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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与吴用之差异
——看施耐庵眼中的理想知识分子形象
魏佳义
【内容摘要】：宋江和吴用的差异是认识《水浒传》这部经典小说创作主旨的重要窗口之一。在人生目标和处事原则层面，宋江忠孝仁义，一以贯之；吴用表面上是从“图个一世快活”升华到“扶国安民”，实则始终停留在个人利益得失上面。在人生结局层面，两人都十分悲惨，宋江留得传世的“忠”名，而吴用只有狭隘的“义”名。通过对宋江和吴用的比较，发现他们人生道路与人生理想的差异，从而捕捉施耐庵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关键词】：宋江 吴用 差异
如果说《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是同一作者，那么，吴用与宋江的形象便在很大程度上受刘备与诸葛亮形象的影响，两者之间有很多相同之处。单从作者的好恶来讲，对刘备与诸葛亮都是比较正面的，而对宋江与吴用，则有比较鲜明的好恶。在这里只对《水浒》中宋江和吴用进行比较，以深化对两个人物的个性化认识，进而由两个形象的比较探讨施耐庵眼中理想的知识份子形象。
（一）人生目标：宋江以“全忠仗义，辅国安民”为人生目标；吴用却以“图一世快活”为人生目的《水浒》中的人物，人生境遇莫过于四种：一是怀才不遇，难以施展抱负；二是处在社会最底层，受到上层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三是不满自己所处地位，从而以反抗的方式改变现状；四是被已上山的好汉逼上梁山。宋江属于第一种境遇，吴用则是第三种境遇。
宋江上梁山是为了保命，还是有其它目的呢？只有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才能对宋江的人生目标作出正确的判断。宋江吃了人命官司被刺配江州牢城，途中，宋江刻意绕开梁山，但还是被请上梁山，面对梁山的再三挽留，宋江对晁盖有如下陈词：“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违了他的教训，负累了他？”“父亲明明训教宋江，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第三十五回）从这里可以看出，宋江在没有被逼上绝路时并没有想上梁山的意思，虽然惜英雄，爱英雄，他并不想同这些好汉们一起背上反贼的“恶名”，也不想成为“不忠，不孝”之人。后来，宋江因反诗被陷，走投无路之时梁山好汉义劫法场，并捉得黄文炳为其报仇，跪地陈词道：“如此犯下大罪，闹了两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未知众位意下若何？如是相从者，只今收拾便行；如不愿去的，一听尊命。只恐事发，反遭负累，烦可寻思。”（第四十回）此时宋江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死路，而且是背了恶名的死路；另一条便是上得梁山，大碗吃肉喝酒，虽有恶名，但可活命。古话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只有活着，才能干一番事业，才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从力主招安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不难发现，宋江的人生目标便是尽忠尽孝，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表面上有所反复，实则不然。在招安的过程中，他既要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又要说服兄弟共同“尽忠尽孝”。可以说，宋江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招安，以实现自己的忠义之心。由此可见，宋江不但有人生目标，而且指向明确，没有动摇。
对于吴用，他第一次表达人生看法是在说三阮的过程中：“如今欲要请你们去商议，聚几个好汉，向山凹僻静去处，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一世快活。”（第十五回）这里，吴用截取生辰纲的目的显露无异，那就是同和义气的好汉在一起，图一世的快活，暂且将其看为吴用的人生目标。这也是大多数梁山好汉的共有哲学，如李逵在四十一回有这样的经典对白：“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这便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快乐哲学。然而，吴用在这一点上又比不上李逵的坚决和彻底。这就要从宋江上山说起，宋江上山以后，将自己“全忠仗义，扶国安民”的人生目标强加于梁山好汉。相比而言，吴用是这一主张的拥护者。这好像与其“快乐哲学”相矛盾，但可以把这看作是吴用思想的一种升华。