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思辨观看翻译主体的相关问题_哲学与翻译

其他范文 时间:2020-02-29 00:39:47 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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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思辨观看翻译主体的相关问题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哲学与翻译”。

〔摘 要〕 近年来,翻译主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研究倍受关注,这是因为它们是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鉴于翻译主体的相关问题有其深层的哲学渊源,从哲学思辨观的角度出发来探讨翻译主体、英语翻译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问题,可以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视野。

〔关键词〕 主体;主体性;主体间性

近年来,翻译主体的相关问题研究倍受关注。从主体到主体性直至主体间性,其论域不断延展,认识不断深入。从本质渊源来看,哲学上主体问题的认识论与翻译学上的主体研究总是有着难割舍的联系,换言之,主体问题的哲学思想无疑奠定了翻译主体(性)理论建构的深层基础。本文正是基于这种哲学思辨观来考察翻译主体的相关问题,以摆脱仅停留在翻译平面上的认识。

一、主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哲性思辨

(一)主体界定

主体是与客体相对而言,主体是指实践活动和认知活动的承担者,而客体是指主体实践活动和认知活动的对象。马克思主义认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是主体,也就是说,主体和人不能完全等同。主体是有头脑、有思维、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和认知活动的个人或社会集团,意识性、能动性、实践性和社会性是其本质的特性,因此只有意识性、能动性、实践性和社会性的人才可能成为实践、认知和审美主体。这样,对主体哲学内涵的分析就包含了对主体价值的判断。当我们说人是主体时,这里蕴涵的是一个价值判断,价值成为其判断的有效参数,因为它对人的地位、角色、作用和意义作出了价值评价。这一点显然不同于人是有头脑、能思维的动物这种事实判断。

(二)主体性

主体性的研究是以主体价值为基础对主体属性的研究。“主体性,是人作为主体的规定性”,“主体性最根本的内容是人的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简言之是人所持有的主观能动性”。[1](P4)主观能动性是主体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最突出、最集中的思想品质。实践的主体性表现在主体对客体的对象化里,表现在主体与客体发生关系时所体现出来的主体作用于客体的积极主动性上。但西方哲学的先验主体性唯我论却过分张扬和强调先验之自我,它认为自我是理论认识的中心,是社会政治行动和相互作用的中心,[2](P12)是世界的本源和最终根据。而客体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中是消极的、被动的。

显然,这种意义上的主体性研究是片面的、狭溢的、极端化的,因为它忽视了主体性的另一面,即受动性。翻译主体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看,主体性是主动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二者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中,缺省任何一面都是对主体性的一种曲解,一种非完整的理解,这是因为主体性只有在主体与客体的对象关系中才能表现出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客体制约性的存在,另一方面是由于主体社会性的存在。

(三)主体间性

近代哲学即意识哲学或主体哲学由于先验主体性唯我论的困境而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主体间性的研究范式。主体间性理论的崛起是力图消除传统哲学的先验主体中心理论,克服主客二分式的思维模式,进入主体与主体关系的新模式,从而揭示不同主体或自我之间的相互理解及关系问题。主体间性作为正式的哲学话语,可以溯源到胡塞尔的现象哲学,它是现象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因是现象学所关注的是个体自我或此在(把人称为“此在”)的意识及生存体验,这就需要解决自我如何使他人理解自己的体验,以及自我如何把他人作为主体而不是客体来加以把握的问题。继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之后,主体间性理论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以及哈贝马斯的语言交往行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下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主体间性理论强调的是人与人,物与物,主体与

客体,自我与对象之间的相互生成、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交互主体关系。[3](P222)

在主体间性中,既有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也有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主体—主体”模式并没有完全否定和取代“主体—客体”模式。一方面,“主体—主体”关系是以“主体—客体”关系为背景的。主体与主体作为复数的主体,与他们共同的客体仍然处于“主体—客体”的关系中,是更宏观的“主体—客体”关系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主体—客体”关系中,每一主体作为对方的对象性存在,具有一定程度的客体性,也就是说,“主体—主体”关系中又包含着更微观的“主体—客体”关系。[4](P33);[5](P74-75)在哲学上,主体间性的研究方向和成果使人们在意识视野中对主体关系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也是一种深层次的思想认识。

