f和v分别是生产函数和投入向量;第二种方法意味着平均成本大于边际成本(由于该方法能够度量每一点的“局部”规模经济性,赫尔普曼喜欢用这种方法)。对于外在于企业但内在于产业(国家或世界)的规模经济而言,如果企业的产出yfv,Y对产业(国家或世界)产出Y的弹性为正,则意味着在产业(国家或世界)范围内存在递增收益。根据赫尔普曼的论证,即使不同国家的偏好、相对生产率和相对要素禀赋等完全一样,世界范围的规模经济和一国范围的规模经济均能引起国际贸易(产业内贸易)。

(2)竞争类型和市场特征。收益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理论,涉及到关于企业行为的各种假定,这些假定对市场结构和贸易模式有重要的影响。赫尔普曼总结了两个方面:其一,企业的竞争类型,包括完全竞争、伯特兰(价格)竞争和古诺(产量)竞争;其二,市场的基本特征,包括自由进入或存在进入障碍、同质产品或差异产品、一体化市场或市场分割等三个方面。赫尔普曼认为,一旦将收益递增引入分析框架,第二个方面的假定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即使每个产业仅有一个垄断企业,“自由进入”仍会迫使企业采取平均成本定价,从而使得整个行业表现为不变规模收益。根据赫尔普曼的分析,竞争类型和市场结构特征对贸易模式和贸易得益有重要的影响。例如,假定存在两个规模不同但偏好相同的两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具有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的两个行业。那么,较大的国家将进口垄断行业的产品、出口竞争行业的产品,而较小的国家则在垄断行业享有比较优势。

(3)产品差异。将产品差异纳入模型是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共同特征,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1977)提出的方法(D-S方法),它假定消费者偏爱产品种类的多样性;二是兰开斯特(1979)提出的方法,即假定每个消费者的心目中有一种最理想的差异产品,所有偏离其理想形式的差异产品在进入效用函数时要经过兰开斯特补偿函数的调整。具体而言,D-S方法假定消费者对于某种产品i的子效用函数形式为uiyi1,,yinnyk1ik1,其中yik是消费者对产品i第k种差异形式的消费量。显然,1产品i的差异形式越多,消费者从产品i的消费中得到的效用水平就越高(例如,假定消费者对各种差异形式的消费量相同,则uinyik,即n越大则ui越高)。兰开斯特(1979)则假定产品i产生的子效用函数形式为uiyi,diyihidi,其中di是产品i距离其理想产品的距离,hi是兰开斯特补偿函数(它是hi01的递增的凸函数)。这两种方法具有不同的含义:在D-S方法中,不同差异形式之间是完全替代的;但在兰开斯特的方法中,不同差异产品的替代性有所不同(取决于它距离理想差异产品的距离)。由于D-S方法能够产生不变的、由唯一给定的需求弹性(当n很大时),能够大大简化模型的分析,因此几乎所有新增长理论和大多数新贸易理论文献均采用了D-S方法。不过,赫尔普曼最初使用的是兰开斯特的方法,后来才开始注意D-S方法(也许归功于克鲁格曼)。

三、新贸易理论

早在赫尔普曼和雷辛(1978)一书中,赫尔普曼等人就针对经济学界对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相互独立论述的不足,提出了一种立足于不确定性、融合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金融理论、并能够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做出统一解释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初次显示了赫尔普曼构建庞大理论体系的魄力和能力。不过,赫尔普曼的成名之作仍是与克鲁格曼合作出版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1985)一书。该书以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结合国际贸易理论和产业理论的最新进展,提出了融合完全竞争下的传统贸易理论和不完全竞争下的新贸易理论的新体系,是新贸易理论里程碑式的作品。稍后出版的《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1989)着重于对不同情形下的贸易政策进行分析,可视为前者的姊妹篇。