主要表现在吴用不辞辛劳，巧设计策，智赚玉麒麟，而宋江想让庐俊义落草入伙，无非还是为了招安。在第八十五回，有这样一个细节描写 “吴用听了，长叹一声，低首不语，肚里沉吟”。这是招安之后辽国使臣欧阳侍郎说宋江时，吴用表现出了另一种神态，作者对吴用这样的一种刻意描写，有其深刻的意义。之后在宋江的追问下，吴用才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寻思起来，只是兄长以忠义为主，小弟不敢多言。我想欧阳侍郎所说这一席话，端的是有理。目今宋朝天子，至圣至明，果被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奸臣专权，纵有成功，必无升赏，主上听信。设使日后纵有成功，必无升赏。我等三番招安，兄长为尊，只得个先锋虚职。若论我小子愚意，弃宋从辽，岂不为胜，只是负了兄长忠义之心。”虽然“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奸臣专权”，但从民族气节的角度讲，这是被人所不齿的。但是他想到的只是“纵有成功，必无升赏”，孟子曰“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①假如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会肆意作恶，无不为己。汉代董仲舒说 “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②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提倡的是精神追求应高于人的物质利益追求。倘若一味地追求物质享受，便降低了做人的资格。重义轻利的观念所要求的是，对利的追求必须合乎义，特别是在民族大义面前。吴用有这样的表现，主要是其个人主义作祟，是追求“快活”人生目标主导思想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吴用的人生目标是利己的享乐主义；另一方面，吴用的人生目标不够明确和坚定。显然，宋江的人生目标要比吴用高远、坚定，人格定位要比吴用高尚，人生目的要比吴用明确。所谓“饥定思食，渴定思饮，夫天下曷尝有不思饮食之人哉。”③人追求个人的快活并没有错，但是在利益面前，不应只考虑个人私利，而损害他人乃至国家的利益，这是任何人都所不齿的，就连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低下的商人都信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④可见，先贤们并不是说不主张人对私利的满足，而是在私利与道德面前何者居先，这便成为品评人格的重要标准。对吴用来说，或许有国家认同感，但是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仍至小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不得不让位于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再说宋江，对于招安，虽然其中不无对个人功名富贵的追求，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不会因个人的利益而丢失大义，面对辽国使臣欧阳侍郎的劝降，吴用想到的是“设使日后纵有成功，必无升赏”，宋江却大义陈词曰“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上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可见宋江不是没有考虑，不是不清楚朝廷中奸臣当道，不是不知道功成后可能没有升赏。
综上比较，宋江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哪便是“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宋江的这一人生目标，十分符合儒家理想的人生价值观。吴用却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或者说，吴用有的只是一种人生目的，因为图一世快活根本不能算做人生目标，而只是其活着的目的，一种狭隘自私的生活方式而已。由此可见，宋江是作者有意推崇和赞扬的人物，吴用则成为反面素材，这样一来，不但使宋江的形象更加高大，而且使作者的写作目的更加清晰。
（二）处事原则：宋江以“忠效仁义”为准；吴用只看个人得失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生目标（的）是处事原则的方向和动因，而处事原则又是人生目标（的）的反映，二者关系紧密。这里之所以分开讲，是为了将问题阐述的更加明白，没有绝对的界线。
宋江是一位绝对的孝子，前面说到，宋江面对梁山众好汉的一再挽留，并没有低头，他把上山看作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不忠不孝”。在我国古代，往往把对皇帝的忠孝同对父母的孝顺放在一起。司马光说：“父之命，子不敢违，君之言，臣不敢违。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于君亦然。”⑤这样一来，使得对君主的绝对孝忠和对君权的绝对服从变得顺理成章。尊君成为必然的准则和人生信条，不容质疑。