二、翻译主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基于哲学思辨观的考察

具有先行性的哲学始终是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基础,翻译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审视哲学上关于主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思潮,我们也看到了步于其后的翻译主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理论研究。

纵观中西翻译史,早期的翻译主体问题研究主要是译者主体的研究,多局限在译者随感式的美感经验之谈,哲学对翻译的态度偏重于“主观”,总体的情势是译者“重效果”、“凭感觉”者居多。20 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西方学术界崛起了以多元取向为特征的翻译研究学派,如目的论学派、阐释学派等,这表明文化哲学诗学的转型已势不可挡,社会、历史、政治、文化思潮已不可逆转地涉足到翻译研究领域,翻译主体性、翻译主体意识、翻译主体间性等理论探讨也在向更广、更深的层次上发展。

(一)翻译主体界定

在翻译主体问题研究的范畴里,首先要涉及的问题是“谁是翻译主体”。这一点在翻译学术界中一直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主体,例如高宁、[6]袁莉、[7]屠国元、[8]查明建、[9]陈大亮、[1]吴波;[10]二是认为作者、译者和读者是翻译主体,例如杨武能;[11]三是认为译者和翻译理论研究者是翻译主体,如刘宓庆,[12]等等。

从主体的哲学定义来看,主体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那么翻译主体就是翻译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在这个意义上,译者理应是翻译主体。但译者主体之言并不否定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其他主体的存在。可以说,翻译文本客体存在的社会性、中介性把各级主体联络在一个互动的关系网中。作者作为文本创作的主体、读者作为文本接受的主体、出版商或赞助人作为社会的主体与译者作为翻译实践的主体都是交往主体,差别只是在这个关系网中主体的性质不同。彼此之间的交互(互动)关系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但在表现形式上是围绕译者主体中枢展现的。作为一个中心环节,译者主体在认知框架内整合了包括自我在场的意识与其他交往主体的意识,最终实现了译本客体的社会存在。

(二)译者主体性的表现维度

如果译者是翻译主体,那么译者主体性的表现空间又是何种情状呢? 是一种天马行空地恣意发挥,还是一种自觉自律的能动操作,抑或是主体性的完全遮蔽。在不同的翻译研究范式里,学者们各持己见。陈大亮[13]从文学活动的三大要素作者、文本、读者入手将翻译研究置于三大范式下,即重建作者原意的作者中心论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文本中心论范式与读者接受反应的译者中心论范式。作者中心论突出的是创作主体。创作主体的意图成为意义的本源和终极参照,这意味着作者的原意预设文本的意义,也是读者应发掘的意义。重建作者意图也就成了译者的使命,译者仅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是“传声筒”、“转述者”、“隐形人”。这实际上是一种译者主体性的自我遗忘,是一种无理解主体的理解。文本中心论在 20 世纪结构语言学的影响下,主张文本的意义不是由作者的主观意图来决定,而是来自于语言内部结构,为语言系统内的要素所确定,具有确定性、客观性。

因此,翻译活动被视为一种纯语言性操作,要求译者对文本的意义进行科学客观地分析,寻求原语与译语的对等,“忠实原作思想”、“再现原作风格”。可见,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是建立在消除文化差异和消解译者主体性上,甚至排除了主体的目的性、活动的场域性,过分强调了文本意义的客观性。而译者中心论则消除了作者与文本的中心地位,突显了译者的主体地位,过分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导致对主体的过度诠释。

于是,译学中出现了“翻译是改写”、“翻译是再创作”、“翻译是背叛”、“翻译是征服” 之言说。这种一味夸大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势必造成译者身份的剥夺。如果译者的翻译本质身份都不存在了,那就谈不上译者翻译的主体性。翻译研究的这三种范式把译者的主体性从一个极端推至另一个极端,其结果就是一种扭曲了译者的主体性,一种不成熟的译者主体性观。

