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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特级教师讲座之十王栋生（吴非）： 我的教师生涯及对教师发展的思考
主讲人：南京师大附中特级教师王栋生
（笔录者：倪孟达）
“于漪茶座——全国名师报告系列活动”在于漪老师的“娘家”杨浦高级中学拉开帷幕，首位登台演讲的，是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南京师大附中王栋生老师。王老师是著名的杂文家，笔名吴非，曾获首届“林放杂文奖”，出版的许多教育随笔，如《不跪着教书》、《前方是什么》受到教师们热捧。
“非常抱歉，让大家星期六来听我说话，”王老师以这样一句略带南京口音的话开始了他今天的讲课，“家中有老人、小孩的老师可以先回去，我不会在意。”当然，不会有哪个老师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
（为便于行文，以下内容根据笔记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述，有关的事例和观点都属王栋生老师所有，若所记与原意有出入，则是我的责任。）
任何职业都有危险性，教师职业有没有呢？“教师是一种高危险的职业！”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误人子弟”，可以这么说。我们做的事关系到别人的未来，要考虑以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本来应该在上午赶到上海来的，可我上午在学校里还上了两节高三复习课。这是一种现实。”我们的教育假如都在忙着这些东西，这样的教育还有前途吗？”
教师的危险性在于三句话：
其一，用反科学的方法搞科学教育；
其二，用不道德的方法搞道德教育；
其三，打着素质教育的旗号搞应试教育。
我与商友敬老师在一个地方见到一群老人为了抢超市派发的营养品打得头破血流，感慨很多，联想到教育的问题。这些老人，当他们正值最好的年龄，最应该学习的时候，他们在干吗？他们遇上了史无前例的“大革命”，都在街头打打杀杀，如今为免费营养品而大打出手，只不过是他们的历史延续而已。
古希腊称教师为“智者”，说明教师角色之特点在于多智。故我们需要提高自身的素养，要回到常识。
我曾开玩笑说，“我们学校成问题了，连我都成人物了”。“在五十年前，如果以我这样的水平去‘中大附中’应聘，门都不敢进。”引用教育家杨启亮的一句话：“我最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东西了。” “这句话现在轮到我来讲了。”（苏
格拉底说“自知无知故求知”，“我之所以是天下最聪明的人，就是因为我是天下最有自知之明的人。”）
有一年我在档案馆里查民国时期教师的工资，看到中央美院一教师月入230块大洋，而当时普通职员月薪20多块。如今老师们都在抱怨待遇低，我们首先应该反问自己：“你值几块大洋？”横向跟别的国家的教育工作者比一比，纵向跟先辈同行比一比，我们的付出与所得匹配吗？
有一个大学校长面对台下500多位中学教师说：“师范生的水平太差了，比你们还差！”这话引起了台下的公愤。作为大学校长，不了解中学的实情，讲这话有其不严肃处，但关起门来，我们老师应反思自己，我们究竟如何？
最喜欢讲的三句话：
我是犯过很多错误的教师；
我是不断地在教育教学中改正错误的教师；
因此，我是一个合格的教师。
对于名誉，那些我毫不在意，我唯一看重的是，学生能够成长为有用之才。
教育不是工业、商业，教育是农业、林业，我常说我是一个农夫。作为农夫，我要抓住农时，对天气特别在意，最后才能收获果实。在我的土地上，我可以做什么？这是我要思考的问题。在社会中，有很多不平等的关系，如官与民，但在教室里，师生是平等的。
教师从事的是理想化的职业，因此每个教师都应有理想。我们的教育口号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但我们更应该办对得起民族的教育。
《中国教育报》记者问我现在的理想是什么，我这样跟他说：早晨孩子们背着书包去上学，嘴里哼着歌，一路上还可以停下来欣赏一下沿途的风光；在学校里跟老师同学们愉快地呆在一起，课堂里积极地探讨问题，有许多收获；下午四点钟的时候，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向妈妈深情吟诵今天刚学会的诗歌，跟她谈论自己的理想。（大意如此）其实这不能算理想，在我们的过去，这些都是真实有过的生活，怎么就成了理想呢？
小学教育研究专家于永正（音）说，教了50年书，把自己教成了孩子。我起先不懂这话的意思，但忽然有一天领悟了。今天的中华民族是个吃馒头但不做诗的民族。教师应该追求自己的理想，在理想中提升自己。老师有理想了，学生才会有理想。
我有这样一段经历：
有一天遇到一个学生，跟他说，你最近语文成绩好像没有提高啊！学生回答道，老师，我现在不一样了，我看世界的眼睛变亮了。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听到这话多么令人欣慰啊！