在论述新贸易理论的第一篇论文赫尔普曼(1981)中,赫尔普曼通过一个两种投入(劳动和资本)、两种产品(食品和制造品)和两个国家的2-2-2一般均衡模型,初次提出了综合传统贸易理论(赫克歇尔-俄林方法)和新贸易理论(即体现产品差异、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张伯仑方法)的分析框架。不过在对产品差异的处理方式上,该文采用了兰开斯特的方法。这篇论文的基本结论包括:赫克歇尔-俄林原理可以解释产业之间的国际贸易,而产品差异、收益递增和张伯仑不完全竞争可以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两个国家要素禀赋的差异越大,产业内贸易在贸易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越大,反之越小;如果资本和劳动的重新配置提高了资本富裕国家的资本-劳动比率、降低了资本稀缺国家的资本-劳动比率(且以国民收入衡量的国家规模保持不变),则国际贸易量将增加;同样,如果保持资本-劳动比率不变而各国的相对规模可以变化,那么减少各国规模差距的资源重新配置将扩大贸易量,而使各国规模差距变大的资源配置将降低贸易量等等。

因上述论文而在新贸易理论方面初露头角的赫尔普曼,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结识了卸职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并返回MIT的克鲁格曼——他在1979年的论文中应用D-S方法提出了一个简洁的新贸易理论模型。二人合作(1983-84)的结果是新贸易理论经典著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的出版。该书的主旨是将侧重于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新贸易理论与立足于要素禀赋差异的传统贸易理论进行融合,从而提出一种全新的、综合性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在对传统贸易理论(要素比例理论)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后,他们首先对处理收益递增的几种方法进行了介绍(第二篇,类似于赫尔普曼1981的分析)。第三篇是该书的重心和新贸易理论的核心,在对D-S方法和兰开斯特方法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后,他们立足于差异产品提出了一套贸易理论,分别对差异产品情形下的贸易模式、贸易结构、贸易得益等贸易理论的核心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最后的第四篇中,他们对跨国公司及其对贸易问题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该书的基本结论是(国内已有中译本,篇幅所限,不再展开论述):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产业内贸易、无法深入分析跨国公司和贸易的福利含义等重要的国际贸易现象,而一旦将差异产品、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引入贸易理论,就能大大简化、深化和扩展贸易理论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尽管如此,传统的贸易理论在完全竞争和不变规模收益情形下仍然适用,新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补充而非替代。也就是说,传统贸易理论将各国之间的差异视为国际贸易的基本动因,而新贸易理论则引入了另一个重要动因:规模经济和递增收益。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认为,除了传统贸易理论分析的贸易得益外,一个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世界的国际贸易还将提供额外的贸易得益:其一,贸易引起的收益递增产业的产出增加;其二,国际贸易在某些情形下将引起收益递增部门的生产在不同国家的集中,从而增加世界范围的产出、降低世界范围的价格而使各国受益;其三,国际贸易将加强竞争,在自由进入和退出的情形下将减少企业数目、增加每个企业的平均产出,并进而提供生产率;其四,由于消费者偏好消费种类的多样性,贸易能够通过增加差异产品的种类而提高社会福利。

在对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下的新贸易理论的“实证”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后,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一书中基于同样的目的,对新贸易理论的“规范”方面(即贸易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该书的重点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对不存在战略性反应情形下(即完全竞争或国内和国外一方是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的分析(第2-4章),一是对存在战略性反应情形下(即国内和国外都是不完全竞争的)的贸易政策的分析(第5-6章)。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认为,不完全竞争情形下的贸易政策,通常具有不同于完全竞争下的贸易政策的结果;市场结构对贸易政策的实际影响具有重要的影响。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行为的不同:在完全竞争下,企业的最优条件是边际成本等于价格;在不完全竞争下,企业将使得边际成本等于预期边际收益。由于企业的预期边际收益不仅取决于需求曲线的斜率、而且取决于企业之间的相互反应,因此贸易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具有更为复杂的内在机制。一般而言,自由贸易政策对于不完全竞争的产业不是社会最优的,适宜的贸易政策能够改进社会福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这两部力作的结尾处均指出的,新贸易理论和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未来研究方向,是引入真正的动态理论。我们在下文可以看到,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1991)及一系列关于内生增长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这一任务。