译者主体性是主体性的次级范畴,它同样是译者主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这符合辩证法的思想。在哲学视域中,译者存在的基础是翻译实践。“翻译实践既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又是改变对象、使对象具有属人的性质、从而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活动。”[14](P71)

这意味着翻译活动是译者实现主体价值的意识性实践活动,是译者主体能动性的体现过程。译者认识和分析的客体对象是文本,它是以语言符号构成的文本世界,而不是自然科学的客观物质世界,这样就产生了文本世界的独特性,即人文性、精神性。对文本世界的认识就有赖于对文本话语意义的理解和阐释。事实上,意义的理解、阐释与再现一直是贯穿于翻译的整个过程。

在对原文本的意义解构与译语建构中,译者的主体性得到集中的体现。文本意义的解构是对文本对象意义化的过程,即对认知意义的提取过程,也可概括为文本对象的主体化。这个过程渗透着译者主体对意义的选择、修改、甄定的思维特质。它具有时空性和个体性。“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自我,在不同的文化语境里也有不同的自我,绝非一成不变”。[15](P8)

这里可变的自我,既指涉了有意识地调换自我的角色,也指涉自我知识认知结构的变化,包括语言知识、文化知识、审美意识、情感体验等认知结构。同一个人尚且存在着自我的可变性,不同的人其个体性差异就更为显著,这些方面为文本意义的理解确定了主体主观能动性的依据。具体地说,译者在解构与建构文本意义时,他承担的角色不是意义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意义的主动创造者,他总是带着具有时空性和个体性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去提取文本的认知意义及再现文本的认知意义。这样的认知过程与认知结果(译语文本)也就体现了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的方面。特别是有些作品,其文本意义的开放性较大,给人们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也较大,译者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就更为明显,文本具体化的结果在不同的个体译者中也就有了差异,正如“一千个人读哈姆雷特,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同样,所得文本认知意义的译语建构过程即为主体的对象化过程(译者创作出译本)也渗透着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例如在风格方面,译者的措词、造句、谋篇都有自己的创作特色。对比朱生豪与梁实秋两位著名翻译家的莎士比亚译作,我们可以看出,前者的译作是归化翻译的结果。风格上,它体现了汉民族的语言特色。译文译笔流畅、译词优美,读之,能让人既感受到莎翁的灵性,又能领略到汉文的韵味。而后者则主要采用异化手法来翻译。风格上,译文挽留了异域风貌,能激发读者对异域作品创作风格的兴趣。他们在译本创作风格上的个性显化虽有差异,却能各自迎合不同读者的心理期待视野。再比如措词的个体性风格方面,请看下例:

...yet, as it sometimes happens that a person departs his life, who is really deserving of the praise the stone-cutter carves over his bones: who is a good Christian, good parent, child, wife or husband;who actually does have a disconsolate family to mourn his lo;...(Vanity Fair)

„„不过偶然也有几个死人当得起石匠刻在他们朽骨上的好话。真的是虔诚的教徒,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儿女,贤良的妻子,尽职的丈夫,他们家里的人也的确哀思绵绵地追悼他们„„(杨必译)原文中“good”一词的翻译,可谓妙笔生花。“虔诚、慈爱、孝顺、贤良、尽职”在译文语境的关照下,不正是与原文语境中的“good”一词在深层意义上构成对应吗? 此词的翻译正是译者创生译