我有一个课代表，长得高大帅气。有一年的12月13日，学校要搞一个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活动，要排诗歌朗诵节目，物色人才，我这个学生朗诵普希金的《致大海》，一个历史老师听了几句之后，就非常激动地说，“就是你了！”学生对他说，请别打断我，诗是不能打断的！
我们如今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让这样的学生更多一点。
教师职业的危险之二，是当下老师们把教育当作名利场。
我们有一套独特的制度，评职称，非常详细，且等级分明，在世界上恐怕不多见。我主张取消职称和各种荣誉，一切归零。这话以前不敢说，怕别人说我“酸”，现在得到了那么多荣誉，也就可以大胆地讲了。
许多老师的名片上有一大串头衔，我不会记住他那许多内容，只知道他是哪一个县的老师。教师只要刻苦钻研，把课上好，其他什么都不重要。有一个老前辈说：“我得到过所有的荣誉，现在退休了，把所有的还给社会了，现在只剩下一个‘情’字”，多么感人的话啊！
我有很多次路过杨浦高中，看看校园中蓊郁的树木，就想到于漪老师，想她在这里度过的那漫长的岁月，她刚来时，这些树应该还是小苗吧？如今大树参天，它们都是见证。
在今天这个名利场中，年轻教师都把目光盯着考试成绩，在那些微小的分数和名次上斤斤计较。评职称时，材料里无一例外会提到成绩，说“高考成绩名列年段前茅”，其实分数就差0.2。这有意义吗？
你是不是好老师，要看的是：
其一，学生是否喜欢你的课？你上课前，学生是以期待的心态还是以恐慌的心情等你到来？课堂中，学生是不断地看表，还是不知不觉又一节课过去，感觉时间过得好快？
其二，学生是否喜欢语文？只有真正让学生喜欢上了这门学科，语文老师才算是成功的；
其三，由于你的教育，学生是不是养成终身学习祖国语言的意识？
我有一个女学生，嫁到了日本，回来后跟我说了这样的事。有一天她在家里接到丈夫的外婆打来的一个电话，老人家92岁了，一个人固守在老家的一亩地的茶园边，她打电话给外孙，是要告诉他，自己新得了一句诗（日本俳句）：“薰风里，茶道已万事俱备了。”而这个女学生的72岁的婆婆，在家里做完家务，闲坐着时，也不时感慨道：“啊，那逝去的岁月！”这是明治以来，日本的教育在国民的心中播下的种子还在发芽。
在我们当前的教育体制下，老师和学生都在追求着分数，而背后还有大量“卖狗皮膏药”的高考专家。
有一个校长说得好，一个愚蠢的教师，如果勤奋地工作，那将是教育的灾难。他该去吃喝玩乐。他勤奋的结果是，学生被迫害，被误导；学生不喜他，家长怕他，同事气他。他是一个奴隶式的人，站惯了就不敢坐。但校长喜欢这样的人，他会说勤能补拙，非常投入地做练习，也要学生跟他一样投入地做练习。但专业修养不够的教师，越努力结果会越糟糕，他越想弥补自己的愚蠢，造成的灾难就越大。
因此说，做一名合格的教师，除爱心之外，还需要智慧。学校里最可怕的也是最常见的现象是，一个愚蠢的老师管50个智力正常的学生。
如今又有新的灾难来临：应试教育培养起来的学生现在当老师了，他们之前所有的压抑现在终于有一个释放的渠道了。这些老师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喜欢给学生排名次，而不问这样做是否科学。
我看过一张希特勒的照片，那是他从林茨小学毕业时的合影。老师按照学生的成绩排顺序，成绩好的学生站前排，越好的跟老师靠得越近，而希特勒的成绩很差，排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进入中学，希特勒学的是文科，他成绩依然不好，有一个同学，是犹太人，叫维特根斯坦，成绩也不好，跟他同班，后来成绩好起来，跳级了，而希特勒依然享受“差生”待遇。这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希特勒的孤僻和变态性格，跟早年受教育中形成的自卑不无关系。
于漪老师从不用“差生”这个词，我也不用。
中华民族是个残忍的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在自相残杀，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相斫史”；而今天社会上屡见不鲜的“灭门案”，跟我们功利的教育有无关系？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跟教育有无关系？
我曾对大四的师范生讲，讲台并不神秘，却很神圣。它最适合有民主平等意识的人。
学校、教师都应该有精品意识，要严肃认真地从事科研工作。有的学校一年完成十几项课题，有的教师一年结两项课题，问他具体都做了什么，却支支唔唔说不出来。“十年磨一剑的人是侠，一天磨十把的是菜刀。”
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一般都会很快完成了自己的课题，然后找工作，买房子，结婚生子。而美国的学生，却很喜欢当博士后的经历，虽然收入不高，却可以呆上13年，做着枯燥却有意义的事。而十几二十年后，诺贝尔奖就会被这样的人捧走。我有一个学生留学美国，说自己正在做着一项研究，“不长，才做了五年”，他说再过个十三四年，就可以完成这项课题，将对攻克红斑狼疮有作用，他在其中有1%的贡献。他说人类真了不起，全球有5万多人在研究，不用多久，就可以攻克红斑狼疮了。我问还要多久，他说，大概也就七八十年吧！言语背后是如此真诚的理念。这话让我如何能不激动？让我如何不以他为骄傲？于漪老师说62届的学生是她的榜样，那么这样的学生也就是我的榜样了。
