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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文脉被现代行政区域划分的支离破碎
月华如水，夜色阑珊。今晚的月色真美。
这个时候，正好在读张戬炜的《旧时月色》，一看书的名字，就生出几跟欢喜。在常州住了数十年的我，自认对常州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很多常州的风物，在我的少年时代，就已经变成历史，进了档案馆，进了人们那封存的记忆，对我而言，那只是人们偶尔口头上谈及的断片，对这座生我养我的城市没有感性认识的我，想要捕捉那一点点残存的常州文脉，怕是力不从心的。
近年来，本地报纸上多了对老常州的记忆，那些属于那个时代的回忆，现在出现在我们这些读者的眼前。不过，那多是个人的感怀，而能一气呵成，同时又娓娓道来叙述旧常州府的往事，这样的文章和书，还是很少。那些或者已经在史书里，或者尚在那些老人们的心里的往事，需要钩沉，而张兄就做了件大好事，他把这些碎珠串起来，如同在历史的天空下闪烁出灿烂光芒的常州府文化。现在的常州，仅占了旧常州府1/5的地方，即武进这一块，而其他几个旧的属县，现在由于行政区划的变更，都和常州脱离了，而武进的西来桥，马山等乡镇，现在也没了，常州被割头断足，地脉断了，文脉也为之一蹶不振。
有回看到某个帖子，大意说是旧常州府的文脉大部分被无锡继承了，理由是无锡现在管辖三个旧属常州府的县市，时空变幻，人物更迭，风流不再，只留下荒草野蔓，给人以黍离之感，幸而有张兄重拾府城旧家山河，于文化常州的残垣断壁间，支撑起一片新的天地，也可以说是承继了原常州府的荣光，风云咸淡，星聚星散，此地留下的风流，尚不至被雨打风吹去。但是影像只是在纸面上记载了那当时的宇宙，而现实中，作为危房处理掉的常州特色住宅，甚至是名人故居，寺庙，那些传承着，曾经传承着常州的人文历史的载体，都在现代化的口号中灰飞烟灭，后人如果没有前人的指引，哪会知道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厚重的历史？
旧时的月色值得我们想念，但那只是梦，而张兄的这本书，作为文史小品也好，作为旧闻轶事也好，都值得我们仔细品味，品味那与城市共呼吸的感觉。
文宗溯源
明成化十九年（1483），翰林院侍读学士徐琼为《重修毗陵志》作序，序中盛赞常州儒风说：“余考毗陵，本周吴国，继是历代称为名郡。……郊野多诗书之士，庠序有俊义之才，其用而见诸事功，光明正大可观者，济济乎盛矣。”
常州之所以能称为“儒风蔚然，为东南冠”，与2500年来，中原文化和吴文化在常州
地区交汇、碰撞，进而融合，并在此基础上生成一种新的文化特质有关。
常州开郡之祖季札，其家族来自当时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河套地区，先进的农耕文明、中原文化，被带到吴地，对古吴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唐朝时有李栖筠、独孤及、孟郊，宋朝时有王安石、杨万里等大儒宗师在常州为官，旷世文豪苏东坡生前曾11次来常州，还在常州府宜兴县买田买屋，并两次上表乞住常州，最后终老常州。南宋大儒、理（洛）学的传人、闽学的开创者杨时，在常州地区讲学多年，开明朝东林书院先声。
值得常州骄傲的是——
春秋时期，季札的治世思想、政治实践、艺术才能，曾使中国文化的大宗师孔子为之倾倒并从而师之，成为中国儒学的人文先导和实践依据。
东晋年间，常州的土地上走出了“中国书圣”王羲之、“中国画祖”顾恺之这两位中国书法、中国绘画的绝代大师，以后又产生了如倪瓒（云林）、恽格（南田）等绘画书法大师，为中国美术和中国书法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南北朝时，常州人萧道成、萧衍、萧纲、萧绎、萧统、萧子显、萧子云或以帝王之尊，或以王公之显，常州人刘勰更是以平民之身登堂入室，在中国文化史上开宗立派，别辟蹊径。
在他们的努力下，汉文学继“永明体”之余韵，立“新变”说之观念，树立规范，创建理论，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头，以无法替代的努力，为唐朝时中国文学巅峰的到来，作了不可或缺的铺垫。
在他们的努力下，南朝产生了如《昭明文选》、《文心雕龙》、《诗品》等划时代的文学理论巨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独领风骚。《昭明文选》、《文心雕龙》这对中国文学史上的“双璧”，双双花落常州。
在他们的努力下，佛教理论和佛教事业开始兴盛，并成为南梁朝国教，为中国传统文化自唐宋间起儒、释、道实现“三教合流”，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在他们的努力下，民间流传的中医药方、验方正式进入皇家文库，王孙贵族开始对中医进行扶持，帝王本身也参与其中，为中国的中医医学、中医药学兴灭继绝，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进入北宋，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最早形成于常州这块土地。