四、新增长理论

以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和李嘉图土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为人们提供了一幅悲观的经济增长画面,新古典增长理论通过把资本、而非劳动置于理论的核心而提供了不同的增长图像。不过,由于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长期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于神赐之物——外生的技术进步。所谓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不外乎从经济本身寻找某种内在机制,使得资本收益递减不至于下降得太快。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放弃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假定,这正是AK模型的做法;不过,大部分内生增长模型则是围绕技术进步或知识积累的内在机制展开的,并以此克服资本收益随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

由于新思想的生产往往具有很大的固定成本和较小的边际成本,因此生产过程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知识积累或新思想的生产视为经济个体进行有意识投资的结果,那么就难以保留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反之,如果保留完全竞争的假定,则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对知识积累提供补偿。在这一重要问题上,有两种基本的处理方式:一是将知识积累视为其它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即其它经济活动具有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从而不需要对知识积累进行补偿;一是放弃完全竞争的假定,把知识积累视为R&D投资的结果(垄断利润构成了对R&D投资的激励),从而在模型中明确引入创新和技术进步。这两种处理方式,分别是第一轮内生增长理论和第二轮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赫尔普曼提出的新增长理论基本属于后者。赫尔普曼对新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和格罗斯曼合作完成的(从1990年开始合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多数内容总结在《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一书中。现主要根据这部力作,简要介绍赫尔普曼等人关于新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明确指出,《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试图建立一种以内生创新为基础的增长理论,其中,创新源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进行的有意识的R&D投资,创新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企业进行R&D投资的基本动机。在对经济增长事实和传统增长理论进行了概要的回顾后,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分别在第三、四章中提出了以产品种类增加(可以理解为新行业的开辟)和产品质量改进(可以理解为同种产品的升级换代)为创新表现形式的增长模型。二者的区别在于:在产品种类增加模型中,新产品独立于原来的产品;但在产品质量改进模型中,新产品是旧产品的替代者,即新产品的出现意味着旧产品的过时。尽管存在这种不同,二者具有近似的结论:经济中的资源基数越大、R&D活动的生产率越高、人们越有耐心(贴现率越小)、社会对创新性产品的评价越高,则创新率和经济增长率就越高。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福利性质上:在产品种类增加模型中,创新率和增长率总是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但在产品质量改进模型中,创新率和增长率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同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1985)一样,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1991,第五章)也试图对重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传统理论和他们提出的新增长理论进行融合。他们认为,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的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事实上,资本积累之所以能够产生的真正原因,是技术创新提高了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从而使得资本投资有利可图;技术创新不仅驱动了经济增长,而且驱动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从第六章开始,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转向了开放经济情形,以七章的篇幅详细地分析了创新、贸易和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首先研究了一个小国开放经济,其中创新发生在非贸易的中间产品部门,最终产品则以外生给定的世界价格进行国际贸易。他们发现,国际贸易对创新、从而对增长具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效应。由于贸易能够促进国外技术的传入,因此国际贸易的直接效应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的创新和增长。同时,由于中间品部门(从事创新活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都需要人力资本投入,因此进口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家将发现贸易减少了最终产品部门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从而能够降低研究部门的创新成本;在这种情形下,贸易的间接效应能够促进创新和增长。但在出口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家,由于从事出口的部门(最终产品部门)从研究部门拉走了人力资本,因此国际贸易将阻碍创新和增长。在第七章中,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分别运用第三、四章中提出的增长模型,对两个均从事创新活动的大国经济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他们认为,由于创新部门和高技术的制造业部门都密集地使用熟练劳动,因此人力资本富裕的国家将比原始劳动富裕国家具有更高的创新率和增长率;长期贸易模式由各国的相对要素禀赋决定。之所以得到这种类似于赫克歇尔-俄林命题的结论,主要是因为他们假设知识溢出是世界范围的。在第八章中,他们对知识溢出局限于一国范围的情形进行了考察。他们发现,如果知识溢出是一国范围的,那么就存在“一旦落后,永远落后”的命题,即任何一个起步于较大知识存量的国家都将享有初始的创新优势、并能够在以后阶段一直保持这种优势。只有在如下两种情形中,才能打破“一旦落后,永远落后”的命题:一是落后国家远远大于它的贸易伙伴;二是落后国家的政府利用政策干预来促进本国的创新活动(这会出现“临时的政策能够产生永久性效应”的有趣情形)。