对于学生，我们的做法要改善的还有太多。
在加拿大，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学生做了这样一道题，3＋5＝6，老师说，了不起，你快接近正确答案了。而我们的老师很少能有如此的器量。
某学校有一个网络作文教学的经验，即把所有学生的文章传到网络上，处于公开状态，任何人可以看到任何文章，并作评论。我说这样不妥，因为“写作是
一种私秘性的事”，学生有权拒绝把自己的文章公开，尤其是写作能力较差的学生，我们该尊重每个人的隐私权。以前我曾打算在课堂里朗读一个学生的作品，征求她的意见时，她拒绝了。她写的是悼念外婆，不想公开此种情感。这种文章只能给老师看，因为老师是学生最信任的人。
同样，学生的日记也不是教师可以随便翻看的，父母也没有这个权力。家长不该去撬孩子的抽屉，更不该偷看他们的日记。
西方的家长在进子女的房间前，轻轻敲门，问：“我可以进来吗？”正是这轻轻一敲，诞生并延续了他们的民主传统，形成他们的民主社会。
下面要讲的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
首先一个，教师应该自觉地读书，沉潜下去。
看赵志伟、于漪老师的书，一个感触是我们教师平时花在备课上的时间远远不够。如今有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苏教版教材配备了全套的教学设计，每篇课文都有几套教学方案，教师上课前看一下课文，再参照这些设计，一堂课就能应付过去了。编写者说：“与其让他们瞎讲，不如让他们照着讲。”“这样教师能成长吗？”“管不了！”
教书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当前的课堂缺少创造，许多公开课听起来都似曾相识，都是重复的工作。
鲁迅的《祝福》，最初有人设计课堂思路：“二进鲁家，三幅肖像”，我刚开始的时候，也延用这种上法。教第二遍的时候，我换了一种构思，鲁迅有很强的记财意识，我就让学生专门研究“钱”的问题，跟祥林嫂有关的各种各样的钱，包括每月工钱五百文，婆婆搜刮走的三个半月的全部收入一千七百五十文，被婆婆嫁进深山的“卖身钱”八十千，捐门槛的十二千（即十二元鹰洋）等，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祥林嫂的命运是跟四个方面相联系的。（钱理群概括为“四条绳索”的旧说，即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活活勒死了祥林嫂。）
第三遍教《祝福》又换了一套思路，让学生读过一遍文章之后，写300字的《论柳妈》，思考：如果祥林嫂跟柳妈的遭遇对换一下，祥林嫂会说出人死了要进地狱、二婚的女人会被锯成两半这样的话吗？研究的结果是，祥林嫂不会这样说，因为她“天生善良”，以此为基础展开课文内容的研读。
教师应当不断有创造，我们不能把教研难题当作懈怠的理由。
应该从小事做起。
日本邮政大臣野田圣子，大学刚毕业时任某饭店的卫生总管，有一天在检查工作的时候，看见一个老工人在清洗完便桶之后，随手舀起一杯水喝下去，她很错愕。但后来她自己做卫生清洗工作时，她也这样做了。这是日本人留给世人最为深刻的印象：可怕的认真！用一丝不苟还不足以形容。1962年，冰心挨批斗，被“罚扫女厕所”，后来人们发现，她打扫的厕所是最干净的。
关于教师的成长，有这么三个思考。
其一，教师是思想者。
有没有独立的人格，对教师来说非常重要。
对于儿童读经这件事，如果出发点是培养孩子们的语感，我是赞成的，但要说建立有道德的人格，我则是反对的。
我们应该怎样培养学生的人格？英国哲学家罗素被人问到一个问题：英国的教科书说拿破仑是英国人打败的，德国的教科书说人拿破仑是德国人打败的，我们到底该怎么办？罗素说，很简单，把两种说法都收入教材里。那人说，这不是要让学生疑惑吗？——我们正是要让孩子们产生怀疑的精神，然后让他们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是罗素的回答。
每个教师应该敢这样说：上出一个“我”来，要有自己的风格，要自信。
很多年前，有人听完我的课问，你属于京派还是海派？我说不懂是何意，他又说是北派还是南派？我说“初出茅庐，无宗无派”，但我的心里说：“老子是王派！”为何要强行把自己归于哪个门派呢？
要敢于怀疑权威，坚持自己正确的认识。
大科学家袁隆平，几十年研究农业，人长得像土地一样，但其实是公子哥儿的出身。他是南师大附中的校友，我曾问他在*期间为何能够那么顺利，他说怎么顺利呢，也是有凶险的呀。毛泽东有农业八字宪法之说：“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袁隆平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妥的，有同事说，你要当心，这是毛主席说的！袁说，毛主席不是学农的。换作其他人，这句话在*中早已足够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可当时的湖南革委会作了批示：不要动袁隆平（因为革命也要吃饭）！