文意义的个性风格体现。

然而,在承认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不能否认译者的受动性,正是两者的共存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译者主体性。译者翻译的受动性一方面来自客体的制约性,另一方面来自主体间的制约性(差异性、通约性)。文本客体是译者主体实际操作的对象。作为一种存在的实体,它有其自身的特性,无论在形式上(如叙述风格),还是内容(意义)上都区别于他文本,这就构成了对译者操作的约束,或者说,客体对象作用于主体。这种作用力说明了译者主体性除了主观能动性外,还包含着受动性。就以文本的意义为例。文本是语言的构成物,语言的运用蕴含一定的理性,语言的意义虽然存在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但在话语的语境中将其置于认知主体体验性认知系统中加以理解时,则具有确定性的一面,这才使得人的语言交际成为可能。据此,文本一旦形成,在相应的语境下,其意义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不是一种完全游离不定的东西。这就要求译者基于现存文本自觉自律地去解读文本的意义,而不是“放纵理解”,形成完全无约束的翻译认知行为。译者主体性的张扬或克制的程度还受制于社会客体。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的精神家园而生存在真空中,因而在主体与特定现实发生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过程中,译者主体的意识难免要受到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干系,受其导引、指令或规范。首先从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他的选择结果反映了一个特定时期社会文化的需要。例如,在晚清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严复择取的翻译文本多是以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哲学、法学等方面的主题内容为对象,如Evolution and Ethics(《 天演论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原富》)、Spirit of Law(《法意 》)、System of Logic(《穆勒名学》)、On Liberty(《群己权界论》)、Study of Sociology(《群学肄言》)、History of Politics(《社会通诠》)等。同样,由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自我预设,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语言风格上的特征都会受到这一社会客体的影响。再者,对翻译文本内容的操纵方面,那些有悖于社会主流文化意识或者说与社会主流文化意识逻辑不相容的东西,往往会在译者翻译过程中被删节或更改,以符合主体认识上的需要。[16](P86)

由此可见,译者纯主体性不断面临社会文化意识的挑战,社会文化意识规范有时甚至会将译者主体性弱化到隐性状态。译者主体性的受动层面也体现在主体间的关系上,即主要表现为译者主体、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上。从实践的交互性角度来看,译者主体实践的社会性意味着其行为的社会化过程,是“自我”与“他我”人际交往关系的社会性整合,即在确立自己的同时,也确保了与其他主体的合理关系。也就是说,译者的翻译实践活动必然要受到他主体存在的约束。从翻译本体论来看,一方面翻译是译者对作者创作文本的译语建构,而原文本的创作是作者的一种意识行为,包含了作者的自我(主体)所思,这样,译者在文本的解读过程中,就自然建立起与作者之间的主体关系,受到作者思想意识的映射;另一方面,译者翻译文本的终极目标是指向译语读者,需要译语读者在自我的心理期待视野中去体验作者的思想意识活动,这就形成了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主体间关系。从中可以看出,译者主体是介于作者主体与译语读者之间的主体,其翻译认知行为既要受到作者对读者的意识召唤的约束,也要受到译语读者阅读期待的约束。在这种约束下,译者所建立的主体间交互关系的理想目标就是主体间的和谐性,即通过具有主体多极指向性的文本这一中介客体建立起与他主体的交互关系,并在这种交互关系中使译者对文本的对象化结果既满足译者主体的需要,也兼顾了他主体的需要。

以林纾的翻译为例。他的早期翻译活动是以道德价值为主要取向,如《黑奴吁天录》,而后期则以审美作为主要的价值取向,如《吟边燕语》等作品。价值取向决定了他的翻译实践方向,决定了他在不同时期对作品的选择。为了成功地实践译者主体的价值观,他同时也兼顾了“他我”的读者(接受主体)的需要,带着读者的期待视域,与理想的作者、作品的召唤结构相遇。在交互活动的关系中,力求建立一种主体间的和谐性。为此,他在特定的语境中,与读者对话、协商,在保持原作精神价值的前提下,选择了适切的翻译策略以及语言的表现形式。由此生成的译文就是主体间视界融合的结果。

由此可见,生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的译文是原文本的意义、他主体(作者主体、读者主体)和译者主体一起处于动态的、不断的交互影响的过程中生成的产物,是译者主体翻译行为主观能动性与受动性双重特征的综合表征结果。

译者作为人,作为主体的存在,作为主体间的存在有其自身的价值存在,他有意识、有理性、有价值标准,如审美价值等标准。译者的价值观是在他与客体、与他人主体以及社会文化等要素的关系中实现的,并外化在译语文本中。因此译者不是孤立的个体,而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基于这一点认识,我们进而从具有价值意识的人的主体性出发,就能较客观地描述并揭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行为,也能在认知层面上更好地指导译者的翻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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