第九章系统地分析和总结了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分别分析了四种影响机制:第一,国际贸易为技术转移提供了新的渠道;第二,国际竞争促使每个国家的企业追求世界范围的创新,从而减少了重复研究和资源浪费;第三,国际贸易扩大了企业面对的市场规模,这一方面增加了给定市场份额的销售额和利润量,另一方面使得企业不得不面对更多的竞争者;第四,不相似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会引起国内资源在研究部门和生产部门、以及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从而对贸易模式、创新和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而言,一国通过参与国际贸易能够促进其创新和经济增长,但也存在贸易损害经济增长的情形。例如,当知识溢出局限于一国范围且各国在规模上存在差别时,国际贸易将降低小国的创新和增长;研究生产率处于劣势的国家在加入国际竞争后,其创新和增长速度都会下降;贸易将使得非熟练劳动充裕的国家集中于传统产业的生产,从而减少其创新率和增长率等等。在第十章中,他们就各类政策对长期创新率和增长率的影响、以及政策的国际传导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当各国运用适宜的政策工具促进该国的创新和增长时,它们一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但通常以损害贸易伙伴的创新和增长为代价。

在第十一和十二章中,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针对南北贸易情形,分别在“技术模仿”和“产品周期”的题目下考察了南方的模仿对创新和增长的影响;其中,对前者的分析采用了产品种类增加模型的框架、对后者的分析则采用了产品质量改进模型的框架。与前面的结论不同,在南北贸易和南方模仿的情形下,这两种模型对创新和增长具有非常不同的影响。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的研究结论,非常不同于人们通常的直觉:南方的模仿很可能促进北方的创新和增长。南方的模仿对北方的创新激励有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是直接的负效应(即南方的模仿减少了北方创新者的垄断期间和预期垄断利润),一是间接的正效应(模仿减少了北方企业的竞争者数量并为幸存者释放出更多的资源,因而幸存的北方垄断者可以雇佣更多的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出)。一般而言,在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的产品种类增加模型中,正效应将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南方的模仿能够提高北方国家的创新和增长。但在产品质量改进模型中,如果南方模仿者的效率较低,那么正效应将占主导地位;反之,如果南方模仿者的效率较高,那么负效应就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总之,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通过提出产品种类增加和产品质量改进的两类内生增长模型,大大方便了人们对有意识的创新、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观点和结论。不过,他们提出的新增长理论具有不同于其他新增长理论的显著特点:其一,它侧重于开放经济情形,着重分析国际贸易、创新和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提出的产品种类增加模型和产品质量改进模型不过是为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工具;因此,与其说他们试图提出一种新增长理论,不如说他们提出了一种对新贸易理论进行动态化处理的方法。其二,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使用的方法与多数增长经济学家也有所不同,他们更多地采用国际贸易、微观经济和产业组织理论惯用的数学工具和几何图形;就我个人感触,这些方法虽然简单,但远不如罗默等人采用的、类似于索洛总量生产函数的宏观分析方法精练优美和计量检验的方便。

参考文献

1.Elhanna Helpman & Aaf Razin,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under Uncertainty, Academic Pre, 1978.2.Elhanna Helpma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esence of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Economies of Scale and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 Chamberlin-Hechscher-Ohlin Approa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1(1981), pp.305-340.3.Elhanna Helpman, “Increasing Returns, Imperfect Markets, and Trade Theory”, in Ronald W.Jones and Peter B.Kenen(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1(Chapter 7), pp.325-365,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V.1984.4.Elhanna Helpman & Paul R.Krugman,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The MIT Pre, 1985.5.Elhanna Helpman & Paul R.Krugman, Trade Policy and Market Structure, The MIT Pre, 1989.6.Gene M.Groman & Elhanna Helpman,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The MIT Pre, 1991.7.Gene M.Groman & Elhanna Helpman, “Endogenous Innovation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8(1), Winter 1994, pp.23-44.(原文载于《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7期,第89-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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