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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故事”的对外传播力
记得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期间，就读过著名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她采访基辛格、阿拉法特、布托等著名政治人物的报道，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92年我进入新华社对外部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对人物报道也情有独钟，当年的深刻影响开始显现，只是我关注更多的是文化名人。
如今我从事对外报道已经24年了，至今已采访了近百位文化艺术及科技界名人，作品在海内外报章杂志发表，产生过较大反响，其中《访李政道博士》和《送别冰心》被收入中小学课本沿用至今。
2015年，我将曾经采访过的40位文化名人专访重新补充整理后，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大家：40位文化名人采访记》一书。应《对外传播》杂志之邀，结合这本书从挖掘“好故事”的角度，谈谈多年从事人物报道的经验和体会，既是总结，也是分享。
以文学为入口的记者生涯
我的记者生涯是以文学为入口的：我做人物报道是从采访作家开始的，因为我本科是学文学专业的，对现当代作家作品比较熟悉，于是就从采访作家开始。从当初熟悉这些作家的作品，到走进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作品之外的人生经历，这是记者得天独厚的视角，也是读者感兴趣的话题。
早期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采访，是听说夏衍去世，编辑部派我去位于北京六部口的夏府采访。闹中取静的老北京四合院，灵堂布置在西侧的一间客厅里，菊花挽联，人来人往。望着他曾经坐过的藤椅，我忽然感到自己来晚了一步：为什么没有在他健在的时候采访他呢？尤其是在看了他晚年写的《懒寻旧梦录》之后，更想听听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可惜„„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决定开始“抢救式采访”――寻访那些依然健在的现当代文化艺术大家。于是，冰心、杨绛、季羡林、端木蕻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很快采访的领域就从文学拓展到艺术、科学和人文。多年后，一个时代的群像，渐渐地清晰起来。
这些人物报道在海外播发后反响都非常好，因为海外读者对这些作家并不陌生，他们很想知道这些作家的近况和完整的人生故事，有些读者读过这些作家写的小说但并不了解作家本人的人生经历，有些读者虽然没读过作品但对这些作家的名字耳熟能详，所以这些文化名人报道刚好满足了他们了解名人背后故事的需求。记得1994年1月下旬我在值班时根据国内报道编了一条《曹禺病重再度住院》的消息，没想到在海外引起高度关注，很多海外报纸都采用了这条消息。于是我马上联系曹禺先生的夫人李玉茹进行详细采访，对曹禺晚年的生活作了更为详尽的报道。1996年12月13日，全国作协、文联大会召开在即，突然传来曹禺去世的消息。他任职文联主席多年，在这个时候突然去世，谁来执掌全国文联充满悬念，也成为海外关注的焦点。凭着之前采访李玉茹建立起的联系，我第一时间赶到设在曹禺家中的灵堂，并再次采访了李玉茹，一篇《文坛巨匠曹禺安然辞世》的稿件迅速向海外播发，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报《文艺报》也在报眼的位置刊发了这篇报道，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反响。
经常有年轻记者问我，怎样才能写好人物报道？我也曾在新华社对外部做过“人物报道的十大关键词”的业务培训，在高校新闻系也做过“人物特稿采写：别样人生的发现之旅”的讲座。归结起来，我认为人物报道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三点：一是要做足功课，这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但在实践中确实非常重要。因为指望在一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就充分了解一个人是不现实的，所以采访前就必须尽可能找到关于这个人物的各种相关资料，全面熟悉他，并且梳理出采访中提问的线索，做到有备而来；二是要挖掘出故事，好故事不仅能使报道生动，而且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读者常常是因为记住了故事而记住了这个人物，生动、有趣的故事常常能使文章增色不少。所以，好故事的感染力是惊人的，但提炼故事的能力却需要千锤百炼，不妨向电影学习讲故事的技巧；三是要在采访中观察和捕捉细节，这不仅能增加报道的感性元素，使报道更生动，而且有些细节本身就有特别的寓意，它能反映出一些被采访者潜意识层面的东西。
好故事的传播力因其感性色彩而更易打动人心
前不久我在香港采访时遇到一位香港学者，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关于内地的负面新闻传播得更快？他得出的结论很出人意料：因为这些负面新闻里面有故事，人们在传播故事时格外有兴致，听者也爱听有细节的故事。而我们的正面报道中常常没有故事或缺乏有生动细节的故事。所以，“有故事”的负面新闻比没有故事的正面新闻传播得更快。
这件事让我重新思考“好故事”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换句话说，感性传播相较于理性传播来说更为受众喜闻乐见，这种更加丰富、有趣和生动的传播方式效率更高。
1994年7月，我第一次采访著名画家吴冠中的时候，他刚从巴黎举办个人新作展归来，那一年他75岁，在画界已声名鹊起，但还没有被普通读者尤其是海外读者广泛认知。从跟他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一生中三次到访巴黎：一次是1946年考取教育部公费留学，以中法交换生的身份远赴巴黎，学习3年多后于1950年回国；1989年他在经历坎坎坷坷后再访巴黎，写生一个月后与这座城市依依惜别；1993年11月，吴冠中三赴巴黎，这一次他携“吴冠中水墨新作展”而来，并载誉而归。以这三次别具意蕴的艺术之旅为线索，《吴冠中三度巴黎行》一文被海外多家媒体采用，产生很大反响。较之报道画展成功或平铺直叙画家艺术成就，这样于近半世纪的艺术求索中一波三折的故事，是打动海外读者的关键。
人们的意识活动中感性层面更活跃和直接，因此感性传播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既是价值沟通也是信念传播，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因为被打动的读者成了主动的传播者，他们可以以微博、微信、跟帖等方式展开网络传播。互联网时代的沉浸式传播，使得每个人都既是新闻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传播者，换句话说，以往的“口口相传”，在新媒体时代已经升级换代，微信、微博上的发帖和分享，其传播效果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好故事的传播效率自然也更高。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2004年6月林徽因百年诞辰之际，因应海外读者对“一代才女”林徽因的热诚关注，我采访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写了《音容宛在魅力绵延百年――儿女眼中真实的林徽因》，透过她女儿讲述的故事还原一个曾经激情绽放、也曾贫病交加、最后憾然凋谢的林徽因的一生。让读者在感同身受的同时，也令充满传奇色彩的林徽因的形象更为贴近、丰富、立体，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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