无疑，宋江也是一位忠臣。“忠孝”是其基本的人生信条。没有因自己的所得所失对此有所怀疑。首先，从上梁山的态度说起，宋江上山，同其他人相比，更多了一种无奈。在发配江州途中，宋江力拒梁山相邀，说明宋江并不想“入伙”。哪怕是被奸佞逼上梁山，宋江效忠宋室的决心仍然没有改变，而是把上山看作无奈之举，力主招安，一心想回到“正途”。第七十一回一百单八将初聚，便对众弟兄表达了自己的心意：“惟愿朝庭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也就是说，宋江若非情势所逼，不会“逆天而行”。就是“逆天”也只是暂时保全自己，以求他日报国。吴用上山，只是为了求得安生之处。面对人生，吴用往往把人生快乐放在首位，无论是取生辰纲还是上山，都是为了这一目的，乃至后来欲投辽国。所以说，吴用上山的态度是肯定的，即使没有劫生辰纲一节，吴用上山也是必然的。吴用上山既没有忠君的想法，也没有强烈的报国思想。对二人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宋江信奉的是忠君爱国，而吴用只是以自我享乐为目的。
面对招安，梁山好汉无形中分为主招和阻招两派，相比而言，主招派的声音比较强烈，主要由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和被逼上梁山的官员为主，这一派比较清晰。由于阻招派立场不够坚定，再加上权力分配偏向主招派，就使得阻招派顺应主招派的主张，使招安成为现实。宋江既是主招派的制定者，也是主招派的执行者。招安之初，皇帝招见了他们，没有任命官职，只是给了一个将军虚职，就让梁山军将御外敌。破辽之后，仍无任命官职，又被告之伐王庆。直到捉王庆，继而平方腊，才得到封赏。在这个过程中，宋江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没有因为个人的得失而放弃自己“忠君爱国”的人生信条。再说吴用，既不能说是主招派，也不能说他是阻招派，而是游离于主招和阻招之间。起初，吴用是阻招派，一方面，吴用深知，如果接受招安，自己的快活生活可能失去。另一方面，吴用有超人的智慧，他知道如果不能使官军尝到梁山的利害，朝廷不会对梁山进行招安。吴用同宋江一样，也是一个不得志的知识份子，虽说他追求人生快活，但是作为一个受过“忠效报国”思想教育的知识份子，面对宋江的力主招安，难免在他的心底激起涟漪，此时，吴用便顺理成章的成了招安的拥护者，但却是一个不坚定的拥护者。面对朝廷中奸臣当道，皇帝昏庸，面对屡立战功后仍得不到封赏的状况，吴用的主招思想很自然的被个人主义替代。从这个过程的转变中使我们得到启发，作为一个受个人享乐主义主导且性格的软弱的知识份子，吴用不可能有一个坚定的人生信条，更谈不上坚持“尽忠报国”这一理念。
再说“仁义”，在儒家的伦理体系中，孟子突出了仁、义、礼、智。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者，犾其有四体也。”⑥此所谓“四心”。在宋江身上，更多的是“恻隐之心”。第十八回，有一首《临江仙》如此赞宋江好处：“起自花村刀笔吏，英灵上应天星。疏财仗义更多能。事亲行孝敬，待士有声名。济弱扶倾心慷慨，高名水月双清。及时甘雨四方称。山东呼保义，豪杰宋公明。”宋江的仁爱之心，是其人格魅力的重要闪光点之一。宋江之所以娶阎婆惜为妾，也是动了恻隐之心，想那阎公一家三口，本以卖唱为生，不想阎公害时疫死了，在王婆的求助下，宋江不但给阎婆十两银子，而且为阎公购得棺木。阎婆为了生活有所依，将自己的女儿阎婆惜许给宋江，也正是此，才给宋江带来后来的刺配江州。第二十一回，宋江在阎婆的一再恳求下，答应到阎婆惜的下处过一晚，却不想生气早出，在街上遇到了卖汤药的王公，便记起答应王公一具棺材钱，想把晁盖给他的金子，却不想丢在了阎婆惜的下处。后事我们不提，只说恻隐之心。可见，宋江怀有仁义之心。而在吴用身上，更多的是“是非之心”，也就是智。第十四回，有一首《临江仙》这样说吴用：“万卷经书曾读过，平生机巧心灵，六韬三略究来精。胸中藏战将，腹内隐雄兵。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略施小计鬼神惊。名称吴学究，人号智多星。”吴用是三十六星宿中的“天机星”，不论是在梁山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还是招安后的平乱过程中，他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吴用，就没有梁山后来的发展壮大，自然也就不会有被招安的资本。可是吴用在用智的过程中，又缺乏一种“恻隐之心”。第五十一回，宋江命吴用，雷横，李逵三人赚美鬓公朱仝上山。因朱仝推阻不从，吴用便使计让李逵杀了小衙内。
司马光将人分为四种：“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⑦如果根椐这样的划分，宋江和吴用则分别是第三类和第四类。也就是君子和小人。“才德论”符合当时的统治利益，也为士人们所认同，就当时的历史局限性来讲，作者对宋江和吴用的褒贬就显而易见。