同在北宋，程灏、程颐兄弟在河南洛阳开创的理（洛）学，事隔百年后，于南宋中期在地远千里之外的福建兴起，由朱熹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并雄踞此后的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首要位置近千年。其传承人物，是杨时，而赖以传播的桥梁，就是常州。
中国的文化传播，自北宋后大行于世，印刷术的发明功不可没。活字印刷术名列中国
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足见文化传播，印刷术的重要。
常州是中国印刷业的要地。自明朝以来，常州一直领中国印刷技术和印刷事业之风骚，是中国古代15个纸张生产基地之一，是中国最早使用活字印刷的地区，也是中国典籍校勘印刷的重镇。皇皇成就，让史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推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升，应该是常州人。
明朝初年，“上斥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的旷世奇书《永乐大典》，在编修工作陷入困境时，是常州人陈济奋起蒿莱，拔擢而出，一介布衣，直登庙堂，领《永乐大典》都总裁之衔，起例发凡，区分钩考，为中国文化的保存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奉献。
明朝中叶，中国文学从“复古”起，继而走进“拟古”的歧途时，常州人唐顺之高举“取法唐宋，规抚秦汉”的旗帜，第一个提出了“唐宋八大家”的概念，并将其作为文章审美法则，在其同人茅坤的推广下，使“唐宋八大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范例。
明朝末叶，国运凋敝，由常州府武进县、无锡县、宜兴县士子组成的东林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时使常州府地成为全国的舆论中心，一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名联，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流传至今。
清代康乾时期，常州诗人黄仲则，面对把经学训诂当诗意、诗歌创作进入萎靡状态的清初诗坛，承盛唐之诗宗，竖浪漫主义之旗帜，曳清奇瑰伟之雄风，为清代诗坛重新找回了中国诗魂。
清乾嘉年间，汉学兴起，常州学派、阳湖文派、阳羡词派、常州词派、常州画派、（常州）孟河医派在有清一代独领风骚，足为天下师表。
是阳湖文派所倡“当事事为第一流”的为文处世原则，一语道破了常州文化发展精旨，同时也准确揭示了常州人文传统、地方文化的精神核心。
是常州词派以自己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使中国的词创作在清代得以复兴，并拥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词学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正式进入了中国文学史。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中国近代以求强图存为宗旨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源头发于常州。中国的近代求强之路的起点，起于常州。
清乾隆年间，常州学派筚路蓝缕，辟中国思想启蒙运动之先路，从宗师庄存与传至刘逢禄，继传龚自珍、魏源，影响林则徐，再传廖平、康有为，带出谭嗣同、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演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风云壮剧。
清末以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以薛福成、郑观应、盛宣
怀、张謇、汤寿潜为代表的实业救国派、以及以中国国民党为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它的印记，其巨大的影响至今犹绵绵不绝。
进入近现代，彻底改变中国面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都铭刻着常州儿女为之作出的巨大贡献：
在中国文坛上第一个赏识鲁迅，倡导鲁迅小说，并把张恨水、叶圣陶等人引上文学之路的，是时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主编、常州文人恽铁樵。其后，恽铁樵又以一人之力，挽狂澜于既倒，在中医被国民政府禁绝开业的前后，两次开办中医学校，并整理大量中医著作，倡导中西医结合，成为中国中医事业最坚定的捍卫者、中西医结合道路的重要开拓者。