八十年代我教马识途的《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四川抗洪救灾纪事》一文，这是一篇通讯稿，时间是下午第一节课，当时有来自山东某地的一个教师考察团听课，为了不让他们在辛苦的观光之后，在课堂里被催眠，我给学生布置了一个课堂任务：这是一篇新闻报道，在严密的同时也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你们把它找出来。这个问题激起了学生的兴趣，也调动了听课老师的情绪。17分钟后，有一女生眉头一皱，要求发言。她提出疑问：这场水灾，共造成多少人死亡？我回答说8100人。可为什么文章里没有提到？——这就是问题所在！
一篇报道自然灾害的新闻稿，居然只字不提人员伤亡的情况。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作者却把它“忽略”过去了。这节课就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谈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我说总有一天我们的报道里会提到人员伤亡情况的，到1994年，一篇有关灾害的新闻在财产损失之后，报道了人员死伤的数目；1999年，人员伤亡被作为最重要的信息加以报道。
92年我教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这是一篇难上的课文。我对学生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文章里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邓小平说毛泽东最讨厌别人引用他的话，可自己在全文引用了多达16处，这是为什么？
（此时王老师提到一篇文章《史可法上多尔兖书》，我怀疑是自己听错了，存疑。但他引出了一个结论：实力不够，不能强攻。）
邓小平在1978年3月为了扳倒以华国锋为代表的继承毛泽东遗志的保守势力，批驳“两个凡是”的荒谬，实力尚不足，只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因此这篇文章就定位在两方面的解读：学习任何文章都应了解其背景；了解政治家的智慧。
作为思想者的语文教师，应该有反思自我的能力，对传统语文教育要有所认识，要了解百年语文教育史。
其二，教师是学习者。
“把学习当作智慧的酵母。”
“一个老师应当在没有行政命令和社会压力下自觉从事教学研究。”
一个年轻教师问我：“一年写了80多篇文章，读了7本书（实则有数十本），难道不浮躁吗？我三年都没读完一本书。”
如果他这三年里读的不是《资本论》，这句话真难以理解。整年读不了一本书的教师，还成其为教师吗？
南京的一家饺子店，环境干净，饺子也好吃，但最值得称道的是店里的一景：老板办了个墙报，让员工们每个月写一篇作文，抄在上面，那天我看到他们作文的题目就是《说说我的家乡》。
一个当大老板的大学同学，布置公司里的中层以上的干部每人每月写一篇读书笔记，这样可以让他们“少做坏事”。
这些都是我们教育的希望。
按江苏省的规定，像我这样的人（教授级中学教师）可以干到65岁，但我到60岁必定要退休。人生很短，剩下来的时间我要学习，学数学，学理化，学外语。我身边其他学科的老师也在学习写作，写读书笔记。有个历史老师写《我与地坛》读后感，比很多语文老师都深刻。《新语文学习》杂志上也发表数学、化学老师研究语文的文章，给我们语文教师增添一点压力。
俞正声到上海履新时，视察某报社，说报纸也要有文学性，趣味性。他在去湖北前，读过池莉、方方的小说，到了武汉一看，果然如此。来上海前，他已读完《长恨歌》，到了那些弄堂里，才明白王琦瑶之所以会是王琦瑶的缘故。
读书要博，也要杂。但书是读不完的，知识也是无穷尽的。
1997年江苏某报采访我，题目叫《我的读书很可怜》；2007年《中国教育报》采访我，题目叫《我的读书仍然很可怜》。
在无书可读的时代，我读《联共（布）党史》，从中学到了表达的方式；跟陈白尘读《太平天国史》，学到了方法。学习是无处不在的过程。
其三，教师是一个实践者。
我们首先要反思自己的“听说读写”的能力。
有没有一双善于倾听学生的耳朵？
能不能尽可能准确、优美、生动地表达？
能不能不用教参而读深读透文本？
写作水平如何？能写出一手好文章吗？
从85年到87年，我每天坚持写两则笔记，一是教育笔记，记下当班主任的趣事，记录教育过程中的失误。再是写一些自己的东西。
要敢于面对学生的挑战，跟学生写同题作文。学生给我出了一个题目《谈谈错误这东西》，我一口气写了两篇，以后让他们写文章，就再也没有情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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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和学生一道成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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