（三）人生结局：宋江留得传世的忠名，吴用却只有狭隘的义名
从人生结剧的层面讲，二人都是一个悲惨的结局。
宋江是奸臣假借宋徽宗之手，用赐毒酒的方式暗害的。在第一百二十回，宋江收到降赐御酒，起初不知是毒酒，但自饮御酒之后，觉肚腹疼痛，再加上天使不与其共饮御酒，便以为是“天子轻听谗佞，赐我药酒”。也就是说，宋江在死之前并不知道这是奸佞假借皇帝御赐之名，而以为是皇帝赐死。所谓赐死，就是贵族大臣犯死罪，君主许以自尽方式死于家中或狱中。其制早在先秦就有，赐死制作为延续几千年的古制，是一种特殊的死刑执行制度，具有礼遇大臣的特征，即天子以“廉耻节礼以治君子”“体貌大臣而历其节” ⑧。由此可见，赐死者与其他死刑犯相比，人格尊严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留存，在宋江看来，其赐死结局是一种比较完美的结局。宋江深知，虽然自己有荡辽寇，平田庆方腊的功勋，但是不能抵消自己的谋反之罪，正所谓“功不抵过”。在死的问题上，宋江考虑到两点：一是死也要忠于朝廷，即皇帝，二是死之后要留住清誉。再说吴用，在小说第二十回，吴用在宋江坟前哭诉：“仁兄英灵不昧，乞为昭鉴。吴用是一村中学究，始随晁盖，后遇仁兄，救护一命，坐享荣华。到今数十余载，皆赖兄之德。今日既为国家而死，托梦显灵与我，兄弟无以报答，愿得将此良梦，与仁兄同会于九泉之下。”随后与花荣双双自缢于宋江坟前，从这里不难看出，吴用死有两个原因：一是知道奸佞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用毒计暗害于己。二是与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宋江已死，决定以死相报。
对二人的死进行探究，不难发现，其死皆因“忠义”，但是“忠”的对象却不同。宋江：“忠”于宋室，而吴用“忠”于宋江及梁山。在宋江眼里，“君臣之义”高于“兄弟之义”，在吴用那里却恰恰相反。
从悲剧角度讲，宋江的死是梁山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然而这只是浅层的悲剧，更深层的悲剧则不仅仅在于宋江所面对的悲剧社会和悲剧时代，更在于其心里悲剧。宋江至死不忘“忠心不负朝廷”是愚昧的忠君思想。比较言之，吴用的死更多的是个人性格的悲剧，吴用自缢于宋江墓前，是极狭隘的个人恩义，更是其性格软弱的必然结果。
从传统的观点看，宋江的死比吴用有价值。宋江被奸人所害，表面上看没有价值，但却青史留名，受到后人的赞誉。所谓“雁过留声，人死留名”，正是此说。吴用的死是为了报答宋江，但是他的自杀于事无补，徒死无益，可以说，吴用的死只是宋江悲剧的延续。
通过宋江和吴用在这部作品中的士人典型形象的比较，可以看出两条不同的士林人生道路：一条是在传统的忠孝仁义思想影响下的忠君报国的人生道路，虽然中途夭折，但受到作者的大力褒扬。另一条则是抛弃“忠孝仁义”，停留在个人及小集体享乐的层面，将忠君思想抛于脑后，而忠义也仅限于梁山兄弟内部。可以说，施耐庵眼中理想的知识份子形象就是宋江形象，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整部小说中，对于宋江的形象，所有的好汉都对其心悦诚服，忠心耿耿，皇帝对其忠义亦是赞许有加，而奸佞小人又对其恨之入骨。可以说吴用是一百单八将中与宋江最接近的一位，因此与吴用的比较更加确定了其形象的具体性。与大多数古典小说一样，《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也是经历了一个从民间传说－说话－成书这样三个过程。与《水浒》相反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宋江是主动上山，并非是被迫。而种种“忠义”行为也是后世加上去的。特别是施耐庵在水浒故事中加入了更加强烈的儒家思想，而这种思想深刻宋江身上。
【参考文献】
①陈戍国：《孟子·梁惠王上》《四书校注》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5月 ②班固：《汉书·董仲舒传》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③张建业《焚书》《李贽文集》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 ④陈戍国：《大学》《四书校注》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5月 ⑤转引自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⑥陈戍国：《孟子·公孙丑上》《四书校注》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5月 ⑦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1月 ⑧《左传·隐公六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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