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商务印书馆，其主要编务，是由常州文人恽铁樵、蒋维乔、庄俞、陆尔奎、方毅、谢观、顾实之等承担。其中，恽铁樵主编《小说月报》，蒋维乔、庄俞负责主编新式教科书，正式取代《三字经》、《百家姓》，陆尔奎、方毅编纂《辞源》，谢观编辑地理、医学图书，主编《中国医学大辞典》。同在商务印书馆的常州人杨小仲，执导了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并成为中国最早的故事片导演。是他们，在中国的近代文化、科学、艺术普及的道路上，留下了第一批脚印。
常州府人刘半农，以中学生的学历，被蔡元培聘到北京大学当国文教员。此后，与胡适同辟中国新诗之先路，与钱玄同同倡白话写作，与周作人合创“小说研究所”，开收集民间歌谣的风气并使之成为学科，与郑振铎发起“俗文学”研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竭尽心力。他与另一个常州人、语言学家赵元任合作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至今仍在传唱。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声号角，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著的《革命军》，是在上海《苏报》上刊载而燃起国内民主革命大火的。孙中山在评价这一举动时指出：“设非其人提倡革命之早，其书入人之深，今日收功恐难若斯之速。”
为此，清政府越租界缉捕《苏报》社长陈范、以及作者章炳麟（章太炎）、邹容等6人。因为捕人涉及租界，引起美、英、德、法等国议会关注，《苏报》一案因此震惊中外。常州报人陈范，毁家纾难，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报业史上，留下了自己不屈的声音。
常州人吴稚晖，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的二十世纪“世界100名文化名人”之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家、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在二十世纪初，他高瞻远瞩，认定日本留学已经不能帮助中国民主革命，新开并主理中法留学班，亲自担任中法里昂大学校长，把中国优秀儿女送法国学习民主与科学。
毛泽东当年就是为了赴法勤工俭学才走出湖南、北上京都的。正是在中法留学班中，走出了刘少奇（留法预科第三班学员，预科完成后转赴苏联）、周恩来、李立
三、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陈毅、李维汉、王若飞、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
1910年，常州府为中国文化贡献了自己最后一位文化巨人——钱锺书。《管锥编》、《七缀集》、《谈艺录》及长篇小说《围城》，被文化界誉为难以逾越的“文化昆仑”。
这，就是文化常州！
常州的儒风，自季札当年奠下基础，经这些杰出的文人代代陶冶、薪火相传，终于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称杰于东南，并为中国文化史增色。
应该这样说，自西晋太康二年（281），晋朝将毗陵升格为郡，统辖丹徒、曲阿（丹阳）、武进、延陵、毗陵、暨阳（江阴）、无锡7县后——
常州，就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城市概念，而是一个区域的概念、一个行政区划的指称、一个地区的都城、一个被称之为“中吴”的文化、政治中心。
作为政治中心，常州在1700余年中，一直是这一区域的政府机构所在地，负责管辖这一区域的政治、文化、经济等事务。
作为文化中心，常州因地处南北要冲，在长期的南北文化交汇之中，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为所辖区域提供文化滋养，并形成了常州文化圈。
正象儒教文化拥有一个儒文化版图一样，常州文化亦可认为拥有一个常州的文化版图，它包括文化区域、文化精神、文化追求、文化风气、文化语码等内容，文风所披，遍布八邑。
自此，常州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一种“常州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内涵，是儒学，尤其是理学的优秀成份，以及由这种优秀成份凝聚而成的理性的人文精神，外延则是这种优秀成份的理性外化，具体体现为常州文人的仁义精神、至高追求、澹定文风、坚贞操守。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一部中国文化史，如果缺少了常州、缺少了常州人，将会是断章残简，不成体系。
唯有如此认识，常州才当得起“儒风为东南冠”的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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